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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 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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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4 08:34: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纵观茅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茅台神话崛起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伴随着茅台身份的一路蜕变:从一开始受制于权力,到依附于权力,最终试图挣脱于权力。成全它造就它的,是这个处于大变迁的伟大时代。反过来说,能毁灭它的,亦只有这个伟大的时代。表面上看,在高净值人群崛起的大背景下,大众消费似乎能够支撑茅台走下去。但越往后,茅台的不确定性就越大。目前茅台的主力消费群体是一群油腻的中年男人,他们的成长阶段几乎没有葡萄酒和洋酒,对白酒形成了固有的路径依赖,支撑了近十年来白酒行业的快速增长。等到90后、00后构成市场购买力的中流砥柱,白酒产业的夕阳程度就会越发明显。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逐渐成熟,茅台的润滑剂效应恐怕还会进一步降低,那种“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场合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茅台还能在A股屹立不倒吗?

前段时间,万科提出“2018年将是房地产小年”,市场是一回事,政策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在关心,楼市严控还会持续到明年吗?或许,我们还无法看到这轮调控的截止时间点。这一次调控和过去的本质不同在于,过去从消费端的调控本质上不会对楼市产生根本性影响,房地产处于短周期波动阶段。而这一次从源头出发,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楼市的长效机制,目的就是为了治标也治本,未来可以不用为了房地产如此疲于奔命,因为这个行业的不正常也会吸走很多舆论注意力。而本质上那些限购、限售、限价的调控政策,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行业速冻,使得楼市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落地之前,可以让这个行业不至于失控。从2017年开始的调控,到了明年2018年依然是调控严控期,房地产依然需要相对冷冻,为长效机制争取宝贵的时间。基本上,只要不把租售并举给彻底落地了,商品房市场就没有放松的可能。这轮调控还要多久?很久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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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中国经济的主要思路:五位一体构建现代经济体制                 
【研究员】:
十九大在经济方面总体的提法是按照新理念建立现代经济体制。什么是现代经济体制?五位一体:实体经济、现代金融、技术创新、市场经济、全方位开放。而现代金融和全方位开放,这两个都有新的动向,值得重点关注。现代金融从报告上来讲,主要是继续推进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调整金融监管体制;全方位开放就是让别人来搭我们的便车,一个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巨大的过剩资本,这个活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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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下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博导、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魏杰受博商会邀请,做了主题为《解读十九大:迎接新时代,抓住新机遇》大讲堂,深入解读了十九大精神。魏杰教授在三个小时内,选取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经济部分,并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最新经济动向及市场表现,就报告所提的“按照现代发展观建立现代经济体制”给出了自己的构想,并着重解析十九大对建设现代经济体制中的现代金融和全方位开放的布局。其演讲深入浅出,干货满满。以下根据魏杰教授口述整理而成:
十九大刚开完,人们最关注的还是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十九大描绘了非常宏伟的蓝图,这个蓝图有三个时间节点,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这三个时间节点都很清晰,在座的各位可以看到现代化强国。
目标振奋人心,实现目标实干才行。对怎么样实现这个蓝图,十九大报告做了一些详细的规定,涉及到五个方面的内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十九大报告里面五大方面的改革都涉及到了。我是搞经济学的,除了经济之外其他是外行,所以,我和大家交流的学习体会只能讲经济这部分。
经济这部分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总的题目是“按照新的发展观建立现代经济体制”,这是经济方面的总题目是“按照现代发展观建立现代经济体制”。
什么叫现代经济体制?我对这部分的研究,所谓的现代经济体制由五个部分构成: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市场经济、全方位开放。这五个部分构成了中国的现代经济体制。
下午的时间我也不可能把这五个部分都做一个讨论,最近我在调研,发现在座的诸位最关注的这五个部分的两个,一个是现代金融,一个是全方位开放。所以,我们下午讨论十九大报告提的现代经济体制只讨论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现代金融,一个是全方位开放。
先讨论第一个现代金融。现代金融这个问题上,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上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继续推动金融体制改革,这是现代金融里面的第一个内容。
怎么改呢?五个内容:
1. 银行改革。
银行要继续改革,比如说放开民营银行的问题、银行股份化改制的问题、利率市场化的问题等等,所以,银行改革要继续推进。
2. 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
我们继续是银行融资为主的话,我们国家的杠杆率就降不下来,因为银行融资是债务资金,在债务资金为主的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负债率比较高,杠杆率很高。真正降低整个杠杆率,就放开非银行经济机构,因为它是资本金,不是债务金,所以,要继续放开非银行经济机构,各类投资公司、各类保险公司等等,这个是改革的第二项。
3. 资本市场改革。
资本市场还要进一步继续改革,比如说审核制还没有完,比如说整个资本市场的框架体制还没有结束,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4. 外汇体制改革。
就是汇率的自由化和外汇买卖的自由化,我们就是两个自由要继续改,还没有完成改革。
5. 要放开中国的金融服务业。
真实外部外资进入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再受控股20%的限制外资进入银行、信托、基金、期货等等,可以达到控股51%,就是可以绝对控股,而且绝对控股运作5年之后还可以取消上限,要全方位放开中国的金融,这项改革仍然持续进行。所以,现代金融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推动金融体制改革,这五项改革将继续推进,这是现代金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二是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是这一次讨论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所以,防范金融风险成为了现代金融讨论中目前讨论最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判断未来中国要爆发风险的话,可能在金融方面。
建议大家注意一个判断有变化,过去我们认为风险来自于增长,增长一降可能就出问题,所以,一直提保增长、稳增长,这一次明确判断风险是金融,而不是增长,所以,要防范金融风险。所以,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我们未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问题。

十九大下了一个死命令,就是绝对不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绝对不能爆发系统性风险,因为一旦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就伤害经济,我们很难完成原来的计划,所以防范金融风险是未来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怎么防范金融风险呢?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风险的爆发往往从五个方面所引起,所以,我们提出来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是五个:
1. 抑制资产泡沫。
为什么要抑制资产泡沫?因为许多国家的金融资产爆发就是资产泡沫刺破引起,像日本90年代的金融风险就是这样引起的。所以,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就必须抑制资产泡沫。
什么叫资产泡沫?在座的诸位知道就是指资产价格涨得太快,资产价格涨得太快了叫资产泡沫。
我们国家把我们的价格分为三类,一类是消费类价格,消费类价格上涨太快就是通货膨胀。二是经济价格,三是资产价格。
具体来讲,中国统计资产价格只统计两种,一个是股票的价格,一个是房子的价格。就是我们国家所讲的资产价格主要是讲房价和股价,因此,抑制资产泡沫的意识是防止股价涨得太快,又要防止房价涨得太快。这一次提的抑制资产泡沫不是指股市,而是指房市。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估计未来五年内,中国股票价格基本上是慢牛,涨太快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未来三五年内中国资本市场是平稳上升的过程,我们是慢牛,价格涨太快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几个原因:
一是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把监管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内部交易、买壳卖壳、资本大鳄的问题极为关注,现在大数据发展,证券部门随时可以发现任何一支股票的异常波动,哪个地方出现的波动都可以看到。
在监管这么严格的情况下,股票价格涨太快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任何人这方面出现问题照样惩罚,无论是明星还是政治家都是一样。在这种条件下股价涨太快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对场外配资非常的关注,资本市场之外的资金金融股市叫场外配资,这个非常关注。
2015年的股灾就是场外配资引起,那次是银行配资。现在任何场外配资都被关注,不可能出现问题。像去年保险资金进入股市,我们国家这五六年来批了几十家保险公司,真正懂银行金融的人知道,办保险公司比办银行好,因为银行可以破产,保险公司不能破产,出了问题国家全包,因为涉及到保障的功能。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商业银行倒闭了唯独保险公司不能倒,所以,有些人愿意跟保险公司合作。我们这些年批了几十家,他们跃跃欲试进入股市。保险公司可以进入股市,但是要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价值投资。什么是价值投资?你不能控股上市公司、不能更换上市公司领导班子,这不是价值投资了。另外是长期投资,不能炒股票,今天进明天出。保险进入股市要坚持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保险公司被严格处理了几家,为什么呢?他害怕这种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引发股灾,保险资金基本被压住了。
这种情况下,现有的证券监管部门思路很清楚,只要场外配资不进来就不能引发股资,所以,对场外配资盯得很紧。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涨太快的股市不太可能,就是慢牛。
还有IPO速度在加快,新股上市的速度很快,最快一个星期十家,一般是每个星期四家左右,这么多的新股上市,把股价拉很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IPO进行的条件下,几乎是慢牛。
这几个原因判断,未来的所谓资产泡沫不可能爆发在股市,股市基本是慢牛。这一次讲的泡沫是房市。房子涨得过快引发泡沫破灭引发金融风险,所以,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是房市。
在座对房市关注的就知道住房供比与刚性需求的关系,这是观察房地产最主要的数据,所谓刚性需求就是买了为了住,买了为了住就是刚性需求。
要协调好住房供比刚性需求的关系,如果住房供比过多超过刚性需求了,就是泡沫形成甚至是刺破了。平均每家5套房了就是泡沫要破了,总书记说了房子是用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能超过刚性的需求,一旦超过就会形成泡沫。
在现实当中经常有住房供给超过刚性的可能,这是房地产产业的特点。为什么呢?房子只要有居住功能就必须有另外两个属性,一个是金融属性,一个是投资属性。这两个属性一定会引发另外两个需求,一个是投资性需求,一个是投机性需求。投资性需求是买房不为了住,就是为了收房租了,投机性需求就是为了拉动房价的。一旦超过了刚性需求就会被刺破。日本就是供需而刺破的。
1985年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有钱不知道投资什么,银行就找有钱人说你们买房和买地,买了之后就抵押给银行,之后就放放贷70%之后投资,这种买房子不能为了住,不是刚性需求,是投资和投机性需求,拉动住房供比一定会拉动刚性需求。
美国减日本的羊毛,你们知道美国就是谁的国家富有就剪谁的羊毛,1985年剪日本的羊毛,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每年升值5%的协议,很多外资涌现了日本,每年什么不干都有5%的回报。
到了日本发现没有什么好投资的,怎么办呢?也是买房子和买地。这种外资买房子和买地就是为了投资,根本不是为了住。这种住房供给一定会拉动刚性需求的。这两种力量使日本没有出现问题,因为日本有建筑法,使它不可能使房子过度的增加,所以,需求旺盛,房子盖不出来,旧房子不能拆,日本修改了建筑法后,可以把旧房子炸掉盖新房子了。原来一层炸了盖五十层,一下子住房部一下就冒出来了,把旧房子拆了盖新房子。投资拉动的住房供给拉动满足,不断的上升。
到了1989年初的时候,日本经济学家预测要出事了,住房供给远远在超过刚性需求,如果继续放的话泡沫就要刺破了,建议日本赶快紧缩,日本政府在1989年3月份紧缩。首先是怕股市泡沫刺破了,股市泡沫一刺破大量的上市公司就亏损,大量的上市公司就抛售房子,这样利润就来了,房子跑向了市场,紧接着外资要走了。
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出了馊主意,日本实行房价税,什么是房价税呢?就是房子多的个人要交税了,这下导致房子多的个人也在抛房子了,导致三大力量向市场抛售房子。外资、上市公司和房子多的个人,这样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泡沫在1990年被刺破了,现在为止还没有走出来。
去年我到日本去,有朋友带我看房子,在北京卖一套可以在东京买三套,现在都没有走出来。我们国家的泡沫被刺破比日本严重多了,中国人财富的63%表现为房产,所有的房子价格一跌等于所有的财富缩水了。这个压力很大,麻烦很大!我上一次在背景碰到一位老先生,告诉我说他的个人身家是500万,孩子都很孝顺,谁孝顺就给谁的。我听了一下就是房子是500万。这个可不是500万,我们让房子跌30%就只有300万了。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刚性的泡沫,还不能破,人们的财富都压在这儿一旦刺破不堪设想。我们房地产泡沫的提法是抑制资产泡沫。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继续吹大,但是,现在也不能刺破,就是抑制。为什么呢?继续吹大现在很麻烦,现在吹大现在就很麻烦。现在是稳住别的产业发展,实现软着陆。
怎么抑制呢?现在推出来的办法是两个一个是中短期对策,一个是长效机制。中短期对策是两条,一个是严格约束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因为这种需求拉动住房供给一定会超过刚性需求,刚性需求不限制可以放开,但是严格限制投资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就是现在的限购和限贷,一线城市每家买两套,这是刚性需求,再买就是投机性需求了,要严格限购限贷。
十九大之后会不会松动?只能严格不能松动,害怕引发金融风险,所以,会继续持续限购限贷的政策。约束不是刚性需求,而是投资和投机的需求,很明显是极其严格,越来越严格!
约束开发商的行为。
意思是你别再继续盖房子了,每家盖五套泡沫就刺破了。所以李嘉诚先生说大陆这样盖房子的话,十年房子就不值钱了,房子没有居住功能就没有投资和投机的需求了,所以,要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不能这样盖房子了。
严格控制融资通道。
你可以盖,拿你的钱盖,不能拿银行和别人的钱盖。因为拿别人的钱盖没有风险,只有收益,拿自己的钱就有约束了,就不会乱盖了。所以,严格控制了发债和借债的通道,基本不可能,我估计等不到明年5月份,绝大多数中小房地产商就倒了,融资通道一旦被卡住了就不可能了。所以,约束开发行为的第一条是严格控制了所谓的融资通道。
控制新房价格。
新房价格每一次开盘价格都是政府决定,而政府没办法和开发商讨论让步了,这样就发现面粉的价格高于面包,你还盖吗。北京的地产商1平米卖7万才赚,政府批的只准卖5万。想卖给亲朋好友的话,亲朋好友没有住房指标,你还盖不盖子,大量的地产撤离北京,地王谁都没入市,谁入市谁赔,所以,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不能再继续盖下去,这样盖下去总有一天把泡沫盖出来。这是中短期对策。
另外是推出长效机制。
什么是长效机制呢?就是租售同权、调整一线城市的布局,北京推出了雄安新区,这是调整北京发展的空间布局,这种调整结果房价没办法再涨了,雄安新区的功能是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资源不断集聚的结果就是大城市病,雾霾、拥堵,越来越糟糕。2010年就讨论了怎么办,有人说迁都,迁都不好办,最后就是迁非首都功能。
所以,今年大家看年初定下来建雄安新区,把非首都功能迁走。
什么是非首都功能?首都功能就是四件事:政治中心、国际中心、文化中心、科学中心。除了这四条之外别的都是非首都功能。比如说经济中心不是首都功能,这么多企业在北京干什么?这些企业被迁。我估计央企总部都会被迁走,因为这里不是经济中心,经济中心不是我的首都功能,大量的企业被迁。央企总部估计很多都会被迁。
再比如说教育功能不是首都功能。教育功能不是首都功能,这么多大学在北京干什么?得迁。当然,北大和清华可能不会被迁,但是,扩大规模不行,就是办分校可以,就像北大在深圳办分校一样。我估计不少大学逐渐的要办分校,甚至是被迁走了。再比如说北京不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不是首都功能,这么多金融机构放在北京干什么?得迁,不能在这儿了。医疗不是首都功能,北京办这么好的医院,结果看病是85%的外地人,你把它办在北京干什么,得迁。北京名医院可以扩大规模,在外地办分院可以,但是北京不行。
这么多功能和人走了,房价涨在哪去?房价一定会被控制住了,不会涨了。雄安新区规划建成世界最智慧、最生态、最漂亮的城市。
那你想大家住在这儿干什么?最环保、最漂亮的城市去了,所以要迁走。这造就了中国下一步增长的重要中心,再造一个新北京、再造一个一线城市,对经济增长有大的作用。北京提出了雄安新区,别的城市怎么办?上海怎么办?上海这样下去的话一样大城市病的问题出来就一定把上海的功能剥离走才行。上海被定义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很多功能得搬走,谁来承接上海未来的其他功能?上海讨论得很热烈,提出来宁沪杭大湾区,这是空间布局的调整,调整了房价能涨多少?深圳和广州也是一线城市,怎么办?深圳的房价涨得也可以,华为说再涨没办法承受了,也得调整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是现在提出来的,要搞好的话,绝对可以调整空间布局,所以下一步都得讨论了,这是属于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一期上马,所以,房价基本上是被稳住了。深圳的情况不太清楚,北京是有价无市,一降就是几百万。
谁都知道不可能继续涨了,所以,从投资功能来说别买房子了,风险越来越高了,刚性需求没有问题,要住,非买不可,但是,投资需求来看是不行了,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我估计十九大之后,抑制资产泡沫的政策绝不会松动。
相关部门在武汉开会,对房地产的调控绝不因任何原因松动!现在在社会上调研,有人说不买房子投资什么?地方政府不让我盖房子了,地怎么卖?财政怎么办?我只会盖房子,不盖房子GDP怎么上来?一再告诉你,不受任何原因影响!不能买房子和在哪投资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我估计这一次下定决心不敢让中国的房地产破灭引发金融风险,在房地产投资上要谨慎再谨慎,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一再放任的话,总有一天泡沫会产生。
最近我在清华大学给研究生上课,有一个孩子是北京人,我说你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学习怎么长本事,怎么生活,现在房价多高。他说我根本不用房子了,我爷爷两套已经是我的了,我爸三套也是我的了,我有五套房子了。我结婚找个女的也是五套,那不就是十套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泡沫就破了!所以,这方面要谨慎再谨慎了,这次不是市场的作用泡沫不敢刺破的。

防范金融风险第一件事是抑制风险,不是股市而是房市。

二是稳住外汇。

为什么稳住外汇呢?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外汇出现的问题,所以外汇方面的波动要谨慎。去年外汇开始出现问题,一个是人民币持续贬值,二是外汇量持续减少,有一个月降到3万亿以下。人民币持续贬值和外汇持续减少的话必然会引发金融风险,所以,去年初就提出来得稳住外汇。我们讨论怎么稳?这两个说只能稳一个,两个稳是不行的。国务院提出来两个都稳,一个是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一个是外汇市场不能持续减少,两个不能持续!所以,从去年10月份开始启动外汇的对策,到现在为止是推出了三条对策:
一是放开的一定坚持继续放开,不能往回退,不能退到资本管制上来。凡是承诺的继续放开,比如说一张身份证一年可以买五万美金,承诺放开了就继续坚持。孩子到国外求学,要多少外汇换多少外汇,无论是学费还是生活费,我们承诺过了不会往后退。但是,没有放开的暂时停止。
对于个人来讲,我们外汇上有三项的项目没有放。
一是海外不动产投资一直没有放开,从来没有放过。原来讨论过要不要放,现在定下来是暂时不放了,正式宣布不放了。这样来就是基本定下来不放了。
二是海外的证券投资,就是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炒股票没有放开,原来讨论过要不要放开,暂时定下来是不放了,要稳住外汇。
三是海外的投资类保险没放,我们放给消费类保险。比如说美国的医疗类保险没有问题,消费类放了,投资类就不放了。
实际上大家注意到,原来准备讨论放的这三项都暂时决定不放了,因为要稳住外汇。不仅不放,你们知道还逐渐在收紧,从今年8月21日起,在海外刷银行卡单笔超过一千人民币的,有关方面就要向有关机构报告,个人不用管,但是银行就要向有关方面报告。如果连续25天刷单笔超过一千块钱都要立案了,这个立案不是有问题,而是查一下是正常消费还是转移外汇偷逃资金,全面在收紧,要稳住外汇。所以,稳的第一个对策是已经放开的继续推动,我们不会收回,但是,没有放开的不会开放。

第二个对策是海外并购,凡是技术类并购继续支持,要多少外汇给多少外汇。像海外收购这种新品制造企业,这种技术支持,但是,非技术类的要严格审查了。海外不动产投资、海外收购酒店、酒庄、影院等等,这类投资是非理性投资,意思是你理性一点。最近我到海外看了很多企业在卖房地产项目,为什么卖呢?外汇出不去了。有一家企业告诉我,原来答应是5亿的外汇额度没有用,就取消了。这个是给大陆人盖的,现在钱也出不来了,我就把项目卖了算了,因为已经很严格了,没办法做了。所以,非技术类的严格审查是你干不成了,因为要稳住外汇。

第三个对策是海外投资,“一带一路”投资。“一带一路”投资,未来是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一带一路”投资我们是主导方,我们有权选择货币的种类。所以未来“一带一路”投资主要是人民币投资,这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好处。我们最近运作得不错,已经有69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来收藏了,像欧洲央行收购了3亿的人民币来储备了。我最近到斯里兰卡调研,既可以用人民币换当地货币,也可以用美金换。今年年底要干一件事,人民币和卢布直接兑换,不再把美元作为基础,以金价作为基础来让卢布和人民币的兑换,我们和俄罗斯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个一旦成功的话,就大幅度减少外汇制度的消耗,稳住外汇有巨大的意义。

大致上稳住外汇就是这三条,一个是外汇改革当中已经开放的继续坚持,二是技术类支持非技术类严格审查,三是“一带一路”的投资尽量使用人民币投资,减少外汇储备的消耗。
这三条对策出来,外汇基本上稳住了。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我们去年做过最坏的打算是1:7.5,现在我们强调是上下波动,太高不利于出口。另外,外汇数量没有持续减少,外汇持续9个月上升,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在3万亿以上,连续9个月外汇出口量是增加的。
我们怎么老买美元国债是什么意思?因为别的没有办法买,我们太大量,没办法。标志着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所以,两个不能持续实现了,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外汇不能持续减少稳住了,两个都稳住了。
有学者说,根据理论只能稳一个,现在两个都稳住了。中国经济很怪,觉得经济出现问题但是没有出现问题。大致上基本的外汇稳住了,外汇稳住,金融风险在大幅度减少,但是,我估计外汇短时间内不会松动,因为只要金融风险还是主要风险的话,它可能暂时不会松动。
第三,稳住债务。为什么稳住债务?因为很多国家的金融风险爆发是债务引起的。债务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所以,得稳住债务。
怎么稳定?债务分三种:
一是个人债务。
个人债务原来分析不会太高,因为中国人比较保守,一般不会借钱消费的,是怎么攒钱的问题,而不是借钱消费的问题。不像美国人把自己的钱到死的时候消费得干干净净是完美人生,我们是给后代留得越多是完美的人生,所以,一般不是负债消费,所以,这个方面我认为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
在十九大开会期间央行的同志就反复强调要注意个人债务的问题,这样一讲是有原因的,我专门查了资料发现很可怕,去年年底个人负债率已经是44%了,总量是74万亿,而且上涨得很快。2015年我们负债率(个人)是GDP的30%,现在是44%,上涨了百分之十几。2017年的数据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是上升的。这样继续上涨的话,个人的负债率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了,虽然没有达到警戒线,但是,上升得太快了。
二是企业债务。
企业负债率明显偏高,但是,民营企业负债不高,主要是国营企业负债率高,已经远远超过的警戒线。所以,中央提出来去杠杆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我估计这方面决策层坚定不移要把它降下来,有两个事件一个是联通混改,是把联通的负债率降下来了,怎么降的呢?以国家上市股改权降下来,国家让出绝对的控股权,联通是样本,去年混改加快进度。中铁总公司提出来把好的高铁线路拿出来转股,就是大幅度的降低负债率。所以,联通的混改是一个标志,未来的电力、电气,垄断行业的混改,不惜国家控股权也得把负债率降下来。
另外一个是东北特钢,它是破产重组。解决对国有企业负债率不再搞刚性兑付,过去我们是刚性兑付,你买国有企业的债券最后都给国家兜底,东北特钢是破产重组的,国家不刚性对付了。所以,不要把钱随便借给国有企业,照样到时候不还了,因为不刚性兑付了,人家不兜底,要注意。最近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不再搞刚性兑付,没有保本的理财,国有企业负债率非常高,要把钱借给有效的民营企业才行。

联通的混改和东北的特钢告诉大家,我们2018年下定决心把国有负债率降下来,不惜所谓的控股权和破产重组。国有企业负债率一定会降下来,这个混改的过程对民营企业有很高的机会,可以参与。

三是政府债务。
政府债务现在来看,中央政府这里不高,因为我们每年搞赤字的时候坚持一个原则,当年的赤字不能超过当年GDP总量的3%,坚持了不会负债率太高。
现在是地方政府负债率太高,主要是潜在的负债率太高,帐面上不高,但是,潜在的很高。好像不是政府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太高。
你们知道过去我们搞了一个制度,每个地方搞融资平台,搞一个企业把高速公路地都装进去,来融资。这个融资实际上是政府债务,表现为企业债务。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来地方政府有了另外两种增加债务的风险,PPP项目,盲目扩大PPP项目,甚至是包装出PPP项目来。
PPP项目是要政府回购的,表现为是企业负债,实际上也是政府负债,结果,PPP项目不断的盲目扩大,因为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长。去年到今年搞PPP的项目负债是4万多亿。另外一条,就是搞产业引导基金,我们搞结构性调整,进行行业补贴,这个是产业引导基金,这个可以搞,必须拿财政的钱搞。地方没有钱,就在银行借债搞,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这个项目带来了1万多亿的潜在负债。
所以,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去年到今年是增加了6万亿的地方性债务。
最近有一件事情是决策层解决的问题,就是包头地铁,包头地铁发展了3个月,最后被叫停,因为不符合规定,哪方面都不应该修地铁。
这个是信号告诉大家,这种包装的PPP项目是大家要注意的,我估计这是个很大的信号,标志中国的基础性设施已经到顶了,2020年是一个坎,之后是慢慢回落的,中国不可能永远搞基础设施,钱要用在别的方向,比如说技术创新方面。
我们没有技术,再大的体量没有发展怎么行。国家要投资,把基础设施的钱要逐渐的转到这方面了,一个国家永远不能搞基础设施。2020年是一个坎,之后的基础设施投入是下降的,资金的分配要转到的地方。包头事件告诉大家,明年PPP项目和产业引导项目会控制。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潜在债务的清查是明年重要的事情,因为担心引爆我们的金融风险。
总体来讲,在债务上的提法是关注个人债务过快上升,一定解决好国企负债率太高,解决好地方债务潜在的上升,防止引爆金融风险。
最近有两件很相反的现象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个是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中国的信用等级,一个是世界银行调高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方向。评级机构下调我们的信用等级是我们的风险很高了,负债太高。
中国不是联邦制,联邦制地方政府可以破产,但是我们都是中央政府兜底,这两个方面都标志了国家的危机。世界银行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6.5提升到6.8,这恰恰是繁荣中的危机,更可怕。如果全是危机我们会警惕,我们现在是繁荣中的危机,要更加重视债务的问题。
有人大讲阴谋论,我们确实是负债率太高了,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和潜在的负债率太高,明年3月份之后我估计会加大对这方面问题的处理,加大对债务的控制,因为害怕它引爆金融风险。这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要做的所谓第三件事情,叫稳住债务。
第四,治理金融秩序。因为金融秩序如果混乱的话也会引爆金融风险,所以,要治理金融秩序。
怎么治理呢?大家注意把金融秩序分为两类,一类是改革引起的,改革引起了金融秩序的混乱,改革方向是对的,没有错,但是规则没有跟上,出现了秩序混乱。
我们过去几年搞改革,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放开了各类投资公司、各类保险公司、各类基金,这个方向没有错,我们还要继续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讲了继续改革的重要内容了,我们现在还是银行为主的国家,所以整个的负债率太高,只有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没有错的。

继续放没有错,但是规则没有跟上。没有条件和议事规则。放开是对的,没有底线和运作规则,就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你们在座的知道,我们2014年放开各类投资公司的,谁都可以办。2015年的后半年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就是调查了我们分开投资公司的实际效果怎么样。我跑了70多家的投资公司,既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的,跑完之后我很害怕,我预感他们都要出事。为什么出事呢?他们的商业模式基本上不能维系,他们的投资承诺回报在20%-30%以上,现在投资什么有这么高的回报?怎么可能这么高的回报?这种模式不能维系,一旦维系不了就会出事,有这么高的回报只有贩毒的和骗子。
去年“两会”之前哇哈哈的董事长来北京,我问,实体经济回报多少是正常?他说7-9%很不错了。刚刚说的高回报的商业模式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投资公司放开是对的,没有错,但是谁都能办,运行规则没有,结果大量的出事了。最后怎么办?就是把文收了,有人说是倒退了,这是没有办法。把所有人当坏人来制定法律,不能把所有人当好人。
再就是放开了各类的基金,比如说产业重组基金,过桥基金都可以,基金是拿自己的钱,有人是没有钱把银行的钱拿过来当基金。我们今年一清理外围基金就股市大跌,基金现在很多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缺失相关的条例,没有跟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还有放开所谓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继续放没有问题,但是,很多规则没有跟上。涉及什么样的保险项目也没有规定,比如说万能险,什么是万能险?合法类的没有规则最好。入市怎么入?也没有规则。
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是规则没有跟进出现了问题,因此,在2018年要严格来规范这些程序了。大家注意,最近的征求意见关于资管资产的管理条例为明年的两会做准备,这个是动向。
还有金融引起的乱像。比如说比特币,引起这些问题就是区块链技术,这是物理学概念,进入金融学之后就产生比特币这些东西。
区块链技术到现在我没有搞懂。清华大学研究物理学的一个专家,我拜访了他,他讲了两个小时,我听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不知道是他没讲懂还是我没听懂,到最后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是方向还是有问题?最后关了100多家ICO公司,这次没有出现大问题,如果人民币打水漂就麻烦了。
比特币,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只有国家能发行货币,比特币是个人可以发货币。如果真打破这个规律,不是国家发行货币比特币是可以,如果只有国家能印钞票你这个就有问题。是不是改变了一些根本的东西?如果没有改变,只有国家铸币你就有问题。所以,这些新东西我估计是在不断的产生,要看一下,一看就出现了乱象,这种乱向要注意。
大家注意,我们所讲的治理金融秩序是两种方面,一个是改革引起的,一个是新技术引起的。这个乱象怎么解决,要研究,不能出现问题,这是治理金融乱向。建议大家关注这方面相关的情况。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四件事。
第五,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双观点,提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双支撑点。货币政策怎么控制已经定下来了,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货币政策目前的趋势。我们国家已经宽松了二十年,1997年开始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导致货币发行量太大,你们在座的知道2002年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只有16万亿,现在到了165万亿,翻了差不多10倍。这么多货币生产出来,再继续宽松下去,总有一天自己会把自己搞出金融风险出来。全世界都有一个评价指标,这个国家货币印多了还是没有印多,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用这个办法来判断。
为什么呢?货币供应量等于生产货币的总量,GDP等于生产财富的总量。生产货币不是目的,生产财富才是目的,用这个目的来判断货币发行多还是少了。我们现在百分之两百以上。我研究过美国的货币历史,美国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百,当要超过的时候就自动回落,而我们到了百分之两百,这个就是钱发多了,货币多了。货币如果继续这样多下去,总有一天会引爆金融风险。
手里的货币怎么能够保值?保值从理论上只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赚钱的速度超过印钱的速度;二是该消费就消费,该投资就投资。
投资上,我能不能买黄金?人类社会金本位可以买黄金,但是现在不是金本位。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等于全世界的货币都和黄金脱钩,人们进入了信用本位时代,黄金已经不是货币,充其量是一种投资品,而且是风险最高的投资品。为什么?黄金是天生做货币的,一旦不做货币就没有什么太大使用价值。
反映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过去货币增长速度是两位数以上,今年6月份开始降到一位数了。10月底,货币总量165万亿,增长速度是8.8%,新发货币的速度往下降,这是货币真转型了。
一转型问题就出来了,过去一直宽松,现在是稳健,那就相对是紧了。今年二三月份就显示资金慌,因为没有钱了,资金紧张。到了五月份都喊资金紧张,五月份要求松动货币政策,声音很强大,要求松动。结果,六月份大家都等,因为有两个论坛,我们国家有两个反映后半年的货币走势的,一个是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一个是北京的金融论坛,来了不紧不松的政策。7月开全国金融会议,这种会议五年开一次,一开管五年,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一下信号释放了,得自己调整自己了,才出现大量卖资产,才提出轻资产的目标。为什么?这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只有宽松的货币才能实行,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企业实现高增长、高负债可以,一旦转向稳健了不可行,所以才出现大量的企业抛售资产,因为知道没办法再做,国家坚定不移的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高负债高增长已经维系不了了,不再因为你有问题松动,因为害怕再松动下去就要出问题,所以大家注意货币政策。
我估计明年将继续稳健,因此,资金紧张的情况还会延续的,资金慌还会存在的,因为这是一个适应过程,一下宽松一下紧就是紧。这个问题上大家是要千万注意的,我的判断绝不会转向松动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从这个思路考虑发展的思路才行。
另外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这个政策是第一次写进党的政治报告里面,好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宏观审慎是讲什么呢?是讲人类社会的金融风险经常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个是顺周期,当顺周期的时候人们都不顾及风险,认为未来很好,都会盲目扩张,盲目负债,结果留下了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顺周期的时候,恰恰是金融风险积累的时期,中国顺周期四十年了了,谁都不会考虑风险,都在不断的盲目扩张、盲目负债,所以,宏观审慎干什么?给所有的行业和企业进入控制的办法,就是资本金比例。银行最低不能到8%,你可以扩大信贷规模,但是,这一条得守住,这一条守住了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叫把你控制住了,别带来风险。
最近我看到了一家农商银行法律诉讼的问题,钱收不回来超过资本金,这个银行一定是破产的。我发现农商很问题很大,都是盲目扩张,谁也没有风险意识,明年开始制定一些东西,约束你的秤砣一样,就是资本金比例决定的。银行可以无限度扩大规模,但是,资本金比例不能低于8%。这个政策干什么?在顺周期的时候,给所有人设计一个积累这个风险的控制办法,这是宏观审慎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金融风险容易爆发什么呢?是一个市场生病了会传给别人,传染病。
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了会传染给银行,传染给实业,这种容易引发风险。怎么办?明年做一件事,把各种市场割断,不让你产生生病了传给别人。像房地产市场,房子抵押和房地产抵押都有新规定。
房子这么高的抵押一旦发病就把病传给别人了,明年就有界定,房子价格抵押未来有严格的界定的,不是双方商定一平米多少钱抵押,对不起,要从风险爆发的价格算起来抵押。担心房地产出现问题传染别人。
再有资本市场出现了问题传给地产或者是别的,比如说股权质押现在很多上市公司股权都抵押给了别人,这个怎么行啊?一旦资本市场出现问题,股价市场大跌,把所有人拉进去股权质押问题是要注意的问题。这是宏观审慎做的事情。
所以,预计明年会出不少新规,就是防止你出了问题把别人传染了,把你割断,这是宏观审慎要解决的问题。
大家注意,这一次把货币政策、宏观政策写入政治报告叫双支撑点,这是第一层,也是决策者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认识,害怕它出现问题。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防止爆发金融风险。
总体来讲,目前讨论到的就是这五条,我想中国从这五条认真对待的话,中国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太大,我只要清醒和认识了就好办,应该是可以控制住。金融风险最害怕的是忽视了它,所以就有灰犀牛事件和黑天鹅事件,所以,提前预防要做好,叫预案。这五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主要的做法,来保证金融风险不爆发,所以十九大下了死命令是绝不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这五个方面要全力以赴的防御。
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就是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
这个问题大家知道,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国务院金融委员会是副国级机构,这个是一个副国级的机构来统筹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协调对整个金融的监管。为什么这样干呢?因为我们国家的监管是按照分业监管的,银监会管银行、证监会管上市公司,保监会管保险公司,分业监管的。现在已经混业经营了,像平安集团有很多牌照怎么监管?要监管业务和资金流向来,就必须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一行三会,就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完成对整个金融的监管,防止爆发金融风险。

第三个问题就是组织上的调整,就是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而且副总理兼任这个主任,来协调一行三会,对整个的经济运行监管,保证不出现问题。这个是现代金融讨论的金融监管体制大的变革问题。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来,十九大之后成立好几个新的组织,一个组织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它来协调金融监管。这就是现代金融的第三个问题。

总体来说,现代金融从政治报告讲是这三个,继续推进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调整金融监管体制构成了现代金融,是我们现代经济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和大家讨论问题的关于现代金融的问题。
另外一个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全方位开放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现代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叫全方位开放?就是指我们过去的开放体制不是全方位的。你们知道我们过去的开放两句话,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都是搭别人便车,扩大出口是利用国际市场,吸引外资是利用国际资本,我们搭了别人三十多年的便车。
我们之所以搭别人的便车,能搭的原因是刚好碰了好时机全球化,我们搭了全球化的便车。讲到全球化的时候,学术界把全球化分为两次,1750-1950年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全球化,这次全球化的主导放是欧洲列强,德法意葡萄牙和西班牙。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殖民,以殖民的方式推动了全球化,亚洲国家都被欧洲列强殖民过。我最近查了一下历史,亚洲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被殖民过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没有殖民?发现这个国家什么资源都没有,只有地震,给吓跑了。这个国家只有地震,给吓跑了。殖民的背后是暴力和战争。这种殖民方式的全球化引发了一战和二战,二战结束就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过去了,结束了。
美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所以,美国启动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全球化,从1950年到现在,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国际贸易,以国际贸易化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这个时期出现,主要的特征是国际贸易。我们实际上搭了这次全球化的便车,国际贸易的便车,我们成了这次全球化最大的利益方,我们是后半场进来的,后半场进来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二十年前(1997年),我们的GDP总量是7万多亿人民币,今年可以达到80万亿,翻了十倍。1997年外汇储备量是1300亿,现在到了3万多亿,1997年人均收入几百块钱,现在几千块钱。1997年高速公路都没有几条,我们现在基础设施引领世界!中国成了最大的利益受益方。现在,美国开始反全球化了,几年前就开始了。
2001年签世贸协议的时候第15条,2016年11月1日中国自然会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结果还没有到这一天,都宣布不承认。为什么?只要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话,可以就反倾销,因为你不是市场国家,你的价格低还是高,给找一个替代国评价,给中国经常找的替代国是新加坡,新加坡比我们发达多了,我们的出口价格比它低,一出就是反倾销,还没有到这一天都不承认了。为什么?因为都开始反全球化了。
几年前,我到美国拜访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说,这一次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就是中国进来后把事搞砸了。为什么?它是这一次全球化的战争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是比较优势原则,每个国家自己搞得很好,交易,获得共同利益。中国进来之后,你们什么都要搞,是全产业链。一开始搞服装、鞋帽、袜子,搞完了之后搞家电,家电搞完了之后搞汽车,汽车搞完了之后搞高铁,高铁之后搞互联网,互联网之后搞飞机,我们搞什么!你是全产业链,不是比较优势的原则,所以,你们搞砸了。中美之间的逆差是6千多亿美金,意见非常大。
另外一个教授讲得更露骨,全世界就像一个大赌场,庄家是美国,中国是搞各种餐饮服务,搞了几十年赚了不少年。但是,赚了钱就不赌,死活不赌,你们知道赌不过庄家,所以,拼命赚钱,赚够了,准备自己开赌场走了。意见特别大!
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能这样搭便车了,让别人也搭我们的便车才行,光搭别人的便车别人会反感。我们要全方位开放,既搭别人的便车也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中国能被搭便车的有两个,中国13亿的国内市场开放中国市场首先开放的是物资产品的市场,正式宣布在上海将建立进口贸易博览会,广州是出口贸易博览会,大幅度降低关税,资源类、技术类、民生类产品大幅度降低,去年宣布降低178宗进口产品的关税。一旦我们向他们开放市场了,大幅度降低关税,大家注意会把中国的消费调动起来了,消费调动起来中国会逐渐的同化掉,我们的模仿能力极强,给你搞出产品来了,又在生产上推动我们。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买陆虎这种车,以后很便宜的。也别买很贵的奢侈品,未来都不值钱。178宗的进口关税全部下调,从17%下降到7%,下降了10%。一旦开放了这个市场对我们中国有利,也让他们搭我们的便车。
另外一个是开放金融服务业,外资对中国的银行、期货、保险、基金的控制比例可以达到20%-51%,5年之后表现好,可以取消所有控股限制,爱控股多少就控股多少,我们将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既包括物资产品市场也包括金融服务业市场,要全方位开放市场。
这个开放对于我们国家有巨大的好处,当然,也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将更有意义。

另外一个搭便车是巨大的过剩资本,我们国家有巨大的过剩资本,我们要对外投资,叫做“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给中国创造更大的发展机会,“一带一路”是我们过剩资本外流的通道,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我们怎么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一个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巨大的过剩资本,这个活力很大。

“一带一路”会议去年5月份开得很成功,把“一带一路”彻底理清楚,“一带”是陆地上,陆地上的经济带是“一带”,从中国的中部出发到达西部之后,一路向西南方向,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出境到印尼,把中南亚大陆联结在一起。另外一路继续向西到乌鲁木齐,第二次分支,一路向南,通过中国的库尔勒、喀什,之后到中东,从中东到达土耳其,从土耳其到达南部欧洲和东部欧洲。另外从乌鲁木齐继续向西进入巴基斯坦,到俄罗斯、白俄罗斯,整个被我们连起来了。我们不仅仅是连起来,要做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且是一个产业链,许多产业也会在这个带上。
时间不长“一带”的作用显现出来了,我最近到老挝调研,最少有15万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湖南人。我发现中国的“一带一路”一窝一窝的出去,给我们找到了许多的发展空间。最近我在天津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碰到一个小伙子是天津人搞火力发电的,那个地方从发电站和输电站都干了,就是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发展了新的业务,中国过剩的资本找到了出口,而且做得很好,当地人很信任他们,也把别的产业往里面引。那个地方没有去过外资,他们是第一家。中国现在出去你们也是外资了,我们是他们的外资,大量过去。
今年7月份我到东欧五过调研,中国中小资本在东欧投资的方向,我们不仅是大量资本出去,大量中小资本出去,匈牙利的中小资本基本上是中国人,从流通、资本配件到餐饮等等都是浙江人大量的资本出去了。今年5月份我在新疆调研发现,新疆的海鲜不来自太平洋而是印度洋。中国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当中了。
我有预感,人类社会将进入第三次全球化了,这个特点是全球配置资源,技术资本在全球的配置,不再是国际贸易,是全球配置资源。
我们的曹德旺老板到美国投资搞了汽车玻璃,中国的汽车玻璃生产严重过剩,在中国生产遇到美国老是反倾销,就搬到美国,美国获得了就业,我们获得了收益。未来不是国际贸易,而是全球配置资源的问题。我们所启动的“一带”就是为我们寻找这个机会的。机会很大!
另外一个是“一路”,“一路”是海上,海上开始讨论只讨论是南下太平洋,我们南下的通道是福建、台湾和菲律宾的这部分,台湾现在没有回归祖国,得把它拽住。“一路”的核心区是福建,为什么不是广州和上海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南下的唯一通道。南下太平洋,首先是西太平洋,东太平洋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西太平洋现在有很多岛国,过去二战的时候被日本占领了,二战之后规定本土是自己的领土,别的不是。冲绳在1970年之后交给日本,一直是被美国带着的,现在已经陆续独立了,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发展投资机会啊!
有一个国家你们去过,帕劳,世界潜水圣地,现在已经是大陆人民的天下了。过去是日本和韩国人民的天下,短短的时间是中国人的天下,我看广东人最多,除了广东之后就是东北人。这个国家拒绝外来移民和投资,但是,对大陆可落地签证,就这一条我们就过去了。你不准移民就搞长期工作签证,你不准外来投资我租赁你的建筑物来搞事情,大量的中国资本过去了,基本上是大陆人的天下。西太平洋都是大陆资本了,再一个是南太平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政治上给我们挺较劲,我们南下太平洋给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资本出口,你们知道现在新西兰最好的奶粉是中国的伊利生产,因为我们的牛奶不行,只要用当地的牛奶就有好产品,我们的生产能力可以,但是原料不行。大量的中国企业过去了。所以,南下太平洋。
总书记讲了,“一带一路”是三大洲(亚洲、欧洲和非洲)两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现在你们看一下印度洋的北岸和非洲的方向上好多我们的央企。上次我去调研,告诉我说除了央企来了之后也希望民营资本过来,中国走向“一带一路”既需要央企也需要大量民营企业。
非洲大陆有大企业做了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也需要民营资本过去。我看了一下,在流通零部件配套都有巨大的开发可能。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在“一带一路”跑一跑,我是搞研究的人都觉得机遇太多了,一定要想办法出去,因为这个空间太大了。我们好像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但是给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将有巨大的意义。
当然,出去要注意,得想办法适应走出去的规则。
比如说走出去的国家大部分两个特点,一个是私有制国家,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外是民主制选举,你跟政府的关系太近了还麻烦,你这一批好,遴选下去了,下一届上来就刁难你,你别和政府勾搭,做好生意就可以了。中国老是爱买地和买房子,买一点可以,但是别买太多了,因为人家很警惕。我们刚开始运作,还要琢磨这些国家的特点。我建议大家可以出去看一看,要亲自体验才行。
斯里兰卡汽车被控制住了,但是零部件优势非常大。中国小资本不一定去单纯的进入制造业,可以进入流通领域、配件领域来逐渐的开始,一路我们很重要还是非洲大陆,所以,“一带一路”现在的框架很清楚。
我们深圳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地方,过去是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为主,未来是中国资本走出去要研究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认为全方位开放带来了很大的机遇,所以,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于,这个问题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和发展机会,尤其是在座的企业家们要琢磨一下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想办法看一看、走一走,寻找机会。我认为机会很大很大!很多事我原来都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么厉害和快。

关于十九大的理解和大家谈谈经济方面,而经济方面总体的提法是按照新理念建立现代经济体制。什么是现代经济体制?五位一体:实体经济、现代金融、技术创新、市场经济、全方位开放。时间关系,没办法全讲这五个问题,只讲其中的两个,一个是现代金融,一个是全方位开放,因为这两个都有新的动向,给大家提供相关的信息。也给大家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供你们参考,以后有时间的时候还可以讨论别的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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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酒变为民酒:能毁灭茅台的,只有这个伟大时代                 
【研究员】:
纵观茅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茅台神话崛起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伴随着茅台身份的一路蜕变:从一开始受制于权力,到依附于权力,最终试图挣脱于权力。成全它造就它的,是这个处于大变迁的伟大时代。反过来说,能毁灭它的,亦只有这个伟大的时代。表面上看,在高净值人群崛起的大背景下,大众消费似乎能够支撑茅台走下去。但越往后,茅台的不确定性就越大。目前茅台的主力消费群体是一群油腻的中年男人,他们的成长阶段几乎没有葡萄酒和洋酒,对白酒形成了固有的路径依赖,支撑了近十年来白酒行业的快速增长。等到90后、00后构成市场购买力的中流砥柱,白酒产业的夕阳程度就会越发明显。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逐渐成熟,茅台的润滑剂效应恐怕还会进一步降低,那种“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场合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茅台还能在A股屹立不倒吗?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茅台酒差不多是史上最不“奢侈品”的时候。
1988年国家刚放开15种名酒价格时, 茅台酒由21元猛升到150元—300元,相当于大学教师平均工资的二倍。如今茅台酒零售价一千三,不到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半月收入。
伴随着价格的平民化,茅台的政治标签也在慢慢剥落。从国酒、官酒到今日的民酒,茅台花了整整六十多年才跨出这一步。
韩一城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纵观茅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茅台神话崛起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伴随着茅台身份的一路蜕变:从一开始受制于权力,到依附于权力,最终试图挣脱于权力。

成全它造就它的,是这个处于大变迁的伟大时代。反过来说,能毁灭它的,亦只有这个伟大的时代。

01特供时代

1990年,北京两会,一位国家领导人握着茅台酒厂厂长邹开良的手, 关切地询问,“酒厂情况怎么样?”
这位文弱清瘦的“农二代”挺直腰板说:“很好!去年产值、质量、销售、利润等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
这个看似轻松的回应,背后其实充满了心酸。因为一年前,他掌舵的茅台酒厂刚遭遇了史上最大危机。
1989年,国内吹起倒春寒,中央抽紧银根,背负着1500万外债的茅台酒厂资金链断环了。闻名海内外的茅台硬是贷不到一分钱,也拿不到国家的粮食指令性调拨计划,工厂奇缺原料,已停产一个多月,酒厂奄奄一息。
要知道,茅台与当政者颇有渊源。从1949年开国大典、抗美援朝胜利、原子弹实验成功,到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建交……它都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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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邹开良的一位前任为了响应中央增产节约的号召,想改用二锅头工艺酿茅台,朱德直接一个电话追到贵州省委书记,吩咐“一定要按传统工艺保证茅台酒的质量,这是政治性的任务啊”,最后那个一把手被降级调走。
1972年,喝了几十年茅台的周恩来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专门下令:在茅台酒厂上游100公里内不能建厂,更不能建化工厂。以至于赤水河到今天都是长江中上游惟一一条未被开发的一级支流。
这个酒,恐怕是全中国除红旗轿车之外,最为独一无二的产品了吧。
不管怎么样,邹开良都不能让这个有800年历史的牌子栽在自己手里。他左思右想,却一时半会没主意,心急如焚。
当时,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还没有开闸,虽说股票交易市场已经起步,但许多人都还一片懵懂,对这个新生物冷眼相待。即便茅台这个老国厂能“秒”变股份制公司,顺利发行股票,也会面临卖不动的死结。
沈阳金杯客车厂就是一个例子。为了挽救这家频临破产的国企,快60岁的掌门人赵希友跑到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一天仅仅卖出2.7万股;万科向社会发行2800万元新股,每股1元,王石还要带队到深圳的闹市区摆摊设点,甚至跑到菜市场跟大妈们一起吆喝。
对日后不可一世的茅台来说,当时的资本市场好比沙漠上的海市蜃楼,看得见却摸不着。邹开良唯一能做的,大概就只有内部集资了吧。
他打开工厂大喇叭,以革命的热情动员全厂2300多名职工,第一季度征集到25 万元。当时“烟草大王”褚时健每月工资不过480块,25万算是一笔巨款了,这笔钱,邹厂长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总算是解了酒厂燃眉之急。
其实,这次危机不过是茅台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缩影。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茅台的日子并不好过。
国字号的茅台酒厂脱胎于成义、恒兴、荣和三间酒房,初期的年产量不过60吨。由于物资普遍匮乏,茅台全部特供,主要用于外交和盛典,是实质意义上的“国酒”。普通人别说喝一口,就是见都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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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酿酒就是给国家做贡献。酒厂每产一吨酒只赚60块钱。等到1985年3月邹开良正式接棒成为茅台掌门人时,该厂亏损年份超过16年。
对于中国白酒行业来说,198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除了邹开良外,邻省的五粮液酒厂迎来了他们的新厂长,新厂长叫王国春,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系,比邹开良整整小13岁。茅台与五粮液的故事,就是从那时拉开帷幕的。
1980年代中的中国,国内酒业正是群雄并起,人头马、大将军等洋酒趁着国门打开,在沿海登陆正攻城略地。
此时大陆的财政体系早已转向“分灶吃饭”,地方财政包干。受到酿酒行业的高利税诱惑,尽管中央曾划出400万吨白酒产量的红线,但各地依然是“工农商学兵, 行行办酒厂”,很有点后来全民搞房地产的架势。
据说1990年,白酒行业有上千万人,大小酒厂三万多家,酿酒每年要消耗一个江西省的粮食总产量,酒产量可以灌满三、四个西湖,而此时中国尚有8500万贫困人口吃不饱饭。连《人民日报》都疾呼“1200万吨粮食被喝掉了” !
当时,山西杏花村汾酒是带头大哥,产量常年冠绝13种名酒。电视上叫得响是“秦池”。而茅台,还是一个作坊式的工厂。它的年销售额刚突破1亿元没多久,年产量不过一千多吨,连参评“国家一级企业”都没通过。
不过,有“国酒”这件黄袍加身,邹开良并不发愁。1990年代的中国远未告别旧有体制,连带着茅台也长期处于“计划加批条”的经营状态,只有生产环节,没有市场网络。依托于30多个省级糖酒公司和少数关系户,它真就能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种一条腿走路的模式,既是茅台起家的温床,也是日后拖曳它前进的枷锁。

02“国酒”之争

1990年代是属于五粮液和秦池的。
秦池留在人们记忆中,就是在梅地亚中心豪掷3.212118亿,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最后时段广告的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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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从不上电视坚持缩在巷子里的茅台,“五粮液”积极得多。王国春杀进茅台的主场,抢下省城贵阳制高点最大的一块霓虹灯广告牌,与Sony 、Coco Cola这些长期霸屏的国外巨头争相斗艳。

1997那场亚洲金融风暴,让白酒行业真正见识了,水退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名噪一时的秦池死在了沙滩上。习惯躺着收钱的茅台情况也不好,1998年过半,全年2000吨销售任务只消化了700吨。18岁就进厂的袁仁国临危受命,出任茅台集团总经理。他是邹开良故旧的儿子,在家六兄弟中排行老二,由于做事风风火火又心思如发,有兄长风范,私交好的朋友都称他为“袁二哥”。
袁二哥转变重心,迅速组建起茅台历史上第一批专业营销人员,指挥这支17人的“敢死队”奔赴全国。此时,整个茅台也开始从工厂制改为公司制,全面激发自身活力。
只是没想到,茅台一觉醒来,这个世界已变了天。
在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排行榜上,五粮液高居第四位,茅台则榜上无名。论市场综合占有率,五粮液是全国白酒之冠。论销售额和利税,茅台只是五粮液的几分之一,就连售价,也要比后者便宜几十块。
全面雄起的五粮液,让王国春终于有底气向茅台亮剑。目标,就是茅台自建国之后垄断了几十年的国酒称号。这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有那么一刻,王国春距离成功已仿佛唾手可得。
1999年4月18日,在五粮液集团成立一周年的日子里,一位穿着深色外套、带着黑色方框眼镜的老人如期而至。他兴趣盎然,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与工人们亲切合影。他的一句“要好好保护五粮液这块牌子”,更让全厂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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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建国五十年来,白酒企业第一次迎接如此重量级的领导,就连茅台酒厂也没有享受过此等待遇。这不仅是五粮液,也是所有酒类企业绝无仅有的历史事件。

为了打造这光辉的时刻,53岁的当家人王国春蛰伏太久了。自85年执掌五粮液开始,他抓住短缺经济的时代特征,快速扩大产能,逐步站稳脚跟,当89年邹开良因全国通货紧缩降价销售茅台时,他硬着头皮让五粮液挺住最高价,反而越卖越好。
5年前,他率先将“品牌买断经营模式”引入白酒行业,相继诞生了家喻户晓的金六福和浏阳河。这是一种“贴我牌卖你酒”的OEM模式,未来它还将持续发酵,诞生出各类子子孙孙,助推五粮液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暴涨,光是每年一家大几十万的品牌使用费,就能数钱数到手软。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白酒企业的掌门人,王国春实在是低调。作家周梅森曾前后两次在五粮液呆了近一个月,在这个号称“十里酒城”的帝国里,他竟然见不到任何宣传王国春个人的东西。
实际上,这位从不准手下宣传自己的国企老总,深谙“中国特色”的宣传手段。在老人走后,王国春就不失时机地,在办公楼旁边建造了一个代号为“180499”的纪念馆,馆中除了领导视察的巨幅照片,就是各路媒体的分析报道,其中“国酒五粮液”的大幅标题赫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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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0月,五粮液与葡萄酒、黄酒一道被摆上建国50周年的国庆宴席。这是继1988年国家禁止在国宴上使用烈性酒之后,白酒再一次上了国宴。

五粮液似乎已将“国酒”握在了手中。然而,冲出巷子的茅台此刻却已经高速行驶上了资本的快车道。

按照《中国证券市场批判》袁剑的说法,新世纪之交的资本市场,早已不是10年前那个只属于边缘企业和下层百姓的民间游戏,地方权力机构以及垄断资本的参与,使得中国股市快速膨胀,资产倍增效应令人叹为观止。
重庆万州人唐万新就从一个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起家,大量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打造出一个横跨金融和实业、资产超1200亿的商业帝国“德隆系”,以超级庄家的面目在A股上呼风唤雨。
在酒业领域,上市的公司已至少有16家。除了茅台,国内知名的酒厂几乎都上市了。
其实,茅台加快步伐颇多掣肘。邹开良1992年去德国西门子考察,回来后即报请国家有关部门,恳求在香港H股上市,但却被一句“茅台是世界名酒,步子要放缓一点”否决。据说原因是“怕上市以后被外国企业控股了”。
邹开良实现不了的愿望,只能交给袁仁国等后辈了。
袁仁国和茅台为了上市费劲周折。终于,2001年8 月,贵州茅台股票在上交所挂牌,代号600519。此时的袁二哥不负众望,以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身份,兼任股份公司董事长。上市首周,茅台市值仅有92.53亿,是五粮液的1/2。不过,它也成功募集到23亿元。
由于茅台酒的生产离不开赤水河的独特环境,拿到钱后的袁仁国并没有通过大量外延式并购来扩张产量,他主要是在当地启动了一系列的技改、扩建、包装、贮存的工程。
两年之后,茅台酒产量历史性的突破一万吨。这距离1958年毛泽东“搞它一万吨出口换钢材”的指示,已经过去了整整45年。伴随这个终极政治使命的完成,茅台迎来了它的历史转折点。
2005年,也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推行不久之后,中国A股开始酝酿一波超级大牛市行情。此时的德隆,早已在跨入世界五百强的前夕崩塌离析。而茅台的股价在独一无二的政治属性加持下,一飞冲天,不仅领跑贵州,在全国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也无出其右,堪称沪、深两市最强股。同年,茅台净利润首度超过五粮液。
股王的神话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过去十几年里,数以万计的散户用手中的毛爷爷投票,告诉外界谁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国酒。在这其中,有一个学体育理论的浙江人展现出了“中国巴菲特”的潜质。
他叫但斌,2003年以23元/股低价买入茅台,一年后自立门户,创建中国最早的阳光私募之一东方港湾,公司持续重仓茅台。不管股市如何变幻,他对茅台的爱始终不离不弃,坚定持有十几年,“茅台是属于酱香型白酒,没有泡沫,有泡沫的那叫啤酒!”
这位日后拥有千万粉丝的私募界网红可能想不到,未来有一天,会有另一位茅台死忠因为神话破灭而跑到丛林里裸奔。

03命运交叉

2003年至2012年,是中国白酒行业的黄金十年。茅台产量突破一万吨引领了这段史诗般的岁月。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履行入世承诺,不断消除贸易壁垒融入全球经贸体系,经济规模得到高速增长。从官方到民间,中国没有哪个角落不是围绕着GDP和财富在转,政商社交活动大幅增加,有面子、有身份的高端白酒炙手可热。
市场的繁荣一度让外界红眼,先后有1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冲进白酒行业,连哇哈哈、联想都想在这里分得一杯羹,像联想就一口气拿出20亿元收购了几家酒企。而茅台、五粮液、国窖1573、剑南春则相继推出珍藏酒、年份酒、特供酒、纪念酒,与业外大鳄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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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共同撑起了白酒行业的黄金岁月。此时,距离那场深不见底的寒冬还有10年时光,大家莺歌燕舞,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宜宾市副市长唐桥,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2007年3月,他空降五粮液集团,出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他接手的五粮液,是一艘驶向黄昏的巨舰。
经过核试验一般的裂变,五粮液的阵营出现了亚洲液、川酒王、送福液、铁哥们、干一杯、六百岁、喜寿宴、交杯喜、一滴香、金交杯、熊猫酒、龙虎酒、一帆风顺诸多品牌。这些扛着五粮液大旗的牌子,到底开发出了多少款贴牌产品,在业内一度是个不解之迷。据说,连王国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这里边,有几十块钱一瓶的,有100元可以来一箱的,相互之间并无细分市场区隔,内耗严重。五粮液遭到掠夺性的开发,品牌辨识度不断稀释,精英消费人群大为流失。
面对此等境况,唐桥只好断臂自救。他制定“只减少不增加”的瘦身原则,着手清理这支庞大队伍,多少款产品就这样被他硬生生砍掉。不过上山容易下山难。一根无形的营收红绳将五粮液与旗下品牌紧紧捆绑,割一块肉流一次血,最终还是尾大不掉。
反观茅台。虽然注册“国酒茅台”商标屡战屡败,但丝毫不损它靠近政治的决心。它的专卖店开到了每个城市的要害位置。它始终聚焦大单品,以稳扎稳打的步调巩固“官酒”形象,将喝茅台推向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尽管权贵部门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团购,挤占了茅台的利润,但借着公务消费的东风,茅台销售、利润节节攀升,其价格高低甚至一度成为衡量腐败指数的风向标。
是“政治经济学”而非“市场经济学”的供需,决定了茅台的一路高歌,以至于唐桥在执掌帅印的任期里,不得不面对多个尴尬的时刻:2008年,茅台终端零售价一举反超五粮液近100元,打破多年落后的局面。2013年,茅台的主营业收入跑赢五粮液,中国酒业之王彻底易位。
有人曾说,五粮液的质量并不比茅台差,但“因为红军没喝过五粮液, 因为周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虽是玩笑话,但也道出了这对酒业双子星的命运分叉点。
在业内,人们常说茅台是“帝王”,五粮液为“霸王”。当初五粮液为了追求一方诸侯,天才式地引入品牌买断模式,惹得各路豪杰群起效仿。谁能料到,这些将五粮液捧上天的力量,又在日后将其拽回地面,五粮液离它的“国酒”至尊梦越来越远。而茅台则始终对53°飞天茅台高举高打,不断强化“国酒”的色彩,一招制敌。
霸王敌不过帝王的故事验证了一个古老的道理:在中国,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不管你身处何方,想成就一番伟业,不仅要看实力,还要讲血统。
这似乎是过去一切商业颠扑不破的逻辑。不过再后来茅台的历史也证明:权力只能影响企业的成长速度,决定不了企业的最终命运。一如三起三落的红旗轿车,在“死不了”与“活得好”之间,隔着一个叫市场的存在。

04酒是喝的

就在人们惊呼茅台“王者归来”的时候,中国白酒行业迎来了第三次大地震。
2013年,持续发酵的“八项规定”犹如当空炸响的原子弹,令行业一片肃杀。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因为高层也意识到,高档酒的繁荣主要依靠对“价格不敏感”的公款消费支撑。虽然每年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收, 但这些税收最后又被以公款吃喝的形式,重流到白酒行业。玩的不过是换口袋的游戏。
那时,袁仁国等人眼睁睁看着茅台市值蒸发35%,53度飞天茅台2000元的零售价狂泄到800元,几乎回天乏力。
不过,他不是最狼狈的一个。
否极泰投资的CEO董宝珍从08年开始逐步买入贵州茅台,两年后完成建仓,持有成本约160元/股,他感觉自己是天生的价值投资者。在12年茅台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跟一位看空茅台的同行“约架”,如果茅台跌破1500亿元,他就裸奔30分钟并现场直播。结果第二年,他就不得不在喜庆的中秋节里,跑到一个小丛林脱光裤子。
很多人都说,股王的故事要结束了。
但袁仁国偏不信邪。小时候,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所以从不轻易投降。看到下游经销商降价销售,大动肝火的袁仁国发出限价令,不管是谁违背,他都要挥起大棒严厉处罚,以试图维持住茅台的高端形象,待日后市场复苏东山再起。
不料,茅台竟因此收到监管部门一张2.47亿元的反垄断大罚单。他被迫调整战略,将视线锁定在了1.09亿人的中产,开始培育大众消费和商务消费,随后还向低价位延伸,抢占二三线白酒的消费市场。
茅台忍着痛楚撕下政治标签,由官酒变为民酒,慢慢回归到其自身的本质去——奢侈品应该是服务于拥有财富的人,而不是服务于掌握权力的人。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后,茅台反而复苏了。
4年时间里,茅台市值一飞冲天,1500亿、3000亿、6000亿、9000亿。茅台的神话一次比一次疯狂。
这个分红高达430亿的A股“分红王”,当初下水的时候市值也不过92.53亿,是彼时五粮液的1/2。如今,一个茅台就相当于三四个五粮液,比起当年起步更早的万科更不知要高到哪里去。
表面上看,在高净值人群崛起的大背景下,大众消费似乎能够支撑茅台走下去。但越往后,茅台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目前茅台的主力消费群体是一群油腻的中年男人,他们的成长阶段几乎没有葡萄酒和洋酒,对白酒形成了固有的路径依赖,支撑了近十年来白酒行业的快速增长。

等到90后、00后构成市场购买力的中流砥柱,白酒产业的夕阳程度就会越发明显。

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逐渐成熟,茅台的润滑剂效应恐怕还会进一步降低,那种“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场合会越来越少。

这样一来,茅台还能在A股屹立不倒吗?

2017年4月18日,贵州茅台冲上400元的历史高位,5000多亿的市值超越全球烈酒冠军帝亚吉欧(717亿美元)成为“世界酒王”。雄心壮志的袁二哥提出了一个小目标,那就是走出国门将茅台卖遍全世界,实现对帝亚吉欧的真正超越。在他心里,始终埋藏着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国梦。
只是开拓国际市场谈何容易啊。让西方人放下咖啡和红酒,拿起茅台一口闷,就好比让他们放下刀叉用筷子一样困难。

时至今日,A股已形成了一个“茅台魔咒”,谁敢高过茅台,谁将会遭遇惨痛的滑铁卢。背后的原因,不正是人们拿茅台酒当照妖镜,去评估其他股票的风险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但斌每年都会走访茅台两三次,对于茅台的家底他如数家珍:按照1299元的零售价来算,今天茅台酒厂的库存价值4千多亿。“只要赤水河的水在流淌,中国的白酒文化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渊源流长,茅台就是永不枯竭的金山!”
不知道他是否知晓,戎马一生的许世友的陵墓也沉睡着液体黄金。据说,许世友一生嗜酒,他去世时中山陵8号还剩下40多瓶茅台酒。有人提出全部陪葬, 有人主张放一半,最后象征性的放一瓶。参加入殓仪式的一位军官说: 假如几百年后,许世友的棺材被后人打开,这瓶酒应该是最珍贵的出土文物。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那打开的人不就知道:茅台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啊!



                                 
                                           经济纵深
                 



长效机制未完全落地之前,楼市调控没有放松的可能                 
【研究员】:
前段时间,万科提出“2018年将是房地产小年”,市场是一回事,政策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在关心,楼市严控还会持续到明年吗?或许,我们还无法看到这轮调控的截止时间点。这一次调控和过去的本质不同在于,过去从消费端的调控本质上不会对楼市产生根本性影响,房地产处于短周期波动阶段。而这一次从源头出发,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楼市的长效机制,目的就是为了治标也治本,未来可以不用为了房地产如此疲于奔命,因为这个行业的不正常也会吸走很多舆论注意力。而本质上那些限购、限售、限价的调控政策,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行业速冻,使得楼市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落地之前,可以让这个行业不至于失控。从2017年开始的调控,到了明年2018年依然是调控严控期,房地产依然需要相对冷冻,为长效机制争取宝贵的时间。基本上,只要不把租售并举给彻底落地了,商品房市场就没有放松的可能,这轮调控还要多久:很久很久很久……

                                 
当下的楼市研究,政策因素已经比肩市场因素。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环节,就是地产行业为什么要调控,调控的本质是什么。
真叫卢俊在同名微信号中撰文指出,是为了控制房价还是抑制成交还是调节泡沫……到底核心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回答简单的揣测调控周期都是不厚道的。
笔者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来自两千多年轻齐国的治国大臣管仲。
关于管仲,应该是中国早期最擅长用市场经济治理国家的一个人了,关于他的治国故事有很多很多,有两个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叫楚国购鹿。
什么意思,齐国想要灭掉楚国,问有什么办法,管仲就悠悠的说了一句:老大你就高价买楚国的特产鹿吧。
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国老大说:我没道理和钱过不去啊,就让他们来买吧,我们把所有的鹿都捉给他。
下面的人听到老大这个意思,就所有百姓蜂拥而至,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捉鹿这件事上。
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楚国也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另一个叫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和楚国一样,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依然是高价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
随后,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并且对衡开始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好了,就是这两个故事,也是管仲同学非常善用的一个计量。
不知道各位有看出什么端倪么,大致的结论是,当整个国家所有的人力财力都集中在某一个领域,追求过分畸形的利润的时候,必然就会造成其他领域的真空和瘫痪,而此时整个社会就像胡克定律一样,外部稍微给一点力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虽然说现在的中国不会出现那么夸张那么极端的情况,但是如果所有的钱都涌向了某一个领域,而且是夸张的涌入,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其他地方就容易失去人才、创新、动力、兴趣……

如果被抽去资金的行业发生在一切重要的领域,那么就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时候。

那再来看下房地产的现状是什么。
场景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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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是一个异常庞大的一个行业,整个行业里充满了资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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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吸纳资金的增速一直在疯狂的提升,在2016年这个数据达到了顶峰。
所以2016年的房地产,不仅庞大的装了很多钱,而且还在一路狂奔,按照传统,越庞大的产业他的增速越接近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速,而房地产在2016年却是一个意外。
那么在2017年这种现象有缓解么,我们来看下人民网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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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已经是历史巅峰,而2017年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因为地产的强势,虽然我们在各个环节都尝试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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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钱还是换着法子的从各个渠道开始流入。
我们知道,资本永远是逐利的,不会考虑太多,他理所当然会流向最有利的地方,而现在的市场,房地产依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如果钱流入到地产太多之后会发生什么。
有一个人的言论或许值得一听,这句话是马云提出来的,但是却是借着李连杰的嘴巴说的。
今年双十一有一个功守道的点,后来我们发现这是马云和李连杰一起成立的太极文化的公司。当初马云就给李连杰提了三个要求,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叫永远不要去碰地产。
毫无疑问,马云运营的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那为什么马云这么抗拒房地产这件事呢。
答案在去年差不多这个点的时候,马云有过一次比较清晰的回答。那个点也恰好是楼市最疯狂的时候。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今天互联网和电商并没有去过分挤压传统商业,而是整个传统商业在面临急剧下滑,电商只是在全部下滑的经济形势下,出来的一点新的希望而已。如果没有电商,今天传统商业依旧会下滑。
因为中国原来的,特别中国原来的零售行业,全是基于房地产,房地产这个行业在整个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发展,特别地价炒的那么高,人们关心的是从房地产里面赚到钱,而不是考虑到如何通过零售去服务和支持好消费者,通过服务和零售去支持好制造业的变革。
零售业因为背负上房地产的高房价,变成了市场回报率极低的一件事,所有人都宁可空置商铺等待门面增值,没有人真心去想过提升产品和服务这件事。
这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且大量的各个城市里发生。
而这个故事的背面就是,作为制造业这样的中国经济托底行业,反而在这个时候变得很拮据。

当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变得不平衡的时候,这个就非常类似管仲故事里提到的那两种现象,危机也开始产生。

而对于政府来说,通货膨胀的核心是希望全面的刺激各个领域,而不是房地产一个领域,他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写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再来咀嚼下前段时间周小川提醒大家的明斯基时刻。
这个名词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提出。他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者们往往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加大投资,然后拉动经济繁荣。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投资者们承受的风险逐渐超过收支不平衡点,紧接着资产突然崩溃的时刻来临。
所以调控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好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懂这其中的逻辑,如果只用一句话来说,房地产调控的核心逻辑在于阻止资金过快的涌入房地产市场。
这是所有调控的根本。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下。
从2016年930之后到现在,这一轮调控有什么独特之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上半年开始,除了提升首付以及贷款利率之外,还有限购、限价、限售等非常多的非市场模式的调控。
很显然,这些政策他一定不是长期性的,但是藏在这些政策背后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下半年开始,一些过去我们不常见的政策开始出台了。
我们最强烈感受到的,比如说共有产权房,价格低于市场价,一般人可以购买,但是五年后才能进入市场流通,并且溢价成分业主和政府分成。
再有比如最近力度很大的租赁住宅,这个政策的落地本身会最大程度的将中国人的购房年龄往后推移,这符合国际趋势,但本质上也说明了现在商品房的价格确实比较高。
还有包括在北京出台的大量限价房,为什么如今的北京房价开始波动,本质上就是政策指向性的限价房在大量的出让,导致商品房变得非常的被动。
所以这些房源的入市,本质上也就说明了从今年开始,房地产的土地制度开始改变,未来的房屋供给的来源变得更加的多元。
另外包括房产税在近阶段也一定会落地,房产税本身不会征收太高的额度,这也决定了短期内抑制不了房价,但是长期来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包括我们在雄安尝试试验不一样的户籍制度。
所以从土地制度,财税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的各种改变来看,这些调控的出发点都不是在消费端,而是在房地产的源头就开始布控机制,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长效机制。

这是这一次调控和过去的本质不同,过去从消费端的调控本质上不会对楼市产生根本性影响,房地产处于短周期波动阶段。而这一次从源头出发,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楼市的长效机制,目的就是为了治标也治本,未来可以不用为了房地产如此疲于奔命,因为这个行业的不正常也会吸走很多舆论注意力。

而本质上那些限购、限售、限价的调控政策,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行业速冻,使得楼市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落地之前,可以让这个行业不至于失控。

好了,如果到这个环节各位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那这些政策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笔者认为这些政策的收口时间基本上等于长效机制的样板开始落地的时间。
而项目从土地端到运营要多久时间,开发周期都在2年以上。
所以满打满算,从2017年开始的调控,到了明年2018年依然是调控严控期,房地产依然需要相对冷冻,为长效机制争取宝贵的时间。

因为调控的逻辑发生的改变,所以本质上行业在2017年开始进入了新周期。

那执行力度会有多狠,笔者觉得只要不把租售并举给彻底落地了,商品房市场就没有放松的可能,所以很多时候笔者和一些开发商朋友开玩笑说,想要自己房子这边松松绑,那就把要求持有的面积运营好了,做出一个租赁样板出来。
这是玩笑,但很多时候也是事实。
而上周笔者参加2017年明源中国房地产总裁峰会的时候,陈劲松在他的演讲内容里也提到,2018年的房地产毫无疑问是一个小年,本质也是因为地产行业在进入深度的转型。
所以一定要我给2018年的楼市提点建议的话,大概有这么几条。
1、既然明确了进入一个新的长周期,所以本质上未来房价暴涨的可能性不会出现,与其期待等待,不如踏踏实实面对问题。
2、在这两年采取ALL IN姿态进入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今这个楼市,卖就是亏,不卖就是死,没有对冲机制帮你缓冲房企就非常容易踩空。
3、惨烈竞争的市场,利润永远是最后考虑的,活下来最重要,所以给多少钱没亏太多就赶紧卖,等到这轮周期过后,房企之间的兼并收购也结束了,未来才是获利时代。这种场景在当年白色家电寡头垄断的周期内已经上演过千百回。
4、关注地产,不如关注房企的股票。这轮调控的本质也是希望行业可以更加健康发展,本质上依然是趋好。所以当地产流不进钱而整个行业依然看好地产的话,那么钱会流入到房企的股票里,还是那句话,钱是最聪明的。
所以对于调控的周期,第一我们可能猜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为他是一个长效机制,第二猜到了或许也不知道未来的走势,因为行业的本质发生的变化。第三真让你猜到了又怎么样呢。
所以最后来一句,如果还有人问,这轮调控还要多久,笔者会说:很久很久很久。


                                 
                                           社会透视
                 



低端的不是人口,是政府的思维方式                 
【研究员】:
管理者不同时期的手段不同,但一个思路贯穿始终:“需要你时呼之即来,不需要你时挥之即去。”因为人和土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变成了从事低端产业的人,被“以业控人”,又因为这些人命关天的偶发事件和运动式整治,变成了实际上的“以业驱人”。正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所说,每座城市光鲜的表面之下,都隐藏着农民工阴暗的生存条件;必须承认他们的贡献。“这样一些在城市生存的人,只要不偷不抢,不是完全靠政府的社会保障生存,他就在这个城市创造价值,实际上也为这个城市所需要,就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性的对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低端人口,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技术工人还是专业的科技人员,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建设这个国家,政府的思维方式还处在低端的状态,没有与时俱进,没有现代化,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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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中轴线最南端永定门继续笔直往南走,过四环不远,就到了大红门,再往南就是南苑地区了,旧时叫南海子,自乾隆时期改称南苑,为皇家狩猎园林。清廷摇摇欲坠的1904年,法国的两架小飞机在南苑校阅场上进行了飞行表演,之后校阅场变成了南苑机场。民国时南苑变兵营。共产党入主北京城后,南苑一分为二为丰台和大兴。
南苑在机场和老南站一场一站的带动下成为交通要塞,商贾南来北往,东南西北四大城门已消失殆尽,就留下地名承载着记忆。这些地方围着后来扩建的机场和火车站慢慢变成了今日的样子,机场北面是大红门,南面是西红门——对,就是2017年11月18日聚福源公寓火灾事件所在的西红门镇。

这并不是南苑第一次发生火灾。2011年南苑旧宫镇就发生过一次大火,造成16人死亡。作为首都的南大门,这里离京城最近,又有大量的农村土地和村落,加上永定门老北京南站的位置,使得南苑成为全国各地人入京的聚集之地。随着城市的发展,变成了各种“城中村”,农房和工房改造的外来人口聚居场所,形成了丰富也复杂的都市社会空间。这次火灾的公寓,就是由“工业大院”这类已成为该地区外来人口聚居标配的空间场所引发。
笔者在前财新记者、C计划创始人蓝方的《他们不是“低端劳动力”,是人》一文后介入观察。两年前的冬天,笔者和蓝方在巴黎有着和北京南郊类似变迁的北郊圣德尼斯地区进行城市漫步,讨论那些从北非和黑非洲来到巴黎落脚的穆斯林移民们。即使巴黎郊区少部分极端分子制造各种治安事件和恐怖袭击,法国政府仍给大部分符合条件的移民提供至少人均9平方米的公租房,分收入程度缴纳租金不等,有水有电有暖气。
而近日南苑的景象是,刚开始消息被完全封锁,在众多媒体介入后,再加上社交媒体现场照片,人们看到西红门的外来人口在各种措辞强硬的限时驱逐令下,被迫在寒冷的冬天拉着大包小包流落街头寻找栖息之地。影像穿透人心,舆情开始爆发。
看到照片时,笔者想到王兵纪录片《德昂》中的镜头:当时中缅边境战事爆发,云南地方政府迅速反应,腾出体育馆等公共空间,用救援物资支援逃过来的果敢难民。但今日执政党眼皮底下的首善之都,为何对自己公民身上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

对,他们不是劳动力,是人。但因为人和土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变成了从事低端产业的人,被“以业控人”,又因为这些人命关天的偶发事件和运动式整治,变成了实际上的“以业驱人”。这背后是作为城市的北京和作为首都的北京在治理上的困境。
北京作为世界少有的没有河流经过的大都会,人与城的矛盾时不时爆发。1958年开始以户口制度控制人口流动,加上二元土地制度,使得主要从农村进城的外来人口至今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命运变得颠沛流离:1953年是“盲流”,后来是“农民工”,在身份上就注定了他们是城市的异乡人。
法国中欧城市学会召集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陈振铎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管理者不同时期的手段不同,但一个思路贯穿始终:“需要你时呼之即来,不需要你时挥之即去。”尚长风在《陈云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压缩城镇人口工作》中提到,当时陈云看到由于“大跃进”运动,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但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城里却“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太多,人浮于事。”1959年6月1日,某文件提出,首先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1961年5月31日,陈云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发表的讲话变成“压缩城镇人口”总动员令,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
笔者的直觉是,今日任何国家的政府再愚蠢,也不会用“低端人口”字眼进行治理。这次查遍所有疏解“非首都功能”相关文件,都未看到官方有“低端人口”提法。后来查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引热议:超大城市,咋调控人口》一文有关,这篇由该报记者彭训文2016年8月1日发表的文章,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后者针对近年北上广地方政府通过政策驱动低端业态提出:“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文章立场是对出现的以驱人完成疏业的方法提出质疑,但在人民网蒋琪、史雅乔编辑后,标题变成《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专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并指原标题就是如此。当时随即成为舆论导火索,成为“低端人口”提法最初来源。虽然部分官媒进行了更正评论,但至今人民网原文仍未纠正,后相继被其它官媒和各类媒体转载和利用,演变成“低端人口论”。

和西红门一个南苑机场之隔的大红门,旧时除了是南苑主城门,也有1907年建成的大红门火车站,而附近1897年投入使用的马家堡火车站,在北京奥运会时成为新北京南站。每次从浙江进京,笔者看到窗外远处那些巨大的市场建筑,都好奇这是什么街区。直到带过的学生说温州人都在那附近住,笔者才把它和项飙笔下的“浙江村”联系起来。
1980年代,来自温州乐清和永嘉、裁缝出身为主的商人,逐渐在大红门形成了主要从事服装产业、人数达10余万的“浙江村”,幼儿园、菜市场、诊所、理发店、修理铺等相继出现,变成小社会。现为牛津大学教授的项飚,1990年温州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他成了“浙江村”人眼里的文化人,最终以“浙江村”为主题写了论文,后来以《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为题出版,记录了大红门温州人从1984年开始的打拼故事,以及“浙江村”这些外来人口和政府、国企以及周边村镇的互动。
“浙江村”的故事,在书中第八章以“1995年波折和回潮”结尾,这是因为大红门浙江村当年面临了和今日西红门基本一样的驱逐事件。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和吴晓波合著的《温州悬念》在新华社浙江分社网站仍能查到,《大清理运动开始了》一节也记录了这场驱逐行动。1995年4月北京市提出要管理流动人口:“北京的重点在丰台,丰台的重点在大红门”。7月1日,丰台区组织500人进驻“浙江村”进行为时一周的调查。此时双方仍在协商互动。
项飚提到,9月底北京某大报记者写的内参变成驱逐行动的导火索,记者称“浙江村”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属于“失控”状态,领导批示:“失控状态决不能再任其发展!”之后大整治开始,目标要把“浙江村”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降到一比一,当时本地人仅有1.4万余人。11月5日,大红门地区经济活动几乎全部停止。11日,路上设警察岗哨对来往车辆逐一检查。21日,进入“强行拆除”阶段,工作队人员划片负责敦促未搬走的房客必须尽快搬走。24日,开始大面积拆除工业大院。26日,近郊县区也接到要求,一概不得接收浙江人。28日,“浙江村”内违章房屋被尽数拆除,当天宣布“初战告捷”。12月,“浙江村”人去村空。
项飚记载了温州人有三种去向:回老家、迁至其它城市的“浙江村”、去燕郊。谢文惠等人在《城市经济学》中提到有3000多人迁入河北三河,每日乘公交车到北京务工经商。孙忠焕《浙江村事件》则提到温州人被迫迁至“河北省的廊坊、涿州、三河市,北京的怀柔等地”。
当年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中,浙江人自助,项飚也帮助组建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在当时最大的市场和工业大院协调迁徙事务。浙江地方政府也积极维护浙江人基本权益。胡宏伟在《中国模范生》一书《北京“浙江村”大清理》章节写到,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刘锡荣对两位时任新华社记者慎海雄和张奇志说:“在外陷入困境的浙江群众眼巴巴等着我们帮一把。省委、省政府对此事十分关切,稍后我也会带省政府协调组去一趟北京。非常希望新华社能通过内参渠道,向中央如实反映,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孙忠焕的文章刊登在2010年第11、12期《杭州政协》。1995年时他担任浙江工商局局长,亲历了这场事件。孙的文章还提到,当年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等领导多次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尉建行等人交涉,最终尉答复:“要妥善处理好‘浙江村’整治事件和在京经商办企业的浙江人”。时任北京副市长孟学农带着15个部门领导赴浙江举办说明会。温州人最终回到了大红门,并扎根于此。到本世纪初,在浙江村的企业有3万多家,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大红门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那位笔者在浙江带过的温州学生,其家族于1995年6月从大红门附近海慧寺一家理发店开始创业,变成今日京城规模巨大的著名美容美发集团,2012年9月某副总理召开服务业座谈会后,考察了城内一家门店。

孙忠焕在担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后,还担任过杭州市市长。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2007年时接任孙,继续实施杭州2004年开始的“背街小巷工程”,最终成为杭州的民心项目。北京今年开始的整治行动,多少看到杭州当年的意图:“安全整洁有序”。据官媒报道,火灾发生后,北京地方政府领导要求“地毯式摸排,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北京日报》11月24日刊发署名“京平”的社论《守住城市安全红线才有一切》,用“触目惊心”、“不留任何死角”、“全面清零”等字眼表示对违反安全的行为零容忍。但遗憾的是,对那些被迫迁徙的人能否给予最基本的人道安置过渡,到现在没有任何信息交代,除了爱心志愿者和工友组织外,也没有任何官方如孙忠焕文中提到的周边地方那样,敢表示“北京不要你们,我们欢迎你们”的态度了。
2019年,南苑机场将被拆除,飞机将移到新机场,而为南苑以及首都贡献了劳动力的所谓“低端人口”,在城镇和乡村在土地、户口、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二元隔离造成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前,他们的命运将去何方?暂时无解。

北京发起拆除非法住房行动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在全市范围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聚居区发起了清理拆迁行动,这是该市10年来最大规模的城市清理行动。
这波拆迁的导火线是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大兴区坐落于北京富裕的中心城区以南,这里有很多雇佣农民工的服装厂。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政府很快宣布在全市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由于非正规的居住点和企业在几乎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被拆,很多务工人员在冷空气影响中国首都之际一时找不到住所。
此轮清拆是该市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阶段以来最大规模的拆迁行动的一部分。这些拆迁令人再度担忧政府希望加快推进北京旧城区的高档化。

“我认为政府想要一个借口来搞这些城市清理行动,”在大兴区卖食品的一位姓徐的河南人表示。“他们从来不想要我们这样的人,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理由把我们踢走。”

市政官员希望在今年底之前拆除4000万平方米的违规住房。今年以来的人口疏解行动因此加快进行,导致面向务工人员的小企业和学校难以为继。
北京市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在北京夏季奥运会筹备期间,4500万平方米的违规建筑被拆除,为新的基础设施腾出空间,拆迁地段大部分在市中心,导致150万市民搬迁。
北京的拆迁行动符合国家在2013年宣布的政策,即严格控制中国各大城市人口,同时让农村进城人员在中小城市更容易定居和获得社会服务。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上周在一个峰会上表示,每座城市光鲜的表面之下,都隐藏着农民工阴暗的生存条件;必须承认他们的贡献。
安全隐患大排查给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带来的冲击尤其沉重,因为许多按需服务(例如叫车和送餐app)的工作人员都是进城务工人员,这些人通常蜗居在拥挤的公寓楼,就像11月18日晚在大兴区被烧毁的那种楼。
“每个快递员多少都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宿舍将在周一关闭,我们接到了七天内搬家的通知,”一名姓李的快递员表示;他和另外五名男子在距离故宫仅6公里的地方合住一个房间。“我还没有找到新的住处,但我们还需要继续打工。”
他说,在物流站被认定为不符合规定后,快递员们现在在户外分拣包裹,并给他们的车辆充电。几名快递员说,他们只能睡在送货车上。
“新经济产业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包括快递员、送餐员,或者叫车app如滴滴出行的司机,实际上都是农民工,”总部位于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基根•埃尔默表示。

“新经济仍然由农民工推动,尤其是因为雇主,甚至是我们在这个案例中看到的这种城市,都把他们视为廉价和一次性的劳动力。”

徐林:那些不偷不抢为城市创造价值的人不应受到任何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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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11月28日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的采访实录:
我倒不觉得现在城镇化的趋势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可能有点小变化,比如现在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大概600多万,这意味着农村可以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可能是在减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过去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我们现在异地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有2.6亿-2.7亿的水平,很多人已经在城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有很多人也不能带自己的孩子、老婆,像这样一些人,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想办法尽可能解决他们在城市生存、扎根下来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回不去了。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今后更多的会体现在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实际上,也要求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多投入一些公共资源,去解决这些人在城市的生活、居住和社会保障问题,我觉得城市政府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每年把城市的预算支出结构做一些调整,减少那些锦上添花的项目,把钱更多的花在为这些人解决实际困难上,是可以解决不少,而且你把这部分人稳定下来之后,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说,他们预防性的需求会减少,因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高,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会提高,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像这样一些事情,也到了该做的时候,而且城市也需要这些人。我是这么想,这样一些在城市生存的人,只要不偷不抢,不是完全靠政府的社会保障生存,他就在这个城市创造价值,实际上也为这个城市所需要,他和现有的城市居民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是完全同等的。所以,他们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待遇上,就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性的对待。
过去四十年,我们高速的增长是怎么取得的。今年12月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是77级考上大学的,考大学的时候我在农村当知青,在我眼里,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恢复高考是纠正人力资源这个要素错配的一个最重要的改革。
在恢复高考之前,很多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制度下都被送去农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恰恰是这一改革,使得那些高素质的人可以通过高考制度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更好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工作,这是一个对人力资本这一要素配置扭曲的一个重大的改革。从此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始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了对人们择业的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国家要素的流动有了非常正常的,寻求高收益,就是向高处走的机制。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离开农村离开农业,到城镇地区去就业、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农民中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和素质的人开始办企业,产生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后来是私营企业,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包括一些职工,他们也可以从国有企业退出,去参与乡镇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设立,也包括一些党政官员,也可以加入到企业中去。恰恰是这样一些改革和放松管制的措施,使得中国人口劳动力这一要素的配置,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进行配置,这种配置的改进恰恰使得中国有了过去四十多年的高增长。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的高增长。
十九大之后的增长怎么办?报告提出了要通过创新驱动,结构升级的路子来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四十年对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效果的忽视。因为我们现在依然需要关注要素错配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配差还有4倍,我们是从最高的7倍降到了4倍,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也依然很大。
所以,未来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的改革,人口流动,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领域,向收入更高的地区进行流动,这样的趋势还不会改变。恰恰是这种流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可以提高要素配置的质量和效益。所以,我们说,从未来制度改革的角度,政府还是应该需要通过改革为要素在统一市场内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对未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是非常必要的。

王小鲁:低端的不是人口,是政府的思维方式

下文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东北振兴论坛抚顺专题论坛上的演讲:
在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谁来唱主角?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提出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就是两只手的关系问题,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互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应该怎么配合,避免两只手互相打架,而是更好的配合起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其中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做什么,首先我们要推进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政府主要做什么,政府是主要扩大政府投资,由政府来配置资源,还是首先做好市场服务,改善市场环境?我想改善市场环境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来市场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市场这只手是关键。怎么让这个手发挥作用,我想首先许多有一个公平竞争和完善的市场环境,让各个不同的企业,都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积极的参与市场竞争,积极的推动科技创新,这样才能起到转型升级这样一个目的。
因此,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怎么来打造,在这个方面政府有重要的责任,政府要考虑怎么一碗水端平,让各种不同企业能够从一个起跑线出发参与公平的竞争。
有一系列的事情是市场不能做到,或者不能马上做到的,这些事情恐怕要由政府承担起责任来。也就是说,由政府来补市场做不到的短板。哪些是短版呢?我们的经济中看到很清情况,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光靠市场是不行的,需要政府来参与来做。人力资本的培育空靠市场也不够,政府要积极的参与,比如说教育、科研这些方面怎么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和基础,来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
还有,比如说有些市场一时做不到的关键技术、关键领域的科技攻关,既然市场一时做到,是不是政府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来,由政府来推进,并且和市场里结合进行科技攻关,解决这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技术障碍。这些都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工作,怎么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怎么让他们在城市里能够安家落户,和其他城镇居民一样以同等的身份来作为一个新的城镇居民参与城镇建设,我想这可能还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在户籍制度的改革方面,恐怕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低端人口,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技术工人还是专业的科技人员,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建设这个国家,政府的思维方式还处在低端的状态,没有与时俱进,没有现代化,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的。



                        

阶层固化大趋势下,那些“低端人口”何去何从?                 
【研究员】: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罗斯高调查发现,就在城市中产阶级家长们正在为胎教、早教和学区房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中国还有一半的孩子处在与父母分离、智力发育迟缓的危机当中。人类社会如果要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效率优先。而效率优先就会把不利于效率提升的“低端”人口筛出系统之外。如果“低端”人口真的在认知能力上存在无法修复的“硬”缺陷,而且无法理解和认同这个社会运行的法则,还偏偏有着巨大的人口规模,那只怕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让贫困人口彻底脱贫,要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看似遥远的“灰犀牛”——我们不能等着大量的“低端”人口密集出现了,才想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真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有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成“下贱”?
没有。
但城里人套路多,换个词儿,改叫“低端”,好像就顺耳多了。
穆心眉在微信号“米宅米宅”撰文指出,似乎每隔几年,帝都和魔都就会敲锣打鼓定指标,宣布要严控超大城市规模、控制产业结构,还总是拿减少“低端人口”当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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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3年,帝都人大代表与“一府两院”负责同志座谈时,时任副市长就明确表示,一些低端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等,吸引大量人员前来就业,让大城市不堪重负,水、交通、管理跟不上。更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提高“低端”产业的门槛,制定北京产业的负面清单,禁止其进入北京。同时,他建议规范小理发店、小废品收购店,规范地下室、简易房、群租房屋。
而根据《2014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早在2014 年底,魔都常住的2425.68 万人中,经测算的外来劳动力就达到745 万人。这其中相当大部分都是从事体力型或劳务型工作为主的劳动者,如制造业中的蓝领普工,各类教育、卫生、金融等服务业中的保洁、快递、运输、绿化、护理人员等,他们毫无意外的被学者们认为是“低端”劳动力。
甚至于一般企事业单位中的文员、办事人员,尽管不是体力劳动者,但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也跟着“被低端”了。
笔者觉得,这种以岗位定高低的思路,跑偏了。

1未见低端事

农业时代,能走出农田,不用饱受日晒雨淋,就可以算“不低端”。
工业时代,能脱离厂房车间,不受蒸汽炙烤听机器轰鸣,就可以算“不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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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人民群众通常把金融、房地产、电信、教育、医疗、文化、艺术、政府等岗位列为“高端”,而将劳动密集的餐饮、摊贩零售、家政服务、保洁等岗位视为“低端”。前者被称为高端劳动力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后者则属于低端劳动力集中的传统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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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专家提出调整产业结构、控制人口规模的常见套路就是“控制(低端)人口、不控制(高端)人才”“减少低端产业 ,增加高端产业”。按说,高端的要一天天火起来,低端的应该一天天衰败下去。
但是你见过谁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给自己拔离地面?

没有了那些“低端”的底子撑着,“高端”的都喝风去?

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和“高端”劳动力的使用,不仅不会打压“低端”,反而会内生出对“低端”服务部门的旺盛需求。研究表明, 2000-2010年间,上海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增长,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人口增长保持了一定的同步性,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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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低端”服务业里,交通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餐饮这两项和“高端”产业实现了“神同步”,而社会服务和卫生、社会福利业显然达不到同步增长。所以,在魔都生活的同志们,想买买买、下馆子的时候觉得特别便利,而到了要找个好保姆、家政、看护、就医的时候,就会发现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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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低端”岗位和“高端”岗位之间存在着由经济效率决定的共生性——让一个月入数十万的大律师,在家撅着屁股打扫卫生,从效率角度看就是浪费资源;但对于家政的从业者而言,接活做这件事却可以更好的获得收入,改善生活——城市中所谓的“低端”劳动力,恰恰和“高端”就业结构保持着很强的互补。反倒是没有足够的“低端”来配套的城市,分分钟陷入各种各样的尴尬。
一些超大城市一方面提出要严格控制“低端”行业和人口的规模,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在实践中颇有点“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困境。

2确有低端人

大概只有在未经世事的人眼里,才会觉得岗位“低端”,人就跟着“低端”。
2016年,一位“中国大妈”在互联网意外走红。这位在中国长大、17岁才随家人从沈阳去到日本、原名“郭艳春”的大妈,在羽田机场当了21年清洁工,这岗位不可谓不“低端”。但这位大妈却被冠以“日本国宝级匠人”名号,各路媒体争相报道,还拍了专题纪录片,一时间家喻户晓。如果再弄个首相接见或者御前讲演,那就基本享受到时传祥的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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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万恶的资本主义日本做无产阶级清洁工的大妈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你就算咬定这个职业或者岗位“低端”,但也没法再说劳动者本身“低端”。因为,能做出这样令人击节赞叹的业绩,必定有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打底才行。
但是对于真正有过生活经验的人而言,很容易碰到一些真正“低端”的人,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岗位,让人忍受拿着钱也买不到好服务的尴尬。
抛开人品先不说,这样真正“低端”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四低”齐全: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沟通交流效率低、学习改进意愿低。
如果这四条里就占了一两条,问题都不大;有时候占了三条,忍忍也能过去。最可怕的就是四条占全。与这种人打交道,真叫一个撕心裂肺、惨不忍睹。
有一个老哥,到一家洗车店洗车。洗车的小伙干活不太上心,拿着海绵轻飘飘的糊弄一下,该洗干净的地方没有洗到位。老哥是个读书人,斯斯文文的上去跟小伙提要求。小伙白他一眼,又挥手到那一块,却依旧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脏污照例岿然不动。老哥看不过去了,文绉绉的说,你做这份工作,应该本着将其做好的态度,而不是敷衍。小伙却突然暴怒,海绵往地上一扔,说我又不欠你钱,不伺候你了!
老哥一时间目瞪口呆,后来他说起此事,说当时还想跟小伙子上一课契约关系论,后来估计他也听不懂,于是作罢。我们听了哈哈大笑,直夸他迂腐得可爱,就差没有上去讨论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了。
后面的故事是,他跑去找洗车店的老板。老板也是只摇头,说这孩子是老家的老乡托付带到郑州来的,他爹妈常年在外打工,当了多年的留守儿童,在家没能好好念书,到了城里,学什么都很吃力,所以前前后后挨熊不少,加之性格本就孤僻暴躁,于是也愈发激愤。
“铁定是个不成事的秧子。”老板下了结论,“明天送他回老家吧。”
这原本只是个辞退员工的故事。在市场化的评价逻辑里,这样的员工被辞退、这样的人被市场淘汰,原是理所当然。
可老哥却一脸正色的说,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这种客观上没有发展进步空间的“低端”人只是零星个体,那么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这样的孩子正在批量出现,那么就有点严肃了。

3数据意味沉

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位经济学博士,叫做罗斯高(Rozelle)的,几乎每年都有4个月的时间在中国考察。他作为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与多所中国大学和官方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就其合作单位与审批规格而言,应该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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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斯坦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就在城市中产阶级家长们正在为胎教、早教和学区房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中国还有一半的孩子处在与父母分离、智力发育迟缓的危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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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调查的农村儿童当中,70%的家庭压根儿就没有或者只有1本书;大部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读书、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之类的智力刺激,使得他们不可避免的在大脑认知发育的关键时期(三岁以前)落后于其他同龄儿童。
在中国的陕西、河北地区的调查统计发现,24到30个月的贫困农村汉族儿童当中,超过52%的孩子,在智力测试的成绩中低于85分,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发展滞后”。与此同时,这一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准在15.9%,而中国城市和富裕农村的指标约为15%左右,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换言之,农村的穷孩子们显著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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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城市的高中入学率高达93%,甚至比美国还高出一个百分点,但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一下子就降到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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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半数的三岁幼童生活在贫困农村,另外,有25%成长在城市农民工社区,于此同时,所有劳动力当中只有24%的人高中毕业,在经合组织国家当中所有劳动力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是74%。
过去30年来,罗这个倔强的研究者,在中国近20个省份,对13万多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体检之后,发现27%的孩子贫血,33%的有寄生虫,25%的视力得不到校正!换句话说,他们在课堂上压根儿就看不见黑板。
由调查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放眼望去,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会有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
这样的结果让罗斯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忧心:如果简单加工等重复性较强的工作都被机器人替代了,原有工作机会消失了,新的服务业工作要求日益提高,那么这一些智力低于正常标准的人,能去哪里呢?
这是一个现实的忧虑。就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突然提起这么个“煞风景”的话题,却让笔者想起了老大最近的讲话里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更美好的生活需要,就是对相关产业更高的要求。对产业的要求提高了,对从业者的标准必然也随之提高。那么,那些已经在硬件和软件上确定被“写死”了、真就提不高的人,怎么办?!
就如同那位洗车小伙一样,简简单单把他送回老家就OK了么?

4兜底成本高

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哪个国家是100%的市场经济。
因为100%的市场,要求每个市场的参与者自负盈亏——暴发到身家亿万要享得了福,穷到冻死街头也要认得了命。那俨然就是一个分化和筛选的“丛林社会”了。
而国家机构的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不让那些贫苦的人陷入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是要进行“反市场”的“兜底”的。
生存是最基本的兜底。即便是这最基本的兜底,有时候都能让人仔细思量一下。二战的时候,盟军解放巴黎已经近在咫尺,希特勒却果断放弃了巴黎。豁牙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却还是要再掂量一下,最后命令狂飙突进的巴顿将军停下脚步,而是让法国将领勒克莱尔的装甲师最先进城。这里头有对法国政权的政治层面考虑,但是几百万人张嘴吃饭的“兜底”需求一样是决策的重要因素。
如果真的只是“兜底”,也还好说。
由于“低端”劳动力“四低”(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沟通交流效率低、学习改进意愿低)的刚性特点,他们在市场化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里,基本没有可能获得高收入、过上高水平的生活。
如果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可以有这样的生活的话,也许能如同世外桃源一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倒也可以做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但是,这狂飙突进的信息时代里,许多就连自来水都不通的贫困地区,却有了3G甚至4G网络覆盖。孩子们在卡顿的手机上都可以连上《王者荣耀》,可以在看过漫长的广告之后,跟着免费的网络剧看到国际大都市的金碧繁华。然后,生活告诉他,因为能力素质所限,他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换了你,你干不干?你会怎么想?
有几个人会承认是自己不行,然后永远认命?
如果数以万计的人都认为社会提供的“兜底”保障不够、强烈要求把保障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那这个兜底的成本得有多高?你看法国人民,普通工人群众也就算了,连同公务员动不动就要求休假,谁要敢提出多一点的工作要求,那绝对是分分钟罢工没商量,而且还特别理直气壮,觉得这就是“基本权利”——要兜住这样的大底,还真是不易呢。

5世界银行的报告试图重新定义贫困

他们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匮乏,也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匮乏,甚至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

人类社会如果要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效率优先。而效率优先就会把不利于效率提升的“低端”人口筛出系统之外。欧洲的知识分子永远带着左倾的色彩。他们好像总在回避这样的现实,也许并没有某某人在刻意的“剥夺”机会,而是效率优先的运行机制在进行冷酷的选择。有效率的机制往往都会显得更加“残酷无情”。

如果“低端”人口真的在认知能力上存在无法修复的“硬”缺陷,而且无法理解和认同这个社会运行的法则,还偏偏有着巨大的人口规模,那只怕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让贫困人口彻底脱贫,要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看似遥远的“灰犀牛”——我们不能等着大量的“低端”人口密集出现了,才想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真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多维观察
                 



“政商文娱不分家”:中国最顶级的圈子,只有两个                 
【研究员】:
马云的湖畔学院和达摩院,被誉为将是未来中国互联网界的黄埔军校。当然马校长在办学校时是否借鉴了浙江老乡蒋公的经验,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马校长的套路,绝对是从香港李超人那里学来的。正是由于长江商学院将中国的商界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李嘉诚得以在大陆各地迅速扩张其政商资源,他也成为了在大陆改革开放过程中,赚取最多利益的商人。所以,马云现在搞的各种学校计划,也可以说是司马云之心,路人皆知了.....想象一下未来中国互联网的新锐,一个个从湖畔大学毕业,接受达摩院的教育,按照每届论资排辈后,马云也将成为整个中国互联网界的校长。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门阀的鼎盛时代,唐朝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指的就是王谢为代表的南朝门阀,从兴盛走向衰弱。随着马爸爸们开始当起了校长,乌衣巷的堂前燕,似乎又飞回去了。

                                 
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里,风流人物辈出,但真正能进入最顶级圈子的却不多。而能够延续至今,且不断人才辈出的,就更少了。
顾子明在微信号“政事堂Plus”撰文指出,最顶端的,只有两个圈子:

一个在北方,帝都人民亲切的称他们为“八旗子弟”。自从皇帝老儿被推翻后,这些“没落贵族”们凭借自身的文化底蕴,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带来了繁荣。其代表人物,比如雍正的九世孙,当代书画泰斗启功、镶蓝旗的相声泰斗侯宝林大师、正红旗的文坛泰斗老舍先生。

他们的祖辈们为中华民族带来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作为嫁妆,今天他们又为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操碎了心。全球知名的钢琴王子郎朗、张纪中版天龙八部中胡军都是满族,最近大热的铁汉吴京也丝毫没有坠了祖先战斗力爆表的威风。还有华谊兄弟俩老板,也可以称为完颜中军,完颜中磊......

另一个在南方,他们是与皇族关系紧密的“江浙家族”。比如大家熟知的康雍乾三朝,江宁曹家和海宁陈家的兴衰往事。皇帝倒台后,孔家宋家等江浙的财阀们又把蒋委员长推上台,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建国后,这些家族财阀要么逃到了香港,要么被赶去了台湾。

当然,也有像诸葛家族这样有智慧的,不会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绍兴俞家的俞大维被誉为中国“军工之父”,他不是黄埔出身、不是国民党员,紧靠绍兴人的身份,就当了“国防部长”,在台湾负责防务以及培养副部长蒋经国。俞大维的儿子更是娶了蒋经国爱女蒋孝章。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大师陈寅恪和傅斯年。
而大陆这边,绍兴俞家的“三少爷”早年就投身革命,成为了建国后的天津第一任的市长兼任市委书记。他还是李云鹤的入党介绍人。而这位绍兴“三少爷”的二儿子,如今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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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的名门望族里,有一大代表人物,可以说在华人圈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的学生,蒋百里原配夫人的远房侄子,蒋百里女婿钱学森的表小舅子,海宁陈家大教授陈从周的舅舅。如果你是花露水粉,大概已经猜到了,他就是金庸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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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祖上,是浙江海宁查家,海宁查家曾被康熙皇帝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能得到大清朝圣祖爷的如此评价,这一家得有多牛逼呢?
“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说的就是海宁查家在康熙朝的状态。恩,通俗的解释一下,就是在大清朝以康熙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代,不算姻亲,光海宁查氏家族,就有十个候补委员,其中五人在中办任职......
而要是算上姻亲的话.....能吓死你!
当然,查家的荣耀主要也就集中在康熙朝,等雍正继位后,要除掉隆科多,而当时查家又是隆科多的铁杆,因此便给查家网罗了一个罪名,然后用查家来绊倒隆科多。所以呢,金庸小说中,清朝的几个皇帝里面,能力最强的雍正,反而是被黑的最厉害的。
那个时代江浙家族的兴衰荣辱全靠爱新觉罗祖孙三代人罩着。时过境迁,如今八旗子弟的影响力却余威犹存。
金庸的浙江老乡,电商巨头“马云爸爸”的爸爸,是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第四、五届的主席。
有朋友觉得,这算个啥啊?
其实,这在圈子里,还真算个啥!独霸春晚十余载的赵本山,也只在辽宁曲协混了个副主席。而当时的北京曲协主席是谁呢?老舍先生的挚友,关学曾关老爷子。这个名字大家都很陌生,不过他的孙女大家都认识:那就是频繁曝光,想尽办法也得捧红的关晓彤。
20多年前,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则关系,马云这个中考考了两次才考上一个破中学,高考考了三次才上专科的学渣,如何能在大学四年3年学生会主席,2年杭州市学联主席?(可以想象一个北京师范的学渣,挤掉了清华北大,拿下北京学联主席)
后来又如何能拿到了外经贸部的offer?如何能借用部里的平台,开发外经贸部官方网站、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中国招商、网上广交会、中国外经贸.......?如何倔到第一桶金?如何成为现在的中国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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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马爸爸的双11晚会请关晓彤去做主持人,是不是也因为这一层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关大小姐还没毕业,就能长期成为微博热点.....成为鹿晗女朋友事件,能得到阿里系媒体的全力支持.......
关晓彤20岁的生日,大导演张艺谋专门发了一段祝贺视频,非常用力的夸了一把这位关大小姐。
内容是这样的:
晓彤,你今天过生日,想起来我跟你们家也是三代合作。《有话好好说》,跟关老爷子;《古今大战秦俑情》,跟你妈;现在这个跟你。真是关家有女初长成啊,而且发展得非常好,很为你高兴,很为你关家高兴,感觉这么一说,我也是关家的人。你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影》的表现也非常好,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所以你过生日呢,首先祝你生日快乐,越来越好。还有一个,记着我跟你说的,好好练英语,还有动作也要学。要把自身的修养和自身的学习搞上去。你是一个好孩子,我觉得,没有任何毛病。在剧组的合作、表现、职业道德、表演……方方面面大家都没话说,路走得非常正。所以呢,希望你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继续沉浸,祝你生日快乐!
中国最知名的大导演张老爷子,因为跟老关家三代人都拍过戏,就突然觉得自己姓“关”了,颇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说到关姓,那可是满族大姓瓜尔佳,瓜尔佳自古出美女,譬如康熙帝的敦怡皇贵妃,以及二阿哥、五阿哥、十三阿哥、十五阿哥,都迎娶了瓜尔佳的妹子。
甚至早年我们的女神关之琳和玉女掌门周海媚,也都是瓜尔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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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俩瓜尔佳的妹子,甚至大陆第一代的电视剧童星,《我爱我家》里面的关凌,也是瓜尔佳的.......当年她有多热,相信年纪大点的朋友都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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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鹿晗在微博上介绍他的瓜尔佳女朋友时,女粉丝们都不淡定了。其实鹿晗(及其背后的资本)还真不亏,至少已经拿到一张挤进这个圈子的门票。
金大侠的笔下,经常出现一个帅气而不靠谱的表哥,《天龙八部》里还有超级大色魔云中鹤。其实他们的原型,就是金庸的表哥徐志摩。恩,当年徐志摩的笔名就是云中鹤。(现在这个词被金庸彻底黑化了)
金大侠看不上徐志摩的原因,是徐志摩打破了这种门阀家族之间联姻的惯例,娶了当时大上海的交际花陆小曼。
因此不仅查家,海宁的大家族们,也纷纷与徐志摩划清界限。甚至连徐志摩死后,查家送去的挽联,也很恶毒:“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
这里司勋代指杜牧,仆射代指沈约,两个人都是顶级门阀的子弟,才学过人,查家用他俩代指海宁徐家的徐志摩。
不过,用词很恶毒,认为杜牧“十年一绝扬州梦”整天逛青楼,令家族蒙羞,顺便骂陆小曼是娼妓。(当时扬州就是前些年的东莞);而沈约,约炮约得肾虚腰瘦,耽误国事,继续骂陆小曼不是正经女人(韩寿偷香,相如窃玉,张敞画眉,沈约瘦腰,合称为古代四大风流)
为啥查家对徐志摩如此恶毒呢?就像大清朝另一个江南豪门,红楼梦中贾家的原型江宁曹家一样,“贾史王薛”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家族也是豪门,张幼仪哥哥张嘉璈任中国银行总经理20年,有中国银行之父的称号;另一个哥哥张君励,更是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也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即使张幼仪本人,也是上海的第一位女银行家,创办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因此,徐志摩离婚再娶娼妓,是对整个海宁豪门的一种侮辱。
所以,以金庸为代表的海宁门阀们,只认徐志摩原配和原配的儿子,对陆小曼完全无视。
这个呢,就是历史,徐志摩睡陆小曼,就像贾宝玉睡袭人,林黛玉根本不介意,但是贾宝玉要是敢把妓女云儿取回来做正室,贾母再疼他也会选择家法把他揍死。
现在的明星,搁在民国恐怕知名度还未必赶得上陆小曼,如果真能混进那个封闭的小圈子,还能被认可,搁在过去,绝壁是祖上烧了高香。
不久前商务部外贸发展局正式启动“中国之造”品牌工作计划,小鲜肉鹿晗也正式成为了“中国之造”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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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前身就是外经贸部。
就像腾讯依靠老爷子盐田港领导的身份,拿到了盐田港股东李嘉诚家的投资一样,阿里在几次发展的瓶颈期,也是依靠着外经贸部的关系,联系上了高盛以及雅虎的杨致远。

瓜尔佳的美女连人带家里强大的文化圈资源都给你了,以后若是混不好,只能说明自己太渣了......

3

马云是个著名的“金庸迷”。早年阿里巴巴每个办公室的名字,都出自金庸的小说,如“光明顶”、“桃花岛”、“罗汉堂”、“聚贤庄”等等,进入阿里巴巴的办公区,仿佛就像在玩游戏《金庸群侠传》一般。
马云成名后,便仿照华山论剑,召集全国的互联网大佬们,在西湖上搞了六届西湖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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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从马云首次登顶中国首富之后,这个西湖论剑就被取消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湖畔大学.....
就像打赢了华山论剑的王重阳一样,马云不再是一个挑战者,转而成为了导师,开始培养他的全真教和全真七子.......(虽然马云长得有点像江南七怪)

金庸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个小说家,但你不知道的是,他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以及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而且,海宁查家也是舟山董家的世交,董先生的父亲更是金大侠的挚友。

而董先生本人,还是阿里巴巴的独立董事。
因此,金庸这位浙江最有名的文化大师,自然也就成了马云组建的江南会,这个浙江圈子里面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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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江南会的会员,均有一张只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遇非常难事,只要发出此令,其他发起人无论身处何地,均亲自赶来出手相助!
这事儿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不过,郭广昌今年深陷舆论漩涡,而在他生日当天,马云和他后面的人一来,他就轻松多了。
华谊完颜兄弟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作为华谊股东和重要金主的马云自然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阿里最近又搞了一个达摩院。官方叫:“The Academy for Discovery, Adventure, Momentum and Outlook ”,简称DAMO,按照表面意思,是一家全球化的,致力于探索科技未知,以人类愿景为驱动力的研究院。
当然,这些台面上的说辞听听就好了,这个英文名字不过是几周前才匆匆定下来的,马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Cosplay金庸小说中的达摩院。
马云的湖畔学院和达摩院,被誉为将是未来中国互联网界的黄埔军校。当然马校长在办学校时是否借鉴了浙江老乡蒋公的经验,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马校长的套路,绝对是从香港李超人那里学来的。
2002年,李嘉诚基金会创办了长江商学院。而马云也成为了长江商学院CEO班的第一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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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云作为学生中不起眼的一员,拜访他们的校长,也是当时华人首富李嘉诚。对此,马云事后说过,自己当时有点紧张,腿都有点发抖。
正是由于长江商学院将中国的商界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李嘉诚得以在大陆各地迅速扩张其政商资源,他也成为了在大陆改革开放过程中,赚取最多利益的商人。
所以,马云现在搞的各种学校计划,也可以说是司马云之心,路人皆知了.....
就像国民党军队里面大部分的高级将领,喊蒋介石都喊校长一样,想象一下未来中国互联网的新锐,一个个从湖畔大学毕业,接受达摩院的教育,按照每届论资排辈后,马云也将成为整个中国互联网界的校长。
蒋公本来只是孙先生器重的一个将领,孙先生从未想过让他成为接班人,但是蒋公却在一次次的国民党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击败胡汉民、汪精卫,完成412清共,获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以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虞洽卿等一大批江浙银行家和及其背后财阀们的支持。
恩,这句话是否也适用于马校长和已经快与阿里融为一体的杭州呢?
所以,被江浙财阀们推上台的蒋介石,早期必须要考虑江浙财阀们的利益,从918到77事变,蒋公在中原地区都不会调动嫡系部队,但是在淞沪战场,日军有着舰载机和舰炮的绝对优势,蒋公却选择调动所有精锐在这里跟日本人死磕,而不利用多年精心打造的苏南国防线对峙。
其中的原因,除了利用上海吸引英美干涉外,还有一条,就是为江浙财阀们争取时间,拆卸器械、倒腾资产,向武汉和重庆转移。因此,蒋公背后的江浙资本,不会允许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也不会允许他在转移之前就把根据地丢了。
所以,等到江浙财阀的资产都转移完了,淞沪会战就可以结束了,蒋公的中央军一路向西,把之前精心打造的国防线和首都南京都丢给了日本人。
并不是他要撤退,而是有的时候,部队并不完全听他的指挥。
当然,江浙财阀们与蒋公的相互信任基础,是因为他是浙江宁波奉化人。同样的,在这种同乡的概念下,蒋介石在军中也特别喜欢用浙江人,所有值钱的王牌部队,从空军司令周至柔,机械化兵团司令邱清泉,到王牌军控制人汤恩伯,所有的特务机构,从中统的陈家兄弟,军统的戴笠,到保密局的毛人凤.....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浙江人。
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宴请毛泽东,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龙与重庆其他士官们坐一桌。当清一色浙江奉化籍士官们在席上发现他来自东北抗联,既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便诧异地问:“你同毛先生有什么亲故?”陈龙如实相告:“我同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当时陈龙的这段回答,把蒋介石的浙江奉化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所以当蒋经国在上海反腐打老虎的时候,一开始雷厉风行,但最后不得不收手。毕竟,蒋经国要打的,都是蒋介石背后的财团,真反腐下去,蒋家父子反而会先被江浙财阀们抛弃。
这种家族联姻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哪怕是建国后,王平夷和王国平父子,曾主政杭州就长达30多年。如果不是因为文革,相信这个时间会更长.......当然,在这30年里,王家父子给杭州带来了高速发展与繁荣。而马云,就是在王国平执掌杭州时期崛起的。
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门阀的鼎盛时代,唐朝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指的就是王谢为代表的南朝门阀,从兴盛走向衰弱。而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描绘其江宁曹家及其姻亲的时候,使用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用的就是“旧时王谢”的谐音,可想而知,那时候的“王谢”门阀,令后世诗书传家的世家子弟多么向往。
随着马爸爸们开始当起了校长,乌衣巷的堂前燕,似乎又飞回去了。

4

金庸的表侄女琼瑶阿姨虽然在《还珠格格》里让五阿哥娶了海宁的陈家姑娘,不过真正因还珠而改变命运的还是小燕子赵薇。成名后的赵薇近几年与马云爸爸的关系成为娱乐圈津津乐道的话题,几桩大买卖下来,还收获了“女版巴菲特”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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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嫁了个牛逼的老公。
无论是马爸爸和许家印这两位中国首富谈足球合作的时候,还是马云赴纳斯达克敲钟的时候,陪伴在马云身边,都有赵薇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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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薇老公公80大寿之日,中国首富还亲自来捧场并献歌一手,据传言还将赵薇的女儿小四月收为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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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牵起红线促成这桩天作之合的,据刚刚仙逝的“大师”王林所说,不是别人,正是大师本人。不过因为这张图,马爸爸在网上被不少人责骂和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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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千万别低估了首富们的智商,从十几年前的史玉柱到十几年后的马云,这批中国的最顶尖的精英们前赴后继去的拜访王林,难道他们会不知道王林的特异功能是扯淡么?
他们去的原因,也很简单。王林从90年代就通过表演,通过给老领导看病,累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而且,王林还特别愿意向公众展示这种人脉网,并编订成册。
因此,长期与领导们打交道的王林,也演变成了一个人脉的掮客。任何访客只需结识王林一个人,就可以通过他的塔桥,去结识数十个不同领域有身份地位的人物,非常的省时省力。而随着这些探寻人脉的访客来访,大师的路子也越来越广。

在掮客王林这里,无论是明星、商人亦或是政客,都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王林不过是这条利益交换网中间的一个枢纽罢了,而所谓的“特异功能”,不过是一个噱头。

就像伪满洲国的“皇族”交际花川岛芳子,她同时也是日军的东条英机,国军的戴笠,汪伪的周海佛等顶级要员的座上贵客。别看蒋汪、蒋日、蒋满、汪满这几股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但是在芳子牵头的地下交易中,这几方势力也能坐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秘密达成“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因为,有不见光的交易,就需要这样的中间人。
王林跟川岛芳子对比,明面上是一个靠美色,一个靠“魔术”,但究其结果,都是依靠着自己的与众不同,去交织一张庞大的关系网。
当然,富豪与明星之间还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


                                 
                                           人物广角
                 



1994年的王沪宁:和平养无限天机                 
【研究员】:
如果一个人书读的好,官做的也好,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和平养无限天机”,现在参不透其中的道理,如果再过十几年,不惑之年的时候,能够像王沪宁一样想清楚,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在现在的语境下,“学而优则仕”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汇,如果改成“学而优为仕”就成了贬义词,改成“学而优不仕”大概就是褒义词了,像魏晋时期的名士。如果一个人书读的好,官做的也好,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1994年的日记

风清扬在微信号“那个局外人”撰文指出,1994年的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说年轻仅仅是因为他只有39岁,还未到不惑之年。但他当时已经成就斐然,在复旦甚至上海都有名气。尽管如此,王沪宁还是更像读书人而不是名人,每天授课、读书、著书,也会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玩电脑游戏。当他骑车穿行在90年代的复旦校园时,他平静地思考学术问题,思考他感兴趣的一切,却唯独没有思考过一年后自己会在哪里。
王沪宁把1994年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写了一本《政治的人生》。日记绝大多数是在深夜写的,他在自序中写道:
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书是第二年出版的,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
1994年的王沪宁做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日记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凌晨”,王沪宁常常在凌晨阅读各类书籍。粗略数数,出现了70多本,最多的是专业著作,也有当时90年代初流行的小说。王沪宁读书带着自己的思考,比如,
他在凌晨读《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总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文笔有点故作雄壮,没有在平淡中见神奇,而是刻意在写大手笔”。但也有认可的地方,“历史事实有价值”。
他读《射雕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他读《中国大历史》,发现作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但又发现把杨贵妃也写进去了,因而认为这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当然,他也肯定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并把基本观点作了记录。
他也读一些当时比较火的新书,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红极一时,类似的小说充斥市场,对这些小说,王沪宁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粗略翻完,发现有些“全是为了经济效益”,便转而开始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王沪宁常读国外的期刊和报纸,并能迅速记下自己的观点。看到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美国为何最后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引发他对政治的技术主义和艺术主义的差异的反思,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王沪宁1994年书单

《圣坛下的林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北回归线》《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的民主》《政治稳定》《射雕英雄传》《苦界》《废都》《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纪实与虚构》《畸人》《土街》《白鹿原》《交往和社会进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邓小平在1976》《热爱命运》《论语别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管理思想史》《中国古代性文化》《文化与国际关系》《世界的混乱变革和继承的理论》《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文化战略》《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法国病》《官僚主义的弊害》《睡狮苏醒时》《帝国的政治体制》《管理决策新科学》《管理行为》《逃避自由》《金赛性学报告》《新管理方格》《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曾国藩》《经济学》《未来的社会主义》《顺世论》《刀锋》《新镇》《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新十日谈》《天猎》《反腐败:中国的实验》《帝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媾疫》《中国大历史》《邓小平文选》《却普生博士》《女妖岛》《现代化新论》《金房子》《月光》《中国共产党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丑巷》《93中国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城北地带》《毛泽东的秘书们》《生命特异现象考察》《苦难与风流》《人的问题》

授课、写作和参会

作为一名教授,有三项工作是理所当然要做的:授课、写作和参会,恐怕现在的教授第三种要多一些。有时候,王沪宁会回顾白天上课的情况,给学生推荐了什么书、哪位学生的哪些观点比较新颖、哪位学生的那篇论文比较出色,他的点评话语不多,却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时候,他也会在晚上把白天上课时的思路再做一次思考。
王沪宁对教师的职业充满热爱。1994年的王沪宁,获得了上海市十大精英的表彰,在3月10日那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
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除了上课以外,王沪宁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了思考问题和写作。1994年,他陆续完成或进行了十几篇文章的撰写,譬如《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对主权概念的挑战》、《民主的困惑》、《革命后社会中的政府》、《革命后的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第二项探索》、《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社会与政治》、 《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刚刚带领复旦大学队夺得了全国闻名的辩论赛冠军,于是他花了一些时间创作和修改《狮城舌战启示录》,这次辩论和这部作品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名气。
他的研究主业是政治学,很多文章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王沪宁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但他洞察西方的政改进程,很警惕的写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这一年,他出访数次,也接待了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一些学术访问团。在出访和接访的时候,他不仅关注学术上的交锋,也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
30出头就已经是正教授,不到40岁已经是系主任和院长的王沪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荣誉保持着超乎常人的理智。他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否定自己所有的创见,不管他们曾给你带来什么荣誉,同时追求新的创见,不管它们会让你失去什么。”

看电影和娱乐

王沪宁会在日记里记下看过的电影,写三两句感悟。电影以外国的居多,尤其是法国电影,这可能与他本科学习过法语有关。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部电影《ALIEN》,中文翻译成《异形》,他饶有兴致地记下了电影的大致内容。10月19日凌晨,王沪宁看了《辛德勒的名单》,让他震撼的地方,不仅仅是“电影的艺术性和技巧性,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
他也看一些当时流行的电影,1994年他大约看了十几部电影。难得的是,有一部叫《过把瘾》的国产电视剧在日记里出现了两次,可见王沪宁对这部剧的“追剧热情”,看到电视剧里“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丈夫和妻子的矛盾”,他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有时候来自爱的矛盾虽不如来自恨的矛盾厉害,可怜的是对来自爱的矛盾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只好在无穷的矛盾中消磨人性。人们往往不知道爱也会带来恨,这是很多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后来看到结局,男女主人公重新结合在一起,王沪宁感叹道:“凌晨看《过把瘾》最后两集,看出一些光明和辉煌来。人生不能总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社会也不完全是一些玩世不恭的人。一切是那样自然,很感人。虽然是不超常的路子,但却是普通人最需要的路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需要的生命的光明和辉煌。”
2月8日是除夕,王沪宁和家人放了一千响鞭炮,岁末年初会生出一些感慨。感慨之后,他玩了一种叫“大富翁”的电子游戏,“玩了一会儿,又是买地,又是炒股,又是建筑商场,最后破产,输给一个叫“大老千”的人,被狗追得到处逃,落到阴沟里。”

思维的乐趣

思维的乐趣常常见诸王沪宁的日记里,他有时候会从生活的小事里发现乐趣。比如有一天有人给他一张黑白点密密麻麻的纸,说是一张三维画,他发现认真盯着看的时候,全无感觉,模模糊糊看的时候,真的出现了三维图。于是他感叹“人往往会迷惑的,越集中精力越迷惑,有时散漫一些,反而不会糊涂。”颇有点中国哲学的意味。
王沪宁经常逛书店或书市,他看到市面上的学术著作销量很小,由此思考精神层次的消费需求与阶层收入的关系;看到国际女篮锦标赛,最后中国女篮以一分优势战胜澳大利亚队,由此思考一国国民心理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人请客吃螃蟹,点了一只要200元,没什么能吃的,他直到吃完饭,也没有想通为什么那只螃蟹值200元;他听到一首流行的歌曲《同桌的你》,想到“只有刚刚走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有这样深刻的感觉。少年时代的情感,大概是最令人珍惜的,因为比较纯洁”。
王沪宁偶尔也写写诗,或是园中散步,或是登高望远。某天散步的时候,王沪宁看到院子里的果树一片生机,花开的烂漫,“在这里面散步,不由得思想深沉,可以远思”,他随即写了一首诗,有几句是“楠木屋中古人吟,桃花园外村夫行。慢手推窗送晨色,方知星辰向南行”。夏天去北戴河开会的时候,登山海关,看到天下第一关残存的历史感,他也来了诗兴:一关国门龙头竖,万里胸襟碣岩留。汹浪古来卷败旗,长城何日断海流。
生活的乐趣有很多种,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上的,一类是精神上的。思维的乐趣属于精神上的乐趣,其内涵是思考并快乐着,能享受这种乐趣大概门槛是非常高的。

和平养无限天机

王沪宁关注学术研究,也关注现实生活本身。他也会感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看到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生命的状态,他作了一番思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有一天,王沪宁想到,有个朋友几年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每天读书有意义吗?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回答感动不已。和平养无限天机,现在参不透其中的道理,如果再过十几年,不惑之年的时候,能够像王沪宁一样想清楚,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国际战略
                 



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主线:责任、担当应与国力相匹配                 
【研究员】:
放眼未来的国际格局,一种可能性是中国超越美国,即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即使作为最大经济体,中国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在国际影响力上超越美国。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仍然不能超越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要屈居老二地位,或者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会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是一个亚太大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以要有全球布局,这里边牵涉的不光是地缘问题,也包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国现在所要追求的利益首先是在国内发展,也就是中国很多年来坚持的“中国国内本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此外,也应该聪明合理地运用中国发展起来的能力维护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同时又要承担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要承担的责任。这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主线。

                                 
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登场,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与会。这是十九大后中共中央举办的首场主场多边外交活动。有分析指,十九大后中国尝试在外宣上转向主动,这次会议是宣传中国治理模式的首次集中发力。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其内政已经不仅是单纯一个国家的内政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权力分配,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会给全世界都带来影响。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是跟美国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上的竞争或许成为未来的亮点。本文整理自《凤凰周刊》(总第634期)对赵穗生的采访实录: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其亚洲政策基本围绕朝鲜问题展开。这次亚洲之行则给了他一次全面审视亚洲的机会。他能意识到,亚洲议题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各国的关注点也大不相同。尤其是他所关注的朝鲜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亚洲国家关注的很多问题是远远超过该议题的。
说到亚洲目前最主要的关切,在我看来,一个是地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中共中央十九大以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这些富有战略性的愿景,对周边国家乃至更远地区的影响同样深远。另外,特朗普此次12天的亚洲之行不但包括像中国、日本、韩国等牵涉到热点议题的国家,也包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东亚峰会,这些会议同样也会反映亚洲的关切。

“只要踏上中国,就能感受到重要性”

目前特朗普没有明确的亚洲政策,所以这次访问对于他重新思考亚洲政策,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议题正让他焦头烂额,无论是“通俄门”事件、税改问题、明年的中期选举,以及党内外的矛盾、政府内部的协调,都会在他的亚洲行中不断干扰他。但或许正因如此,他亦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到外交方面,所以不排除会有很多作秀成分。
但对中国来讲,只要特朗普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感受到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复杂性,中国的活力,跟中国打交道的必要性。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大家一度觉得中美关系会出现很多龃龉,但在海湖庄园实现元首会晤后,似乎立刻就把很多矛盾冲淡了。一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有9次,这种高频率的私人交流,对于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从这次访问结果来看,总体显示出中国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发展对美关系,并愈发占有主导性。这次中方给足了特朗普面子,但其实并没有给出里子,也就是说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美国主流媒体则对特朗普持有批评意见,认为他没有从中国拿到什么实质的东西。这也说明他的访问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都是临时根据访问情况发表讲话,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地考虑。美国媒体认为他这些即兴发言令美国失去了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的机会。

对于特朗普此前关注的两个问题——朝核与经贸,我认为通过一次访问很难达到彻底解决。但是,通过跟各国高层面对面的交流,他会更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也会把这些问题提到最高层次上加以全面考虑,然后在政策层面上反映出来。
谈到对华决策,特朗普目前的策略没有一条主线,而是变化不断。虽然奥巴马时候也有变化,但起码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主线,就是合作和冲突并存,以合作来避免冲突。特朗普似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冲突,什么是合作,他只强调依靠所谓的结果导向来解决问题。我认为他也不会提出所谓的概念或者口号,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种意识,所有的事务对他而言都是“结果导向”的,在他看来问题解决了,这个框架就建立起来了。但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更习惯于先有框架、先有原则问题,再具体解决问题。对特朗普来讲,他要拿出的是能够让选民下一次投票给他的成果,比如让美国牛肉出口到中国,这样养牛户们就会投他一票。
特朗普在日本提到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被外界关注,甚至有声音认为这个会不会替代过去的“亚太再平衡”。但事实上,“印太”这个概念早在奥巴马时期就有人提出。在亚太地区,最大两个崛起国就是中国和印度,而随着印度东进、俄罗斯西进,主要国家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
由于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大国是中国,所以很多概念被视作是为了针对中国崛起而提出的。但我认为,不能狭义地去认为这个战略就是为了扼制中国,因为这里面同样包括怎么跟中国和平相处。虽然它有防范中国的一面,但也有如何同中国合作的一面。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是贸易问题,因为该议题是特朗普竞选时最重要的竞选纲领之一,他也将对华贸易问题当做其对华政策的重点。但是,特朗普目前的对华贸易政策似乎是建立在一种扭曲的、简单化的理解之上的。他只强调所谓的贸易逆差问题,但这个逆差是怎么形成的,结构是怎样的,所引发的结果是什么,似乎都忽略掉了。这种情况下,他谈到贸易问题时,仅仅谈的是中美贸易中很表层的一面。加上,特朗普是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人,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较缺乏。所以,我们也应当关注白宫究竟哪些人可以影响到他。
这次签署了空前的经贸大单,但其实其中很多是备忘录(MOU)的形式,未来的进展还需要观望。特朗普回国以后,同样可能会遭遇对华关系的反弹,比如国会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所以也可能会变脸。因为他的很多出访观点并没有完全反应美国政府机构的意见,中方对此也要有充分的认识。
至于朝核问题,我觉得目前的解决方案近乎于零。现在朝鲜方面可以说是软硬不吃,美国这么多年以来的政策也毫无成效。现在所谓用制裁的方法打压,但这一定需要中国的配合。此外,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表态总是前后矛盾,一会儿说要“摧毁朝鲜”,一会儿又说可以上谈判桌,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提出来。

“中国的责任、担当应与国力相匹配”

今年10月以来,我接受很多美国媒体的采访,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关注中共中央十九大?我告诉他们,中国崛起以后,其内政已经不仅是单纯一个国家的内政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权力分配,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会给全世界都带来影响。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是跟美国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上的竞争或许成为未来的亮点。
十九大的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此前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方向是对的,中国打开这个门就不可能关上。
在我看来,中国强起来的实际表现恰恰在外交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要有底气,也要有资源,才能负责任,才可以敢担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将来必然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但你的国际责任与担当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和国力相匹配,不能超越国力。
这意味着,中国要选择性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不能犯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为世界做出很多贡献,但也把自己掏空了。中国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而且,正因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所以更要反哺国际社会,在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也要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即对于大国小国要公平对待,而不是追求扩张。
特朗普上台以后,瓦解了美国此前建立的种种国际秩序,包括他所谈的“美国第一”、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代表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协议》、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确应当扛起一部分大旗。美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做的一些有损于很多国家的事情,中国要和美国一道来纠正这些事情。比如反恐领域,美国自伊拉克战争以来越反越恐,中美之间在这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因为中国也有恐怖主义的担忧。而在难民救济的问题上,中国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是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换言之,中国并没有直接参与二战以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因此,当许多国际秩序和规则被制定的时候,中国并不在桌子上,没能参与进来,中国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的配比都发生了变化。然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出的声音没有相应的跟着变化。所以,中国应当要求发出更多声音,包括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以及国际安全机构中的代表权,目前的代表权没能充分反映出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要改变游戏规则本身。
现在的游戏规则,其基本着眼点是依据两个原则界定的,一个是所谓的全球化原则;第二个是传统的主权国家原则。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秩序当中最基本的单位,但这种主权又要受到一定限制,包括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自由化等等。以上两个原则所界定的共同秩序,是中国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一直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而是制定规则中的地位。它的地位应该和中国上升的大国地位相匹配。

放眼未来的国际格局,一种可能性是中国超越美国,即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即使作为最大经济体,中国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在国际影响力上超越美国。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仍然不能超越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要屈居老二地位,或者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会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国是一个亚太大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以要有全球布局,这里边牵涉的不光是地缘问题,也包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国现在所要追求的利益首先是在国内发展,也就是中国很多年来坚持的“中国国内本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此外,也应该聪明合理地运用中国发展起来的能力维护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同时又要承担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要承担的责任。我想,这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主线。


                        

半岛局势已进入危险阶段,时间不在中国一边                 
【研究员】:
朝鲜据信在11月29日凌晨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使平壤方面与华盛顿方面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半岛局势已进入危险的阶段。目前,中国国内存在一个涉朝利益群体,对朝核危害没有统一认识,切香肠式的博弈模式也跟不上朝核发展速度。国际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俄罗斯在半岛的新角色,韩国对朝政策独立倾向日益明显,美日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等,都对中国不利。时间不在中国一边。拖延处理朝核对中美来说,对中国不利,对美国则未必是坏事。届时它可以被逼出下策,同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事实上默认朝鲜拥核,让朝鲜对中国形成牵制,还可以让日、韩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和朝鲜相互制约,而中国对朝核就没有任何牌可打了,届时,中国在东北亚的周边环境将彻底恶化。

                                 
在美国11月20日再次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后,半岛局势已进入危险的阶段。
因为将朝鲜列为“支恐”国家在法律上则意味着,美国把整个朝鲜的国家机器视为犯罪组织。美朝敌对因此进一步加剧,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朝鲜核、导发展迅速,已经接近有核国家门槛;第三,由于中朝漫长的边境线以及有着多年被围困的经验,导致朝鲜对抗国际制裁的能力十分强大,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这一切都殃及中国。
面对上述态势,中国当前的应对似乎与以往有所不同。来自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和延吉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联合国的要求。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因为朝方需要对路面进行维修,所以鸭绿江中朝友谊桥需要临时关闭。而朝方人士说:是中方通知朝方,因为(中国)需要对路面进行维修,所以中朝友谊桥需要临时关闭。而众所周知的是,中朝经贸活动70%是通过丹东进行的,其中绝大多数人、货是经过鸭绿江的中朝友谊桥运到朝鲜的。
变化重要,但总结过往以来的问题更重要。这些年来,中国在应对朝核、处理半岛局势上做了不少的工作,但仍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只有改进这些存在的问题,才能在当前乃至今后更好地应对朝核问题和半岛局势的变化。中国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但国内的问题是根本的、关键性的。
曹辛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中国国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内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自上而下的、本位主义的涉朝利益群体;中国体制内和党内对朝核的危害,没有正式的统一认识,党员干部也不了解相关情况;中国对朝核存在畏惧心理;以中美矛盾混淆、掩盖甚至取代中朝矛盾;切香肠式的博弈模式,跟不上朝核的发展速度。

中国国内存在涉朝利益群体

由于中朝之间的历史上的血肉联系,更由于本位主义作祟,在中国国内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自上而下的涉朝利益群体,主要是本位主义的利益群体。
这个群体更多地专注于部门和地方利益,对整体和全局利益则较少主动考虑,有时甚至将部门和地方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因为责权和利益的不同,这个群体的言行客观上有利于朝鲜。
在地方层面,这个涉朝利益群体的主要表现是:眼中只有地方GDP,对朝核危害国家整体安全利益关心不多,这其中又以中朝接壤的边疆省份尤其严重。
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根据公开资料,当地长期以来把朝鲜当作发展对外经贸的主要依托:一方面大量进口朝鲜矿产和海产品发展对外贸易和餐饮业,并在边境两边设立海产品加工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大量引进和使用朝鲜廉价劳动力方式,引进内地省份的低端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并以这两大类手段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这在客观上每年都为全力发展核、导力量的朝鲜输送了不少紧缺的资金。而“十八大”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对朝核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朝核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边境稳定也不断造成危害,当地对此则较少考虑。据当地专家公开发表的资料,当地目前共雇佣了2万名以上的朝鲜工人,在和朝鲜边境接壤处设立了多个经济合作区。结果今年联合国一通过对朝核制裁决议,朝鲜被制裁的大宗商品马上无法进口,当地劳动力缺乏的状况无法改善,而被朝鲜廉价劳动力吸引的内资企业在自己所属地方政府的要求下,也在酝酿撤离当地。
在国内的思想界和知识界,也存在这样的利益群体,例如延边的某些朝鲜族知识分子,他们不少人在朝鲜有亲戚,和朝鲜交往密切,思想和感情上亲近朝鲜,这导致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涉朝言论和主张,客观上有利于朝鲜,例如公开发表文章、向中央智库提交报告,论证和主张在延边大量引入朝鲜劳务人员,为朝鲜的对华政策辩护,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参与一些涉朝内部会议,为对朝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当地个别大学主办的一些涉朝论坛,也多提供此类有利于朝鲜的宣传。
至于国内从事对朝经济活动的体制内外的商业机构和个人,不少完全倒向朝鲜一边,有的甚至在中国对朝政策执行中起破坏作用。
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群体在体制内外已成势头,成为中国对朝政策的束缚和障碍。不久前朝鲜官方媒体还专门发表文章,介绍了这个群体对中国根据安理会决议制裁朝鲜的不满,还声称“这就是民意!”对中国内部的意见不一充分加以了利用。

体制内对朝核性质无统一认识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国体制内、党内对朝鲜问题、朝核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没有正式的统一认识,党内干部也不了解相关情况。因为缺乏统一的思想,不仅在行动上无力,客观上也给朝鲜提供了渗透的机会。
迄今为止,特别是去年初朝鲜核试以来,尽管朝核已经给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宁和中国在东北亚的外部安全环境造成了很大损害,但在朝鲜拥核对中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体制内、党内并没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正式的统一认识,干部也不了解相关情况。不少党内和体制内的干部一涉及朝鲜问题,头脑里本能的还是抗美援朝时期的宣传,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鸣。这种状况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潜意识里的亲朝意识、以及出台的政策和宣传上的混乱。
例如,职能部门反复宣传的“朝核是朝美之间的事”的立场就是一例。因为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意思是:朝核和中国无关,而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并且很容易造成罔顾国家利益的误解。相关职能部门从来不讲“朝鲜拥核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不仅损害中央政府威信,也在国际上造成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此外在媒体宣传上,只强烈批评韩国部署“萨德”,却很少公开严厉批评朝核,这也与公正的大形象不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中苏关系破裂时,对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新沙皇”等认知,因为有发文件、口头传达等措施,党内是有高度统一认识的,至于这些结论是对是错,则是另一回事。
这一切也给朝鲜提供了渗透的机会。朝鲜驻华使馆人员曾表示:对于那些本人或者家庭和朝鲜党、国家有过历史联系的中国人,我们手里是有一份名单的,我们定期拜访、联谊。而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体制内地方和军队的在职或者离退休干部,有的还有一定级别。朝方人员的联谊活动,本质上当然是宣传和统战活动,也有机会获得各种中国内部的信息。
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政治特征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内、体制内没有了统一思想,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无力的,对朝核问题,也是如此。

对朝核有恐惧情绪

在朝核事务上,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问题是,对朝核抱有畏惧情绪,在行动上畏缩、不敢坚决斗争。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由于没有经过全面、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加上对朝信息的相对缺乏,对朝鲜内部可能发生的动乱后果产生了严重、虚幻的恐惧心理。
实际上,朝核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最坏结果主要是三个:美国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核泄漏和难民问题。
在判断这些问题会否出现之前,首先要有这样的自信:

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唇齿相依的地理环境下,美国不可能在不和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冒着和同样也是核大国的中国(甚至可能还有俄罗斯)开战的风险劳师远征,越过临时停战线,推翻朝鲜政权,实现南北统一并最终彻底解决朝核问题。朝鲜一直以来之所以敢一再挑衅美国,其行为根据就在这里。事实证明,朝鲜的这一依据是百试不爽、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否则朝鲜作为一个国家,1950年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次,历史一再证明,尽管朝鲜在姿态和行为上表现得很极端,但在涉及到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它的账算得比谁都精。到目前为止,它的一系列行为都没有脱离战争边缘政策,金正恩只是玩得更惊险而已,但那终归还是边缘政策,不会也不敢诉诸于战争。
上述两点证明,没有中国(可能还要加上俄罗斯)的首肯和配合,美国单方面武力统一半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即便有,其行动规模和程度也会极其有限,基本上只能局限于针对朝鲜核设施的破坏以及给朝鲜施压。其次,朝鲜也绝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为那样中国、俄罗斯就会和美国站在一起,维护和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朝鲜将被抛弃。
显然,美国顾忌中、俄,一定程度上还有日、韩两国,而朝鲜则顾忌自己政权的存亡。基于这一事实,朝鲜发生核泄漏和大规模难民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原因如下:
在朝鲜政权存在的情况下,核泄漏和难民两个灾难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都会加速朝鲜政权的灭亡。
如果由于朝方的原因发生核泄漏,则东北必将受害,中国必定出兵阻止,并会采取一切手段对付朝鲜,届时美、韩绝不会袖手旁观,其结局必然导致金正恩下台和国家的灭亡,因此朝方不可能让核泄漏的灾难发生,而且那样也会祸及自己;而如果因为美国单方面不周密的外科手术打击导致核泄漏,那美国等于向也是核大国的中国发动了核战争,美国还必须考虑到核泄漏对韩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影响及反应,这在概率上几乎是零。
来自日本自卫队的消息显示,根据美军和自卫队的多次沙盘推演,美国主要考虑用两种手段对付朝鲜:派小股特种部队进入朝鲜破坏其核设施关键部件,或者以导弹打击朝鲜标志性的建筑物,例如平壤的“主体思想塔”和金日成塑像,给金正恩压力。美国的这一考虑证明,美国不可能蓄意制造核泄漏,其行动一定会考虑周全。因此,由于美、朝各有顾忌,核泄漏发生的机率也几乎没有。
其次,如果发生大规模难民事件,则中国或者出兵进入朝鲜阻止,或者废除中朝两国相关的边防协定,和韩国合作,将难民直接交给韩国;也可以和韩国共同将问题提交联合国难民署,使朝鲜难民的身份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并得到联合国的帮助。经调查,韩国很愿意就此与中国合作。这同样也会加速朝鲜政权的灭亡。因此朝鲜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结论是:只要朝鲜领导层不想自己政权灭亡,核泄漏和难民两个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

反过来说,如果朝鲜政权已经灭亡,则中国的反制行为就没有了任何限制,同样可以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并最大限度减轻上述危害。届时只要出兵半岛,中国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

最后,为了避免政权的灭亡,朝鲜也不会主动与中国开战。
因此,对朝核的恐惧,是缺乏依据、没有逻辑的,这种恐惧动摇了中国的意志,束缚了中国对朝斗争的手脚。
退一万步说,真要出现不测,也要勇敢地加以面对,而绝不能回避或者拖字当头,那样事情只能更糟糕。

混淆中美、中朝矛盾

历史一再证明,决定国家关系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中国在应对半岛局势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潜意识里把中美矛盾和中朝矛盾相混淆,甚至以中美矛盾掩盖乃至取代中朝之间直接的根本利益对立,导致我们在处理朝核和半岛局势时意识形态因素浓厚,结果必然是投鼠忌器、无所适从,抓不住主要矛盾,因而拿不出好的办法和有力措施。朝核和半岛局势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认识论上的这个误区是思想根源。造成这种状况,有中美长期矛盾激起的意识形态意识,更有懒汉思想和不负责任的思想作祟,因为当无力解决朝核问题时,只要把责任推给美国,就完事大吉了。
中美有矛盾,中朝更有直接矛盾,但绝不能互相取代。中美矛盾,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两大经济体之间谁当第一的竞争,但也是经济紧密相连的两大互补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更是两大核大国之间的竞争。这种基本态势,使得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但绝也坏不到哪里去。而从联系的关联度来说,朝核与中国的直接利害关系更大,这是地理位置使然。同时,金正恩以朝核为工具获取国家利益的行为,把对中国不友好的外国军事力量吸引到中国周围,下一步更可能导致韩国和日本部署美国的战术核武器,这已经严重恶化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环境。
朝鲜能够以核、导为工具一再挑衅美国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赌的就是中国上述思想认识,朝鲜宣传机构和人员还一再对中国宣传和灌输这种认识,说什么“我们哪有力量跟美国对抗啊”、“美国哪里是在威胁朝鲜啊”之类的观点。朝鲜这套计谋本来很好破解,只要中美合作、或者中国单方面给予朝鲜重大压力就可以了。然而由于以中美矛盾混淆、掩盖甚至取代中朝矛盾,造成中国在行为上十分被动,使得金正恩父子两代一再得手,直至局面恶化到现在这个地步。

切香肠式的博弈模式,不适合朝核议题

纵观去年年初以来中美间对朝核以及半岛局势的应对,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切香肠式的博弈模式。问题在于,这种方式不适合朝核议题。
首先,这种行为模式的实质就是“拖字诀”,搁置矛盾,把矛盾往后顺延是其最主要特征。因此它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反而客观上为朝鲜发展核导赢得了时间,而朝鲜现在发展核导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香肠还能再切下去,朝鲜就有时间赶超、完善其核导力量,最终香肠切完,朝鲜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有核国家了,届时中国面临的威胁远大于美国。
其次,香肠总有切完的时候,届时中国手里将无牌可打,而朝鲜的境况则完全不同了,用朝鲜中央通讯社的话说就是:现在朝鲜已经是掌握了核导的国家了,今后社会主义的道路宽广得很。届时它必将比中国更主动,回旋余地更大,而中国将彻底陷入被动。
最后,当香肠切完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与拥核的朝鲜全面摊牌的时候。因为按照朝鲜的观点,中国一直在与美国和国际社会配合,不停地、一点点地、逐步加强式的损害朝鲜的利益。届时中国将可能面临如下选择:要不与朝鲜武力相向,要不补偿朝鲜的损失,甚至包括长白山和辽河以东的领土归属问题,朝方都有可能会公开提出来。届时要不中国让步,要不打一场全面核战争。
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给人好处要一点点来,加害于人则必须一次完成。而针对朝核的切香肠模式,恰好是相反的,它违反了一般政治问题的操作原则。
只有解决上述多年来存在的问题,中国才能摆脱被动,赢得主动,更好地应对半岛局势,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除了上述关键性的国内问题,国际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包括:俄罗斯在半岛的新角色,韩国对朝政策独立倾向日益明显,美日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等,都对中国不利。

中俄在半岛利益未必相同

俄罗斯高调进入朝核议题,是在今年7月。当天夜里,中俄针对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特别强调了中俄在半岛的共同利益,对美韩和朝鲜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并反对“域外势力”在半岛加强包括部署萨德在内的军事存在。而在此之前,主要是中美两国在合作解决朝核问题。随着局势的演变,中俄双方的利益开始呈现微妙差异,俄方开始试图南北通吃;而南北双方也都在向俄罗斯靠拢,这与它们的对华关系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最典型的事件是:据韩国统一部和外交部证实,9月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时和普京决定在朝、俄边界建立哈桑-罗津工业园,韩国为此在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韩俄并共同决定将朝鲜引入,将工业园作为一个三边合资项目运行。而当时正是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制裁朝鲜的前夜。
9月12日,在安理会通过对朝制裁最新决议后,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布尔米斯特洛夫在莫斯科出席朝鲜国庆招待会时说:俄罗斯愿意与朝鲜就解决朝鲜半岛所有问题进行最紧密对话。而在场的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金亨俊当场表示:朝鲜珍视朝俄传统友谊,目标是继续根据朝俄协议巩固两国关系。而反观中朝关系,则是另一种景象。
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前夜,中俄表态也不相同。普京的表态是:朝鲜即使让人民吃草也不会放弃核武器;中国的表态则是:只要不用战争手段解决朝核,赞同对朝鲜进行新一轮制裁。
随后俄罗斯拉着南、北双方议会人员在莫斯科开会商讨解决朝核问题,各种朝核问题的研讨会也在莫斯科召开。某种意义上,莫斯科已经取代六方会谈时期的北京,不过六方变成了三方。
现在的一个基本态势是,俄罗斯虽然深度介入半岛局势不久,但南北朝鲜都在向其靠近,而中国却与北方交恶,与南方关系则刚刚回暖,前景尚有待观察。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俄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关联度是不同的。
对中国,朝核是距离中国首都核心经济圈地区很近的直接威胁,起码是重大不稳定因素,它还直接影响中国的振兴东北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使亿万东北和华北人民直接面临核武威胁。
而俄罗斯则不同。二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东北亚战略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利用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和战争拖住美国力量,使其不能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心地区(欧洲)全力对抗俄罗斯;同时以此凸显自己对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从而在国家安全领域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关键性影响。这就是当年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并支持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根本原因。因为利益关系,时至今日这种基本考虑俄罗斯没有、也不可能放弃。而且,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与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区(欧洲)相距甚远,即便发生对俄罗斯不利的情况,俄罗斯的回旋余地也远远大于中国。
还有人分析: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对俄罗斯做出了让步,会不会要求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给予美国回报?
上述情况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严肃问题。因为如果俄罗斯走的太远的话,则中国在半岛将更加孤立。

韩国正在成为半岛局势最大变数

当前的一切证据都证明,韩国总统文在寅正试图摆脱美国控制,奉行独立的对朝和解政策。

据韩国官员介绍:对朝和解是文在寅的理想和价值观。他实际上是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帮助他压朝鲜、继而实现南北和解。前者是配合性的手段,后者才是他要实现的理想。为此他在政府内提高统一部和国家情报院的地位,利用这两个部门促进南北关系,同时使外交部地位有所下降,并开始清理作为亲美保守派大本营的韩国国防部。
文在寅的上述政策不仅表现在和普京合作,拉朝鲜共同在朝、俄边境共建哈桑-罗津工业园,并为此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还表现在安理会刚刚通过制裁朝鲜的最新决议后,韩国统一部还公开声明,对朝鲜实行人道主义援助的政策不受政局影响,将继续通过国际组织对朝鲜实施人道主义援助。韩国的做法客观上必将使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效果大打折扣,并可能在国际反朝核阵营中撕开一条口子。
针对美国对朝鲜的强硬政策和武力威胁,文在寅公开声明,反对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这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朝鲜的。
韩国官员认为:面对国际压力,朝鲜很快就将受不了国际制裁压力,因而很快会回应韩国政府的对话要求。
一旦上述这一切实现,朝核局势将出现重大变化,因为朝核发展的历史证明:朝鲜经常用对话为理由,获得发展核武的宝贵时间,并获得各种国际援助,如此,失败的历史又将再现。韩国正在成为半岛局势最大的变数。

朝核可能使日、韩走极端

现在另一个情况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显在利用朝鲜核导危机,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让日本“正常化”。同时韩国国内的在野党,包括一部分执政党人士,都主张部署1991年已经撤走的美军战术核武器。
据韩国官员分析,虽然文在寅本人出于对朝和解政策的需要,公开拒绝部署美军战术核武器或者自主拥核,但如果朝鲜和国际社会之间这种射导、核试验-制裁的轮回不停循环下去,文在寅最后也没法坚持下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朝鲜用多次弹道导弹试验证明,关岛已经在其导弹打击范围内,美军在太平洋的这个后勤枢纽一旦不可靠,美国对日韩盟国的核保护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到时候只好大家自己保护自己了,所以我们需要核武器”,韩国官员这样说。
上月,安倍利用朝鲜导弹试验,高支持率地赢得了日本大选,具备实现让日本“正常化”的执政条件了。对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自然也不会反对。
因此,时间不在中国一边。拖延处理朝核对中美来说,对中国不利,对美国则未必是坏事。届时它可以被逼出下策,同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事实上默认朝鲜拥核,让朝鲜对中国形成牵制,还可以让日、韩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和朝鲜相互制约,而中国对朝核就没有任何牌可打了,届时,中国在东北亚的周边环境将彻底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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