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纪念的“不是20%的涨跌幅 824

《值得纪念的“不是20%的涨跌幅”，而是“200 %的改革意志”！》：今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又一个“纪念日”。注册制下的创业板开启“新生”……

对此，有不少分析观点集中在8月24日A股的“涨跌”之上，似乎只有今天A股上涨了，这次“注册制改革”才能“称之为‘成功’”。

很遗憾，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市场认知水平仍然停留在“以成败（尤其是以短期涨跌）论英雄”的层面上（上一轮A股“成功”的重大制度变革：股权分置改革，在初期的几个月里，沪指可是一度触及998的哦……）。

笔者认为，要评判最后一次改革的“成败”，眼界要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贸易大格局的“聚变”，以及决策层提出“内外双循环”战略当中再予以评估。

换言之，即使短期股市上涨，但如果不能适应上述内外大格局的变化，这次改革也难言成功，短期上涨的股市，终归要“跌回基本面”；

反之，如果上述内外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能够适应这一大格局的变化，即使短期股市下跌（笔者仍然对短期行情“不太积极”），那么中长期也是有机会“赢得上行的制度基础”的。

《长三角“一体化”：打造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不久前的“大湾区”到此次“长三角”，在面对全球经济、贸易“逆风盛行”的当下，决策层显然是希望通过启动“长三角+珠三角”这一对“1+1”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去率先探索“发展新格局、建设新高地”，进而带动“双循环”的大格局。

8月20日，领导人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领导人强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而要参详、评估这个座谈会，不得不结合目前国内外的严峻复杂的形势，比如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再比如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

与此同时，博览财经认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为此，领导人专门提到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发展，浦东的高水平改革开放，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显然高层对长三角区域给予了重任。领导人要求，长三角区域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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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纪念的“不是20%的涨跌幅”，而是“200 %的改革意志”！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今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又一个“纪念日”。注册制下的创业板开启“新生”…… 对此，有不少分析观点集中在8月24日A股的“涨跌”之上，似乎只有今天A股上涨了，这次“注册制改革”才能“称之为‘成功’”。 很遗憾，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市场认知水平仍然停留在“以成败（尤其是以短期涨跌）论英雄”的层面上（上一轮A股“成功”的重大制度变革：股权分置改革，在初期的几个月里，沪指可是一度触及998的哦……）。 笔者认为，要评判最后一次改革的“成败”，眼界要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贸易大格局的“聚变”，以及决策层提出“内外双循环”战略当中再予以评估。 换言之，即使短期股市上涨，但如果不能适应上述内外大格局的变化，这次改革也难言成功，短期上涨的股市，终归要“跌回基本面”； 反之，如果上述内外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能够适应这一大格局的变化，即使短期股市下跌（笔者仍然对短期行情“不太积极”），那么中长期也是有机会“赢得上行的制度基础”的。

                                 

【博览财经分析】今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又一个“纪念日”。注册制下的创业板开启“新生”……

对此，有不少分析观点集中在8月24日A股的“涨跌”之上，似乎只有今天A股上涨了，这次“注册制改革”才能“称之为‘成功’”。

很遗憾，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市场认知水平仍然停留在“以成败（尤其是以短期涨跌）论英雄”的层面上（上一轮A股“成功”的重大制度变革：股权分置改革，在初期的几个月里，沪指可是一度触及998的哦……）。

笔者认为，要评判最后一次改革的“成败”，眼界要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贸易大格局的“聚变”，以及决策层提出“内外双循环”战略当中再予以评估。

换言之，即使短期股市上涨，但如果不能适应上述内外大格局的变化，这次改革也难言成功，短期上涨的股市，终归要“跌回基本面”；

反之，如果上述内外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能够适应这一大格局的变化，即使短期股市下跌（笔者仍然对短期行情“不太积极”），那么中长期也是有机会“赢得上行的制度基础”的。

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而这可怕也是近期以来，官媒频频“引用”相关高层人士的讲话，强调“决策层从未如此重视资本市场”的底层原因！

按照笔者的理解，“新时期”的对对外开放，就是在拓展中国外部市场空间的同时，要加快产业转型，把短板补上来。补上来靠什么？靠企业创新，科技进步，以及技术的进步，如何变成新的产业，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科技含量提高，从而构建一个以科技型企业为先导的产业体系。

而这个战略的实现，已经离不开资本市场！

前两年我们对卡科技脖子这个事儿，感受可能还不明显，毕竟啥高科技元件都能买得到。

现在经历了川建国各种折腾，大家应该越发明白，要想改变这个现状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提升科技和升级制造业。

但是这个事儿不能大量使用银行贷款，因为科技升级会伴随着大量失败。

用银行贷款填坑的结果会因为坏账把银行拖下水，最后的烂摊子还得国家救助用全民储蓄买单，也会留下身前身后骂名。

把银行的间接融资变成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科技升级助力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资本市场是一个盈亏自负的地方，大家愿赌服输，正好来填这个坑。所以才看到注册制火速上马，特股特批接二连三。

而且这里想要有足够的融资，就必须有高估值和泡沫驱动，比如中芯国际这种公司要完成升级每年至少要投入1000亿。

要是科技股估值都像银行股一样5倍市盈率估值这么低，还融个屁资。

前面这段概括下就是：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要靠资本市场投资，不能靠银行信贷和储蓄。

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提供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的机制，储蓄不能承担这个职责。

说白了，国家战略也需要钱。

内循环为主的逻辑下，中国资产必然要增强回报率，才可能留住资金。

高层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强调，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如果金融改革和监管能坚持这九个字，对资本市场来说是重大的利好。

而上述一切的一切，都是想用一个慢牛的资本市场，来兜住那些蠢蠢欲动想要外出避险的资金，来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为中国的内循环经济筑下更大的底气。

显然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紧迫性，迫在眉睫。

“前前掌门”的讲话其实很直白，资本市场的作用是搭建桥梁枢纽，“把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这两者连接起来，产业要发展，一定是要有科技的创新才有竞争能力，科技的创新就必须要有研发，而且这个科技的创新应该说是始于技术，成于资本。”

为了避免被“卡脖子”，中国科技创新的紧迫性越来越高。但一般高精尖产业的投资周期长，产业链条也长，普通的民间资本不会进入这么高风险的投资领域，银行也不太可能拿居民储蓄放贷给高风险企业。就像华为想造光刻机，很可能数十亿砸下去都不见一点水花，普通人哪敢投资？私募基金又不是在做慈善！

这时候，资本市场就显现出了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的作用了。

这个思路在内循环的逻辑下会更加清晰，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在显著加速。

中央在2019年初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后，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就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比如，科创板这块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

2018年11月5日高层亲自拍板设立科创板，力争要打造出中国版“纳斯达克”。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就鸣锣开市，中间仅仅历时259天，且管控减少，在中国资本市场可以称得上是一项激进的改革了。

科创板成立一年后的今天，中美裂痕加深，中概股在美国集体遭遇危机，科创板开始纳入更多科技公司的上市考虑中，后续还会迎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的重磅上市。

彭博评论称：事实证明，科创板这项计划是有先见之明的……中美关系风云变幻之际，科创板为科技企业大力输血及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加速的功能，均凸显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证券法》《公司法》《刑法》的联动修订，中国不断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构建加速。

中国股市要一步步告别赌市，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这是制度改革的意图。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

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创业板应优先考虑；

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创业板应优先考虑；

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创业板应优先考虑。

要力争将科创板、创业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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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打造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从不久前的“大湾区”到此次“长三角”，在面对全球经济、贸易“逆风盛行”的当下，决策层显然是希望通过启动“长三角+珠三角”这一对“1+1”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去率先探索“发展新格局、建设新高地”，进而带动“双循环”的大格局。 8月20日，领导人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领导人强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而要参详、评估这个座谈会，不得不结合目前国内外的严峻复杂的形势，比如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再比如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 与此同时，博览财经认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为此，领导人专门提到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发展，浦东的高水平改革开放，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显然高层对长三角区域给予了重任。领导人要求，长三角区域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博览财经分析】从不久前的“大湾区”到此次“长三角”，在面对全球经济、贸易“逆风盛行”的当下，决策层显然是希望通过启动“长三角+珠三角”这一对“1+1”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去率先探索“发展新格局、建设新高地”，进而带动“双循环”的大格局。

8月20日，领导人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座谈会上领导人强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座谈会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负责同志、以及国家发改委主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先后发言。

而与会的韩副总理则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

2018年11月5日，领导人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紧接着，韩副总理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亮相。

2019年6月，韩副总理在上海主持召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2019年8月26日，领导人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里（后发表于12月求是杂志）曾说：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纲要提到，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规划范围包括“三省一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35.8万平方公里）。

与去年韩副总理开会时的情况相比，今年事关长三角一体化的会议，规格更高，同时释放了不少新信号。

在座谈会上，领导人首先肯定了成绩，称“三省一市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工作抓得紧，有不少亮点”。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座谈会现场，领导人部署了下一步的任务。

◆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大科技攻关力度

◆提升长三角城市发展质量

◆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

◆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

◆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而要参详、评估这个座谈会，不得不结合目前国内外的严峻复杂的形势，比如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再比如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

与此同时，博览财经认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对此，决策层对长三角的新要求是——：

1、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

2、努力成为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

3、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

为此，领导人专门提到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发展，浦东的高水平改革开放，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显然高层对长三角区域给予了重任。

领导人要求，长三角区域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领导人要求：领导小组要把好大方向、大原则的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三省一市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大胆突破。

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日前，决策层提出了“国内大循环”，这显然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黄奇帆先生日前指出，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

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所谓“新高地”，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

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

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黄奇帆先生建议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决策层为何要集“长三角”之力“尽早突破”集成电路？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随着8月17日美国禁令的升级，华为从联发科采购芯片的渠道也被竖立了一道墙。而就在几天后的8月20日，领导人主持的那场“长三角”座谈会中，专门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领导人强调长三角三省一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要支持一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这并不是“集成电路”首次进入决策层的视野。8月初，国务院还专门印发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此次领导人指出，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 而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博览财经分析】据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曾经说：在如今一个非常不同的（全球化）世界里，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中国）已是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换言之，中国在崛起，美国在衰落。但别只怪特朗普及其亲信，因为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

到2019年，美国消费技术领域的领军者包括谷歌、苹果、亚马逊和微软；在中国，是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和百度，都属私企。

而在全球金融风暴后，大批中国工程师和企业家从硅谷回国，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上施展手脚，高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冒出，也造就不少成功的企业家。如今中国在移动支付方面全球领先，而美国排第六……

但随着8月17日美国禁令的升级，华为从联发科采购芯片的渠道也被竖立了一道墙。

而就在几天后的8月20日，领导人主持的那场座谈会中，专门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领导人强调长三角三省一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要支持一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此次会议上，集成电路排在几大产业首位，是重点中的重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超过7500亿元人民币，而A股的集成电路概念股总市值截止最新收盘日，高达3万亿。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集成电路”首次进入决策层的视野。

8月初，国务院还专门印发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那份文件明确，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

与此同时，一系列布局已经渐次展开。

以上海为例，临港新片区正着力打造成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新承载区、新增长极。

8月21日，集成电路行业领军企业CEO临港峰会举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表示，到2030年，临港新片区要构建起高水平产业生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东方芯港”。

而在8月20日的场座谈会上，韩副总理明确要求——

要着力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加快产业优化升级。

要着力推进高质量创新，集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推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形成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研发高地。

而就在8月21日，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了会议。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突出重围先手棋的战略使命、打造强劲活跃增长极的特殊作用。

在更深层次推进深化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上勇当开路先锋，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推动产业创新上勇当开路先锋，以长三角的畅通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领导人指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一体化建设，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博览财经注意到，黄奇帆先生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

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决策参考
                 



大大再次钦点“集成电路”：芯片自给率“6年翻一倍”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近日，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与此同时，央视网报道，2019年我国芯片的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 从2015年起，中国的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已经连续5年超过原油这一战略物资的进口金额，2020年上半年也是如此。 虽然整体芯片进口金额十分庞大，但是较2018年进口额却减少了80亿美元，同比下降2.6%。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而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也就是说要在这6年时间里，自给率翻一倍以上。 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销售收入为7562.2亿元，而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销售收入有望突破9000亿元。受益于整体行业景气度提升，芯片产业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如此庞大的集成电路进口额并不完全来自内需驱动，还有中国作为集成电路组装中心所承载的全球需求。 集成电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石，简单的进口数据，就看出了全球贸易和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转变，还蕴含着中国经济形势的一大重要变化：跨入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拥有一项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红利——“数据红利”。

                                 

【博览财经分析】前两年我们对卡科技脖子这个事儿，感受可能还不明显，毕竟啥高科技元件都能买得到。

现在经历了川建国各种折腾，大家应该越发明白，要想改变这个现状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提升科技和升级制造业。

如今，美国对中国的脱钩措施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多。十大脱钩方式中，具体到科技领域，表现为投资脱钩、技术脱钩、网络脱钩。

8月中下旬以来，美国再度升级对华为的封堵，将华为在全球21个国家的3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所有为华为工作的芯片公司，无论位于哪里，只要使用美国设计软件或设备就会受到影响。

华为外购芯片的路径将会被“阻断”，日前联发科就“承认将‘断供’”。

对此，耶鲁大学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斯蒂芬·罗奇表示，华为已下决心为智能手机和其他硬件开发自己的核心器件，以独立于美国供应商对所谓的实体清单施加的压力。华为继续专注于产品开发，研究和创新，那就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

而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华为与中兴通讯正加速“去美国化”，并着手改变产品设计，降低对美国依赖。部分台湾供应商已接获通知，放慢与5G基地台相关产品的出货，以便这两家公司重新设计产品，尽可能移除产品内的美国零部件。

报道称，今年5月起，华为、中兴就已加速“去美国化”，“今年6、7月，相关PCB与CCL（基板）业者已完成新设计，传统旺季需求并未改变。”

博览财经认为，对于华为来说，渡过一个相对漫长的蛰伏岁月恐怕必不可免，但这条路不得不走，中国底层技术整合发展，走出被掐脖子的困境是一盘棋策略，这对华为短期内帮助不大，长期将大有裨益。

2019年芯片进口较2018年减少80亿美元，同比下降2.6%

近日，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与此同时，央视网报道，2019年我国芯片的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

从2015年起，中国的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已经连续5年超过原油这一战略物资的进口金额，2020年上半年也是如此。

虽然整体芯片进口金额十分庞大，但是较2018年进口额却减少了80亿美元，同比下降2.6%。

博览财经注意到，该报道中提到，在政策大力推动下，芯片产业有很大的国产替代空间，整个国内芯片行业市场化发展程度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而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也就是说要在这6年时间里，自给率翻一倍以上。

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销售收入为7562.2亿元，而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销售收入有望突破9000亿元。受益于整体行业景气度提升，芯片产业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截止到7月底，今年芯片指数累计涨幅达49.46%。A股市场上，7月份在科创板上市的中芯国际股票市值已超2000亿元，韦尔股份、闻泰科技等企业个股市值已超千亿元。

中国天量的进口额，是作为集成电路组装中心所承载的全球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如此庞大的集成电路进口额并不完全来自内需驱动，还有中国作为集成电路组装中心所承载的全球需求。

集成电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石，简单的进口数据，就看出了全球贸易和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转变，还蕴含着中国经济形势的一大重要变化：

入世以来，中国借助“人口红利”实现高速发展，但如今老龄化提前逼近，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

不过，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仍在发挥效应。跨入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也拥有一项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红利——“数据红利”。

中国有近14亿的人口，超过9亿网民，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同时作为“世界工厂”，产业链更为完备，产业经济规模大。由此产生和积累的数据规模居全球首位，数据类型最丰富。

据IDC测算，从2018年到2025年，中国拥有的数据量将从7.5ZB增长到48.6ZB，占全球27.8%，远高于美国的17.5%。

数据红利，是中国“十四五”期间甚至更长期的战略优势，必须加倍重视。

当前，中国对数字经济的产值统计仍不完善，但有一个数据也能让人粗略感受到数据所能释放的可怕生产力——

自2016年中国在GDP统计中首次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单独列出以来，这一行业的产值从近2.19万亿元加速发展到2019年的3.27万亿，复合年均增长率14.3%，远高于GDP增速。

虽然今年中国经济被疫情重创，上半年GDP增速跌至-1.6%，但中国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仍逆势保持14.5%的高增速。

目前，中国在数据应用技术上一马当先。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龙头互联网企业得以不断创新数据处理分析等关键技术，搭建超大规模数字化平台，改变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改变了全民支付习惯的移动支付，降低物流成本、大大提高分配效率的智慧物流……

可以说，中国已经完成了数据化的原始积累，到了反哺数字化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