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WH
《国人越来越不舍得花钱 中国或在走日本的老路》：一切都在泡沫破灭后巨变。从1992开始，日本土地价格持续下跌，截至2015年，六大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跌掉了65%。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在1990年之后的两年内下跌近一半。 这说明什么？你在1990年左右买的一套5400万日元的公寓，到了2014年只值2000万日元。另一边，你原本持有的日经股票，收益一瞬间蒸发了一半，你手上可以用于储蓄、投资的钱，大幅度减少，而你还要面对一个残酷事实：当时买房申请的房贷，得一毛不差的还给银行。 过去靠牺牲未来欠下的房贷车贷，让许多日本家庭不得不选择“戒急用忍”的消费态度。尽可能早地把钱还清的想法，让日本人对新的投资产生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式的恐惧。
热点聚焦
创业新风口不再 创投疯狂期进入投资圈的年轻人陷入苦苦挣扎
【研究员】：wh
从VC/PE在国内发展的几十年历程看，真正从投资一线的投资经理走到金字塔尖的只有极少数人。以80后投资人为例，过去10-15年是他们职业的快速上升期，但目前为止，真正从业务一线做到顶级机构合伙人的只有光速中国的韩彦，红杉资本的郭山汕、曹曦以及IDG资本的牛奎光等为数不多的几位。相比较之下，今天投资界最有资源和话语权人依然还是60后、70后。
【博览财经特稿】“兄弟们，这行情下，大家都在忙什么呢？”在一个由300多位投资经理组成的微信群里，凯琪资本的投资经理张睿抛出这么一句话。 半个小时后，有人回复他，“我这边忙着找重大项目引进东莞”。 “吆，这什么项目，打算进军XX业吗？”张睿揶揄道。 沉默许久后，又有人回了句，“还能干啥，准备看新机会呢”。 接下来便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这个300多人的投资经理群创建于2015年，彼时，创投界新消费、O2O、大文娱的风口一个接一个，投资经理们每天都忙到喘不过气。 “群里每天消息成堆，根本看不过来，一派繁荣景象”，张睿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的状态都是‘我最近看了个巨牛的项目，你要不要去看看’，而今，大家都不愿意说话，偶尔抛出来几句，群里根本没人回。” 投资群里的冷清不是没有预兆。2018年上半年，资管新规开始实施，VC/PE“募资难”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伴随而来的是头部基金压力倍增，大量腰部和尾部的基金加速衰落甚至被淘汰。 创业新风口不再，也让各家投资机构“有劲没处使”，当年怀揣着梦想，赶在创投疯狂期进入投资圈的年轻人，此时陷入了彷徨和挣扎。 他们大多27、28岁，有的刚过而立之年，都曾希望在国内的创业大潮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但现实残酷，1年前你还在沙滩上奔跑，1年后可能就被拍倒在了沙滩上。 离开 赵鹏仍然记得他刚入行时，投资圈那些疯狂的景象。目前他在一家擅长文娱产业投资的知名VC担任投资经理，主要关注消费和TMT领域的投资机会。 在他的印象里，在最夸张的2016年，项目都是靠抢的。因为赶上大文娱的风口，赵鹏几乎把市面上大大小小的短视频项目看了个遍。“在约见一个短视频平台负责人时，还没开口说话，创始人已经炸了，你们基金有四个人跟我聊过，到底要跟谁谈？” 尴尬的赵鹏连夜找到合伙人同事商量此事，并上报了所在机构的投委会。不到2个月时间，项目敲定了。对于他们来说，早期项目的决策周期通常在3-6个月。 入行前，赵鹏自认为自己的学历和学科背景并不突出，为了让自己做好准备，他阅读了大量知名投资人的心得体会、投资逻辑分享。 后来他发现，这个行业更看重的是他的热情和行动力，至于个人思考和逻辑判断，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刚入行时，赵鹏就在面试时被惊到了——专业问题一个都没问，问的都是诸如为什么做投资，为什么要来华南，之前工作经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赵鹏很庆幸自己在刚入行时赶上了投资圈最疯狂的年份，“不然的话，我这背景早就放弃了。” 时间眨眼到了2018年，投资圈俨然变成了另外一幅光景。“每个基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把住这个口子，只有老板自己知道兜里有没有钱”。2018年，当赵鹏跳槽进入这家专注文娱产业的头部VC后，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寒冬意味。 这家VC原本有两支基金：一支母基金，一支VC基金，但因为资管新规，这两支基金募资都没有达到预期。 “母基金至少要募资50个亿，募了半年没有完成，主动放弃。VC基金从2018年二季度开始募资，几个月下来也只募了50%。” “VC 圈子小，这类信息和焦虑情绪，几个人坐一起喝一次咖啡就相互传开了”，对于这样的情形，方圆感同身受。 他的前东家（一家做实体+VC的集团）因募资困难，裁掉了100多人的募资团队，只留下了部分市场和销售人员。“整个动作非常迅速，只花了一周左右，连募资的老大都被一锅端。” 方圆还记得去年8月，他给公司的投资总监发微信，告诉对方自己看上了某个金融方向的项目时，投资总监的第一反应是：“多少钱？” 方圆答，“5000万估值，投200万”；对方直接回，“太多了，公司没钱”。 然后就再也没了下文。今年3月，方圆正式从景鹄离职，转头拉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支小基金，聚焦科技企业的投资，并兼做FA。 因为业绩不佳，水生所在PE机构也在去年底完成了大批量的人员优化，从市场、销售到一线投资人每个业务口都不落，数量在大几十号。 “每个投资小组都给安排了1-2名额，必须裁掉。年底的bonus（奖金）也从之前的4-5月，减到了2-3个月。” 与募资难、人员优化几乎同时出现的是“风口不再”。以前每家机构疯狂看项目、抢项目的场景不见了。更甚之，好的项目甚至都不愿意接见投资人。 在去拜访一家芯片领域的独角兽时，赵鹏就被直接拒之门外了。对方给出的说法是，“你这个级别不配跟我们洽谈”。后来赵鹏才得知，不是对方觉得自己级别低，主要是嫌弃他们机构没钱。 在新东家的一年多，赵鹏甚至连一个案子都没投出去。“我们投的都是头部项目，投资经理这个级别甚至都没机会见企业的负责人，有几个文娱的项目还没等进投委会就直接被毙了。” 为了抢项目，2018年投资人乃至机构之间的互撕也屡见不鲜。“经常是A投资人看完项目，B投资人就跑过来跟标的公司说，A没有钱，你们不要找他投”，赵鹏说。 风口不再，也直接影响了年轻人对这个职业的信心。 一家大型美元基金的投资经理胡晓就很羡慕那些赶上2010年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前辈们。“现在他们很多人手上都有非常牛逼的项目，相比较起来，我们手上就没有那种时代性的东西”。 2010年诞生的小米和美团、2012年上线的今日头条、2014年上线的滴滴，这些明星项目，对于所有参与过他们融资的投资人来说，“足够吹一辈子”。 胡晓觉得，投资前辈们积累的人脉和项目，足以支撑他们在这个行业继续待上十几年。这意味着，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被挤压了，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离开这一行业的重要原因。 从VC/PE在国内发展的几十年历程看，真正从投资一线的投资经理走到金字塔尖的只有极少数人。以80后投资人为例，过去10-15年是他们职业的快速上升期，但目前为止，真正从业务一线做到顶级机构合伙人的只有光速中国的韩彦，红杉资本的郭山汕、曹曦以及IDG资本的牛奎光等为数不多的几位。相比较之下，今天投资界最有资源和话语权人依然还是60后、70后。 “只有让VC团队中的每个人在每个案子中出了多少力，评价体系和利益分配体系更透明、更合理才能让有能力的人留下来，才能让80后、90后、95后一批批的人留下来”，2017年底，在接受全天候科技访谈时韩彦这样表示。 伴随VC/PE募资难、投资难而来的是从业者薪资缩水和人员需求的缩减。2018年到现在，赵鹏已经向所在机构推荐了3-4个自认为履历还不错的候选人，最后都石沉大海。 投资圈曾经引以为傲的薪酬如今也在向“合理”靠拢。一家母基金的投资经理唐元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16年、2017年，他熟悉的一位朋友在一家聚焦早期项目的FA机构任投资经理，对方硕士毕业，一年做8个项目，每个项目的平均融资额在2000万。按照这家FA3%-5%的协议提成，每个成交的案子上仅佣金收入至少480万；其中佣金的20%归这位投资经理，算下来就是96万，再加上基本薪资，年入100万不是梦。 而今，这家FA机构一年只能做2-3个项目，单笔融资金额也在下降。据唐元了解，几家知名的FA机构人员流失明显。就基本薪资来说，据行业人士透露，2015年前后，投资经理月薪通常可以两万元起，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拿到1万到1.2万。一位投资界人士提到，“现在分析师平均入行的薪资就是8000元左右，投资经理1.2-1.5万，慢慢就回归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了，没有之前那么疯狂、夸张了。” 去向 人才供需关系的变化，在嗅觉最为灵敏的 VC/PE 行业表现得立竿见影。一位前不久离职的投资经理表示，他所在的离职群，半年内新加入了十几个人。本文开篇提到投资经理群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发言说，“哥们离职了，有好工作求介绍啊”。 “今年 VC/PE最突出的变化，一个是高离职率，纷纷开始转向大公司战投部或企业；二是去年开始炒币的投资人当时有多疯，现在就有多丧。”上述离职的投资经理提到。 洪波就是转战币圈又铩羽而归的一位VC投资人。2016年9月，赶在投资圈最疯狂时期的尾巴，洪波加入了深圳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投资机构，负责金融科技相关板块的投资。 1年后，他便选择了离开，理由是“好的标的已经越来越少；公司资金的锁紧让自己缩手缩脚，根本没法开展工作，毫无成就感”。 短暂的创业失败后，洪波跟朋友做起了数字货币基金，积极投身币圈。与在投资机构做投资如出一辙，洪波的数字货币基金也是在标的物早期就选择进入，等到其在交易所完成ICO时套现。 在币圈最疯狂的2017年-2018年上半年，洪波几乎每个项目的回报率都在几百倍。据悉，他一个项目最少投10-20个以太坊（当时每个以太坊价格约相当于4000人民币），ICO 套现后，每个项目的收益通常都在百万级别。 “在(VC/PE)投资机构，我可能待6、7年都没法拿到Carry（业绩报酬），在币圈投资分分钟就是几百万，我何必还去做投资呢”。洪波感叹。 但短短几个月后，币圈的行情就开始急转直下。2018年3、4月份开始，币圈行情急跌，到处可见的是腰斩、膝盖斩，脚踝斩，投资者亏损惨重。洪波也没能幸免，后来是小赚，最后几乎都赔进去了。 在坚持了8个月后，洪波的基金正式关门。如今他还在做着一些关于币圈的研究，但已经算是一个无业游民了。 与洪波转战币圈不同，余华和徐立都选择了进入大公司战投部，继续自己的投资生涯。 “薪资报酬不错，抗周期，现金流更稳定，跟业务的接触更强也更纵深”，这是徐立和余华选择大公司战投部共同的理由。 2017年初，徐立去某短视频巨头公司战投部面试，由于有投行的工作经验，起初他自我感觉良好。直到面试时才发现，“出的都是特别业务的题。”徐立认识到，之前的履历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优势。 近年来，腾讯、阿里、小米等互联网巨头的战投，不管是职业前景还是薪资水平，都不输现在的 VC/PE 机构。不少投资经理反映，大公司的战投部门是他们现在跳槽的主要选择。 目前徐立所在的战投部，有20%的投资人来自于传统VC/PE，30%来自于咨询公司，具有投行背景的大约占40%，另外的10%左右来源于其他业务线。 但对于去大公司战投部还是投资机构，徐立觉得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很多人说战投部工资高，我并不觉得，投资机构有获得Carry的机会。而且如果想见识更多的人，看更多的项目，也建议去投资机构。” 徐立透露，因为要长时间与公司业务打交道，在投资机构一年能看400个项目；而到了大公司战投部，由于决策效率比投资机构低，一年所看项目的数量可能会减到200个。 余华在选择去某金融科技公司做资金部主管之前，在某一线VC待了5年。他曾经试过一年最多看300多个项目，虽然最后投的可能只有2-3个。 “VC 的工作是判断趋势、判断人，这个过程中运气的成分会非常高。“余华认为，如果追求确定性，希望每一步都知道自己在进步，那么VC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这也是余华最后离开的原因。 从投资圈离开，去往别处的年轻投资人中，像余华、徐立这样顺利转型的人并不多。他们中有些人最终选择去追逐风口行业，如做电子烟；有的干脆离开一线城市，回到老家的金融机构任职；还有些至今未稳定下来。而留下来的人中，也有不少仍在观望，等待着更好的机会。 回归理性 作为一个强周期的行业，创投似乎进入了再一季寒冬。而从国内创投近15年的发展脉络中可窥见，每一次的周期轮换，都伴随着不小的人员波动。 2005年，以红杉资本为代表的外资基金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并带动本土创投迎来了新生。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年活跃在国内的中外创投机构共募集到40亿美元的基金，相当于过去3年募集资金的总和。 到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让一度处于上升阶段的创投行业遭遇重创。但由于中国移动互联网转型潮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催生了新兴VC的产生，这一热闹局面也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 一位市场化母基金人士当时就形容，“VC瞬间成了一个时髦词”，除了老牌投资机构“裂变”之外，还有一批产业、泛金融行业出身的人员转战VC。 在新创机构尤为密集的201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老牌机构骨干投资人出走的消息——当年3月至7月间，刘二海、李丰、胡海清、戴周颖等明星投资人，先后离职创办新的投资机构。 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国内创投基金数量几乎增长到了创纪录的2970家，募资金额也实现了同比53%的增长，达到了7849亿人民币。
伴随募资额和基金数量增长的还有从业人员数量的急剧上升。中国证券投资金基业协会的报告显示，2015年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人员数量达到37.94万人，同比增幅达到了204%。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光环下，创业，尤其是互联网创业在那一年成为流行。加上A股二级市场一波大牛市，中国创业创投界盛况空前。 几乎所有本文的采访对象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投资圈。他们曾追求这个行业的高薪资、高待遇和高福利，如今也承受着这个行业风险周期带来的阵痛。 “为什么竞争会这么激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赵鹏反问道，“因为发生交易的频次在急剧地减少，热火朝天的表象遮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了。” “非理性投资”和“追风口”在过去的几年中成为了行业的通病，并在此后深刻影响着VC/PE行业。 2016年，国内VC/PE行业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募资额和资金数量相比较2015年都出现了滑坡。根据中国证券投资金基业协会数据，该年的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从业人员数量也下滑到了27.2万人。 而2018年后，“募资难”使行业迎来了一轮大洗牌。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VC/PE募集完成基金共858支，同比下降27.1%，募集总规模1116.35亿美元，同比骤降60.16%，252家的机构数量相比较2015年的巅峰也相去甚远，从业人员也从2015年的37.94万下降到了2018年底的24.43万人。
互联网红利的消失、商业模式的穷尽、巨头的围追堵截、都在让资本趋于理性。 洪泰基金创始合伙人盛希泰曾在媒体采访中直接指出，目前中国有2.4万家GP，实际并不需要这么多。“你会发现，所有的企业主，还不是企业家，开了饭馆的，都是投资人。这个行业的专业价值怎么体现？真的要很好的反思。”他认为，投资人到底创造什么价值、享受有何种机会及社会地位，都是行业需要反思的。 泰合资本董事梅林也总结，现今机构整体的投资逻辑已经变为：风控逻辑>增长逻辑>风口逻辑，而前两年和今天完全相反。 伴随着行业回归理性，投资机构的招聘门槛也在变得更高。胡晓就表示，如今即使你是名校毕业的应届生，要想进入一家一线美元基金也是很难的，“最好要有国际咨询公司的背景，或者有行业的从业经验。这并不是排斥年轻人，毕竟行业沉淀也很重要。” 作为世界TOP5名校的硕士毕业生，胡晓在前2年毕业时没敢直接去红杉、高瓴资本等类型机构面试，而是去了一家专注传统工业投资的美元基金。 面对现在的创投环境，胡晓只能计划继续在行业再沉淀5年，“至于5年后做什么，这个看情况吧”；赵鹏则打算逐渐减少自己在投资上投入的精力，慢慢向公司内部的业务转岗。 “也许未来三四年，5G来了又有巨大的商业机会，VC又能大赚一笔，这都很正常，”洪波说，“但我觉得投资机构的逻辑一定要转变，一切都要回归到价值投资”。（来源：全天候科技（ID：iawtmt）作者：董洁）文中赵鹏、胡晓、方圆、徐立、余华、洪波、水生都是化名）
政经观察
国人越来越不舍得花钱 中国或在走日本的老路
【研究员】：wh
在国外越来越买不起日元时，在国内，钱就如“粪土”。1955至1991年36年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了83倍，而六大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更是上涨211倍。我们也可以从之前的CPI走势中看到，1980到1990年前半叶，日本CPI经历了疯狂上涨。“卖掉东京的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样的豪言壮语在疯狂乐观的日本社会口耳相传。人们自信地认为，可以以过去的增速，丈量未来的高度；可以以膨胀的心态，藐视美帝的余晖。
【博览财经特稿】如果物价连续十几年不涨，甚至很多产品都在降，中国人会向往这样的生活吗？ 最近国人的抱怨集中在物价上。不是“猪肉涨疯了”，就是“没有水果自由”了。5月中国CPI涨了2.7%，居民日常开销大的蔬菜、鲜果类涨幅分别达到了13.3%和26.7%。感觉下馆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就算价没涨，但分量却明显缩水。 相比之下，过去三十年，日本好多商品都降价了。但经济学家也是忧心满满。藤原朝松屋的窗外望去，在东京街上行人匆匆。他转过头来说，“我家的房子终于涨了，或许要感谢在日本‘爆买’的中国买家。” 去年，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年度调查发现，土地平均价格时隔27年来首度上涨。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破灭、2007年那段长时间的低迷期后，2015年，日本特别是东京的房价，正在迅猛上涨。 但除房价上涨，在藤原的印象里，从小到大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几乎没什么变化。如在松屋这样一家平价连锁店里吃一碗简单的拉面，只要380日元。 一位眼尖的豆瓣网友发现，1987年播出的电影《北国之恋》，菜单上的拉面也只要380日元。
中国人越来越不舍得花钱了，但其实早在30年前日本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人就开始不怎么花钱了，直到现在。 日本物价不涨反降 超市里差不多一半的商品都降价了。日本经济新闻通过收集日本全国460家超市价格信息，调查了1989年至2018年的平均价格走势。将有可比数据的约1600种商品作为统计对象，结果发现45％的商品降价。其中就包括调味品、卫生纸这些生活必需品。 如果看日本的经济数据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居民消费CPI涨幅一直很平稳。拉来近10年的CPI走势进行比较，基本上从2009年到2014年，CPI都是负值，也就是说大量的日本商品在降价。而从2014年至2017年，物价基本稳定，直到近两年CPI才上涨。
但如果将这个周期拉长，从1960年前后开始，则会发现日本物价在1992年以后，基本上处于平稳状态。
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物价基本上保持平稳？ 有一个解释是，在制造业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商品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拉低了日本一些商品的价格，如文具和洗涤剂等日用品。还有一种说法，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和廉价的日用品、服饰品牌占据了日本家庭的购买清单，导致核心消费品的价格没有太多变化。 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很好理解，如7-11、LAWSON、全家这些便利店自主研发推出的日用品、食品，在价格上能比传统品牌商品便宜30%~40%。平成年间，日本零售商推出的自有品类就增加了5成，在2014年消费税上涨到8%之后，这类自有品牌再度增加。
在旅日作家姜建强的观察中，当今日本到处都是百元店，到处都是全天开放的便利店，到处都是“金之藏”“鸟贵族”之类的廉价居酒屋，到处都是240日元的トド-ル咖啡店，到处都是二手书店BOOK OFF，到处都是“手打”只要3000日元的风俗店……当然，还包括开头藤原去的那家连锁餐厅。 我们所熟知的优衣库，在中国吸引了大量的簇拥，甚至一个设计师合作款式就能卖到万人空巷，让年轻人为之疯狂，因为什么？便宜又有范儿。 日本人也喜欢优衣库，它功能性强的服饰、并不花哨的设计，满足了日本人低调、一季一换的快销需求。因为销量常年保持极佳，如今的日本首富宝座不再属于孙正义，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的创始人柳井正取而代之。这正体现了日本人，甚至不止日本人的“由奢入俭”的消费习惯。 如此爱买便宜货的日本人，难道是真的如作家三浦展所言——“一亿总下流”？ 泡沫破灭后日本人消费观巨变 说到日本纸醉金迷的时代，一定会提到上世纪90年前后，那个股价房价暴涨、“金钱如粪土”的年代。 那时的日本有多繁华？从比中国贵许多的交通花费窥探一番。日本的交通费贵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购买优惠地铁套票，乘坐相同的路程，其票价要比深圳贵8到10倍。在东京坐出租车，起步价约合人民币30元，行程10公里须支付费用约合人民币210元。 根据知乎答主文嘉的回答：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在日本打车就跟刷公交卡一样。生意火爆，只有出租车司机挑乘客，哪轮得到乘客挑三捡四？1989年，出租车的起步价是1万円，完全不按规定价格。1988年『週刊文春』8月刊里甚至记载，夜10点银座附近区域五分钟车程，因为太多人打的，有位大型企业的中层干部竟然砸了100万日元才坐上车。这时的日元汇率还不断涨，可100万对当时的日本企业干部来说并不多，野村证劵给每位社员年平均交通津贴是300~400万日元，中层干部一年是3200万円……
在国外越来越买不起日元时，在国内，钱就如“粪土”。1955至1991年36年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了83倍，而六大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更是上涨211倍。我们也可以从之前的CPI走势中看到，1980到1990年前半叶，日本CPI经历了疯狂上涨。 “卖掉东京的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样的豪言壮语在疯狂乐观的日本社会口耳相传。人们自信地认为，可以以过去的增速，丈量未来的高度；可以以膨胀的心态，藐视美帝的余晖。 一切都在泡沫破灭后巨变。从1992开始，日本土地价格持续下跌，截至2015年，六大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跌掉了65%。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在1990年之后的两年内下跌近一半。 这说明什么？你在1990年左右买的一套5400万日元的公寓，到了2014年只值2000万日元。另一边，你原本持有的日经股票，收益一瞬间蒸发了一半，你手上可以用于储蓄、投资的钱，大幅度减少，而你还要面对一个残酷事实：当时买房申请的房贷，得一毛不差的还给银行。 过去靠牺牲未来欠下的房贷车贷，让许多日本家庭不得不选择“戒急用忍”的消费态度。尽可能早地把钱还清的想法，让日本人对新的投资产生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式的恐惧。 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将这种经济衰退下的日本家庭消费观的形成，概括为“资产负债表衰退”。 他很形象地将这种“急于还债”的社会心理和日本近20年的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结合。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受到剧烈资产贬值的打击下，理性都会告诉他们，优先目标不再是追求利润，而是资产负债表最小化第一。 为了还债，可以在日常开销上少花点；为了还债，买便宜货是很好的。这种节俭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日本经济发展向好的当下。 其实日本中产家庭还债并不会很困难，可能前十年是艰苦的，不过基本上夫妻都有稳定收入的日本家庭都能还上。只是现在受到创伤的昭和男女宁愿存款，也不做投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市面上有约6000种投信商品，是10年前的两倍，可大多数日本人还是不为所动。
从上图可以看出，从2002年至今，日本整体的资产负债表是很保守的。有多少资产，就有多少存款。其中，负债最多最激进的不是企业，而是日本政府。 能说日本人因为上世纪末负了债，就产生了很多穷人吗？ 不见得。日本最大级的面向富裕层的专门媒体“YUCASEE media”资料显示，日本100万美元以上持有者的数字，2016年为282万6000人，比2015年增加了73万8000人。 野村综合研究所2015年的一个调查也表明：日本富裕层和超富裕层加起来为121.7万。其中富裕层为114.4万，超富裕层为7.3万。与2013年的数量相比较，富裕层增加了20%，超富裕层增加了35.2%。 虽然总数比不上中国，但日本有钱人的数量在近年来也在高速增长着。可能当你在日本街头，身边走过的身穿优衣库套装的日本人，就是一个资产过亿的“隐形富豪”。 中国何尝不在走日本的老路？ 关于日本人的消费观，有一个解释是这样的——3.11东日本大地震颠覆了日本人的一个物质观：已经被摧毁的物质，即便恢复原状又有什么意义？下一场的大地震大海啸照样会来临。在自然的强力作用下物质已经不足以让人感到幸福。于是日本人跨入了第四消费时代。 这是一个由日本作家三浦展提出的社会消费概念，自1912年起，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消费时代，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的消费； 第二消费时代，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如破竹； 第三消费时代，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 第四消费时代，即重视“共享”的社会。 中国看似还处在第二消费时代。但事情正在起着变化。暂不说各种“XX自由”的段子在年轻人间传播，满路可见的名创优品、NOME，宜家取代了豪装家具品牌红星美卡龙，能吃食堂就不吃外卖，优衣库也成为中国老少都爱的服装品牌，日式性冷感、北欧式简约设计成为中国的潮流。 各类共享消费也开始横行中国大街小巷。从共享单车到共享充电宝，最近从日本传来的租赁名牌服饰都成了新潮流。中国大多数年轻一代似乎更像从第二代消费直接跨步进入第四消费时代。 资产价格暴涨对应着回报率少得可怜的投资品项，优秀资源的高度集中，上代人没抓住资产暴涨的趋势，下一代就需要绞尽脑汁省钱，才能拿到一张进入大城市的“门票”——一套房子。 在我曾经租的房子小区外，有一个拐角的餐饮店面，它旁边就是中国版松屋都城快餐。每天中午经过时，就能看到身穿工作服的人排着长队去快餐店买饭，而旁边这家饮食店面一直没什么人。 最开始它是一家兰州拉面，没什么人吃后倒闭了，之后开了一家做披萨的西餐店，也没什么人吃倒闭了。之后好像又开了一两家没有印象的餐饮店，但都因为门庭冷清相继倒闭。 这之后，那个店面空置了很久，每次经过都能透过玻璃看到里面遗弃的奶茶桶。直到有一天，一家主要经营外卖平台的廉价粥品店开张。它在那里坚持到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作者：智谷君）
认清发达国家充当“老板” 中国充当“苦力”根源所在
【研究员】：wh
特朗普想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只要把关税提高10-25%，大量中国的商品就无法出口到美国。特朗普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因为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把美国的中低端制造全部打败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发挥作用，从美国赚走大量的财富，美国本来已经没有那么富有了，但是它还在一直借钱维持繁荣——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博览财经特稿】我们总说，在世界分工体系里面：发展中国家在充当“苦力”的角色，发达国家在充当“老板”的角色，发达国家不断的剥削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如何剥削发展中国家，其实主要分为两点：一、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二、发达国家垄断高科技，将低成本的东西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 可以说，这种模式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况。但是，这种现象都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为什么贱卖自己的商品？ 近几天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这个看似复杂的问题通过简单的例子让所有人都明白。直到今天，终于找到一个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过程，那么就不会再纠结于我们的“苦力”身份——因为我们做“苦力”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做“苦力”，欧美国家现在做“老板”，但是它们的后代会做“苦力”。 以前分析过：按照美元计价，我们的GDP只有美国的60%，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那么我们的GDP是超过美国的。 2017年中国的GDP为12.2万亿美元，美国为19.4万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63%；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GDP却达到了23.3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120%。
以前给大家普及过购买力平价，所谓的购买力平价就是指同样的钱在不同国家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按目前的汇率计算，2017年中国的GDP仅为12.2万亿美元，但在中国这12.2万亿美元却可以购买到相当于美国23.3万亿美元的商品。 23.3除以12.2，这个比例大概是1：2。也就是说美国人拿着1美元可以到中国买到价值2美元的商品。这就是很多人所谓的：中国是“苦力”的根源所在。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贱卖自己的商品？我们是不是真的吃亏了？ 如果现在就给大家说“中国不亏”，那么估计很多人都要骂我了，所以要给大家举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在中国，同样的钱在不同的地区购买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多的。如在上海你10块钱只能购买1斤白菜，在二线城市10块钱可以购买到2斤白菜，但是要是在农村10块钱可能买到10斤白菜。为什么？ 相信这个道理一点也不复杂，因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啊，工资高啊。 农村的菜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农村没有那么多的工厂可以让大家上班，大家都赚不到钱，而种地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所以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去种地了，菜的价格自然很便宜。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拥有大量的劳动力。 改革开放前，我们拥有大量的人口，但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多的工厂，所以我们的劳动力释放不出来。改革开放后，尤其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快速的发展起来，为世界提供廉价商品。 这个过程相当于农村和城市达成协议：由农村来提供城市的白菜供应。上海由于人工成本比较高、土地成本比较高、消费比较高，在那里种白菜的代价比较大，所以最终导致10块钱才能买到1斤白菜，而农村呢，各种成本都比较低，这个时候农村给城市提供白菜，那么白菜运输到上海后，上海人再购买1斤白菜可能只要5块钱。 来看看这个过程：农村以前种一斤白菜的收入是1块钱，现在农村和上海达成协议，农村的蔬菜运到上海只卖5块钱，刨除运输费用3块钱，还剩2块钱。 也就是说：上海和农村合作以后，上海人获得了农村的廉价白菜，而农村人的收入也增加了，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那么上海是不是只享受好处而没有任何代价呢？ 当然不是！因为上海的菜农都失业了，而且以后上海的白菜只能有农村提供，一旦农村不再给上海提供白菜，那么上海就会因为缺少白菜而价格暴涨——上海已经被农村“绑架”了。 美国享受中国廉价中低端制造同时被中国“绑架” 如果我们把“上海”换成“美国”，把“农村”换成“中国”，我们就会理解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了——中国在为美国提供廉价中低端制造的同时我们的收入增加了，美国在享受中国廉价的中低端制造的同时被中国给“绑架”了。 看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是根据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转换后的数据，其意义是：美国拿着1美元可以在其它国家能够购买到相当于美国多少美元的商品。
从这个图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发展中国家的比值都比较高，而发达国家相对都比较低。 这个图没有刻意的挑选，而是将2017年GDP大于1万亿美元的所有国家都放在这里的。如果算上一些经济体比较小的国家，如非洲一些穷国，那么数值更高达到5以上。 其实，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很多的东西。如我们在中国赚钱，那么去印度、俄罗斯等国旅游，那么那里的消费要比中国的消费低很多——因为他们的值比中国要高。 发达国家的比值为什么那么低？因为发到国家的产业大多都是高科技，他们之间彼此出口的利润都是差不多的。如美国出口一辆卡车到日本的利润和日本出口到美国一辆轿车的利润是差不多了，所以日本没有必要在汇率上给美国让步。 相反，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在汇率上给发达国家让步，那么中国的商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就没有优势了，因为运费高啊——一船的手机和一船粮食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们不在那个上让步，我们的商品出口到美国根本没有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数值普遍较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产业的附加值不一样，所以运输的费用也不一样。这个问题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其实很有意思。 回归正题，既然同样的美元在中国能够购买到更多的东西，那么美国会不会拿着大量的美元来中国享受呢？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回答：不会，至少规模不会大！道理很简单：上海人一年挣10万，农村人一年挣1万，但是你看到有几个上海人愿意来农村的？ 为什么不来农村，两个原因：一、你来到农村就挣不到上海那么多钱了。二、农村的医疗、教育、交通、娱乐、文化等远不如上海。 所以，即使同样的美元能够购买到更多的商品，美国人也不会拿着大量的美元来中国生活。 特朗普为什么和中国打贸易战？ 当然了，或许有人会问：那么美国人拿着美元来购买中国的商品带回国消费呢？ 其实，这不就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海为什么要和农村达成“上海的白菜由农村提供”的协议？ 原因就在这：因为同样的美元在中国可以购买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大量美国的商人来购买商品运回美国消费，所以这个“协议”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因为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汇率就是这样形成的。 继续以上面的问题深入下去：美国人拿着1美元到中国可以购买到价值1.9美元的东西，如果美国人把这些东西运到美国后，还有多少利润？除去运费和其它的成本，利润大概只有10-30%的样子。 所以，特朗普想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只要把关税提高10-25%，大量中国的商品就无法出口到美国。 特朗普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因为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把美国的中低端制造全部打败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发挥作用，从美国赚走大量的财富，美国本来已经没有那么富有了，但是它还在一直借钱维持繁荣——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继续以上海和农村为例：农村由于大量向上海出售”白菜“，再加上农村的物价比较低，同样的钱可以在农村生活的更好，所以放假的时候很多上海人来农村消费，这就导致上海的钱源源不断的流向农村，最后导致农村异常的富有。 农村虽然富有了，但是由于农村人吃苦耐劳习惯了，所以他们还保持以前那种勤俭节约和任劳任怨的习惯，并没有因为自己富有了就嫌弃”种菜“辛苦，也不嫌弃”种菜“的利润低，这样上海人也无法把钱再赚回去。 这时，对上海来说只有两种选择：一、上海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富有了，这个时候上海人工资已经下降了，农村的白菜运到上海要5块钱，上海人自己种菜的成本低于5块了，所以该自己动手种菜了。 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中低端制造？就是因为特朗普知道，这种状况必须要得到改变了，再不改变，以后美国只会越来越穷。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的愿望很难实现呢？因为”上海“走了另外一条路！ 二、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如果上海人工资待遇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上海人就会严重不满，社会就可能不稳定，所以这个时候上海不能走第一条路，只能走向农村人”借钱“维持繁荣的日子。 这就是美国债务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目前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接近2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只能通过不断的借钱才能维持美国的”繁荣“。 政治家和商人的区别！ 这里顺便说下奥巴马的TPP。奥巴马实行TPP的目的是什么？奥巴马的想法是不用中国提供”白菜“了，让其它国家来提供。 特朗普为什么要否掉TPP？因为奥巴马的TPP根本不是解决美国困境的最好选择，相反是最差的选择，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熟练的工人、拥有良好的交通运输系统，所以由中国人提供的“白菜”价格是最低的，如果换成其它国家提供的话，那么只会让美国的财富更快的流失！ 这就好像上海现在发现农村太富有，不想让农村再富有下去，然后准备不从农村进口“白菜”，相反从“三线城市”进口“白菜”——那个价格肯定要比农村贵。 奥巴马的TPP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搞中国！但是，特朗普不同，他是一个商人，他知道TPP对美国毫无经济利益，所以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TPP，然后和世界打贸易战。 因为从本质上讲，“上海”不能从任何地方进口“白菜”，只有让“上海人”自己种白菜自己消费，即使价格高点，那么“上海”的钱也还是在“上海”本市循环流动，而不是再流出了，但是美国的老百姓不乐意！ 说到这，我们看到政治家和商人的区别了！政治家可以不顾利益的搞死你，而商人更多的是考虑经济利益，这也是以前一直说的：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中国会异常的难受。 特朗普为什么提出汇率问题？ 前段时间，中美贸易协商中提到一个以前从未提到的问题：汇率。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前面说过，在美国的1美元能购买到中国价值2美元的商品，特朗普让中国在汇率的让步本质上就是要减少“2”的值，一旦这个值减少了（即人民币升值），那么未来中国的商品就没有优势了，美国的制造业就可能发展起来了。 那么中国会不会答应美国的要求呢？ 这个再回到前面的“上海”和“农村”上去，就可以得到答案。农村人因为人口多，向城市提供大量廉价的白菜，现在农村人已经很有钱了，虽然有钱了，但是农村人并没有忘本，还在不计较利润低，还在辛勤的劳动，因为他们知道农村还不如城市，农村的住房、交通、医疗、教育、高科技等方面还不如城市好，所以他们在辛苦劳动的同时，把赚来的钱不断投入到交通建设上、投入到医疗、教育和高科技上。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农村人不寻求城市人帮助，他们排除代表去城市学习，学成后回到农村自己干，因为他们不想让钱被别人赚走。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农村人从城市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农村！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村的教育、医疗、高科技等不断的发展起来，而且在部分领域有超越城市的趋势，一旦农村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优势，那么城市就彻底没有吸引力了。 这就是中国扩大内需、发展自己的高科技的主要原因——谁也别想从中国把钱赚走。 这就是中国外汇储备那么多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制造2025”的来源。 我们不仅仅不让别人赚到我们的钱，而且我们还要在原本是城市的优势项目上，如高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继续向城市反出口，最终我们不仅仅要把“白菜”出口到上海，我们还要把“汽车”出口到上海。 “上海人”看到问题没有？看到了，所以到处围堵中国！ 中国的这种不让别人赚钱的模式能行得通吗？当然行不通！因为这么下去，其它城市都不和我们玩了！ 城市不和我们玩就拉倒了，因为我们知道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不比城市差了，但是我们又不能闭关锁国，相反，我们还要赚取更多的东西，我们的对象是什么？ 是那些比我们以前还穷的“农村”。我们到那些比我们以前还要穷的农村去投资，主要两点原因： 一、我们农村已经很富有了，有些人已经不愿意种“白菜”了，那么如何让自己享受到以前的那种“白菜价”还不让自己的钱流出太多呢？ 我们去那些比我们还穷的农村投资，这样我们不仅能获得廉价的白菜，而且能够从投资中获得另外一份利益，这样既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还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的流出，甚至还能利用那些更穷的“农村”资源继续向“城市”出口“白菜”，继续赚“城市”的钱。 二、我们不仅仅拉动了那些地方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可以做“城市人”了，那些国家自然站在我们这边，即政治利益。 中国唯一的目标就是美国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来源。 或许，有人会问：美国为什么不去投资？理由很简单：他们不稀罕赚那个小钱。 很多人关心的是：未来，我们会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其实，这是一个悲哀的问题：将来，中国像美国一样强大了，我们必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勤劳，而且非常的聪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好，所以这个衰弱期一定要比欧美国家短很多——这也是在历史上我们虽然有衰弱期，但是繁荣的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 说实话，现在的我们处于一个会变好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变好的。 其实，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在吃不饱饭的时候，偶尔能吃上肉了，那是幸福；以前整天吃鲍鱼、燕窝、鱼翅，现在突然吃不起了，就算整天吃肉，也不会感到幸福。 本质上讲，欧美国家为何走到现在这一步？ 第一个原因：欧美国家的人懒惰了，有钱了就不想做那些低利润的事情，导致财富不断的外流。 第二个原因：体制的原因。欧美采取那种所谓的“民主”体制，不断的允诺各种高福利，不仅仅让财富大量的外流，而且让人懒惰了。 如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的本质是什么？法国的失业率长期在10%以上，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法国人不愿意去工作，不想工作！
为什么不想工作？因为他们不工作也能拿到钱，甚至过的比工作的人还要好。 在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大学毕业后工作四年，那么即使失业了，政府每月会给你发大概1200欧元的补贴，这个钱在本国固然活的很差，但如果把这1200欧元换成人民币，那么就是接近1万人民啊。所以，很多人根本不工作了，就拿着补贴来中国享受生活。当然，如果他们拿着补贴到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生活，那么会过的更好。 这种情况，看似赚了便宜，但是弊端很大，因为不仅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让本国大量缺少劳动力，制约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让本国的财富大量流出。所以，高福利是一种双刃剑！ 德国、法国，包括美国等国家也都意识到这种问题，都想要削减国民的福利，让那些懒人劳动起来，但是没有用！ 因为这种政策根本无法落实下去，因为如果你这么做，那么老百姓就会来反抗你，就不会把票投给你。如3月11日，特朗普正式向国会提交一份预算案。该预算案大幅削减医疗补助、食品券、环境保护和其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誓言要保留和扩大的项目开支。 这份预算案在国会迅速引发争议，许多民主党人断然拒绝，甚至有一些共和党人也试图与该预算案进行切割。 我常感叹：欧美真的已经病入膏肓，如果不用重药，是治不好的。可是，如果用重药，那么就会非常的痛苦，欧美人民根本承受不了。 现在欧美的民主制度注定了：只能继续这么沉沦下去，继续透支自己国家的财富，直到彻底无法承受的那一天才可能改变。 正因此，才在文章的开头说道：我们做“苦力”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做“苦力”，欧美国家现在做“老板”，但是它们的后代会做“苦力”。 说实话，中国真的强大了，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美国，自媒体人都能深刻的感受到整个国家的这种变化——因近几天老美不搞事了，以至于都不知道写什么好了！很多自媒体人都这样，因为不写美国，写其它国家的事情不仅仅自己没兴趣，大家也没有兴趣看！ 大家想想，如果新西兰那些小国骂我们几句，我们会在意吗？当然不会在意！因为差距太大了，我们根本不稀罕和它打嘴炮！ 以前，我们还经常“羡慕”日本，可是现在就算日本制造一个“幺蛾子”，我们也不会把它当回事，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量级上了啊，就像一个乞丐谩骂一个富翁，富翁是不会和他计较的，但要是另一个和他相当的富翁谩骂了他，那么他肯定要想办法搞死他一样！ 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美帝，这也说明：我们中国人真的强大了，虽然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种变化，但在潜移默化中，我们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来！（来源：天涯补刀 作者：天涯补刀）
人物广角
接班人是谁困扰富士康 郭台铭身上承载中国人的宿命
【研究员】：wh
工人不需要思考，每天只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机械地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即可。如一个富士康工人，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机器把焊好的主板传送过来，两手立刻伸出拿住主板边，然后眼睛从板的左边盯到右边，再从上边盯到下边，脑袋跟着左右晃动。发现有错误时，就大叫一声，立刻有人过来调整。每天四五千次地重复动作，只要这个动作就行了。每天很无聊。但是没办法。走在深圳的街头，只要看到谁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十有八九就是刚下班的富士康工人。时间长了，人作为人的感觉就淡了，对自己的生命也不那么看重了。
【博览财经特稿】2013年4月，山西解州关帝庙里的关公像，来了趟台湾自由行。 “解”字念hai，是关羽的老家，这座庙是关庙之祖，也是中国最大的关帝庙。到了台湾后，前来参拜者无数，成为一件盛事。 身为山西人的后代，台湾首富、鸿海集团的老板郭台铭自然要参合一把。他特意前往新北市，主持关公像的绕境巡游活动。 就在这时，在他要出现的地方，发现了四枚用闹钟和电雷管、汽油瓶做成的土炸弹。说是土炸弹，威力却一点不土。每个炸弹里放了好几瓶盐酸、氰化钠，一旦爆炸就会形成剧毒气体向外扩散，而且还有可以加剧燃烧的镁粉。幸亏，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没有一枚炸弹引爆成功。 投放炸弹的人，逃亡到了海峡这边。两天后，当他正在和两个失足妇女快乐时，被抓了。问他为何要炸郭老板。他说，自己是在模仿电影《V字仇杀队》进行革命，因为不满意台湾的财富掌握在郭台铭这样1%的人手里。 郭台铭虚惊一场，赶紧发布了一条声明，感谢关老爷子：感谢关圣帝君显神灵，佑我台湾人民免遭生命财产损失，个人名誉损失事小，社会平安秩序得以保障为重。 其实，他更应该感谢的是另一位神。 1950年10月8号，他出生在台北板桥路一座名叫“慈惠宫”的妈祖庙里。 妈祖比关羽小900多岁，是福建人，原名林默娘，28岁得道升仙。因常在海上显灵，被奉为大海守护神。福建人去台湾时，顺便也把妈祖信仰带了过去。如今，台湾的妈祖庙超过3000间，极大地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兴盛。 郭台铭父亲是个警察，国民党低级公务员一枚。因为无权无势也不认识什么人，来台后没有分配到宿舍，一家人只能暂住在妈祖庙里。 从物理距离上讲，郭台铭跟妈祖庙的关系，比罗大佑还近。 那时候，台湾报纸上天天刊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郭警察是山西人，实在，真信了。他想着，不久后要回老家，继续过上每天二两陈醋的美好生活，可能不会来台湾了，得让儿子铭记住自己出生的地方。于是，给他取名：台铭。 郭警察万万没想到：反攻大陆，纯属忽悠。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孩子用原籍来命名，记住故乡，叫郭晋铭了。 再一个他没有想到的是，儿子长大后成为了台湾首富，未来还有可能当上台湾一把手。 就在今年4月19日，郭台铭回慈惠宫拜祭妈祖时，宣布将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他说，之所以会做出这个举动，是因为妈祖托梦让他出来，为人民做些事。妈祖说，你出来，不是为了赚钱，我把你当做养子，我看着你长大，所以你要为台湾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一定会遵循妈祖的指示。 其实，如今这座庙，已经不是他小时候住的样子了。随着他功成名就，庙就进行了扩建。郭家原来住的厢房，被改造成了“五路财神殿”。 那个放炸弹的人后来被判了20年徒刑。警方发现，他还有更猥琐的一面。他砸了1500万新台币，做空台股摩根指数。他盘算着，炸弹一响，鸿海集团的股票肯定大跌，连带整个台湾的股市都要跌。到时候每跌一个点，他都能赚不少钱。 结果，炸弹没响，台股反涨。当场赔进去1200多万。台湾法院落井下石，把剩下的200多万新台币也给没收了。 那些不满意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里，想要干一票的人，其实是自己想成为那1%。 郭台铭进军电脑行业 妈祖庙里出生的郭台铭，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命运眷顾的那个人。因为家境贫寒，他读不起名校，只读了个海事学校，还是半工半读。 上学期间，他光工作就换了好几悠，从橡胶厂、砂轮厂到制药厂干了个遍。毕业没多久，他就开始创业了。 一开始，郭台铭是生产塑料制品的。当时的他充满鸿浩之志，给公司取名“鸿海”，意思是：鸿在天，海在地，鸿海就是要做天地之间的生意。很快就赔光了。 他改做模具生意。模具是制造产品的模子和工具，被称为”工业之母“。正是从这里入手，他开始掌握制造业的核心环节。 80年代初的台湾，就像多年之后的大陆一样，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房地产业的兴起。有钱的老板，大都把钱投到购买地皮上来。朋友劝郭台铭也这么干。他拒绝了，把钱用来买了模具的机器。理由是：房地产是赚一次的钱，而掌握核心技术是赚长期的钱。 如果那时有电视广告，想必他也会自己出镜，对着镜头说：“鸿海，掌握核心科技”。 一年之后，被他放弃的那块地皮，价格涨了一倍。郭台铭一边暗暗计算自己的心理阴影面积，一边拿话给自己打气：一个企业的创业者，一定要具备不受外界干扰的傻劲。 在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企业是”母鸡带小鸡“模式，也就是一个大厂会长期扶持小厂，教小厂开发新零件，让它们成为自己稳定的“卫星工厂”。 但当时的台湾，正好相反。大厂总是对小厂压价，而不会提供支持。小厂的日子难过，一旦不能按时偿还贷款，就有坐牢的危险。所以，当时很多老板把公司法人写成老婆。即使出了问题，老婆进去坐牢，自己还能在外面继续干，有望东山再起。 这可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老婆社会地位最高（can）的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郭台铭下了个决心：不再和台湾的厂商做生意，而是与国外大厂做生意。 时机很快到来。1981年，IBM生产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1982年，美国《时代》杂志把“个人电脑”选为当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并预言：家庭电脑有朝一日会像电视和洗碗机一样普及。 郭台铭意识到，电脑将是未来的科技产品王者，决定进军这个行业。 为了拓展外国市场，他专门成立了一个新品牌，取了个英文名字，叫FOXCONN。其中，CONN就是连接器的英文Connector的缩写，而FOX是狐狸的意思。用查尔斯张的话说，fox在英语中是褒义词，跟sexy差不多。翻译过来很有中国风：富士康。 为了拿到海外的订单，他只身前往美国，雇了个白人给自己当司机，跑过了51个州中的32个。这位司机既是他的行销经理，也是他的英语教师，两人一路的故事，可以拍一部《蓝皮书》。因为，他总是在车上喋喋不休地描述自己公司未来的蓝图。 1988年，鸿海的员工就达到1000人，营业额突破20亿台币，已经是一家不用把法人写成老婆的公司了。 鸿海开发一个新的电脑品种，从设计到量产，可以在六个星期内完成。而其他公司，这个时间是4个月。 只要你有一个产品的概念，富士康能在48小时内将它变成样品，然后一周内量产，同时价格还比别的所有制造商都要低。 这样的公司，谁用谁喜欢。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就像郭台铭说的：我刚出社会时，就知道未来自己的签名很重要，所以我苦练自己的英文签名。二十年来我的重大契约，都是用相同的英文签名完成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为了让这些大厂放心，富士康坚持做零件供应商，从来不做自己的品牌产品。 郭台铭把部队的管理方式移植到富士康 像大多数台湾男人一样，郭台铭毕业后，曾去部队服役过两年。服兵役的地方采用抽签制，离大陆最近的金门、马祖被戏称为“金马奖”——在两岸轮换炮轰的年代，那是最危险的地方。郭台铭就是一个光荣的中奖者。 在危险的地方执勤，人人神经紧张。郭台铭动作慢，常挨班长的整。当其他人睡午觉时，他得顶着太阳罚站，或是举枪过头，绕着篮球场跑步。 但郭台铭很感恩这段吃苦的日子。等到退役后，他就把部队的管理方式，移植到了富士康。 员工进厂后，要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立正、稍息、走正步。上班时会响三声哨：第一声哨，放好凳子；第二声哨，戴手套；第三声哨，坐下开始工作。还有的工区，上班必须保持站姿，并且是和军人一样的跨立。 站着的时候，如果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就是一次短暂的休息。很多人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就一直不用站起来。 富士康《员工手册》的开篇就是规范自我行为。工人记住的第一条纪律是：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 上下级通过服装颜色来区分，如在武汉的富士康工厂，女工为红色T恤，男工是深蓝色，干部和技术员是白色。这是为了一目了然，一看服装就知道谁应该听谁的。上班时，普通工人和中高层领导，走的线路也不同，严格区分。 在《员工手册》里，关于惩处的规定有127条，包括：上厕所超过10分钟会被口头警告；工作时聊天会被书面警告；消极怠工和罢工将会被开除...... 还有一种惩罚方式是，抄写郭台铭语录。这些语录张贴在厂房各处的墙上，都是些励志鸡汤：吃苦是财富之基，实践是成才之路！努力，努力，再努力！没有压力就不是“工作”，而是“玩耍”。…… 每天早上，各作业线的组长要去开会，会议室名叫“战情室”，大屏幕上显示着前一天的产量。如果没有达标，属于他的那盏红灯就一直亮着，会被领导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红灯总是亮，那就别干了，走人。 工人住在集体宿舍里，但不能自己洗衣服和晾衣服，全交给洗衣公司。并不是怕他们累着了，因为洗衣服会占据时间，还浪费水，而晾衣服会占据厂房空间。如果按100万员工算，每年节省下来的费用是5个亿。 节省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生产力。 社会学教授潘毅提出一个概念叫“宿舍劳动体制”，意思是：工人安置在工厂宿舍后，产品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生活空间就紧密结合在一起，资本家就可以更加灵活地延长和支配工人的劳动时间。 富士康的宿舍，也是有讲究的。老乡不会被安排住在一起，怕搞串联。同一条流水线，也不允许有同乡，避免闲聊。这种有意的隔绝和分化，让工人哪怕是一起上班，住在一个屋子，彼此间也很难有多少交流。 郭台铭认为，每一件事、每一个流程都可以进行拆解，确保每个工人不需要专门知识就能进行标准化操作。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零件”，整合到生产体系里。 工人不需要思考，每天只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机械地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即可。如一个富士康工人，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机器把焊好的主板传送过来，两手立刻伸出拿住主板边，然后眼睛从板的左边盯到右边，再从上边盯到下边，脑袋跟着左右晃动。发现有错误时，就大叫一声，立刻有人过来调整。 每天四五千次地重复动作，只要这个动作就行了。每天很无聊。但是没办法。 走在深圳的街头，只要看到谁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十有八九就是刚下班的富士康工人。时间长了，人作为人的感觉就淡了，对自己的生命也不那么看重了。 之前，郭台铭在新闻上闹出这么大动静，是2010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那一年，从1月23日到11月5日，短短9个半月，共发生了14起跳楼事件。 一开始，郭台铭并不在意，作为拥有近百万工人的大厂，出现个把人自杀也不稀奇。但是当跳到第5人时，郭台铭坐不住了，开始开放媒体采访，带领记者去园区实地探访。 当然，光探访不行。他也答应给工人涨20%的基本工资。又请了些长得漂亮的小姐姐，穿着粉红色的衣服，整天在工厂里转悠，脸上挂着笑。 她们是心理医生，心情不好了就找她们聊天吧。公司还开通了心理咨询的热线电话，号码是78585。意思是：请帮我帮我。 郭台铭还用自己的私人飞机，从山西五台山运来30位高僧，给去世的员工做法事，同时也祈祷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既有科学，又有神功。中西医结合疗效好。 但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人跳了。不得已，富士康只好使出了最简单也最有效的一招：在工人的宿舍大楼安上铁丝网。这造成了一个后果：深圳市的铁丝卖断货了。 跟着郭台铭有种打天下的感觉 很多人对郭台铭最深的印象，就是霸气。他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效率的方式。 和大家讲完了为什么这么做，讲完后就做决定，在快速成长的企业，领袖应该要多一点霸气。不光工厂生产线，富士康公司总部也采用的是军事化管理。 每天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所有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开会时，每张办公桌上的茶杯都摆在一样的位置。 在公司里，郭台铭冷不丁就会发出一句灵魂之问：你的尿黄不黄啊？ 如果回答是“不黄”，对不起，答错了。郭总马上会有一句质问：那表示你不够努力啊！ 有一次，一位主管向郭台铭报告，他必须亲自到欧洲处理一批有问题的产品。郭台铭很高兴，表扬了他敢于担当、扑向一线的工作作风。但紧跟着又说了一句：机票钱你要自己出。 郭台铭的不近人情，也包括对自己的家人。他曾经把公司托付给自己的弟弟郭台强管理，自己专心去美国维护客户。有一次回来，他看到弟弟趴在机器上睡着了，当着员工的面，上去就赏了两个巴掌。 靠严格的纪律性和残酷的执行力，鸿海像一支军队，不断在打胜仗，又不断扩大力量。到了21世纪，全世界每5台电脑中，有一台就是富士康组装的。 2005年，在苹果手机还没有出现之前，富士康就凭借给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品牌做代工，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代工厂。 从2010年到2017年，富士康出口的产品，占全中国出口额的3.9%。 郭台铭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周末也不休息，只偶尔打打球。还利用上下班的交通时间，随时吸收鸡汤，不，是成功之道。在他的手提包里，随时装着两本书。一本叫《成功不坠》，一本叫《勇者致富》。 家里有钱，腰杆就硬。虽然常被媒体抨击，郭台铭却不在乎，他对报社放狠话：再不修改报导方向，等你们上市就把你们买下来。 但一个公司能成大势，显然不能只靠棒子，还得有票子。每年郭台铭公司的年会，都是台湾的大事，场面是相当地大。如2010年的年会，放在台湾的小巨蛋体育馆举行，请来了萧敬腾等明星助演。郭台铭属虎又霸气，龙王也不灵了。当晚天气晴朗。 重头戏是抽奖。别家年会抽现金，郭台铭直接送股票，总市值5.24亿元新台币。一夜间，台湾多出了50名百万富翁，13名千万富翁。抽奖现场进行，喊名字以后只等30秒，如果错过了上台，抽奖结果作废。有位员工，就因为提前离席，与千万富翁擦肩而过。 所以，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有尿，还要有尿性。难怪，一位在公司干了多年的员工说，跟着郭台铭有种打天下的感觉：想想看，你是愿意选择追随一个苟延残喘的皇帝，还是一个不断扩张版图的大汗？ 1988年10月，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建成，有个叫张奕芬的姑娘，是第一批入职的工人。她这一呆就是30年。在2018年的周年庆大会上，郭台铭奖励给她价值100万元的股票。 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运气的。所以，富士康的工人，在下班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件事：买彩票。 一山难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2005年3月10日，”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发布，郭台铭以32亿美元身价，成为台湾新首富。但，幸福感仅仅持续了一天，3月12日，他妻子因患乳腺癌去世。 郭台铭对人生有了感悟：大家认为我有很多的财富，但是有谁晓得我内心快不快乐，幸不幸福。我最亲的亲人离我而去。我请了全世界的名医都没有办法治好。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到快乐，金钱买不到幸福。 而一年后，2006年12月26日，在嫣然天使基金晚宴上，郭台铭和刘嘉玲携手出席。这里，“携手”的意思是，十指紧扣。 之后，在连战儿子的婚礼上，郭台铭又带刘嘉玲参加。这次，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腿上。 既然刘嘉玲没有告他metoo，显然两人是情侣了。郭台铭也对媒体说：“我对刘嘉玲是认真的。” 而另一个男人，刘嘉玲的多年男友梁朝伟又说：“我对刘嘉玲绝对信任。” 恋情成谜请，难辨真假。就在两人看似渐入佳境时，2007年的鸿海年会上，郭台铭又和林志玲跳了一支热辣劲爆的探戈。 一时间，形成了“双玲争霸”的局面。因为这些香艳事件，郭台铭从财经版转到了娱乐版。李敖大师看不过去了，说了句：他扯女人没有水准，像发情的小动物。 当双玲还没分出胜负时，郭台铭自己倒是出了事。2007年，香港《壹周刊》的记者，爆料郭台铭曾在九十年代初有婚内出轨经历。他和一个叫陈崇美的金融公司女职员同居了5年。 当郭台铭要提出分手时，陈崇美偷拍了裸照和不雅录影带，寄给了他家人。此事发生时，冠希老师的电脑还没有坏。 很快，陈崇美接到了郭台铭的电话，约她出来谈复合的事。看来是服软了，她很高兴，精心打扮了一番，来到约好的餐厅。 作者的描述里，有着爱情狗血片的气氛：那天她穿着郭台铭送给她的那件蓝色裙子，满心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等待在餐厅的是几个警察。原来，郭台铭已经以敲诈为名报了警。最后，陈崇美被判入狱四个月。 往事被翻出来后，郭台铭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陈崇美是个酒廊小姐，两人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我既非圣人也非贤人，做生意逢场作戏在所难免。 同时，他还反问现场的记者：那我也敢问在座的男人，你们哪一个没有逢场作戏过的？请举手。 成功的男人果真霸气。这一刻，想必很多人想起了成龙的那句名言：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不过，那一天，还真有两位在场的记者举了手。这么不识抬举，果然没出息，只配干记者。 郭台铭想必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只好给自己台阶下：没有逢场作戏过，哇！有两个！我钦佩你们！ 因为他与女人的绯闻，显得不务正业，鸿海的股价也受到影响，从250元跌到了200以下。 郭台铭不得不站出来回应，话语间是他特有的冷幽默：每天晚上，我家里确实有一男一女，那就是我和妈妈，我陪她听蔡琴的歌。 以至于妈妈还告诉他：你干脆娶蔡琴算了。 就在双玲还没分出胜负时，2008年，郭台铭突然和一个名叫曾馨莹的舞蹈老师结婚了。 曾老师是林志玲所在的经纪公司的员工，那年也正是她指导郭台铭和林志玲跳的探戈。当两人在台上热舞时，她就在后台。 为什么会娶她？郭台铭说：我从她身上闻不到钱的味道。 婚礼上，蔡琴压轴演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但高潮还在后面。 当着全体来宾的面，郭台铭现场做了30个俯卧撑，表示自己仍然还行。那一年，他58岁，曾老师比他小24岁，两人都属虎。也应了那句格言：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 富士康大举内迁 富士康赚钱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加工费。一部iPhone，苹果公司从研发设计和物流环节拿走了360美元。日韩等提供零配件的国家，拿走了187美元。 留给富士康这些代工厂的，仅6.54美元。如果再扣掉成本，组装一部iPhone，只能赚几毛钱美金。 iPad也是如此，每卖出一台，美国可获利150美元，相当于售价的30%。而中国工人仅能从中获得8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售价的1.6%。 富士康的毛利一直都很低，只占营业额的2%到4%之间，有时甚至降到2%以下。 能发展成这么大的帝国，只有靠积少成多，所以必须拿到尽可能大的订单。而为了竞争订单，富士康又要尽量压低自己的报价。 本来钱就不多，这下更要降低成本，最后就得从工人的钱包想办法。这就是为什么郭台铭要把厂子建在大陆。 九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基本工资是一月一万元台币，而大陆是五百元人民币，相当于两千台币，差了五倍左右。 何况大陆为了吸引外资，不少地方政府还提出了“五免五减半”的政策。也就是能来建企业的，前五年不用交税，后五年的税只要一半。2010年后，富士康开始大举内迁。消息一出，激起了一轮大战。 每当郭台铭的私人飞机降落到内地的哪个城市时，当地的最高领导必然在机场笑脸迎接。因为，在咱们这个国家里，富士康首先能大范围地提供就业机会，给当地带来GDP的增长，这是实打实的利益。 即使在跳楼事件发生的同时，每天在富士康的招工门口，依然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来排队应征。 富士康的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哪怕再严苛，相比其他小工厂、小公司，依然是正规的。 新的选址，通常都是在劳动力输出大省。如内地人口最多的省河南。为了吸引富士康，河南承诺，一定帮它招聘到需要的工人。省政府层层分解任务，每个乡镇都有责任帮富士康招到一定数量的工人。招上来的，每人可得政府补贴200元。 有媒体算出，光这一项，政府付出的补贴就过亿。这个成本，在富士康给河南带来的巨大好处面前，不值一提。 在富士康到河南之前，河南全年的进出口总值不到两百亿人民币。现在，光富士康一个公司的进出口值是五百亿美元左右，占全省进出口的60%以上，连带把河南送进了全国外贸省份前十名。 河南省领导在讲话中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省外贸总值稳坐中部六省头把交椅。 为什么整个河南的进出口数值都升高了呢，因为富士康带来了大批的上下游供应商，带来了一整条产业链不说，很多友商也跟着搬来了。大树底下好乘凉。 随着他们的到来，郑州工业原先以水泥这样的重工业产品为主，现在高新技术、电子产业的比例大幅上升。富士康，带来的几乎是一座城市的工业化。 在郑州富士康工厂里，大概80%的员工是河南人。如果没有富士康，很多人是要去南方打工的。 说得夸张一点，富士康减少了很多留守儿童。这一项，大概可以算是郭台铭的功德。怪不得他都69岁了，还每天工作16小时。原来是福报。 富士康的明天更需要考虑 这几天，有关郭台铭的一个消息又开始流传：富士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代替郭台铭管理。这个委员会有9个人，其中包括郑州iphone工厂的负责人。 但是，到底谁是郭台铭的接班人，还是没有定论。接班人是谁，这是困扰富士康和郭台铭很多年的问题。 早在2001年，郭台铭就宣布要退休。18年来，他的退休计划修改了6次，到现在还是他顶在最前面。 作为家族企业，他曾经想把公司交给一个弟弟郭台成，但不幸的是，郭台成患血癌在2007年去世了。儿子呢，他觉得还是太嫩，做的也不是这一行，接不起这么大的盘子。中途，他还想采取联邦制，把集团的权力分化到几个总经理手上。但很快发现这样不行。 大家各拥山头，谁也不服谁，还把股价给整跌了。他只好重新回来掌舵。 这一干又是十年，如今都69岁了。之前，他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一定要比我差20岁。郭台铭的这类话，最后都成了笑话。 前段时间，有消息传出芯片业务的负责人刘扬伟将接替他担任董事长。但这位大爷，也已经63岁了。 人，倒还可以慢慢选，富士康的明天在哪里，更需要考虑。随着电子产业市场的饱和，代工业务已经过了狂飙突进期，富士康的订单也不如以前那么饱和了。 它是世界上生产iphone最多的工厂，却没有iphone那样的自主品牌产品。 代工这条利润微薄的路，还能走多久？同时，大陆的人口红利也在消失，用人成本越来越贵，代工的利润进一步下降了。 这几年，经常传出新闻，说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要把厂址迁到东南亚或者印度这样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喊了许多年，迁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头依然在中国。 因为，东南亚各国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中国的一半，具体到一个国家就更少了。也没有中国人这么好用，聪明、踏实、还听话。 当全世界都在休假的时候，只有中国人在上班，没有哪个民族会像中国一样，为了加班费几乎放弃一切，包括爱好、信仰以及自己的身体。越南不会，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都不会。 2009年，《时代》杂志又把中国工人作为年度人物，理由是，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十年过去了，人类的未来不知向何处去。 欧美掌握了上游的品牌和产品开发权。日本、韩国、台湾等地，掌握了中游的零部件制造权。而最后发展起来的中国，依然在做下游的组装工作。聊以慰藉的是，还有更多的国家，连下游的机会也没有。 为什么富士康喜欢中国这片土地？因为这里的人多，勤奋，还听话。这是中国人的品质。 郭台铭身上，承载的是中国人的宿命。iPhone只是一个窗口，它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了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两千多年前，孟子老师说过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决定你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的因素，固然有自我的努力，更是历史的进程，是你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哪个位置。（来源：山河路人（shanheluren）作者：令孤）
形势分析
政策权衡更复杂 推演中美贸易战对房地产业的冲击
【研究员】：wh
在最近一轮房价大涨后，由于房地产业规模更为庞大，与金融体系的绑定更深，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导致政府在出台任何涉及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时，必须考虑对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贸易战背景下的“宏观冲击”，不是仅仅考虑中美贸易战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也需要考虑房地产业的波动会怎样反向影响政府决策。
【博览财经特稿】近几年，“宏观冲击”对房地产业的影响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短。尤其随着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进程，针对房地产业的政策定调几乎每三个月就会动态调整，而每一次关键表述的变化又会引起开发商、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一系列应变举措，增加“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难度。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在最近一轮房价大涨后，由于房地产业规模更为庞大，与金融体系的绑定更深，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导致政府在出台任何涉及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时，必须考虑对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贸易战背景下的“宏观冲击”，不是仅仅考虑中美贸易战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也需要考虑房地产业的波动会怎样反向影响政府决策。 越有宽松倾向 越会在融资端加强对房地产业监管 要推演中美贸易战对房地产业的冲击，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基调，政府越是担心贸易战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越是有宽松的倾向，就越会在融资端加强对房地产业的监管。而且宽松的倾向越明显的时候，通过金融监管政策升级吓阻资金进入房地产业的迫切性就越高。 去年以来的几次政策搭配，基本沿袭上述模式。2018年4月的中兴事件算是贸易战开端，央行在当月启动1个百分点的定向降准，紧随其后的是对房地产业融资收紧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资管新规出台；同年6月随着中美双方开始互加关税，月底央行再次定向降准，配合的融资端动向是发改委收紧房企境外发债，而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则发出对房地产业最严厉的定调“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最近一轮政策组合同样符合这一模式，进入5月贸易战再度升级，5月6日央行定向降准，接着就是银保监会的23号文出台，再次定向收紧房地产融资。 总结起来，政策思路其实非常清晰：贸易战如果升级，那么必然影响实体经济，需要有配套宽松政策出台，但政府不希望宽松的结果是资金进一步流入房地产领域。以往的经验是，只要宽松，无论是降准还是降息，资金肯定会利用各种渠道“跑冒滴漏”进入房地产，所以无论监管层的语调多严厉，无论如何进行窗口指导，对于房地产业上下游相关利益方而言，只要看到了大方向是货币宽松，那么无论是头部还是中小型房企，无论是投资端拿地，融资端寻找前融合作，还是营销端开盘定价，心里就都有了底气，多方预期一致的情况下，地价和房价就都很难再稳住。客观来讲，随着18年4月资管新规的出台，用来打补丁预防“跑冒滴漏”的防水材料确实越来越好，但考虑到贸易战升级需要进一步扩大宽松举措的话，此前的一些补丁就有点不够用了。最近的银保监会23号文，包括对激进拿“地王”的房企定向收紧融资渠道，都属于加强补丁的动作，后续伴随整体宽松举措进一步出台，类似动作还会有。 美元债发行成“法外之地” 沿着这个思路，房企受贸易战冲击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境外美元债的发行。自去年6月发改委收紧以后，下半年的美元债发行低迷了一段时间，但今年前几个月美元债发行大幅反弹，总规模已接近400亿美元，单月占行业融资总规模的比例都超过30%，可以说，相对于境内各种融资通道的严厉监管，美元债发行成了“法外之地”。对于政府而言，如果确实有进一步宽松刺激实体经济的倾向，同时对境内房地产融资通道打补丁，那么境外美元债发行通道是一定会加强控制的。 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量：贸易战的升级，后续是否会升级成金融战？2016年在外汇储备下降、资金流出中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标普及穆迪集中下调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评级的事件，鉴于当前房地产业美元债的庞大规模，这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房地产业并不意外，而如果发生的时点正好是到期高峰期，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可不防，甚至可能打乱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整体战略部署，不得不出台很多应急措施。事实上，即便不考虑政策因素，因为贸易战导致的人民币贬值推高美元债成本，自5月以来房企美元债发行已经受到影响。 对房企投资端的冲击相对间接一些，但政策权衡则要更为复杂。房企投资拿地保持稳定对整个贸易战进程都很重要，毕竟在GDP三架马车中的消费和外贸增速都在下滑背景下，投资还是要靠房地产撑住的，地方政府的负债压力也需要卖地来缓解，这也是房地产业体现的“压舱石”作用。所以除上面分析的融资端偏紧的政策倾向，房企投资端面临的政策态度要更为宽松。 事实上，自去年10月后，随着中美贸易战缓和，中央对房地产的态度也是趋于软化，12月1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因城施策”，就已经是明显对7月31日政治局会议的“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定调松了口。这就是贸易战带来的另一层政策逻辑，如果谈判有所缓和，相应整体宽松刺激政策没有特别迫切，那么对房地产业的监管也就可以适当放一放。于政府而言，在贸易谈判缓和期，房地产业最理想的模式是房企仍然积极踊跃拿地、开工，销售端通过限价控制住房价，这样一方面地方政府能通过大规模卖地回笼资金减轻债务负担，另一方面房价不涨或者温和上涨也能稳住预期。这种理想的平衡自去年底以来持续过一段时间，但慢慢情况的发展就有点超出控制。一些热点城市的土地市场从温和回暖到快速过热只需要几周时间，同时随着地价越来越高，开发商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对房价松绑的预期就开始稳步提高。借着“因城施策”开的口子，此前对房地产业打的各种政策补丁就有被逐渐突破的可能，而资金也会想方设法流入房地产，打破平衡。 归根结底，多重目标混合在一起，本身就非常考验政策的平衡艺术。一方面是时机，参考美日贸易战的周期，中美贸易战可能打打缓缓要持续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整体宏观政策还是针对房地产业政策一松一紧的节奏，都需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很容易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让政府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时很被动；另一方面是尺度，既希望开发商积极拿地，又不希望土地市场过热，既希望地方政府平稳卖地降低负债，又不希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既希望金融机构资金不要持续流向房地产，又不希望融资过度收紧导致部分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引起债务危机，对于涉及三方相关政策力度的平衡，恐怕是今明两年对监管层最大的考验。 放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一个回避不了的根本问题是，如果政府下定决心要提振实体经济，鼓励制造业投资升级，即便是考虑到美联储降息的大背景我们可以降息降准同时发力，最后的效果可能仍然不理想。问题的核心，是无风险收益率，是刚性兑付。如果涉及地产业的融资，无论是贷款、债券、信托还是基金，只要刚性兑付的信仰没有被打破，收益率还能普遍维持在8%以上，宽松释放出来的资金一定寻找各种办法流入房地产业。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底以来经过几轮定向降准以后，各地的制造业投资并没有转暖的迹象，因为一方面新增投资面临需求端不足的风险，另一方面又要承担高昂的资金成本。打破刚性兑付和压低全社会无风险收益率甚至比短期政策平衡更难，也更需要时间。 目前看，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图还是很清晰，在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反复强调“房住不炒”并配合推动房地产业长效机制的建立。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才是中美贸易战对未来房地产业的整个生态最深远的影响。（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萧齐）
楼市“小阳春”快速退烧 大热必有调控规律再次应验
【研究员】：wh
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变化比较稳定，“一”字型走势十分明显。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解读数据是，4个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二手房环比上涨0.1%，涨幅都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但其中，新房和二手房的走势区别较大。如上海的新房同比去年是上涨的，而二手房却是下降的；深圳的新房同比上涨1.2%，而二手房同比上涨3%；广州的新房同比涨幅12.2%，在一线城市中最高，但二手房却下降1.3%。由于一线城市的调控程度更加严厉，北上广深的房价已经不可能再有暴涨暴跌，横盘态势估计还会持续下去。
【博览财经特稿】5月全国楼市结束三四月的“小阳春”行情，开始明显降温。继房地产投资、销售等多指标增速明显回落后，5月全国房价涨幅也有所放缓。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作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房价涨幅变化数据，这份榜单还是必须关注一下。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看，这轮因2019年初资金宽松导致的“小阳春”，在持续收紧的调控政策影响下快速退烧，6-8月市场有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 北上广深房价横盘态势还会持续下去 先来看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房价表现。
数据显示，5月4个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新房涨幅方面：北京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9%；上海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7%；深圳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2%；广州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12.2%。31个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8%，涨幅与4月相同。35个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8%，涨幅比4月扩大0.3个百分点。 由于新房网签数据受政策影响最大，整体看，二手房数据更能体现市场真实情况。数据显示，5月4个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二手房涨幅方面：北京环比上涨0%，同比上涨0.2%；上海环比上涨0.1%，同比下降0.6%；深圳环比上涨0%，同比上涨3%；广州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1.3%。35个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上涨0.6%，涨幅与4月相同。 总体看，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变化比较稳定，“一”字型走势十分明显。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解读数据是，4个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二手房环比上涨0.1%，涨幅都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但其中，新房和二手房的走势区别较大。如上海的新房同比去年是上涨的，而二手房却是下降的；深圳的新房同比上涨1.2%，而二手房同比上涨3%；广州的新房同比涨幅12.2%，在一线城市中最高，但二手房却下降1.3%。 由于一线城市的调控程度更加严厉，北上广深的房价已经不可能再有暴涨暴跌，横盘态势估计还会持续下去。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国仕英认为，二手房市场更能及时反映市场，5月二手住宅上涨城市数量虽然与4月保持一致，但整体及各等级城市涨幅均有所回落，受市场调控政策收紧影响，各城市二手房销售价格波动幅度缩小，市场趋于稳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平均环比上涨0.43%，涨幅相比4月的0.53%明显退烧。从去年10月开始，已连续8个月有超过10个城市二手房价环比下跌。楼市“小阳春”退烧，二手房价格涨幅全面放缓。 前两年暴涨大热二三线城市强力调控效果明显 再来看二三线城市的变化。这里只选取其中4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在包括北上广深的70个城市中，新房房价环比上涨的有67个，2个下降（上海、岳阳），1个持平（乌鲁木齐）。
其中，二线城市新房同比上涨12.1%，二手房价格同比上涨8.1%，但涨幅比上月都有所回落；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上涨11.3%，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观察整个表格会发现一个共性，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5月的环比涨幅都不超过2%，有59个城市的环比涨幅不超过1%。这大概就是调控的警戒线。 新房同比涨幅方面，西安上涨24.4%排名第一，从去年以来，西安已连续领涨70城9个月；同比涨幅前五的城市均超过20%，其他四个城市是大理、呼和浩特、贵阳、秦皇岛，都是弱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这些城市大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持续上涨。 而像杭州、南京、郑州、合肥、厦门等前两年暴涨大热的城市，同比涨幅都在10%一下，强力的房产调控效果明显。 今年来，开发商加快布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的火热行情开始传导，叠加调控时间较长引发的需求自然复苏，共同拉升部分二线城市的新房市场。 二手房涨幅方面：从环比涨幅看，70个城市中，有11 个城市房价下跌，且均为二三线城市，如济南、青岛、武汉、长沙、南宁、安庆等。 在节选的40个二三线城市中，二手房环比涨幅最大的是呼和浩特，其次是杭州、南宁、兰州、西宁、大理，涨幅都超过1%。 从同比涨幅看，涨幅最高的依然是呼和浩特，也是唯一一个超过20%的城市。其次是大理、昆明、西宁、南宁位居前五，涨幅都超过13%，而恰好这些都是西部二三线城市。 同样，涨幅较弱的城市如厦门、泉州、郑州、南京、福州、天津等，也是前两年涨幅火热的二线城市，调控的效果在二手房市场同样明显。 5月房地产多指标增速回落 除房价指标显示楼市“退烧”迹象，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房地产开发投资等多指标累计同比增速回落，商品房销售面积指标更是降幅扩大，均显示出楼市降温明显。 数据显示，1-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下降1.6%，降幅较1-4月扩大1.3个百分点；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长6.1%，增速回落2个百分点。 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面积、金额累计增速双双回调表明当前市场有小幅转冷征兆。从5月单月数据看，销售面积环比增长10%，但同比仍下降了5.5%，进入负增长区间，可见当前市场成交乏力，增长动力略有不足。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认为，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6%，这是新房销售面积的连续4个月下滑。同时，根据贝壳研究院监测的二手房数据，重点城市5月的成交量在4月大度下滑的基础上继续减少。需求端降温态势进一步显现。 另外，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1.2%，增速比1—4月回落0.7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10.5%，增速回落2.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2%，降幅比1-4月份收窄0.6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同比下降35.6%，降幅扩大2.1个百分点。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沈昕认为，5月全国多项房地产指标增速回落，多地楼市小阳春结束。从土地市场看，成交面积同比大幅下降，土地购置均价2012年以来首次同比下跌；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看，同比增速小幅回落；从商品房市场看，销售面积同比降幅小幅扩大，成交均价同比涨幅小幅收窄，住宅存销比结束筑底，进入上升期；从房地产市场供求看，商办物业库存压力较大。 西安成当下房地产市场最火热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新房同比涨幅第一的西安，在5月也成为环比涨幅的第一，2%的涨幅领跑70城。
据易居研究院相关数据显示，西安的城东区、城南区、高新区、长安区和曲江新区等板块，5月房价环比涨幅分别达到20.99%、14.32%、19.94%、7.59%和9.84%。 西安成了当下房地产市场最火热的城市。为什么是西安？ 5月5日，西安市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西安市房地产开发运行稳中向好》中，提到了当前最大的问题——供需矛盾。 众所周知，西安近两年大力“抢人”，效果非凡。2018年，西安新增常住人口38.7万人，仅次于深圳和广州，位列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第三位。而自户籍新政实施以来至2018年底，西安新增落户人口已超过105万，户籍人口即将突破1000万。 几十万人涌入，就有几十万人的需求。但去年西安计划供应22万套住宅，全年实际供应只有一半，供需矛盾本就十分突出。这一态势直接延续到今年一季度，截至3月末，西安市商品房待售面积215.45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减少161.39万平方米，下降42.8%。而这里面，住宅的库存量更是直线下降。3月末，住宅待售面积47.07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减少110.23万平方米，下降70.1%。 更难的是，库存量下降，新竣工量也没跟上来。据统计，一季度西安市房屋竣工面积同比下降77.4%，降幅较上年同期扩大45.8个百分点，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于是就造成人“抢”来了，市场上没房的现象。抢房潮随之出现，开盘就得抢，房价自然而然就上去了。这也为抢人的城市敲响了警钟，到底是先把人抢来了，再跟上公共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建设，还是先把公共基础设施建好了，再去抢人呢？这对地方执政者讲，确实是个需要再三深思的问题。 大热必有调控规律再次被应验 6月20日，西安升级楼市调控政策：新迁入市民落户满一年方可购房，外地居民社保或个税满5年方能购房。 这一政策不可谓不严厉，外地居民5年的社保个税门槛，与北上广深基本等同；而新落户居民满一年方可购房，相当于堵上了“落户直通售楼处”的通道。全国楼市调控有松有紧，西安突下狠招，单看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16年以来，西安新房房价已连续39个月上涨。 要知道，上个月，佛山、苏州、大连、南宁4座城市因房价地价波动，被住建部公开点名预警。而在之前的4月，住建部已对6个城市进行预警提示。换句话说，短短两个月，住建部已对10个城市发了楼市预警。 之前不到一个月，苏州已连续三次升级调控，相关部门甚至直言：如楼市的几大指标得不到控制，不排除进一步升级调控。这意味，应付式的楼市调控很难过关，与其挤牙缝式收紧，不如一步到位。这次西安主动升级楼市调控，而且基本一步到位，恐怕正是因此而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70个大中城市里，相比去年，新房房价同比涨幅最大的五个城市分别是：西安（+24.4%）、大理（+22.2%）、呼和浩特（+21.4%）、贵阳（+20.5%）、秦皇岛（+20.3%）。 西安已经行动了，下一个是谁？ 在西安最新祭出的调控手段里，杀伤力最大的当属落户购房新政：新迁入市民落户满一年、或者缴纳12个月社保个税，方可购房。 众所周知，抢人大战一直被调侃为抢房大战。背后原因就在，抢人大战以“房票”作为筹码，而一旦落户，就相当于直接获得了购房资格。抢人大战，相当于以落户之名，打通了直通售楼处的通道，从而变相松绑了限购。 西安正是过去一轮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之一，低门槛落户，为楼市带来了庞大的新增需求。这次，西安为新落户人群打上了一年的限购补丁，显然对楼市将会产生明显影响。不过，此举有另一层用意：促使更多外地人在西安落户。道理是，外地人限购门槛已升级到5年社保或个税，而新落户的限购门槛只有1年，差异如此明显，只要想在西安购房，外地人会不约而同选择落户。 在今年初发布的《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中，西安明确提出：到2020年，西安户籍人口要超过1200万，常住人口超过1500万。这一目标不可谓不宏大。可以预料，本就离零门槛不远的西安，还会进一步放宽落户政策。 调控持续收紧是楼市降温主因 今年的楼市调控比往年来得更猛一些。除苏州、西安这样的热门城市加码调控外，近两个月，银保监会接连对多家银行开出罚单，严查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随后，房企融资再度收紧，银行间直接融资被要求不能用于拿地王。 今年初还是一片松绑之声，为何突然间就变成紧缩了？ 这也不难理解。楼市调控服务的是经济大局，政策本来就会随着形势变化而发生变化，没有一层不变的楼市调控，也没有永远的松绑和紧缩。更关键的是，2019年楼市的任务是“稳”。这里的稳，不仅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这三个宏观的表述，更有“防范大起大落”这样明确而具体的目标。 今年4月，中央会议重申“房住不炒”，住建部连续两次对10个城市发出预警。6月，银保监会主席更是公开表示“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近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论坛上直指居民负债率偏高、房地产业过度融资、房地产投资投机等问题，并再次强调“房住不炒”且警示称“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实现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国家，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凡是靠盲目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其实很不划算。” 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郭树清的讲话预示房地产信贷政策或适度收紧，涉及暂停部分房企融资、调升居民房贷利率等。受此影响，下半年楼市、地市有望回归理性，那些市场购买力明显透支的三四线城市，短期内房地产市场犹存调整压力。 此前，住建部已连续2个月对10城市的房价上涨提示预警，银保监会也发文要求商业银行、信托、租赁等金融机构不得违规“输血”房地产。 中原地产张大伟认为，持续收紧的调控政策密集发布叠加房价出现部分区域上行且高性价比房源减少，影响购房者的入市积极性。5月单月，各地包括部委累计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高达41次，虽然少于4月的60次，但连续两个月调控处于政策密集发布潮中。目前看，这轮因2019年初资金宽松导致的小阳春，在政策影响下快速退烧，6-8月市场有可能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贝壳研究院许小乐认为，从区域上看，5月前期市场相对活跃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如苏州、大连、佛山、南宁等迎来新一轮调控的加码或约谈，市场热度下降，前期看涨的市场预期明显减弱，这也导致前5月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最大。在居民金融信贷政策保持紧缩的态势下，市场不会有大幅升温的基础。 沈昕预计，短期内国家层面的调控政策不会放松，全国楼市还将持续降温，房企的资金压力依然较大，预计未来几个月市场将整体保持稳中有降，多项指标增速将有所回落。（来源：米筐投资、券商中国、国民经略 作者：老船长、张达、凯风）
人口规划窥见北上广深未来房价前景
【研究员】：wh
基本上广州和深圳的步伐是保持一致的，跟北京上海截然相反，热烈欢迎全国人才加入，你可以说广深不如北京、上海牛，不如他们教育医疗资源多，所以要把门槛放低，才能吸引人才来，毕竟一个北京户口和上海户口的含金量，就是比广深户口的含金量高很多，这个不容否认，而且北京上海GDP已经是3万亿+的水平了，广深还是2万亿+的水平，不在一个档次，所以广深需要再接再厉。
【博览财经特稿】城镇化阶段进入到了下半场，未来有人，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这也是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的基本逻辑。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人口流入多的地方，买房的需求自然也会多一些，而土地越少的，供给任务完成的压力也越大，而价格始终是由供需所决定的。 北上广深未来的房价前景，也许可以从人口规划上窥见一斑。 广州 日前，《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年)》草案公示，根据规划，到2035年，广州将建成国际大都市，常住人口规模在2000万人左右，实际按照2500万左右管理服务人口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广州面积是7434平方公里。 2018年，广州常住人口突破1490万人，离2000万的目标还有510万的距离。这意味着，未来17年，广州每年还要抢30万人才能达到目标。 在常住人口增量上，广州是仅次于深圳的，在全国排名第二，过去四年，广州常住人口增量分别达到42.06万人、54.24万人、45.49万人和40.6万人。增量非常喜人。 广州从去年十一开始还降低了落户条件。 根据规划，2035年，广州将新增城镇住房200万套以上，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量的比例不少于20%。 这意味着，未来17年，每年广州将新增住房12万套，其中商品房规模超过8万套。按照每户3人的标准来看，住房增量与人口增量基本相当。 但这只是增量人口，还得考虑存量人口的住房需求是否已经解决了呢？ 2016年-2018年，按中原地产统计，广州年均新房成交量为9.9万套，近八年来，只有2011、2014年、2018年调整年份的成交量低于8万套，其余均在9万套以上，所以每年供应8万套，其实供给量并不算多。
深圳 深圳作出的规划是，到2035年人口达到1800万，去年深圳常住人口1302.66万人，大概还有500万的空间，跟广州任务一样，每年要增加30万。 但深圳的人口增量比广州还要更快，过去四年，深圳连续增加了60万、52.97万、61.99万、49.83万。 目前深圳还把落户门槛放的很低，大专就能落户，所以吸纳的人数最多，再加上在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落户门槛太高，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又多，从收入上来说也比广州更高，产业结构比广州更能吸引人，所以高端人才首先选择流向深圳，人才结构也比较好。 深圳城市总面积1996.85平方公里，深圳不及广州的1/3。目前，广州土地开发强度不到30%，而深圳接近50%，已到达警戒线。 到2035年，深圳计划新增170万套住房，其中保障性住房和租赁房占比60%，市场商品房仅占40%。换句话说，未来17年，深圳只能提供68万套商品住宅，平均每年只有4万套。 其实，深圳每年要是能提供4万套也算不错了，就怕这4万套都供不出来。因为过去三年都没有达到这个数。 2016年深圳新建住宅预售套数38321套，同比减少39.9%；2017年预售套数27324套，同比减少28.7%；2018年预售套数38158套，同比增加39.7%。 因为深圳确实是人多地少的城市，跟北上广比起来，每年出让的住宅用地少的可怜。
上海 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2018年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453万了，也就是说，未来17年里，只有50万左右的人口增长空间了！基本上每年只有3万人的名额。 如果上海真的严格按照这个规划来执行，上海市场就只有靠存量需求来支撑了，一方面就是依赖于政策放松后的杠杆加大和被限购限制的那部分人群释放，另一方面上海房价想要继续上涨，那就需要等过去那些买不起上海房子的人收入增长后才行，因为靠外来人口是靠不上了，没有外援部队支撑购买力的上海楼市，房价上涨速度也会跑输深圳和广州，甚至不敌一些二线城市。 因为一个城市长期落不了户，很多人就会选择离开这个城市，毕竟没有户口孩子读书的问题就是个大问题，他们会选择去敞开怀抱的深圳，广州，杭州。 北京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而且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北京有1.64万平方公里。 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是2154.2万人，离人口红线还有150万左右，每年也只有8.8万了。但北京去年的常住人口已出现了下降，可见人口控制之严格。
北京高校如此多，一年毕业生就是二十多万，大部分都想留北京，假如北京愿意，常住人口增量，谁与争锋，北京的常住人口一年增加100万都不是问题。 但北京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要控制人口。 一、可能是跟城市规划过时有关，北京的规划较早，当时没想到人口增量会这么多，所以地铁、道路设计都是基于一千多万人口设计的，现在两千多万了，有些不堪重负，所以北京才会这么堵，重新改规划可能很难吧。 二、据说是北京生态被破坏，人多了，城市开发建设，不可避免的要破坏环境，北京想把土地腾出来，恢复历史绿地。 三、北京的交通，人文环境逐步改变，已经脱离了历史古都和首都两大定位，城市需要对自身进行调节。 四、北京吸虹效应太明显，资源过度集中，不利于周边发展。北京提出疏解政策，有利于周边城市发展。 北京和上海一样，严格控制人口增量的结果，对于楼市的影响，都是只能依靠存量市场的支撑，以及少数精英的加入。 而存量的人中，买的起的已经买了，买不起的需要等他们的收入慢慢增长，要么就要等限购限贷放松，使新的需求增加。 到2035北上广深论房价胜负 像深圳，整个城市比较年轻，规划也都很现代化，可以更好的借鉴东京轨道交通疏解人口过密造成拥堵的经验，所以深圳还可以增加人口。 深圳只有北京面积的12%，上海的31%，但按照规划，到2035年，深圳人口却只比北京少500万，比上海少700万，所以论人口密度，深圳会比北京和上海都高很多。 基本上广州和深圳的步伐是保持一致的，跟北京上海截然相反，热烈欢迎全国人才加入，你可以说广深不如北京、上海牛，不如他们教育医疗资源多，所以要把门槛放低，才能吸引人才来，毕竟一个北京户口和上海户口的含金量，就是比广深户口的含金量高很多，这个不容否认，而且北京上海GDP已经是3万亿+的水平了，广深还是2万亿+的水平，不在一个档次，所以广深需要再接再厉。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广深的市场化思维更强，未来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来容纳更多人口，人多了，经济发展好了，配套跟上去，管理跟上去，轨道交通建多一些，私家车少买一些，路网设计更科学一些，城市还会那么堵吗？东京就是因为地铁特别发达，很少人会开车上下班，所以也不会有堵车的问题。 其实广州也是一个老城了，广州的规划应该也有很多过时的地方，但广州还是在学深圳。难道广州是因为被深圳超越了，压力比较大吗？哈哈，兄弟城市有竞争也是好的，至少给了很多人才低门槛进入的机会。 到2035，论房价胜负，谁是第一，第二，谁是第三第四，不用点名了吧！（来源：樱桃大房子（ytdfz8）作者：樱桃）
新闻视点
人才失衡局面愈演愈烈 逃离北上广声势扩大
【研究员】：wh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至今，出台抢人政策的城市已经超100个，覆盖东中西部，涵盖一二三线四线城市。2019年4月，国务院发布《2019城镇化重点任务》，直接点名大城市要全面取消或放宽落户限制，更是加速了二三线城市“抢人”的决心和速度。2019年至今，已有20多个城市出台人才新政，各城市吸引人才的标准继续降低，很大程度已经演变成劳动力之争。
【博览财经特稿】6月11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意在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意见》还提到这么一条：优化整合人才计划，避免相同层次的人才计划对同一人员的重复支持，防止“帽子”满天飞。支持中西部地区稳定人才队伍，发达地区不得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特别是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挖人才。 人才失衡加速
尽管评论千人前面，但人才失衡的局面早已存在，尤其是高校之间以高薪抢挖人才，近几年更是普遍。 以西部强校兰州大学为例，尽在2000-2004年，兰大就流失副高职称以上人员近40名，其中包括5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人感叹：兰大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 而这些流失的高级别人才，大都去了东部沿海地区。如兰大流失的6位院士，全部流向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沿海地区顶级高校。 抢挖人才的方式，很直接，利用东部地区本身的优势——砸钱。如普通高校浙江工业大学，曾在2017年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150名高层次人才，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70万年薪，外加300万-500万元的购房安置费。 作为对比，西部强校西北工业大学，给出的杰出领军人才待遇为年薪80万-100万元(税前)，以及不低于50万元(免税)的安家费。 差距之大，令人汗颜。 而这么做的效果，十分明显。如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个东北和西部重点高校引进大量特聘教授的佛山科技学院，在一份大学排行榜中，两年时间就上升了126位。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则从2010年的全国第28位，下滑至31位。 为了阻止高校间人才失衡的局面愈演愈烈，在此次《意见》发布之前，教育部门之前也多次发布相关警示，但没能引起关注。 而此后武汉、西安赤裸裸的喊出“百万人才留武汉”等口号，中西部城市主动发力，想要挽回人才失衡的局面，一场覆盖全国的“抢人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二线城市的逆袭 如果说，高校间的抢挖人才还停留在高端人才的层次，“抢人大战”把炮火更多的对准了大学生，对准了未来的人才宝库。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至今，出台抢人政策的城市已经超100个，覆盖东中西部，涵盖一二三线四线城市。 2019年4月，国务院发布《2019城镇化重点任务》，直接点名大城市要全面取消或放宽落户限制，更是加速了二三线城市“抢人”的决心和速度。 2019年至今，已有20多个城市出台人才新政，各城市吸引人才的标准继续降低，很大程度已经演变成劳动力之争。 也有后知后觉的城市，如6月12日刚公布的大连，给予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及发放安家费，最高标准为500万元，吸引人才到大连创业就业。 在这其中，强二线城市成为最大赢家。以2018年新增人口数据为例，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在限制人口增长，只有深圳和广州依旧增长40多万人，位居前两名，展现着强大的吸引力。
此后的排名，则属于强二线城市的天下。如抢人最成功的的西安、杭州，人口增长都超过30万，排在三四名。 成都、重庆、郑州、佛山、长沙的新增人口都超过20万人，除佛山受益珠三角的人口流入红利外，其余四市都是中西部的中心省会城市，新一线城市的有力竞争者。 反倒是武汉的增长效果没那么明显。武汉2017年新增12万人，2018年新增18万人，作为中部城市的引领者，这个成绩落在郑州和长沙后面。 在抢人政策中，除“高薪”诱惑，最大的优惠应属于房子。各种购房补助、各种人才公寓等等应接不暇。这也变相放松了各个城市的限购门槛，直接拉升了房价。 这直接引发“抢人其实是拯救房地产”的质疑。无论真实目的是否如此，人才政策的确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此次《意见》提出“不得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警示意味。 逃离北上广 人才的流动，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大城市有着更好的创业环境、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增长空间，北上广深一直是打工者和创业者的第一选择。 但近些年，逃离北上广的声音声势扩大，中国新一代的人才格局，正在发生转变。 麦可思研究院最新发布了《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年，本科毕业生在北上广深的就业比例降到21%，比2014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而同时，在“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从2014年的22%提升到2018年的26%。另外，选择在北上广深就业的毕业生中，三年内离开的比例明显上升，从2011届的18%上升到了2015届的24%。 此消彼长，直接刻画出了毕业生用脚投票的选择——“逃离北上广深”。逃离北上广，人才都去了哪些城市呢？
四个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出，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北京的人才流出目标城市TOP10，更多的是北方城市，分散化十分明显，10个城市的人才承接占比还不到50%。 上海、深圳和广州的人才流出稍微集中一点，杭州、东莞和佛山成为最大的承接地，占比都超过10%。 这其中，杭州成为最大赢家。来自猎聘数据显示，抢人大战前后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中，杭州一直稳居第一，长沙、西安、成都紧随其后。增长最快的是郑州，流入率增长了11个百分点，其次是宁波、长沙、合肥、东莞，都增长了7个百分点。
而北京和上海，是仅有的两个人才流入率下降的城市。 薪酬失衡 如何让大学生甚至劳动力留下来，高薪永远是最有吸引力的。上述《报告》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4624元，本科生月薪为5135元，连续五年增长。而2015年的毕业生，工作三年之后的月薪涨幅，已达到80%。 再来看看哪些城市的月薪最高？
在今年一季度人才需求量最大的5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月薪超过1万元，居第一梯队。 南京8230元排在第五位，广州7970元排在第六位，但与前四位城市的差距就比较大了。 50个城市中，16个城市的月薪水平在7000元档位，28个城市的月薪水平在6000元档位，这就是中国当下白领的平均月薪水平。 50个城市中，TOP10城市9个属于南方，只有北京高居榜首。TOP20城市中，只有北京和青岛两个北方城市，18个城市属于南方。而北方城市的排名大部分集中在后半段，平均月薪水平都在6000元档位。 南北方城市吸引力差距之大，薪资水平或许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无论多高的月薪，在城市的房价面前都杯水车薪。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让无数坚持三五年的北漂沪漂，开始萌生离开的想法，强二线城市就成了最好的去处，至少这里的房价，努努劲还能够得着。 《围城》里讲，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有人逃离农村，有人逃离都市。城里城外，是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也是人生转折点的开始。但我们终究想要的，不过是更好的生活。（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老船长）
历史镜鉴
土地养肥了香港 也反噬着这片土地
【研究员】：wh
1996年，香港甲级写字楼租金每年每平945美元，全球第一，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莫斯科711美元，第三名的东京666美元。这一年，地产业产值1157亿，占香港GDP10.2%，超过制造业和金融，仅次于进出口贸易，位居第二位。如果把建造业和楼宇业权业算上，则占到29.1%。仅仅卖地收入，就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14%，这还不包括地税、买卖印花税、物业税、差响、溢率税。土地养肥了香港，也反噬着这片土地。1999年，一部批判“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TVB热剧——《创世纪》开播，用这个剧名来形容彼时香港，恰如其分。
【博览财经特稿】“香港虽只一个小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鲁迅说。 洋人上岛第一件事：卖地 清王朝大门被撞开之前，香港是桃花源，嵌在南方边陲。不大的岛，有人捕鱼，有人种地。 1841年，英国人登陆后，香港瞬间被卷进颠沛流离的命运。 洋人上岛第一件事：卖地。1841年6月14日，在义律的主持下，香港进行第一次土地拍卖。拍卖地点选在隔海相望的澳门，因为那里纸醉金迷，聚集着一帮鸦片贩和做贸易的洋商，有的是钱。 这次拍卖，推出35幅地块，每幅都是10英镑起拍。最终，卖出34幅，最少的卖20英镑，最高的卖到265英镑。3272英镑轻松到账，尝到甜头后，港英政府卖地如吸毒，有瘾。 1881年，地产收入大概占到香港财政收入三分之一，比鸦片还多。竞得土地的基本都是英商，对他们来说，地如白菜，少抽几口烟的事。 看一收入比就知道地有多便宜。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的女裁缝，一年收入大概是15英镑，《简爱》中的女主做家庭老师，一年能赚20英镑。换而言之，那时的伦敦白领不吃不喝，一年就能在香港买块地，占有34米海岸线。 而一百七十年后，同样的购买力，只剩两个平方。2017年，伦敦平均工资为39476英镑，大概是35万人民币，港岛的房价，20万一平。 英国人侵占前，岛上只有7400人，两千渔民，其余是佃农，或小商贩，谁也想不到脚下的土地，有朝一日，贵如金子。 第一批官地拍卖后，洋商上岸掘金，商铺、街区接连涌现，中环、上环、下环逐渐划定。海上升起一座全新的维多利亚城。 香港的地产江湖史，也由此徐徐揭开。1889年，香港第一家房企诞生：香港置地及代理公司。由印度人遮打联手怡和洋行创办，专营地产生意。很长一段时间，置地盘踞一方，到1930年，已成中环最大的地主。此后50年，置地稳坐香港房企老大之位，从未旁落。 同期，太古轮船公司借着航运垄断的优势，在鲗鱼涌批量拿地，用来建糖厂和船坞。遮打与怡和洋行创办的另一个公司——九龙仓，守着九龙半岛西南部，痴迷于建设货仓码头。 这一时期，香港地产江湖中，叱咤风云的多为英商，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公和洋行、林赛洋行。只有少数洋行的华人买办，在夹缝中建起庞大的家业，如何鸿燊的爷爷的哥哥何东。 多数华人，别说战江湖了，连块栖身之地都冇。1882年，有个英国工程师考察华人区后，相当惊讶：街道窄到可以用一根竹竿撑到对面晾晒的衣服。 每间房屋平均要住17个人，人均住房面积甚至不到1㎡。那时候，香港华人的法定墓穴面积12方尺，一平多。死去比活着更有尊严。 也是从这时起，房荒如乌云，罩在香港上空。一百多年，挥散不去。 影响中国房地产进程的“创举”出现 香港开埠后60年，中环不允许华人居住，直到1906年，何东获批居住在太平山山顶，局面才渐渐打破。 当时的中环，算是富人区，一些前清遗老在辛亥革命后逃港，都是提着钱直奔中环，重金买入洋房。因为房荒问题，投机炒房风盛行。 礼部尚书许应骙的儿子许秉璋，就是在中环置业，后来通过倒房，几年时间赚的钱比他爹为官一生还多。 都知道南粤子弟“敢为人先”：梁启超推动维新变法，孙中山确立“三民主义”。许应骙也是广东人，和老乡们比起来，许大人的“先”，过分精致利己。用今天的话来说，许应骙是个双标G。在戊戌变法中，他作为守旧派，反对的旗子举得最高，人称“戊戌黑旋风”。 他母亲不是正室，按照传统，去世时棺材不能从家庙的中门抬出。这个时候，许尚书才不管什么祖制族规，他责问族人：你们不让我母亲走中门，我能不能走？ 族人回他：您是一品官员，当然可以。然后，机智的许尚书把腿一跨，坐上棺材，下令：给我连人带棺抬出去！看呆众人。 神奇的南粤大地，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不久后，这里将孕育出香港“地产五虎将”——长江实业、新鸿基、合和、恒隆、大昌，以及“四大天王”——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还有“卖楼花”第一人：霍英东。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户水上人家，在他7岁之前，两个哥哥和父亲相继去世；55岁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只听父辈说，家乡附近有一条铁路，铁路旁是稻田。 后来，霍家在香港修祖坟时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番禺”字样，这才找到根。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撤出侵占4年的香港。一切恢复如昨，这个广东靓仔开始传奇一生。 这一年，霍英东22岁，帮母亲张罗三年的杂货店后，决定回到海上，像祖辈一样做驳运。他买了几条船，风里来浪里去，同时兼营买卖战后物资。有一回，霍英东花18000元（全文单位为港元）买回一批海军的机器，转手一卖，净赚两万二。 那些同样祖籍广东，日后将左右半个香港的大佬们，此时还乳臭未干。合和的创始人胡应湘，祖籍广州花都，还在上小学，打小就是学霸，后来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学的土木工程。 潮州的李嘉诚17岁，在舅舅庄静庵位于高升街的一间钟表店当店员，刚学会钟表装配修理技术。他的潮州老乡刘銮雄，还要6年才能从娘胎里蹦出。 顺德的李兆基16岁，在老家父亲开的永生银号当学徒，是个富二代。李兆基的老乡郑裕彤，这一年23岁，拿着两万元现金和24两黄金，从澳门来到香港，替岳父张罗开设周大福分店。 江门人陈曾熙22岁，日本留学归来不久，任职永隆银行，负责外汇、楼盘按揭业务。 中山的郭得胜34岁，大器晚成，在上环租店面，经营一家叫“鸿兴合记”的杂货店。 海上漂泊5年后，一场战争，让霍英东赚到回到岸上的资本。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际对新中国实施封锁禁运，香港跟随英国政府加入禁运。这样一来，海外物资无法运到前线。 富贵险中求。霍英东用他的船队，把铁板、胶管、汽油、轮胎、纱布等运到澳门，交给中资公司。一百万港元的货，能赚十万，就这样，依靠运送战争物资，霍英东淘到一桶沉甸甸的金。 北京隆重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时，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港胞。 有了这笔钱，1953年，霍生弃船登陆，和妻子吕燕妮创立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465万，另于1954年创办立信置业。不得不说，霍英东眼光刁，脑瓜灵。那时的地产行业，正站在风口上。 “禁运”使得香港转口贸易萧条，整个城市漂浮着大量游资，单单香港银行体系的存款就有37亿元。 有钱没处投，大水灌进楼市。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口快速膨胀，到1950年，香港已经超过200万人，是日据时期的三倍。随之而来的就是愈演愈烈的“房荒”，地价和房租脱缰野马，跑个不停。 1955年，尖沙咀商业区每方尺售价200元，相当于一平1800元。同比涨幅超过50%。 当时香港的房子按幢卖，每幢3-5层不等，多数平民买不动。有一个叫吴多泰的港漂，心生一计：何不分层出售？结果，两幢5层楼高的房子，原本要三个月才能卖完，他按照每层三房两厅出售，三天卖光。 紧接着，影响中国房地产进程的“创举”出现了。1954年，霍英东开发第一个项目——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预计建设100多幢楼，超600个单元，但他的启动资金不够。于是，“卖楼花”登上历史舞台。 为了筹集资金，霍英东首创“分期付款”：交50%的订金，其它的分5期还清，房子交付时为最后一期。因为大家买的是施工阶段的房子，恰如植物开花未结果，所以香港人称之为“楼花”。 一年时间，100多幢楼销售一空。用霍英东的话说：“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为之疯狂。” 一次颠覆式营销，把普罗大众卷进地产这个大池子。买房的、卖房的，所有人如鱼得水，再也出不去了。霍英东由此声震香港地产界，江湖喧腾起来。 霍氏家族崛起 1955年，霍英东在铜锣湾盖起17层高的蟾宫大厦，地价和建筑费合计200万，但他只从口袋掏出13万，其它通过“卖楼花”支付。蟾宫大厦落成后，成为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标志着霍氏家族崛起。 随后，霍家敞开大口袋，在铜锣湾一带收购地皮，希云大厦、礼顿大厦、礼加大厦、礼希大厦等接连建起。 1956年，入赘周家的郑裕彤守得云开见月明，从老丈人手中接过“周大福”。 1958年，李嘉诚经营塑胶厂已有8年，是香港塑胶花大王。他给公司取名“长江”，寓意长江不择细流，能纳百川归大海。这一年，他在香港岛北角买地，盖起一栋12层高的工业大厦，叫长江大厦，以此踏入地产界。 此后，李嘉诚将制造业捞到的钱，大把大把撒进地产行业，悄悄地书写一个人的地产传奇，名叫《李家的城》。 别看李首富现在得风得雨，其实，他35岁之前是个爱而不得的光棍：我本将心拖明月，奈何明月藏静庵。直到1963年，看着李家小子业有所成，亲舅舅庄静庵才松口，同意将女儿庄明月托付他。 李嘉诚踏足地产的同年，郭得胜也拍马赶到。拿着独家代理日本“YKK”拉链赚的钱，郭得胜拉着冯景禧、李兆基等八人组团出道，成立永业有限公司。过五年，郭得胜觉得8个老板太难整，于是搞小团体，和冯景禧、李兆基另创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被称“地产三剑侠”。 每次有人问老郭，为什么取名新鸿基，他都得解释半天：“新”是冯景禧的新禧公司之“新”，“鸿”是郭得胜的鸿昌合记之“鸿”，“基”是李兆基的“基”。 创办新鸿基时，三剑侠各出100万，互不赊账。 同样找人合伙做生意，霍英东差点运气。说起澳门赌业，众人皆知何鸿燊。其实，50几年前，站在何鸿燊背后的男人是霍英东。 1961年，霍英东在澳门创办澳娱，大小四个股东。出资时，霍英东拿300万，何鸿燊拿200万，钱是找霍英东借的。一代赌王，空手套白狼。 后来两人意见相左，逐渐心生间隙。霍英东看不惯何鸿燊拿赌业牟利，“澳娱”成立之初有一个宗旨：公司所得利润，九成用于建设澳门，包括发展外港、现代化酒店及高速快船等，其它的用于澳门的慈善事业。 然而，何鸿燊是个嗜“赌”如命的人。 1974年，亚洲足协会议在伊朗举行，霍英东时任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想着如何帮助中国恢复国际体坛合法地位，何鸿燊和郑裕彤相视一笑，计上心来：简单，在伊朗开马场。 矛盾最大时，两人通过媒体呛声。有一回，霍老放话：“当年，如果没有我出钱疏通外港码头，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Stanley（何鸿燊英文名）的地位。” 何鸿燊听到，本来就长的脸，拉得更长了，隔空回应：“讲我对澳门没贡献，真是笑话！霍生说自己二十年没来澳门，公司不是我打理谁打理？” 后来，霍英东决定退出澳娱，跟何鸿燊说：“我把股份卖给你，10个亿。”何鸿燊一听，太贵了，砍去一半价。 霍英东反过来说：“那不卖了，我花10亿买你的。”何鸿燊也不答应。 霍英东是大股东，占股27%，何鸿燊占25%。再后来，霍英东不玩了，把持有的澳娱股份捐出去。 除澳门赌业，霍何两人一度携手驰骋香港地产界。1962年，两人在尖沙咀海边投建商业大楼“星光行”。1965年，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成立，会长是霍英东，副会长是何鸿燊。董事局成员星光熠熠，有发明“分层出售”的吴多泰、“五虎将”中的胡应湘、陈曾熙，以及“四大天王”中的两个：郭得胜、李兆基。 此时的霍英东，俨然华人地产圈一哥。 一次会面改变香港过去一百年的财富格局 就在霍英东如日中天时，一声惊雷，毫无预兆。1967年那场“五月风暴”，霍英东被卷入其中，受到港府处处刁难。影响最大的是“星光行事件”。 就是前文提到的，霍何联手开发的“星光行”，一栋用来收租的商业楼。为给霍英东一点颜色look look，港府使出一个损招：不给大楼通电话。 紧接着，美国驻香港领事宣布，“星光行租户不能买卖美国货”。重重打压，霍英东只好贱卖星光行了事，接盘侠是老牌地产公司——置地，英资企业。 回忆起这段往事，霍英东说：“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 确实，毕竟属他“最红”，头顶五星闪闪。明白没有自由之岛，拳头大才有自由，霍英东淡出香港地产圈。 而他的小弟们磨刀霍霍。趁着1967年香港地产低潮期，李嘉诚和郑裕彤低价收割大量物业。对此，以大胆名扬江湖，被称“鲨胆彤”的郑裕彤有句名言：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 果然，不久后，机会降临。1969年，“远东会”创办，英资对香港证券市场的垄断被打破，又过两年，香港股市“四会”并存，即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九龙会，华商企业上市渠道瞬间打开，港人玩股票的热情空前高涨。 1971年底，香港股市收市时341.36点，1973年3月，最高峰冲到1774.96点。 牛气冲天，地产业趁势而动。1972年，超过65家房企上市。5月，嘉年地产上市，成为香港最早上市的大型华人房企；7月，信和地产上市；8月，合和地产和新鸿基地产相隔一天上市，郭得胜本想筹1亿，结果收回10亿；10月，恒隆、鹰君先后挂牌；紧接着，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大昌地产排队登场。 如今能在香港地产界叫响名号的，大多数在72年登陆资本场。上市第一年，长实获利4370万，比预想的多出3000万，李嘉诚欣喜之余加速跑马圈地，第二年公开发股5次，购入皇后大道联成大厦、观塘中汇大厦、德辅道中环球大厦等。 更为生猛的合和地产，1972年利润达6070万元，1973年市值36亿，成为规模最大的华资地产上市公司。 这一时期，合和、长实、新鸿基、大昌、恒隆组成的地产五虎将，各具特色。例如，新鸿基称霸工业市场，1956-1972年销售额5.6亿；恒隆沉浸于地铁上盖物业，以及当包租公，1977年租金收入2880万，占公司综合纯利超45%；大昌热衷联合开发。 眼看地产业日渐繁荣，全球航运业务江河日下，太古集团开始发力地产业。1976年，太古推出第一个项目太古城，先开的两栋大楼叫“洞庭阁”、“鄱阳阁”，担心销售不佳，让内部员工享受折扣认购，制造“短期售罄”的热销效应。这种营销花样，40年后的今天，大陆各房企仍然屡试不爽。 当时，包玉刚也想从海洋转向陆地。这一年，一次会面，改变香港过去一百年的财富格局，甚至，决定了未来四十年的财富版图。 李嘉诚约见包玉刚，想把手中的九龙仓股份转给船王。包玉刚意在扩大陆地版图，爽快买入。随后，包玉刚暗暗增持“九龙仓”，1980年4月，包玉刚已占股30%，把置地急坏了。 当时，香港最大的四家公司是怡和、太古、会德丰、和记黄埔，也称为四大洋行，这四家公司握着香港一半经济命脉。 九龙仓和置地都属于怡和的下属公司，置地握有九龙仓20%的股票，面对包玉刚的突袭，财大气粗的置地以100元每股的高价，收购市价77元的“九龙仓”股票。 行船跑马三分险，在海上驰骋三十多年，包玉刚什么风浪没见过？ 两天内，包玉刚调动21亿现金，宣布每股出价105元，拿现金收购2000万股。置地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然后卖了1000万股给包玉刚。这一战，标志华资财团集体崛起。香港，进入“四大天王”时代。 1979年，在包玉刚的帮助下，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此后，长实、和黄双剑共舞，李家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膨胀。1981年年底，长实市值78.77亿，是1972年上市时的62.5倍。这一年，长实成为港股中市值仅次于置地的第二大地产公司，利润高达13.85亿，是上市时的32倍。 鲨胆彤的新世界市值43.71亿，排在长实之后，新鸿基排在第四。和郭得胜“分手”后，李兆基另创恒基，1981年上市首年市值35亿，位列第七。 金光漫天有时是泡沫反射 陈松青，南洋来的过江龙，曾是香港的发财神话：半年赚7个小目标。 1980年，他斥资9.98亿，买入置地手里的中环金门大厦，半年后以十七亿出售，转手就赚七亿，惹得香港股民神魂颠倒，两年把佳宁股价抬升一倍。1981年，陈松青对外宣称佳宁盈利20亿，超过包玉刚和李嘉诚。1982年，英中谈判，香港前途未卜，各行各业惴惴不安，股市下挫。 佳宁的财富泡沫被戳破，负债累累，随之停牌清盘，多家财务公司及银行无法追回欠款。佳宁财富大厦坍塌的原因，和现今一些企业别无二样。 陈松青玩的把戏叫“一个锅盖盖五个锅”。他自己没多少自有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抵押物，但通过行贿财务公司和银行的高层，屡屡批得巨额贷款。拿到贷款后，陈松青随之买买买，给自己打造成“财大气粗”、“运筹帷幄”的商界奇才。同时，操纵、逼高股价。 如1979年，他通过行贿高层人士，向马来西亚裕民财务借入大笔资金，然后收购一家上市公司，随即更名佳宁企业。紧接着通过庄家操盘，把股价从1元炒到18元。 环环相扣的精心布局之下，韭菜难逃被割的命运。 而香港楼市，终究不过是政策市。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香港的前途渐渐明朗，历史走入回归的平稳过渡期。 政治前景明朗加上本土经济复苏，地产业开启一轮长达13年的繁荣，在香港地产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以往，二战后每八九年，香港楼市必经一次低迷。这一轮繁荣的直接结果：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1985年，包玉刚以5亿新加坡币购入会德丰股权，隔一年，再买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有人说，他富得足够买下一个国家，他笑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不知所措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整个80年代，长实完成60多个项目，物业一度占据香港市场20%。李超人那时候有个嗜好：开发大盘。如一个叫嘉湖山庄的项目，占地38.8公顷，58幢高层住宅，一万五千多个单元。 这时开发大盘有个好处，财富的雪球滚得快。1991年，嘉湖山庄首期推出，每方尺1850元，相当于每平16650元，到1997年房价顶峰时突破36000元。八九十年代，长实开发了4个这样的大型项目，揽金130亿。 繁荣滋养下，长实为首的地产寡头，加速长成。1995年，香港四大地产上市公司的坐席依次为：长实、新鸿基、恒基、新世界，第五是陈曾熙的恒隆，第六是包玉刚的会德丰。 100家多家上市地产公司中，前10家的股票市值约占地产建筑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七成。 1996年，李兆基的资产高达127亿美元，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亚洲首富，跻身世界十大富豪榜第四名。同年，香港631万人口中，有41万人处于赤贫，60万家庭月收入仅5500元。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这一年，香港从事地产业的有64028人，相当于每100人中有一人干地产，还不包括全民炒房。 当年，有个金牌经纪人廖玉娟，全年收入超过400万元。足见楼市有多火爆。 社会流传一句话：High Teah就揩，Low Teah就捞。意思是，高科技费钱，炒房子赚钱。经商获利不如炒房投机。 炒房投机的后果是什么？1996年，香港甲级写字楼租金每年每平945美元，全球第一，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莫斯科711美元，第三名的东京666美元。 这一年，地产业产值1157亿，占香港GDP10.2%，超过制造业和金融，仅次于进出口贸易，位居第二位。如果把建造业和楼宇业权业算上，则占到29.1%。 仅仅卖地收入，就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14%，这还不包括地税、买卖印花税、物业税、差响、溢率税。 土地养肥了香港，也反噬着这片土地。1999年，一部批判“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TVB热剧——《创世纪》开播，用这个剧名来形容彼时香港，恰如其分。 剧中人物许文彪，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安分守己，但我拼命干活，就挣那么一点点钱！外面那些人，他们懂建筑懂盖楼吗？他们只是拿一点点钱出来，花一点点时间，把房价炒高赚大钱！这公平吗？” 狭窄的香港，塞满来自底层的呐喊。 地产盛宴正酣 霍英东徐徐转场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阔别百年的怀抱。中英双方的交接仪式上，霍英东被邀请就坐主席台，身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地产盛宴正酣，后辈钵满瓢满，霍英东徐徐转场。 1979年，中国女排在香港战胜东洋魔女，首夺亚洲冠军，霍英东为此宴谢八方。宴会上，邓丽君坐在女排对面，献歌两首。身姿灼灼，音之靡靡。 1984年，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豪取三连冠，路过香港时，被霍英东拉去购物中心挑礼物。琳琅满目，女排姑娘们看了又看，最后挑了绒毛玩具。 同年，霍英东捐赠一亿港元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用来支持中国体育事业。 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是申奥顾问。他个人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向国际奥委会捐资100万美元，同时承诺：若申奥成功，我捐10亿港币建一座容纳10万人的主场馆。 不仅仅是体育。1983年，他投资兴建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成为第一个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化大型酒店。参观的市民摩肩接踵，宾馆5个公共卫生间，仅卷筒卫生纸就用掉200多卷。 1984年，广州另一座由港商投资的酒店——中国大酒店开业，牵头人是胡应湘，出资者包括李嘉诚、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郑裕彤。 也是从这时起，胡应湘将合和的重心转到内地，投资电力和交通，从而掉出香港地产五虎之列。 有一次，胡应湘向广东省提出兴建广深高速，并根据未来车流设计6个车道。有工程师觉得胡应湘不切实际，问他：“这里不比香港，普通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建6车道的高速公路给谁用？” 胡应湘确信，深圳和广州会高速发展，回道：“香港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动动嘴的反对，向来容易。1983年，胡应湘提出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的伶仃洋大桥，但方案一直搁置。2001年，胡应湘又提建桥，这回的计划更宏伟：港珠澳大桥。 计划一出，香港豪门争论不休，有赞同，有反对，也有吃瓜静观的。李家是反对的。 2002年，胡应湘拉拢李兆基、郑裕彤、何鸿燊、郭炳湘，提出集资150亿，发动民间腰包的力量来推进方案。和记黄埔是香港最大的港口运营商，同时在深圳和珠海有建有码头。 有了桥，港口业务势必笙萧默。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大佬的终生必修课。 有人问过霍英东：“你从商半个世纪，如何评价自己走过的路，假如人生满分是100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霍英东不假思索：“不止100分”。 接着补充道：我不单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 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就曾在霍英东帮助下，让家族企业免于破产。 董建华的父亲叫董浩云，中国东方海外货柜航运的创始人，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世界级船王，顶峰时拥有149艘船，总吨位1100万吨，比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多出一倍。 董浩云的青年时代，战火弥漫，几度创业都因战争无疾而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被他寄予厚望取名建华。之后，董家其余子女相继问世，老父亲殷殷期盼，取名建成、建平、小平、亦平。 1986年，董建华接掌下的“东方海外”出现财政危机，霍英东输血9.36亿，帮助解困。也有传闻，中国交通部通过霍家施以援手。 后来，董建华由商转政，他以为自己能“救”香港。一上任就推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个；10年内全港七成家庭拥有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白纸黑字，写在他的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里。 宏伟蓝图还没铺陈开来，风暴袭来。1998年，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将炮口对准香港，试图做空港币。股市跌跌不休，香港危在旦夕之际，董建华拍板：调用外汇储备，放手一搏。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失败，香港一蹶不振，并且要饱受西方的指责，说这是“对自由经济原则的践踏”。 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后来回忆说：“决定由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忍不住哭了，压力很大。生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害了香港，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 香港政府动用100多亿美元，消耗13%的外汇基金，总算平息这场无硝烟之战。一场艰难的外战，赢了，对内之“战”，董建华却输得彻底。 “八万五”对香港楼市冲击巨大，2003年，香港房价跌落谷底。有人高呼：董建华滚蛋。说他是杀富济贫，中产走上街头抗议，地产大佬公开喊话：房价大涨大跌都不好。 迫于压力，董建华宣布无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计划单位，理由是：违背私人住宅物业市场应由市场主导的原则。 把市场还给自由，谁又能把生存的尊严还给蝼蚁？自由之港，从这时开始，再也没有地产江湖事。 大佬转身离去，豪门内斗不休。2005年，董建华称病辞职。2006年，没能撑到北京奥运会开幕，霍英东在京病逝，留下300亿遗产，霍家人争争吵吵。他的拍档何鸿燊尚在，但17个子女早已明争暗战，抢着结婚霸热搜。 2016年，91岁的郑裕彤去世，同为88岁的李嘉诚和李兆基，在旁扶灵。 2018年，李嘉诚退休。2019年，李兆基也隐到幕后，交班前给香港年轻人留下致富秘诀：经济未定，不宜早婚。 去年，林郑月娥率队北上，领着香港代表团访问深圳、北京，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 代表团成员中有李嘉诚次子李泽楷、郭得胜三子郭炳联、李兆基长子李家杰、郑裕彤孙子郑志亮。 一个时代就此结束。在支持香港填海计划的宣传短片——《让下一代看见》里，老去的刘德华，用年轻的声音念旁白：你觉得香港还有希望吗？很多人觉得没有，我觉得有。（来源：地产风声（ID：fangshi488） 作者：内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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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3 21:2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