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WH
《贸易战不见得是坏事 充分暴露中美间的诸多问题》：这轮全球经济减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减速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减速主要发生在贸易领域，而在服务业领域迄今为止应该说景气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去年下半年某个时间以来，全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出现一个大的分叉，在制造业活动在减速的时候，全球服务业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景气的水平。分国别来看，这个情况是清晰的。就美国情况看，虽然美国的情况比其他国的情况要好一些，美国服务业的景气指数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去年四季度以来，他的制造业景气在下落。
政经观察
任正非看似坦荡从容话语 饱含深沉的悲壮和忧虑（附访谈录完整版）
【研究员】：wh
90天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借此机会要讲一下，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美国公司的，三十年来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做了很多贡献，教明白了我们怎么走路。大家知道，华为绝大部分的顾问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典型的有IBM、埃森哲等，有几十家。
【博览财经特稿】书桌前端坐，再次拜读任正非先生5月21日的长篇访谈。洋洋两万余言，坦诚从容，全面深刻，大气磅礴，感人至深。 读着读着，我突然仰天长叹，悲从中来。呜呼！任正非先生看似坦荡从容的话语，实在是饱含着深沉的悲壮和深深的忧虑。任正非先生所谈者看似是华为，所忧者其实是中华。他关注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华为如何应对当下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内心深处所忧所虑者，却是国家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科学创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全球人才竞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请允许我详细引述任正非先生的访谈，以证实上述所言不虚。 1、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强盛，人才是最重要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讲两个故事，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除了雅尔塔留下准备开会，其余地方全被炸成平地。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如果不投降，美军也要全部炸平，最终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方法，保留天皇，日本投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都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2、我们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还很大，美国在科技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们首先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我们仅仅是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做到了现在的领先，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3、中国科技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与我们经济的泡沫化和不能踏踏实实做学问直接相关。 任正非如是说：“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4、搞芯片、搞电子工业，光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 任正非如是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5、任正非最深的忧患：我们还有几个人认真读书？ 任正非如是质问：“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我称之为“任正非之问”，此问与“徐匡迪之问”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所问者一也，所忧者国也。 6、中国应该全面改革和改善各项政策，大胆吸引全球人才，搞跨国创新。 任正非如是说：“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当然，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让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7、中国应该调整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任正非如是说：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 现在，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现在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抗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 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 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 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 8、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任正非如是说：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 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 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 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即使有佛教，也是梵文，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但是没有翻。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 9、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的时间。 任正非如是说：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如果他们受到排挤，拥抱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 10、千万不要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是害国的。 任正非如是说：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为国争光”这类话。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瞎喊口号，大家开庆功会、发奖章都没有问题，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 11、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 任正非如是说：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 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 中国的钱太多，为什么只存美国，不存一些到欧洲、俄罗斯、非洲……各个国家？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今年不还，一百年后还，不行吗？中国又不着急钱，这样就分散了风险。 对于农产品，为什么非买一家？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粮仓”，买食品粮食时，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粮食”呢？ 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没必要，打赢就行。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短短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12、华为高度重视支持科学家，运用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原则。 任正非：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 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13、5G标准源自土耳其科学家的一篇数学论文。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 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 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 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不归属我们。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14、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 任正非如是说：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 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 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 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15、基础科学特别是数学具有极端重要性。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 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是数学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亿个镜头，相机就一个镜头，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再重新还原出来。 我们公司数学家的口号是“把手机做的比人类眼睛还好”，我还在公司讲话批判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们顽固不化，没有办法。他们说“手机照月亮，可以照一千公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是数学，把微弱的信号可能还原。 我去法国尼斯研究所见他们，就说“尼斯的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数学家的公式为什么也是蓝的？”原来图像偏蓝色基调，现在好像纠正过来了。手机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得益于我们的战略“备胎”，因为我们网络建立的战略备胎没有用，就划给了终端。 终端一下如鱼得水，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当然还有物理学家做光的三色传感器。 所以，如果电子工业还停留在买别人零部件来组装，不可能的。当然，他们也有数学，只是数学是别的公司做的，在零部件中加钱卖给他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领导世界的，站在世界最前面的。 16、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 任正非如是说：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 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 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我们帮助清华附中建设清澜山中学，校长说将来能做到中国第一的学校，因为收费高。清澜山只招收两千多个学生，对全社会开放，华为员工抢着送孩子进去，送不进去找我，我说我管不了你们。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我们自己跟着他们，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17、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任正非如是说：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 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络，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要把一些次要的组织砍掉，让他们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跟着我们前进。就像淮海战役一样，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但是要给钱的。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就是民兵组织，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及时兑现。 18、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任正非如是说：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 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 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马可尼”。 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其实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中国人。 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邓小平问军用的发动机卖不卖？英国人回答说卖。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主要做民航机的备件，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 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科学家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回礼，说“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是吴仲华。 这人在什么地方？一查这个人在湖北养猪，赶紧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 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不叫理论科学，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 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五十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是有隐身功能，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没有意义，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 美国人读了以后，如获至宝，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 其实中国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但是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以上我梳理了任正非先生长篇访谈里十八句最重要的话，也就是十八个最重要的观点。 我衷心希望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都能够高度重视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著名科学家、著名科学工作管理者、二战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奠基人范纳维尔布什（Vannevar Bush, 1890-1974）的一段话，以说明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何等重要！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任正非和范纳维尔的远见卓识再一次昭示了人类创新历史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说：凡是人能想到者，必有人能实现之。 访谈实录完整版 本纪要为2019年5月21日华为创始人、CEO兼董事任正非接受包括虎嗅在内的数家中国媒体采访全程纪要，纪要内容由华为官方转写整理。 记者：首先，我是一个做直播的记者，您是军人出身，严把时间关，我也是严把时间关。时间过得真快，四个月前同样是这个地方，我们做过一次访问，那时我采访您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华为已经进入了一个低点，大家异常关注，才有了您面对一系列国内外记者的采访。没想到四个月之后，华为今天面对的局势比四个月前更加复杂，甚至更艰难。刚才有记者同行拿出“烂飞机”的照片，同样我也拿到了，这张照片您也非常喜爱，是伤痕累累的照片。 任正非：我是在“悟空问答”网站上看到这张照片，觉得很像我们公司的情况，发给大家。运营商BG认为自己就是这架飞机，他们就自己拿来广播了。后来梳理下来发现，运营商BG反而还没有大的问题，因为有十几年的准备充分。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一边飞一边修飞机，争取能够飞回来。 记者：这架飞机之所以能够飞回来，是因为要害部位没有受到伤害，例如油箱、发动机，只是机翼非要害部位受到了伤害。有没有可能飞的时候要害部位受到攻击，那怎么飞回来？ 任正非：我讲两个故事，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除了雅尔塔会议留下准备开会，其余地方全被炸成平地。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如果不投降，美军也要全部炸平，最终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方法，保留天皇，日本投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都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记者：美国时间的昨天，发了一个对华为90天的延迟禁令期，换句话说华为有了90天的临时执照，您怎么看？90天可以做什么？如果新闻是真的，90天如果取消怎么看待这个反复？ 任正非：首先，90天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借此机会要讲一下，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美国公司的，三十年来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做了很多贡献，教明白了我们怎么走路。大家知道，华为绝大部分的顾问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典型的有IBM、埃森哲等，有几十家。 第二，美国大量的零部件、器件厂家这么多年来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特别是在最近的危机时刻，体现了美国企业的正义与良心。前天晚上，徐直军半夜两三点打电话给我，报告了美国供应商努力备货的情况，我流泪了，感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今天，美国的企业还在和美国政府沟通审批这个事情。 我们被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公司卖产品给华为都必须要拿去批准。美国是法制国家，美国企业不能不遵守法律，实体经济要遵守法律。媒体也不要老骂美国企业，大家多为美国企业说话，要骂就骂美国政客。我觉得有时候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过去打的都是矮的人，其实高的人打不着。媒体应该要理解，美国企业和我们是共命运的，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美国政客做这个工作可能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何庭波的员工信说得很清楚，国外、国内的主流媒体都刊登了。刚才说到烂飞机，我们有一些边缘产品没有“备胎”，这些产品本来迟早就要淘汰的，这些有影响。但在最先进的领域不会有多少影响，至少5G不会影响，不仅不影响，别人两三年也不会追上我们的。 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芯片的问题。我注意到您在18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华为不需要美国芯片，华为没问题”。华为公司致员工的一封信被刷屏，信中说公司是有底气、有准备的。请问华为的底气从何而来，做了哪些准备？ 任正非：第一，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美国公司现在履行责任去华盛顿申请审批，如果审批通过，我们还是要购买它，或者卖给它(不光买也要卖，使它更先进)。因此，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如果真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我们没有困难。因为所有的高端芯片我们都可以自己制造。在和平时期，我们从来都是“1+1”政策，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我们将来还是要大规模买美国器件的，只要它能争取到华盛顿的批准。现在时间很匆忙，一时半会估计批不准，缓冲一下是可以的。他们能获得批准的话，我们还是会保持跟美国公司的正常贸易，要共同建设人类信息社会，而不是孤家寡人来建设信息社会。 日本媒体整理稿子时有一点偏激，我们能做和美国一样的芯片，不等于说我们就不买了。 记者：您之前说华为不想做独行侠，需要合作。现在又提到可以做好两手准备。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现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根据禁令实际上会打断全球的供应链，使得整个市场感到混乱？第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质疑华为的公司治理、财务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认为反对华为的声音主要纠结于华为的哪些方面？为什么要针对华为？ 任正非：政治家怎么想的我真不知道。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领先了美国就要挨打，因为5G并不是原子弹，而是造福人类社会的。 5G的容量是4G的20倍，是2G的1万倍；耗电每个比特相比4G下降了10倍；体积下降到1/3，下降了70%。5G基站只有一点点大，20公斤，就像装文件的手提箱那么大，不需要铁塔了，可以随意地装在杆子上、挂在墙上；我们还有耐腐蚀材料，几十年不会腐蚀，可以把5G装在下水道里。这样的方便对欧洲最适合，欧洲有非常老的城区，不能像中国这样安装大铁塔。当然中国的大铁塔也不浪费，可以把5G基站挂在上面。但是不需要新建铁塔了。每个站点不需要吊车等，在工程费用上在欧洲还可以降低一万欧元。不仅是铁塔，以前的基站大需要吊车，把吊车开进去还需要封路。现在5G基站我们用人手提就上去了，因此很简单。第二，5G带宽的能量非常大，能提供非常多的高清内容，传播8K电视很简单。宣传上说费用下降了10倍，实际上可以下降了100倍，这样老百姓也能看高清电视，文化就会快速提升。国家发展要靠文化、哲学、教育，这是发展国家的基础。因此，5G改变一个社会，它还有非常短的时延，可以用于工业的很多东西。 董老师关心的是发动机打掉没有？我们是边缘的翅膀有可能有洞，但核心部分我们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且是真领先世界。越高端，“备胎”越充分。 记者：您是不是觉得国际市场秩序被打乱？ 任正非：不会。欧洲不会跟它走，美国企业大多数反而跟我们沟通很密切。 记者：刚才谈到对华为的影响，看到海思这封信之后，从舆论反应来讲非常热血。芯片行业的从业者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产芯片，包括国产的核心零部件和美国、外国企业的差距。您觉得华为的自主产品和研发究竟走到哪里？包括信里提到的，保证接下来能连续不间断的供应？有没有一个临界点，位于何处？ 任正非：为什么不洗一个“冷水澡”呢？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要冷静、沉着。热血沸腾、口号满天飞，最后打仗时不行也没用，最终要能打赢才是真的。 我们首先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我们仅仅是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做到了现在的领先，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记者：关于芯片的问题。看到何总发的公开信以后，很受鼓舞。我看资料海思是2004年成立的，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有自己的芯片。当时是怎么推演的，您个人或者华为当时如何决定做自研芯片？包括何总讲到“极限生存”的假设，推演到目前为止，您前两天接受媒体采访说到“我们已经不需要美国芯片了”，这个过程能不能描述一下？当初的推演到现在的结果，符合当初的设想吗？如果美国芯片完全不能供应，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如何？ 任正非：其实我们牺牲了个人、家庭，牺牲了陪伴父母……，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理想——站到世界最高点。今天大家憋不住了，就喊出口号，要“争雄世界”、“世界第一”。以前我们是不允许喊的，为了这个理想，我们与美国迟早有冲突。为了避免这个冲突，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很犹豫，能不能戴顶“牛仔帽”，我们曾经准备以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乒乓球，等待批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公司董事会换届，新董事长比较短视，拒绝了这项收购，收购就没有完成。当时准备卖给美国公司，我们的想法是，一群中国人戴着一顶美国“牛仔帽”打遍全世界。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之后，我们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山顶”相遇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 记者：包括华为其他管理层也释放出“有能力继续为客户服务”的信息，会不会因为美国事件对原来的大客户、对业务造成影响，我们怎么应对？ 任正非：我们肯定能继续为客户服务，我们的量产能力还是很大的，并没有因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受到多少影响，我们在全球的竞标还是在前进。增长速度会减慢，但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慢。我们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9%，四月份降到25%，预计今年底还会下降一些，但是不会造成我们公司负增长，或者对产业发展带来伤害。 记者：如果美国断供发生，对这个产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前两天看到方舟子发了一个微博“如果备胎好用，何必等到胎破了再用？”，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都用“备胎”，就是体现了你们所说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我们想朋友遍天下。因此，没有像他想象的“备胎好用，怎么不用”，他不理解我们的战略思维。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即使我们有调整，也要帮助。 我刚才也讲到，我们没有和美国公司表明不用它们的器件，而是希望美国公司继续能给我们供货，我们共同为人类服务。在早期，我们还把芯片这方面的开发心得告诉对方，甚至研究成果，我们自己不生产，交给对方生产，要不然全世界的供应商怎么对我们那么好。“备胎好用，为什么不用？”备胎、备胎，胎不坏，为什么要用？ 记者：万一真的出现断供情况，对产业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对于我们公司，不会出现极端断供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年初判断这个事情的出现可能是两年以后，因为总要等美国和我们的官司法庭判决以后，美国才会对我们实施打击，无论结论怎样，（美国）都会对我们打击。这样我们还有两年时间，足够准备。由于孟晚舟被捕，就把“导火索”时间推前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春节也在加班，我春节也在慰问员工。春节加班期间，仅仅是保安、清洁工、餐厅服务员……，在国内就有5000名服务人员在供应我们的“战士”，他们可以拿多倍工资，公司采购食品的价格都翻一番，还给服务员一些小费。我们很多员工春节连家都不回，打地铺睡，就是要抢时间奋斗。五一节也是这样的，很多人没有回家。 记者：谈到备胎计划，华为实施备胎计划这么多年来投入了多少资金？如果备胎计划一直不启用，会一直投入钱到这个备胎计划吗？ 任正非：实在是太多了，我说不清楚。“正胎”和“备胎”的预算和人力编制是一起拨给他们的，以前预算分配以“正胎”为主，现在以“备胎”为主。具体多少，我是搞不清楚的，每次汇报都是满满的几页纸，我不会过问每个零部件，只是在大概念上过一过。落到下面的计划，这个零部件中还有哪几个关键环节，是一点点来的。要不怎么会有八、九万的研发工程师呢？ 记者：美国管制之后，华为在日本、欧洲、台湾地区的企业，估计会帮到华为很多。美国政府如果管制不成功，下一步会不会对台积电这种企业施压？华为毕竟是一个芯片企业，并不具备整个产业链方面的能力。 任正非：如果外面不屈服的人多了，后面跟着不屈服的人就更多了，我们不要太操心这些，毕竟没有发生。 记者：Google事件，欧洲地区用户很担心，未来华为手机不能用安卓最新的系统。在这方面，如何去应对？ 任正非：Google是一家好公司，而且一家高度负责任的公司，它也在说服美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讨论变通的救济方案，专家们还在做这个事情，现在我还不能完全回答你。 记者：您觉得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大概会持续几年？这对于华为的发展历史会是转折点吗？ 任正非：你应该问特朗普，问我就问错了。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当然，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致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 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所以，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即使有佛教，也是梵文，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但是没有翻。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现在玄学没有说没用，搞虚拟世界，中国的游戏业发展很快，人类社会的很多生产方式也可能会虚拟化。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如果他们受到排挤，拥抱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 记者：鸿蒙系统有没有在华为内部小范围使用？ 任正非：这个问题抱歉今天回答不了。我们能做操作系统，但不一定是替代别人的做法，因为我们在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中本身也是需要，但是到底哪些用了、哪些没用，我不是很清楚。 记者：现在很多的文章是“华为震惊体”，华为震惊了全球。 任正非：我们公司员工都是傻傻的，一个都没有被吓到，我们觉得很平常。网上文章一般很夸大，就像网上说英飞凌不给我们供货了，哪有这回事？这是有人编的。所以，如果真想了解华为的事情，就请看我们的心声社区。在心声社区上，即使骂公司的帖子也不会被封，反而是人力资源部要去看看他骂得怎么样，如果骂得很对，就开始调查，再看看前三年他的业绩，业绩也很好的话，就调到公司秘书处来，帮助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培训他、锻炼他，也就是给他一个到总参谋部来“洗澡”的机会，半年以后把他放下去，这些种子将来迟早是要当领袖的。总说我们好的人，反而是麻痹我们，因为没有内容。心声社区骂我们的内容都是很具体的，我们要对具体去分析。如果没有自我批判精神，我们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华为的“备胎”计划，您从十年前就开始谈国际形势对华为的一些比较有忧患意识的影响。 任正非：对于“备胎”计划的讲话，总裁办邮件都是公开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的，我不记得了，但是反复讲过，只是社会不引起重视。现在美国打我们一下，“备胎”这个词就被重视了。 记者：这么多年的忧患意识战略倾向和具体的业务连续性，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结合。这么多年一直考虑这个事情，当预想变成现实时，而且打击比大家想象中严重，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华为的影响，真正挑战来的时候，有没有新的想法？ 任正非：第一，业务连续性和“备胎”是一致的，备胎就是保证在车子抛锚时换一个轮胎还能开。连续性也是一步步实现的，其实很多东西已经投产了。投产的时候不排外，外面的货订一半。我曾经有篇文章说，每年至少买高通5000万套芯片，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去排斥和抵制。 世界上最大的备胎就是原子弹，原子弹有什么用？二战后一次也没有用过。但是中国升官的官员基本都有两弹背景，一是做两弹有能力，二是忠诚于国家的事业，技术可靠又有能力，就当一个部长或者省长。40岁左右就能当省长，让我们很羡慕，我们40岁还在找工作。“备胎”现在变成一个新名词，在我们公司是很正常的行为。何庭波也被炒红了，在美国发禁令的那天晚上发的，她憋不住了。这些年她很难受，做那么多年都不能把脑袋昂起来。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备胎一直在，备胎用不用还不好说？ 任正非：备胎一定有用的，因为是结合我们的解决方案设计的，不是脱离解决方案做的。直到它能用的时候，才开始投入使用，滚动着用。 记者：现在大家对华为有两派很鲜明的情绪：第一，很鲜明的爱国主义，把华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爱国的高度上；第二，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要是不挺华为就不爱国。现在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任正非：那我的小孩用苹果，就是不爱华为了？不能这么说。我经常讲这样的话，余承东很生气，认为老板总为别人宣传，不为自己宣传。我讲的是事实，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为国争光”这类话。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瞎喊口号，大家开庆功会、发奖章都没有问题，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中国的钱太多，为什么只存美国，不存一些到欧洲、俄罗斯、非洲……各个国家？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今年不还，一百年后还，不行吗？中国又不着急钱，这样就分散了风险。对于农产品，为什么非买一家？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粮仓”，买食品粮食时，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粮食”呢？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没必要，打赢就行。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短短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记者：刚才谈到做芯片光靠砸钱不行，又谈到需要物理学家、数学家。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华为在此前的场合，无论是华为公司还是您个人，多次谈到“基础研究与基础教育”，包括还有一些广告。针对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华为有哪些具体的动作？这会对华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支撑？ 任正非：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不归属我们。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记者：我去参观了华为实验室，有很多新鲜的发明，比如防腐蚀设备、热传导……，我发现都是高中化学的原理，但是运用起来非常神奇。这是不是您眼中的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基础科学的积累，能够在当下关键节点上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帮助？ 任正非：其实原子弹的核反应链式方程，初中生都学过，但是做成原子弹可不那么容易。基础科学看起来道理很简单，实施起来非常难。所以，在国外某项东西可能看起来是很小的发明，但是发明中套发明，再套发明，是数千项专利、上万项专利支撑了一个小小的零件。 记者：现在谈加强数学与基础学科的投入，您认为现在华为的投入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您以什么样的机缘，认识到投入基础学科的重要性？您对未来的投入有什么样的目标和预期？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是数学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亿个镜头，相机就一个镜头，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再重新还原出来。我们公司数学家的口号是“把手机做的比人类眼睛还好”，我还在公司讲话批判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们顽固不化，没有办法。他们说“手机照月亮，可以照一千公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是数学，把微弱的信号可能还原。 我去法国尼斯研究所见他们，就说“尼斯的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数学家的公式为什么也是蓝的？”原来图像偏蓝色基调，现在好像纠正过来了。手机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得益于我们的战略“备胎”，因为我们网络建立的战略备胎没有用，就划给了终端，终端一下如鱼得水，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当然还有物理学家做光的三色传感器。 所以，如果电子工业还停留在买别人零部件来组装，不可能的。当然，他们也有数学，只是数学是别的公司做的，在零部件中加钱卖给他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领导世界的，站在世界最前面的。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不仅自己打压华为，还拉拢欧洲盟友对华为施压，封锁华为，如果美国持续强硬要求欧洲盟友们关闭对华为的大门，您是否会亲自到英国唐宁街10号、法国爱舍利宫等，以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推开那扇威胁对华为关闭的大门？ 任正非：唐宁街10号，我以前经常去喝下午茶。他们问我，如何学习与国际接轨？我说，下午茶。所以，他们为了接待我，在唐宁街喝下午茶。我们与各国领导人都是有沟通的，每个国家有独自的利益，美国不会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号召所有人都跟它走。 记者：去年一直比较关心手机企业对于无障碍的支持，科技进步对残疾人士帮助非常大。华为是一家比较有理想的企业，上周5月16日全球无障碍日，华为作为一家领先的科技公司，在无障碍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之后有什么计划？ 任正非：我曾在日本试戴我们公司的眼镜，可以看到几千公里以外员工的操作，对他的操作给予指导；或者戴上眼镜以后，眼镜上有所有的图纸，对与不对全都有指导，这是已经能做到的。有没有进入市场，我不知道。 对残障人的支持，理论上将来是能够提供的，现在具体进行到什么阶段，我还不知道，我让他们打电话问问。理论上可以通过对脑神经刺激感觉，能做到这点。我戴的是无线的眼镜，能看几千公里以外员工进行的工程。当然，现在我讲的不算，因为看的是科学家给我的演示项目，还不是商品。 记者：苹果一直比较关注基础教育，做得很好。很多ipad、iphone对于孩子学习很有帮助。华为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基础学科，华为做了哪些努力？不能光说不做，我想知道对于教育这块的看法。 任正非：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 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我们帮助清华附中建设清澜山中学，校长说将来能做到中国第一的学校，因为收费高。清澜山只招收两千多个学生，对全社会开放，华为员工抢着送孩子进去，送不进去找我，我说我管不了你们。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我们自己跟着他们，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公司规划中，当前消费者业务是最大的一块，接着是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在您心里，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五年或者十年以后，三块业务会达到什么样的营收占比？第二，关于海思的定位，在当前局势下，你怎么设计海思在华为体系中未来定位问题？ 任正非：海思是华为的一个助战队伍，跟着华为主战队伍前进，就如坦克队伍中的加油车、架桥机、担架队一样，是这样的定位。三个板块，不是哪个板块挣钱多就地位高，只有网络联接部门才能称霸世界，美国打的是这个部门，“烂飞机”说的也是这个部门。现在梳理下来，发现这个部门困难少，因为准备时间长，反而别的部门困难多。在5G、光传输、核心网等领域，不会受到打击，还会长期领先世界很多年。 记者：最近海思集结令刷屏，不停地招聘全球员工，海思未来什么时候会独立？ 任正非：永远不会独立，它就是主战部队里的“加油车”、“担架队”、“架桥队”，不是主战部队，怎么会独立呢？网络联接部门是主战部门，将来销售额不一定是最高，因为“珠穆朗玛峰”可能容纳不了这么多产值，但是“珠穆朗玛峰”对世界意义很大，是一个战略高地。美国就是为了争夺战略高地，争夺不到，所以使用行政手段，我们怎么会见钱眼开，放弃这个战略高地呢？我们不会喧宾夺主。 记者：华为虽然有连续性作业管理的准备，但是面对一个服务器、基站，涉及的零部件太多了，您的乐观来自于哪里？ 任正非：把问题梳理出来，每个存在的问题都要去解决。 记者：问一个关于研发的问题，华为在研发投入非常大，今后华为在研发上重点方向有哪些？有哪些技术储备？ 任正非：我们这三十年都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十人、几百人对着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攻这个“城墙口”，总会把这个“城墙口”攻开的。而且我们炮击这个“城墙口”的“弹药量”，现在是每年200亿美元的研发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敢像我们这样对同一个“城墙口”投入这么多的炮击量。 我们仅仅围绕着“疏导信息流量”做努力，终端就是一个“水龙头”，CNBG就是一个“管道”，越这么做，我们越可能领导世界，越容易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合理地位，而且炮击量还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财务受一点挫折，还不会影响科技上的投入，因为员工都不贪钱，生活费都够了。很多科研人员的老婆省钱，我还批评；有人问我，你们华为公司谁是雷锋？你们去奢侈品商店看，买几个包就走的人，问一下她的老公是哪里的？华为的。顺着来找工号，那就是雷锋，不用评了。老公挣钱多，老婆不花，老公怎么还有动力去挣钱呢？我们持续还在同一个领域前进，不会换轨道。 外面网传我们造车，我们不会做的。因为我们的车联网基本上是世界最主要车企的供应商，将来以车载计算、车载电子为主，我们可能产业很大。与别人合作，一起实现了无人驾驶，人家送我们一台车，车上印了华为标记，不等于华为要造车。这只是传说，我们不会随便换轨道的。 记者：您对基础教育很重视，未来有没有可能以某些形式参与到基础教育工作呢？ 任正非：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络，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要把一些次要的组织砍掉，让他们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跟着我们前进。就像淮海战役一样，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但是要给钱的。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就是民兵组织，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及时兑现。 记者：在我们看来，华为的管理哲学、管理思想是任总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您认为华为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国际的管理哲学长期为西方主导，您是否认为，中国的管理哲学、管理思想是不是到了向世界输出的时候了？市面上有大量的书籍写华为秘籍，存在华为的秘籍吗？华为模式可以复制吗？ 任正非：华为没有哲学，我个人没有学过哲学，也没有认真读过哲学书。外面的书，作者我也没见过，不认识，也许是他编的吧。外面流传的华为哲学是大家随便说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认为，如果说华为公司有哲学，就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因为钱在客户口袋里，有三种方法可以拿到这个钱 第一，抢，这是犯罪；第二，偷，也不行，要在派出所待两三天才能被放出来；第三，客户心甘情愿把钱给你，你必须要提供好的商品，为他提供需要的服务。所以，秘密就这一条。 你们看，我们园区的小咖啡厅都做得很好，为什么？不要做假，踏踏实实认真做。以前我们的咖啡厅，五、六个华为员工拿着高工资、股票，在那里做咖啡，还亏损。我说你们创业吧，一个人一个店创业，现在能挣七八十万。我们机关有人说要去查“以前不挣钱，现在挣钱了，搞什么名堂挣钱？”我说，去查一次，就裁一个人，为什么？你的人太多了，不干正事。他只要缴了房租水电，卫生质量好，员工喜欢去消费，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所以，我们的后勤机构压缩得很小，为全世界170个国家、18万员工的后勤保障人员，只有703个。 记者：最近看到一篇您在员工持股会上讲话，华为通过了治理章程文件，您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进步，同时还有关于华为公司的治理结构，华为的治理方向是什么？ 任正非：其实我们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章程，全在网上公布过。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历了一年多，有九万多人参加了，不断学习、不断传播，只是媒体不太感兴趣。你提的这个问题，今天我没法完整地给你解释，这是一个体系。 记者：华为未来想发展成什么样的企业，或者什么样的方向？ 任正非：除了不让资本进来，其他什么都可以讨论。 记者：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任总有非常浓厚的居安思危的意识，芯片十几年前就有备胎计划了，特别好奇这种危机意识最初是来自哪里？ 任正非：总是挨打，就觉得有危机了。 记者：刚才大家问了很多问题，都说华为有备胎计划，还有对现在的情势很乐观。现阶段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这次事件牵涉到您的家人，在日常与家人沟通相处的过程中，对您的决策有没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抓我的家人，就是想影响我的意志，我家人给我的鼓舞就是鼓舞我的意志。女儿写给我的信说，她会长期做好思想准备，她也很乐观，我就放心了，减轻了很大压力。我要超越个人、超越家庭、超越华为来思考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否则我就不客观了。 我与外国记者沟通，他们是很直率的。公共关系部把全文印成了书，今天都送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多沟通？如果站在狭窄的观点来看，我们与西方媒体是对抗的，也许与你们也是对抗的。我应该超越自身的观点来沟通，平等讨论问题。 华为公司高层领导绝大多数都没有站在自身利益、企业利益来考虑问题，我们是世界性的，世界上接受我们、声援我们的朋友是很多的。 记者：我特别关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问题，很多人认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才是我们未来一条活路。您刚才讲海思作为备胎持久生存，就是有自主创新作为基础，但是您又讲“飞机”上非重要地方该放弃就放弃，不要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任正非：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马可尼”。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其实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中国人。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邓小平问军用的发动机卖不卖？英国人回答说卖。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主要做民航机的备件，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科学家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回礼，说“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是吴仲华，这人在什么地方？一查这个人在湖北养猪，赶紧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不叫理论科学，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你们看绍伊古关于飞机的讲话，美国飞机很精密，飞机时间是4000-5000小时；俄罗斯飞机没有那么发达，只能飞1000小时，绍伊古就问，战争时期飞机能飞满1000小时吗？大多数没到1000小时就打掉了，那何必要搞4000-5000小时，还那么贵，于是从实战的需求就确定了他们设计飞机的原则。他说，飞机飞得不快、金属表面不平，俄罗斯就在翅膀形成一层层流膜，解决了高速空气的润滑作用，这样俄罗斯飞机也能飞得很快。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五十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是有隐身功能，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没有意义，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美国人读了以后，如获至宝，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 其实中国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但是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个事情特别重要，自主创新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您反对的是封闭式、重复性的自主创新？ 任正非：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记者：如果您这么来定义，大家一定会把海思拿出来反驳您？ 任正非：海思也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创新。 记者：自主创新不等于全是自己创新。创新最重要的是在一个系统中掌握最核心的一部分，而不是重复去造很多别人已经造好的“轮子”，那是没有意义的。任总一直强调数学，数学的核心是解决“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很容易做出一把锄头来，但是锄头背后的这些原理，你是否了解？什么样的形状是最好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做实验，但是实验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怎么证明你的实验和理论之间有多大差别，极限在哪里？这都要靠理论来证明。 我要反驳您。在汽车制造业方面，有人说李书福是中国汽车行业非常棒的人，他可以用资金去撬动沃尔沃，又有人说他是短腿巨人，因为不掌握发动机，发动机被世界上绝大多数汽车公司掌握，而我们不掌握，这种情况下自主创新难道不是关键而且重要的吗？ 任正非：我并不反对李书福，但减震弹片钢圈、轮胎……是自主创新吗？就讲讲德国怎么造车。有一次我到德国斯图加特，工程院院长带我去参观一年级学生入学的几周学习。每个人发一块铁板，给一个齿轮的图纸，所有人都要用锉刀做出这个齿轮来，做出齿轮来还不能打分，要拿到减速箱去跑，跑完才能打分。这就德国汽车的基础。欧洲车和中国车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卖那么贵？就是可靠性高。大家都可以造出车来，但是不是最好的车另当别论。造车要用到大量的人类科技文明，也不是自主创新的概念。 记者：自主创新不是全部自己重复做，而是找到自己的长处在哪里。所谓的卡脖子都是在补短板，问题是你的长板在哪？ 任正非：短板买别人就行了，何必要自己做短板呢？ 记者：如果你自己没有，想买别人的但不能买，就不行了？ 任正非：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我们这样的极端情况，多数人不必要走这种道路，应该借助人类文明前进。如果说自主创新，钢板的材料从哪来的？也是别人创新，不是你自主的。 记者：您现在的状况是偶发的个案，还是说在未来中国企业是一个经常发生的常态？ 任正非：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们国家的具体社会问题，现在也是让公共关系逼着对外，拿我来当“盾牌”到处“挡枪子”，我就上战场，我老了，打死了就算了，不在乎了。因此，我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关注世界相关领域技术，确定我们战略上哪些有错误的。我跟自己的家人关系都处理不好，我跟儿女交往太少了，跟太太交往也少。她说“你就关心你的公司，不关心家人”，如果我再关心社会，可能我的家就没有了。所以，我对社会无法评价，我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国内其他企业。 记者：美国国防部提出的频谱担忧，有办法解除吗？ 任正非：我不是正在解除吗？ 记者：收到了一份您之前接受外面采访的册子，我仔细读了，看到外面问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些很匪夷所思的问题。其实可以看到，包括都有一些国与国之间相互了解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您觉得怎么去改进？会不会考虑华为未来改变在国外的一些姿态、一些传播？或者说，在全球化上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呢？ 任正非：我们不会通过传播解决，还是通过给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来解决我们的形象。我们已经很先进，客户一用就知道多厉害了。举一个例子，韩国LG董事长找我说，他要开300兆的LTE，当时我还反对，他带了两个翻译来说服我，我说100兆就够了，300兆没必要，他还是坚持300兆。我们就卖300兆设备给他。过不了多长时间，保罗教皇访问韩国，在1.3平方英里土地上，韩国集中了30万人，每个人举起手机用300兆拍摄往外传，网络没瘫痪。第二个例子，哈吉保障，之前每个运营商都瘫痪，我们接手以后哈吉保障一次也没有瘫痪过。四、五百万穆斯林祷告前一瞬间，所有人都要关手机，祷告完以后，所有人同时开手机，我们的网络没有瘫痪，很顺利。这都是我们在世界形象的榜样，不会通过媒体传播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形象。 至于在国外的投资，是因为我们需要。比如，我们在英国投资光芯片工厂，主要为了将来以英国作为这些芯片的出口中心。我们在德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工厂，根据需要来确定的，不是为了纯粹说明什么形象，我们不需要形象，只需要订单。 记者：昨天我们参观了华为股权结构的展厅，有两个感受，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华为的股权结构走上了一条跟东亚地区主要科技公司完全不同的道路，例如三星电子以及台积电，外国机构和外国人占股比例高达50%以上，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的股权结构，使西方资本可以从东亚的顶尖科技公司获得资本性的收益，您如何看待差异以及资本性收益这个话题？第二，华为股权结构是华为自己探索一条适合华为自己道路的结构模式，而且华为在过去几年跟西方媒体有过沟通。昨天听下来，目前很多西方媒体都有一些误解，认为并不是全民持股，而是全民的薪酬奖励计划。这就体现了西方的两面性，一方面西方的科技公司比较重视人才、重视技术，有令人尊敬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跟自己不同的模式，会抱有很大误解或者不理解，您认为西方误解的根源在哪里？ 任正非：我们对资本不感兴趣，所以就没有研究，西方媒体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去研究，反正我们不会让外面资本进入公司。公司现在的问题是赚钱太多，因为我们不能把价格降低，降低以后，就把所有下面的公司全挤死了，就成为“西楚霸王”，最终也是要灭亡的，所以我们不能在产业中这样做。苹果是榜样，永远是做一把大“伞”，让下面小厂家都能活。如果苹果卖萝卜白菜价，全世界就没有其他手机了。我们钱多，用一部分投入战略，但是不横向扩张，就给大学和科学家给予支持。我们开科学家大会，能把全世界这么多顶尖科学家请来，这也是奇迹。因此，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 记者：西方对于华为股权结构的误解根源在哪里？ 任正非：西方不是今天才开始误解的，误解中国都几十年了。只要我们在中国是合法合规的就行了。 记者：无论是上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事件，还是这次美国出口管制，美国表面理由是司法部对伊朗的案子。为了解开华为面临的困局，华为会愿意跟美国政府、商务部、司法部去谈吗？ 任正非：我们不是已经起诉美国政府了吗？通过律师与它在法庭上谈，它也要出示证据。 记者：所以，您不会私下去谈？ 任正非：我也没有私下的管道。你给我特朗普的电话谈？ 记者：想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您去年和小女儿姚安娜和母亲姚凌拍了全家福，令外界非常惊讶。您作为父亲也好，作为丈夫也好，给自己打几分呢？您平时有多少时间去陪家人？您的女儿在哈佛大学读书，未来希望她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任正非：其实我这辈子很对不起小孩，我大的两个小孩，在他们小时候，我就当兵去了，11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回家的时候，他们白天上学，晚上做作业，然后睡觉，第二天一早又上学去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沟通，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小女儿其实也很艰难，因为那时我们公司还在垂死挣扎之中，我基本十几个小时都在公司，要么就在出差，几个月不回家。当时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证明我们不是在中国搞腐败成功的，在国外一待就是几个月，小孩基本上很少有往来，很亏欠他们。其实小孩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 小女儿在中学的时候，每个星期要跳15小时舞，跳完舞回来才能做作业，晚上一点多才能休息。大学以后基本上做作业到晚上两点多钟，有时候做算法时会做到四、五点钟。小孩很热爱文艺，有人邀请她参加名媛会时，她跟爸爸妈妈商量说她要出席，当时我的态度是支持。因为如果打击这一次，未来她人生的其他路走不顺时，就会说爸爸妈妈堵了这条路，我们还不如挺身而出支持她，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人家提出来，要照全家福，我第一个表态坚决支持，发表我们家全家福。我太太还以为我会躲闪的，我认为要支持儿女，都对不起儿女了，还不支持她一下？她好好去学习，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太太？ 任正非：我的人生有两次婚姻，三个小孩。我的前妻性格很刚烈，在文化革命中曾经是重庆三十万红卫兵的政委，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我是连红卫兵都参加不了的逍遥派，大学毕业没有女朋友，别人给我们介绍，她能看上我，我真的不理解，她是天上飞的“白天鹅”，我是地上的“小蛤蟆”，那时除了学习好，家庭环境也不好，我父亲还在“牛棚”里，她怎么就看上我了？我们一起走了二十多年，后来就分开了。现在的太太很温柔、很能干，用二十多年时间专心培养小孩，很有成就。我和姚凌办结婚证这些都是前妻帮忙的，小孩上户口也是前妻帮助的。我前妻与我现在的太太关系也很融洽。 记者：对于Google停止合作，华为已经出了声明，想请您再评价一下，在操作系统方面会对华为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正非：应该是有影响的。Google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Google在想办法，我们也在想办法，在讨论救济措施。 记者：我看到海思一直在发各种招聘的信息，包括公众号和微信。现在中国企业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阿里巴巴、腾讯等都需要有更多的高端人才，包括国际人才加入到创新行业中，不知道华为能够拿出什么来，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来补充这样一支队伍？薪资待遇有没有具体的标准？ 任正非：使命感。物质待遇肯定会有具体的措施，主要还是给他们使命感，有做成事的机会，让科学家发挥自由度。 记者：前几个月我去欧洲华为各个分公司走了走，看到很多外籍员工对华为的文化非常理解，我自己也在读华为的一些书，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这么明显特征的中国民营企业成长为能够有国际上共通企业文化的国际性企业？ 任正非：你在外面看到的书，多数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根据网上资料编的。但是我们不反对，因为他们也要生存。你们可以看华为公司的心声社区，这个比较真实。至于外籍员工，与我们没有本质差别，因为外籍员工也要为客户服务，我们也是为客户服务，价值观怎么不同呢？ 记者：现在外界对中国，包括这段时间讨论“996”，中国的企业文化有很多与西方工作价值观相冲突，就很好奇，华为内部是怎么统一和协调的？ 任正非：工作价值观，我们还是遵守这些国家的劳动法，来保护他们的合理时间。但是毕竟他们有使命感，没有使命感，他们做不出成绩来。我们的外国科学家其实比中国科学家还拼命，很多科学家三十多岁还没结婚。 记者：您刚才谈到华为主战部队越来越精干，你们作为一个商业公司怎么看裁员？裁员这个问题在中国市场比较敏感，但是实际上ICT行业很多公司目前准备裁员或者已经进入裁员，华为从1987年到现在没有大规模裁员。 任正非：其实外面离职的华为员工已经比在职员工多，怎么走出去的？自愿走出去，也是走出去。任何一个业务做得不好，是主官的责任，不是员工的责任，员工在前进过程中也有很多技能，当我们裁掉部门时要给员工有出路。比如，最近表彰了业软部门，他们提出有一万人要走红地毯，我批了同意，后来是几千人走了红地毯。2017年，我们在上海战略务虚会讨论决定缩减业软领域，没有做出成绩来。裁减掉他们时，我还担心有问题，悄悄给人力资源讲先涨一点工资再走，他们没有做出成绩，职级太低了，去其他部门会吃亏。两年后我视察时，发现很多人多没有等到涨工资就奔赴新战场了，终端、云的成功，与这被裁减的一万多员工有很大关系。他们奔赴到战略机会点去，既升职升级，又找到了作战机会。裁减的这两年，社会上一点声音没有，公司一点怨声载道都没有，一万多人的转岗完成了。现在很多部门也在裁减，然后把大部分富余人员转岗到主要的战略主攻部队去，少量平庸才会劝退。现在是这样的结构性调整，裁掉部门不是裁掉员工。 记者：余承东讲，任总之前用的iphone，现在用华为自己的高端手机，您个人用的是P30吗？ 任正非：那太先进了，我每次用的是落后手机。先进手机需要重新学习，浪费时间，我不需要新功能。 记者：您一直对CNBG业务比较偏爱？ 任正非：不是，对谁爱才骂谁，不爱怎么骂他？余承东挨骂也很疯狂。 记者：怎么看CBG这块业务的成长？ 任正非：它毕竟是辅助产业，目的就是赚钱，把钱输送到过来，帮助CNBG称霸世界。CNBG拿到钱就冲锋，占领“珠穆朗玛峰”。即使没有粮食种，占住高峰也是对的，就是这个原则，不是偏爱。 记者：我认为，余承东本人还是非常有能力的。 任正非：我没有说他没有能力啊。媒体都在帮余承东说话，你们现场给余承东打个电话。（虎嗅注：以下余承东的内容为电话对话内容。） 记者：您对CBG这几年的发展给个总结性的讲法。 任正非：我们在肯定一个部门的时候，不能以表扬为主，而是要校正它不正确的地方，使得它往正确的路上走。我们内部自我批判很厉害，常务董事会内部有时候都会吵架，争论到最后达成共识。 余承东：希望老板多支持，老板一些话可能被大家误读、误解。有些人会拿着老板的话来狂搞我们。 任正非：余承东，你今天的腰杆没撑直。 记者：您给CBG定的1500亿美元？ 任正非：他们自己定的，而且肯定是达不到的。 记者：您还是对他们寄予厚望的。 任正非：人们需求进入饱和曲线，他们在饱和曲线开车，追赶者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比如，一秒钟下两部电影的难度很大，但是一秒钟下一部和两部电影的差距不大，技术投入很大，差距没有拉很大。爬坡阶段领先很快，饱和曲线很难说。因此，以后不能肯定。 记者：关于股权的问题，我之前做了一些外围的采访。华为员工很关心一个问题，过去这么多年华为股票一直在上升，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华为内部股，获得了很丰盛的收益。但是他们现在关心一个问题，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假设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分红和收益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任正非：那当然了，因为购买内部股是自愿的，退出也是自愿的，机制是开放的，不是捆绑的。华为内部股收益也会下降。我们的蓝军首先批评过公司“连续三十年，分红都超过30%，还想分到什么时候”？因此，我每年都在批评常务董事会利润增长太大，战略投入不够。他们去年的检讨放在我桌子上，我还没批。今年特朗普批了制裁，我们的利润可能会减少一点吧。 记者：既要同甘，也要共苦？ 任正非：我们理解一部分员工的思想，员工可以拿走属于自己的东西。 记者：你刚才有提到，只要不让资本进来，什么样的未来发展路径都可以讨论的。关于资本这个问题挺敏感的，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任正非：不要相信传言，永远没有资本进来，这是我们公司高层所有人一致达成的意见。我们为理想而奋斗，不为金钱而奋斗。 记者：关于操作系统的事情，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的？之后会不会开源，吸引一些开发者进来？ 任正非：我说不清楚是哪个部门负责，我们试试做吧。做一个操作系统的技术难度不大，难度大的是生态，怎么建立起一个生态？这是一个大事情，慢慢来。 记者：昨天去看了股权室，我也很震惊，华为公司与员工的权益高度绑定。您只持有1.4%，只有一票否决权，现在很多创始人都是同股同权或者同股要更多的权力，您在华为的影响力巨大的，内核的本质是什么？ 任正非：我们年初完成了投票选举新一届持股员工代表会，是经历了一年多酝酿，然后一股一票的投票出来的。酝酿了一年多，为什么社会不知道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员工会自觉保密到这样的程度。选出的持股员工代表，他就不能代表股票了，他是代表人，一人一票投票表决公司决议。董事会以人数来投票表决决议，常务董事会是在董事会授权下操作日常运作。 记者：任总从来没有用过一票否决权，您有没有在某个时刻其实很想用它，或者未来有什么情况可以用一票否决权？ 任正非：本来我的一票否决权有一个截止时期，准备到期就不要了，但我们在通过新章程时，正好碰到英国脱欧事件，如果像脱欧那样民主投票，可能就让一个的企业的命运葬送了，所以就保留了一票否决权，暂时由我来管。等到我们有一部分团队退出，到核心精英团队形成了小集体以后，我就放弃我个人的权力，把权力让渡给由7个人组成的核心精英团队，出现重大问题时进行否决，业务上的事情一般不需要动用。（来源：新浪微博、虎嗅APP、华为官方 作者：向松祚）
美发动贸易战另有他因 中国不是流氓国家但是对手
【研究员】：wh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大有威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之势，美国学者傅高义还写出轰动一时的《日本第一》。结果，美国联合欧洲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成功终结了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和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相同，但美国并没有丝毫的手软。很明显，这种解读有为美国不按规则出牌辩护和美化的意图，但却不能解释原因。
【博览财经特稿】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大选，标志着西方进入难以预测的民粹主义时代。果不其然，英国脱欧演变成一场无休止的荒诞剧，重创英欧的同时也波及世界。美国则开始全面大退群，并向全球发起贸易战。而这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中美贸易战。 从理性上讲，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发生贸易战是无法想像的事。一是双方实力最为接近，互有王牌。打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穆迪分析的经济学家在不久前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全球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可能让美国经济在2020年底前陷入衰退，届时正好是美国大选的时间。更何况即使有胜的一方，也必然沦为二流国家，就如同二战后的英国。 二是由于两个国家在全球的份量和作用，贸易战的后果将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终结。正如法国财经部长勒梅尔所评论的：“没有什么比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更大的威胁了。因为，这就意味着贸易关税将会提高，商品流通将会减少，我们法国自己的商品在世界上的流通也将减少，这会摧毁法国，乃至欧洲的就业。” 《南德意志报》则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向所有中国产品加征惩罚关税的话，那么全球GDP的增长率甚至都会缩水整整2个百分点。”而据牛津经济学院的分析，在过去一年里，日本、台湾、韩国、泰国和越南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约14%。 三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和俄罗斯对中美两国都是最大的威胁，都造成最大的危害。中美双方对决的后果就是这两个国家的重新崛起。日本将成为正常国家，丧失遏制能力的美国则不得不撤出西太平洋，甚至大西洋。没有西方遏制的俄罗斯则迎来全面扩张的机会。 尽管道理是如此的浅显，全球主要经济学家也都一致联名反对美国发动贸易战，但这一幕仍然上演了。 发动贸易战的错误解读 显然，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另有他因。典型的分析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国的发展和美国对中国的恐惧是主因。根据这个分析框架，中美全面对决甚至走向（非核）战争都是难以避免的。历史上十六次类似的冲突有十二次导致了战争，其他四次都是特例。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和平模式有不可复制的历史因素，比如，当时英国面临很多强国崛起，除了美国还有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这其中，德国离英国最近，其军舰离英国本土就几个小时航程。另外美国和英国不但距离遥远，双方在文化、种族上还有很大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才决定对美国忍让，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应对德国。以今天的中美为例，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 而这个解读存在问题。在一个核时代，中美不可能发生热战，哪怕是再常规的战争，也极有可能迅速升级为核战争。如果双方仅仅停留在贸易战、科技战的层次，要想分出胜负是相当漫长的，甚至演变成马拉松。这并非美国所追求的。 目前美国政治和学界主流看法是，这并不是一场贸易战，而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博弈，是制度差异使然。 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就声称：“美中竞争的根源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美中之间力量的改变令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国。中国对高科技威权的接纳令人有理由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最终会引发威权主义的兴起，不仅在中国也可能在全球。” 曾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范亚伦（Aaron Friedberg）5月初在国会众议院一个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听证会上特别强调，美中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文明造成的，而是共产党的本质以及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造成的。 当然还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观点，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4月底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中国与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斯金纳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她还称，“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非高加索人种的竞争对手。” 然而，中美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早就存在，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历史上多次结成盟友，如结盟对抗苏联，双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还没建交就已成为盟友；两国还在9·11之后一起对抗全球恐怖主义。 就是今天，美国和沙特这样文明完全不同、宗教信仰对立、政治制度缺乏现代性——如果以西方的标准非常野蛮和落后的国家——仍然维持着盟友般的关系。即使和美国有关系的记者卡舒吉被以超越底线的方式残忍杀害，也丝毫没有影响到美国对沙特的支持。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大有威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之势，美国学者傅高义还写出轰动一时的《日本第一》。结果，美国联合欧洲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成功终结了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和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相同，但美国并没有丝毫的手软。 很明显，这种解读有为美国不按规则出牌辩护和美化的意图，但却不能解释原因。 事实上，中美对抗的根本原因都和这些无关。引发这一切的是中国的实力。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英德博弈就把这个问题讲的非常透彻了。1905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困惑地向他的政府发问：“为什么英国人对德国一惯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从血缘关系上讲，德皇威廉二世是爱德华七世的侄子。为了回答国王的质疑，英国外交部顶尖德国问题专家克劳用了一年时间写出外交史上的杰作《克劳备忘录》，其中的结论是：“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其实力才至关重要”。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如果今天中国停止发展，中美所有的冲突就消失了。如果说美国硬要认为中国有错，错就错在国家要发展要繁荣，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不少自由派学者指责中国放弃韬光养晦、过于展现实力。虽然中国相较于过去是有所作为。但放到全球看，中国的外交还是相当克制的，更没有挑衅西方的利益。反观俄罗斯，不仅成为西方口中“触及红线干预美国选举”的主谋，还创造二战后以武力改变领土境界的首例——吞并克里米亚，直接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欧洲构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此外，还直接出兵叙利亚支持西方反对的阿萨德政权，一举逆转局势，让西方功败垂成。尽管如此，美国对俄罗斯没有发动贸易战，相反特朗普政府还一而再地努力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 原因其实也不复杂，刚出炉不久的兰德报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是流氓国家，但不是对手。中国不是流氓国家，但是对手”，“俄罗斯可以被遏制，但中国不能”。 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用意 发动贸易战两败俱伤且会变成持久战、修昔底德陷阱框架难以解释核时代、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及中国外交的有所作为在现实面前也无法自圆其说，那么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用意何在？ 应该说，中国的实力是迫使美国向中国下手的根本原因，但选择贸易战却是战略之举，而非战术。 一是中国制度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中美贸易战不但会影响实际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未来预期。而且虽然国际贸易占中国GDP的比重不高，但吸纳的就业人数巨大。如果中国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必将冲击中国的稳定。 二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经济处于结构升级阶段、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半途，反腐败之后新的政府激励机制急待建立、制定最严格的污染治理措施和打击影子银行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西方误读了2018年中国的政治演变，认为中国内部分裂扩大，是向中国施压的好时机。 所以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而且谈判条件极为苛刻，其目的就在于：要么中国屈辱的接受城下之盟，引发国内愤怒，打击中国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令中国陷入混乱之中；或者，中国坚决说不，全面迎战，但经济代价将引发国内的各种矛盾，如果中国应对失当或者无法应对，同样可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如果做一个总结，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对中国的恐惧是促使美国决定不顾一切遏制中国的原因。而选择贸易战这种表面看来两败俱伤的手段则是为了引发中国内乱，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美国当然知道热战是相互毁灭，两败俱伤将给俄罗斯和日本崛起创造条件，当然知道价值观和制度只是包装。如果美国和中国自由派一样连这些都看不明白的话，它怎么可能成为全球霸主？ 所以只要中国应对得当，成功化解贸易战产生的负面经济效果，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美国的战略就不攻而破。在显然达不到目的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贸易战也就再也打不下去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罢手，新形式的冲突仍然会随即上演。 对中国而言，要想实现中国梦，完成民族复兴，类似的内外挑战是躲也躲不开的。只有通过这些考验，才能抵达彼岸。以史为鉴，英美模式、美苏冷战模式、德国模式、葡萄牙西班牙模式都不可复制，中国要以自己的智慧和实力，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五个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功案例。（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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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不见得是坏事 充分暴露中美间的诸多问题
【研究员】：wh
回顾和检视过去一年多资本市场的波动，围绕贸易战有关的波动。去年春夏之交，贸易战刚刚出来的时候，资本市场普遍认为中美之间很快会达成协议，所以大家没有很认真对待贸易战这一前景。随着去年六月份之后，中美贸易战逐步表现出一些相对比较激烈对抗的态势，资本市场出现了相对幅度比较大的调整，尽管这些调整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中美贸易战毫无疑问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并且我们试图孤立和隔离出来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中美贸易摩擦再度成为最受市场关注的话题。随着中美贸易战进入最后对决，国内资本市场将何去何从？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命运又将被推向何方？国内有关金融政策是否会因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在经历2018年的去杠杆之殇后，2019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抓手又将在何处？未来的发展里，除这些经济的起起落落，投资者最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日前，一年一度的安信证券2019年中策略会举办。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中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将如何来解读接下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有关政策的新动向？ 以下为高善文博士在5月16日当日的演讲全文（根据高善文于安信证券2019年中期策略会现场演讲实录，略有删改，未经本人核对。） 各位尊敬的来宾： 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利用接下来用差不多8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近来对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运行的想法，讲得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排桩指正。 作为中期策略会，会议日期至少在一个多月前就确定的，在当时确定会议日期时，普遍预期是看起来中美贸易摩擦是朝着签订协议的方向去走。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开会的日期刚赶上中美贸易纠纷层面上最后一轮对决，随着前几天中国政府针对性的报复措施，中美持续一年多的贸易纠纷进入最后一轮对决。这给市场包括未来的经济运行、政策选择都增添很多变数，而这一变数，是在一个多月前没有想到的。也因这样的原因，这几天对会议材料和演讲主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处理。 股票市场已经把贸易战甩在身后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甚至可以说全球的资本市场基本上已经比较充分消化和吸收了贸易战的影响。对于资本市场的定价而言，我们认为，股票市场已经把贸易战甩在了身后，我们相信未来市场还会继续有波动，有上升，有下降，但这些波动很大程度上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回顾和检视过去一年多资本市场的波动，围绕贸易战有关的波动。去年春夏之交，贸易战刚刚出来的时候，资本市场普遍认为中美之间很快会达成协议，所以大家没有很认真对待贸易战这一前景。随着去年六月份之后，中美贸易战逐步表现出一些相对比较激烈对抗的态势，资本市场出现了相对幅度比较大的调整，尽管这些调整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中美贸易战毫无疑问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并且我们试图孤立和隔离出来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从那以后，随着中美之间围绕贸易战层面的谈判包括这些谈判所经历的很多反复，资本市场不断通过价格的调整去适应吸收这一前景所带来的影响，到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为止，从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证据显示，这一调整已经结束。不管中美贸易战再有一些起伏，或者反复，它对市场的影响应该已经很小了。 接下来讨论我们形成这个结论的基础，从形成这个结论的基础出发，我们也能更深层次地理解，站在资本市场投资者角度，我们到底是如何来看待贸易战，并且一定程度上去揣度贸易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去评估贸易战的影响，贸易战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这个题目需要换一种表述可能更清晰，这种表述就是如果没有贸易战，这个市场会怎么走？ 如果我们知道没有贸易战，市场会怎么走，那么我们就知道贸易战的影响有多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影响市场的因素有很多，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除了贸易战之外，我们的去杠杆，在经济层面上，经济政策层面上，很多的调整，包括上市公司的爆雷等等，都对资本市场形成很大的影响。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考虑到数据处理上的原因，我们重点分析两个市场，第一个是在美国上市的所有的中国公司，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有一个中概股指数，我们重点考虑的第一个市场，是在美国上市和交易的中国概念股指数。我们第二个重点考虑的市场，是H股指数。这两个指数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在非常开放的，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地在市场上去交易，投资者看起来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很多人认为被机构投资者做出的投资决策看起来更理性一些。而中国大陆市场被认为由散户和情绪来主导。选取这两个市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市场内部的去杠杆等等相关政策的调整对这两个市场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很小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市场在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条件下，是全球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之中的一环，而不是他们进行资产配置的全部，他们可以买中概股，可以买纳斯达克，可以买标普500，也可以买其他新兴市场的指数，在一个新兴的全球开放的流动的资本市场中，这两个板块是投资者可以用来选择进行配置的部分而不是他的全部。 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们首先观察中概股的表现，观察中概股的表现。我们的一个基本想法是以去年四月中旬，中美开始启动贸易层面的纠纷为时间点，时间上向前倒溯差不多半年时间，在这个时间点上，市场上是没有贸易战的影响的，然后我们试图用全球一些主要市场的指数去解释和拟合中概股指数，比如我们试图用纳斯达克指数，用标普500指数等全球主要指数去解释和拟合中概股指数。
就像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到的那样，在4月15日前，这个拟合总体上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中概股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板块，他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与其他几个指数之间存在着相对比较稳定的联系。在贸易战爆发之前的半年时间里，以这一关系为基础，我们用来预测和推断贸易战爆发后中概股本来应该具有的表现——就是去年4月15号以后，如果没有贸易战，那么中概股本来应该怎么样。那么我们就用去年4月15号之前所估计出来的这一关系去预测在4月15号以后差不多到现在的时间里如果没有贸易战，中概股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把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和它实际的表现对比在一起，我们就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主要反映贸易战对这些股票的打击，主要反映贸易战对这一板块，或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本上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从4月15号贸易战发生到6月中旬，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中概股相对他本该的表现走得要略弱，但是两者之间的落差还不是特别大。去年6月15号随着双方开始互加关税，贸易战的实实在在的实锤落地，和中概股本来应该具有的表现相比，中概股的实际表现与其应该表现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叉，从他应该具有的表现来看，他本来应该处在一个波动上行的趋势之中，而其实际表现却掉头大幅下行，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裂口，这种情况一直到去年十月份前后才基本上稳定下来。
那么我们再用相同的方式来看H股市场，当我们去解释H股市场，我们使用的技术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在H股市场所表现的模式在大的方向上和中概股的表现是非常接近的，尽管H股的投资者与中概股的投资者并不是高度重叠的，H股的投资者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投资者，还有中国香港当地的等等，与中概股的投资者未见得是完全重叠的，但H股的变现和中概股的表现，所讲的故事是非常接近的：在去年4月15号之前，这一拟合是非常接近的，在去年4月15号至6月15号，H股应该的表现和他实际的表现依然是高度一致的，表明市场在当时普遍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发生贸易战，普遍认为中美在最后一刻肯定会妥协，所以市场并不认为贸易战不是一个事情，认为贸易战是一个短期的噪音，很快就会过去，但是等到6月中旬，贸易战真正爆发之后，我们看到H股的实际表现和它应该具有的表现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裂口，这一裂口，H股实际表现相对它应该具有的表现，表现出了很大的折价。这一折价我们认为至少相对而言反映了市场投资者认为贸易战对上市公司的股价所形成的打击。那么这一打击如何进行定量的评估，我们从三个角度进行定量评估。 到去年十月份，第一轮贸易战的对抗表现最激烈的时候，如果以中概股为基础来看，相对中概股本来应该具有的股价指数，中概股相对下跌了32%，如果没有贸易战，它本来有一个位置，但因为贸易战的影响，或者很大程度上因为贸易战的影响，中概股下跌了32%，如果以这个H股指数为基础，H股下跌了差不多12%。 在去年底的时刻，我问过很多中国大陆一些资深投资者，让他们拍脑袋想一想，贸易战对A股市场指数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大多数人拍脑袋的想法是500点。如果以500点为基数估计的话，就在10-15%之间，与我们通过上面这种方法对H股估计出来的结果是比较接近的，毫无疑问，它介于我们用这种方法估计出来的H股与中概股之间，当然，中概股弹性更大，他的估计结果应该是一个极限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考虑这一跌幅？ 我们进一步做了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对我们进一步分析市场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中美双方之时互加了500亿美元的关税，税率是25%，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加征是10%时，我们在极限的条件下，我们假设这些所有加征的关税，都表现为中国上市公司利润的损失，美国加征了这么多关税，我们假设这些关税都由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负担，政府没有吸收塔，消费者没有吸收他，美国的客户也没有吸收他，甚至是非上市公司也没有吸收他，这些财务负担全部由中国的上市公司来吸收，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极限的预估，真实的情况要比这个缓和得多，我们在极限条件下来估计，是为了在极限条件下来评估市场是如何来看待贸易战的，那么在这个极限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所有上市公司在极限条件下他所蒙受的利润损失。 如果我们知道了在极限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所蒙受的利润损失，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贸易战对上市公司所构成的股价下跌或者是市值的损失。那么一边我们有了市值的损失，一边有了利润的损失，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市盈率的估值水平，用市值损失除以利润损失，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市盈率，这一市盈率就是市场用来对贸易战进行定价的价格。我们计算看到，在去年的时候，权益市场对贸易战的估值是接近60倍PE，这是在一个极限的条件下，我们要知道，真实的利润损失很可能更小，意味着真实的估值水平很可能更高，60倍的话很可能是接近这一估值水平的下界。那么60倍的估值水平如何考虑？我们提出一个很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就能知道，60倍的估值是非常大的一个估值，如果美国对中国征了关税，并且市场认为关税在一年之后会取消，那么从未来现金流的角度讲，关税所带来未来盈利的损失，只影响未来一年的现金流，未来第二年的现金流是不受影响的，那我们把未来一年现金流的损失用折现法折到现在的现值，现值的市值损失应该等于或者小于这一利润损失。既然现值的损失小于或等于这一利润损失，如果市场认为贸易战不会扩大，一年以后会消除，那么真实的估值水平应该小于1。如果市场认为贸易战持续十年，就这么大的水平，持续十年之后，它会消除，没有任何附带的影响，那么这一估值水平考虑到折现等等各方面因数，很可能不到10倍，那么以这样的理论基本情形来看60倍的估值，毫无疑问，去年十月的时候，市场在很大程度认为中美贸易战是长期性的，是全局性的，并且很可能它的规模和深度在当时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扩大和恶化。如果认为贸易战是短期的，很快会消失，它的估值很可能只有几倍的水平，考虑它不确定性。但它的估值达到了60倍的水平，基本上是一个高速成长股的水平，清晰地意味着市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全局性的，是长期性的，并且在当时的水平上会进一步的扩大和恶化。 那么去年十一月以后，随着中美之间开始新一轮围绕贸易摩擦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不断有正面的消息传出，到今年4月30号的时候，从新闻媒体的评论来观察，普遍认为中美签订休战的协议是大概率事件，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们看看市场的估值或者定价是如何变化的？ 我们继续用刚才的方法来估计市场的表现，估计出来一个市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再来看市场实际的表现，我们继续计算这个落差，H股和中概股的表现一个共同的表现是，在中美休战并且开始密切谈判，并且谈判的正面消息不断传出的时候，相对去年十月估值的裂口，相对去年十月股价的差，H股包括中概股的估值本身都开始修复，但到今年4月30号，大家普遍认为签订协议概率非常大的时候，中概股依然相对于基准多跌了20%，原来多跌了30%，因为双方在不断的谈，中概股在不断修复，但是即使到了大家认为中美会很快休战的时候，中概股仍然多跌了20%，H股仍然多跌了8%出头一些。如果用相同的方法来计算市场对贸易战的估值，那么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这一估值接近60倍，到今年4月30号时，这一估值还维持在40倍的水平，40倍的水平毫无疑问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即使在市场认为中美很快会妥协的背景下，市场依然以40倍的估值来定价贸易战的损失。说明即便中美贸易战达成了协议，市场认为这个协议也可能是短暂的，市场认为中美在长期之内也可能面对着比较长时间的相对比较全局性的，甚至在未来还会有反复和恶化的苗头或趋势的前景，所以市场依然用比较高的估值水平来应对这一前景，这也表明市场对于中美达成协议并没有那么乐观，或者即使达成协议，这个协议能否带来长期持久和彻底的和平市场是抱有相当大的怀疑，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大的估值水平。 那么紧接着看现在，五月份川普总统突然在推特上发飙，让市场比较吃惊，随后在过去一两周时间里，中美转入了最后一轮对决。在这个条件下，来看市场的相对表现，我们看到H股相对于基准多跌了10%，基本上与去年十月份差不多，中概股多跌了26%，相对于去年十月份的水平相差只有3%-4%左右，如果以5000亿美元全部按25%的关税来征，这个估值水平仍然有12倍。美国把所有的筹码都推出来，既所有中国输入商品都征25%的关税，在这个条件下，看到市场的跌幅和去年十月是差不多，市场仍然有12倍的估值水平。 这个估值水平觉得有两种解读，第一个就这三个时期看，市场的估值水平是不断下降，从60倍下降到40倍，从40倍下降到12倍，表明在去年10月的时候，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收了贸易战在未来有反复变化的影响，所以随着这些反复的出现，估值水平并没有稳定，估值水平是在不断下降，是因市场对于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预期和吸收；第二，表明美方在所有关税层面的东西都打完，即使中美在未来很可能会继续谈判去考虑在某个适当的时候相互妥协或减征关税，市场仍然认为中美之间贸易层面的相对紧张局势或者贸易摩擦将在较长时间里持续存在。在现有的水平上，进一步有一定程度上的恶化，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但不会大幅度的恶化，也就是说，目前的水平可能是对抗的极限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恶化这个可能性不大，但市场认为它可能会比较长时间的存在。 那么回顾完过去一年多相对基准市场应该具有的表现，我们很容易知道和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市场已经就中美贸易层面的摩擦做好了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市场的估值变化和定价已经比较充分吸收了贸易战的影响。 从投资角度讲，我们已经可以把贸易战放在身后，不再考虑贸易战，转而去考虑一些基本面因素的变化，上市公司的变化等等。另外一个从常识角度，去年四月中美之间刚刚出现贸易摩擦的时候，应该说绝大多数投资者，绝大多数街头普通的民众是十分吃惊的，非常意外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但到今天为止，可能一个街头普通的小贩都能对中美贸易战发表一番感慨，发表一番讨论，这一事实上的重大变化，从直觉的角度，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也会充分支持这样的事实，就是贸易战的影响肯定已经全部吸收在定价里边。 我昨天看到一个图片，这个图片不知道真假，因为微信上转的东西都不知道真假，说海南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有一个科室叫现代泌尿科，这个科的办公楼上打出一个横幅，横幅叫“支持中国打赢中美贸易战，现代泌尿从点滴做起”，我想它说明另外一个事实，贸易战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的人都知道它，而且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个条件下，它对定价已经没有影响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去考虑投资的时候，应该已经不需要去考虑它了，未来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噪音了，这个和去年四月形成很鲜明的对比。 回过头来对贸易战市场的变化做一个总结，在今年4月30日看起来中美之间对贸易战进行签约的时候，市场对贸易战的估值仍然有40倍，说明市场认为即使中美签订停火协议，并不是也绝不是万事大吉。而到了近一两个星期，随着所有的筹码都被推出后，市场的估值在12倍的水平，也表明市场认为即使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这个情况也不是世界末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并常有反复，将是我们未来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已经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反复的交易充分吸收了这一事实。 两大关键因素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出现历史性异化 紧接着回到较常规的题目中来，讨论一下经济层面的情况，随着市场定价中心把贸易战抛在身后，逐步回到政策层面的情况，我们在两个层面想和大家做一个简要分享。 首先想讨论一下全球经济的情况，讨论这一情况，一方面毫无疑问他对我们经济很重要，另外一方面是它和贸易战有关系。 来看全球工业的增长情况。非常清晰的事实，过去几年大家感觉到中国经济，尤其在2016年后突然有很大的好转，实际上这个好转，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同步的，全球工业增长看，2016年初到2018年的某个时候，全球工业的确有非常大的恢复，但去年晚些时候以来，全球的工业增长再次出现比较显著的减速。目前，工业增长水平已经回到2016年初起步的水平，而中国大陆自己的工业增长所表现出来的模式与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如今年1、2月包括4月的工业增速基本上都回到2016年初的水平，而且如果去看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先指标，领先指标的表现也清楚地显示这一趋势，并且领先指标没有表现出经济减速正在稳定下来的迹象，在全球经济减速背景下，从过去来看，这些领先指标有3-6个月领先的指示性。从领先指标看，确实从去年某个时刻以来，全球的制造业增速开始明显的放慢，但是迄今为止这一放慢没有表现出来稳定的迹象，并没有表现出来很快将掉头向上的迹象，但是如果比较深入地去观察这一轮全球经济放慢的减速，这一件减速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的确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这轮全球经济减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减速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减速主要发生在贸易领域，而在服务业领域迄今为止应该说景气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去年下半年某个时间以来，全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出现一个大的分叉，在制造业活动在减速的时候，全球服务业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景气的水平。分国别来看，这个情况是清晰的。就美国情况看，虽然美国的情况比其他国的情况要好一些，美国服务业的景气指数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去年四季度以来，他的制造业景气在下落。日本的情况是一样的，去年晚些时候，整个制造业落下来，但是服务业的景气是稳定的，欧洲的情况在一定程度是类似的，它的经济的减速明显更早，2018年一季度某个时候就开始了，制造业景气的减速非常的大，但是服务业的情况要相对好一些。在新兴经济体的话，服务业普遍仍然相对比较繁荣，但是整个制造业相对落下来。 我们看全球贸易情况。全球出口的情况，在去年下半年某个时候确实出现比较大的减速，所以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减速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迄今为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减速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减速主要发生在贸易领域，而服务业总体上维持比较高的景气。 全球为什么在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出现比较大的减速，而这一减速在其他领域却不是那么明显，尽管自下而上可能能提出很多原因，对欧洲的变化，对新兴经济体的变化，能够提出很多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中美贸易摩擦，因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还是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还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中国作为一个深入产于了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化的经济体，他的经济活动会辐射到全球范围之内，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所以对中国加征的很多关税，实际上最终并不见得由中国经济来承担，因为中国需要进口大量的半成品，通过供应链这种影响会辐射到全球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范围之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美贸易战这一轮的爆发，虽然股票市场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非常大的市值的损失来应对和吸收了贸易战的影响，但是从实体经济端讲，应该说影响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影响在过去两个季度，随着全球贸易和制造业活动的减速，它已经在表现出来，但随着这一轮中美贸易之间的对决，显著地变得更加激烈，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半年，或者在未来一定时间段中，全球的范围内的制造业和贸易的减速看起来是很难避免的。 而随着这种情况逐步的显现，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面对这种减速他的应对手段不见得是一样的，政策的空间不见得是一样，对经济影响的大小也不见得是一样的。从资本市场角度讲，我认为，过一段时间，由于这些原因所带来的经济减速将成为资本市场越来越关注的焦点。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正逐步地从贸易战转向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关注，转向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关注，并且一些投资人已经提出来这样的疑问，这一轮的贸易战会不会把全球经济重新拖入新一轮的衰退？所谓的衰退就是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在制造业活动已经有很大幅度的减速，在出口量已经有很大幅度减速的条件下，突然出现这么激烈的对抗，而且中国通过供应链毫无疑问会把这个影响包括自己经济的波动放大到全球经济的范围之内，他会不会带来全球范围之内先后彼此共同逐步强化的经济衰退？这个经济衰退的前景反过头来需要各国的货币当局去应对。这个我想是我们未来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前景，这个也逐步越来越成为资本市场需要应对的一个前景，而这种变化与普通的经济衰退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是这种变化是一个供应链的冲击，是伴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 正常条件下，经济衰退整个的价格水平是落下来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放松去维持，但是在关税战的条件下，一方面经济活动在落下来，另外一方面由于关税战的影响，价格水平是在被推上去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放松去应对的空间，对各国货币当局带来了新的麻烦。而这个情况风险有多大，我相信各国的货币当局或者经济政策当局也包括未来资本市场将密切关注数据的进展进行不断评估，但是在方向上，应该说是一次比较明显的具有全球影响的供应的冲击，它在把贸易和制造业活动推低的同时，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价格水平。从而形成很不利的影响。这是一个现实的前景。 那么全球制造业活动的减速除了贸易战的影响之外，我认为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影响是中国的去杠杆，特别是中国国内的去杆杠导致了中国国内经济自身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减速，中国的内需出现一定幅度的减速，这一减速扩散到全球经济领域。非常重要的证据是我们观察中国自身的国际收支账户，去年9月后，日本在减速，美国的制造业在减速。全球的贸易活动有很大的减速，在这个背景下，去年9月以来，就是去年四季度今年一季度，这半年多时间里，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实际上是在扩大，中国的贸易盈余的扩大说明，我们的出口活动毫无疑问在减速，还有贸易战的影响，但我们进口的下降更大，所以中国的贸易盈余反而是在扩大。如果造成经济减速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贸易战，因为全球景气的减速，信心的下降等等，那么中国的贸易盈余下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贸易盈余在过去半年时间中是一个逆向扩大，在出口减速条件下，清晰地表明中国内需的减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内需的减速很可能是与去杠杆和自身的经济政策有关，与贸易战的影响和联系不见得那么大。 去杠杆等金融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内需减速的本质索源 那么在中国内需减速层面上，我们的内需减速发生在哪里？ 前段时间遇到德国的一些投资人聊到德国的经济景气在下降，给我们解释原因是什么呢？从他们微观的调研情况看，他们提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中国为什么对他们的影响有那么大呢？他们马上指出，中国的汽车销售在显著放缓，而中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都买的是德国的车。 我碰到一些日本的做经济政策研究的人，做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看法，他们觉得日本经济突然在去年四季度不行了，原因他们找来找去，他们就找到中国——中国很多订单突然在减速。 中国内需的减速毫无疑问是清晰无误的，但是，对去年以来中国自身的这轮内需减速而言，放在历史上比较，也是极其特殊的，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候，中国内需的减速主要来自于投资活动的减速，但去年以来，实际上中国总体投资活动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在投资活动的内部，有一些分项的确在减速，但在另外一些分项在加速，基建活动在减速，但是房地产还在加速，整个的制造业投资还在加速，在另外一些时候，制造业投资开始减速下来，但是基建投资又开始加速。 中国经济活动的减速，主要来自于消费活动的下降，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在历史上，我们每次的减速都是投资不行了，应对的办法就是降息，应对的办法就是去刺激投资，去刺激房地产，但这一轮的话房地产的投资表现是不错的，制造业投资的表现一直到今年三月份是不错的，政府的基建其中虽然有一些活动有些反复，但是整体的投资活动是比较稳定的，经济的减速，内需的减速，主要来自于消费活动，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在历史上，居民消费活动主要是由居民收入的变化来影响，经过一些数据处理和研究，居民的收入与居民的消费之间存在很紧密的联系，以这种联系为基础来估计，在去年以来，相对收入水平而言，消费活动表现得特别弱。所以红线和蓝线之间去年以来出现一个很大的裂口，历史其他时间，经过回归分析，两者之间是非常接近的，去年以来，针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的增长表现得异常的弱。而异常弱的居民消费的表现是这一轮中国内需减速很重要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经济活动减速的另外一个原因。 这些原因都与中国有关，贸易战，中国是参与方，但是消费活动的减速，与中国自己内部的变化有更紧密的联系。 实际上在微观层面上对消费活动的减速，投资者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在市场上大家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消费者正在经历消费降级，在消费降级上，大家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拼多多，中产阶级的投资人没法理解拼多多怎么会火起来，我问了一个投资人，这个拼多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是消费降级，为什么会有消费降级，他说中国城市里有很多隐性的穷人，就是表面上衣着光鲜，谈吐得体，实际上，他的现金流特别紧张，然后一回家就在网上淘便宜货。当然这个情况也许是他开玩笑，但是消费活动的减速在微观层面上也有很多的证据。 昨天晚上我和几个客户在聊天，他们提出自下而上的解释是说中国人已经经过了暴发户式的炫耀式的消费阶段，消费模式回归成熟，所以整个消费在减速，当然这个解释可能很生动，但是我抱有很大的怀疑。但是我们想提出的一个事实是，从微观的很多投资者调研的感觉，以及宏观的数据看，去年以来，消费活动的减速是实实在在的。而消费活动的减速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这次自身的经济减速有关。而这个发生在贸易战的背景下，可谓是雪上加霜。 接下来，我们将花一段时间来讨论为什么消费活动会减速，做这个讨论是为了给另一个讨论做准备。就是接下来看政策正在或已经发生什么变化，在这样的变化条件下，内需的减速有没有可能在某个时刻稳定下来。 围绕这个消费活动的减速，最流行的解释是房地产，尽管有很多自下而上的段子似的解释。 去年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高度怀疑和房地产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想法是非常朴素的，房价那么高，老百姓砸锅卖铁凑钱买房后，让现金流非常紧张，所以随后就要紧缩消费，这种解释在微观层面上也能找到一些证据，房价的上涨，房地产消费量的放大，却是加剧了一些年轻的家庭和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压力，使得他们反过头来变成所谓隐性的穷人也好，需要节衣缩食也好，所以这种很有吸引力，但是这种解释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对于要买房子的人而言，房子一张，他的实际收入下降了，房子本来五千块涨到八千块，他的实际收入下降了，他的财富贬值了，为了买这个房子他需要节衣缩食，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房子一涨，对于大量持有房子的人而言，其中大量的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这个群体他们实际的收入是增长的，这个群体的财富是上升的，那么应该带来财富效应，回过头来会刺激消费的上涨。关键是，准备买房的和持有房子的这两个群体，哪个群体的规模更大，绝大多数研究一般都认为，房价的上涨是与财富有关，持有房子的人是多数，而相对马上要买房的人相对那个群体是少数，这个在逻辑层面上的一个瑕疵，也就是你能看到一部分可能因为房价的上涨在节衣缩食，但也应该看到一部分人因为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而在扩大自己的消费。
第二个方面比较硬的证据，是我们做了一些横断面的数据，搜集了中国160个主要城市的数据，在这160个城市之中，在横轴上放的是他们房地产销售（图）的增速，在纵轴上放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增速，如果房子卖得太快太多导致了节衣缩食，那么这个横断面的关系应该是负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关系是正的，也就是整体上，房子卖得比较快的那些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也在加速，而这个证据进一步否定了这种流行的解释，就是说房地产导致了消费活动的减速。在这种横断面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了相反的关系，而这一相反的关系与大家比较传统的解释是一致的——房子销售在增长，房价在上升，有了财富效应，大家消费在扩张。同时买了房子，要搞装修等等，所以你的消费也在扩张，所以这个结果，与大家比较传统的感知是一致的，与我们刚刚提到的比较流行的解释之间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当然这个数据的结果可能还存在一些瑕疵，最终的瑕疵是中国不同城市人口的流入是不平衡的，北上广深，二线的龙头如南京、武汉等等，人口流入速度比较快，而一些四线城市，人口的流入基本上可能已经枯竭，那么对于人口流入比较快的城市而言，自然它的消费就会加速，人口流入比较快的城市，自然它的房地产的销售也会加速，这就使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瑕疵。那么要克服这一瑕疵，我们进一步对这个数据做了处理。处理的方法就是去计算房地产销售增速的变化，去计算社会消费品增速的变化。如一个城市2017年房地产销售增速30%，2015年是10%，我们把30%减去10%，我们去计算这个变化，同样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也用这个方法去处理，这就克服了一些城市人口流入加速的影响，做完这个处理后，我们看到这个关系仍然是正向的。这样的证据，我认为比较强有力的推翻了这样的观点：居民消费的减速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实际上从这些数据来看，房地产销售的增长支持了居民消费品零售的增长。如果不是房地产销售卖这么多，也许居民消费品增长表现会更弱。 如果推翻了基于房地产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过去两年里，居民的消费增长有异常的减速。 我们对此提出的解释是，它很可能跟去杠杆相关联的金融政策调整有关，为了说明这一点，举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事实来看问题，我们知道对中国老百姓来讲，他每收入100块钱，要把一部分消费掉，一部分不消费，在经济学上把没有消费掉的一部分定义为储蓄，那么来看中国一般的居民户总体的表现，总体上讲，住户部门每获得100块钱收入，大概要把33块钱储蓄起来，平均下来会大概将近70块钱消费掉，这是居民户一般的行为。那么这33块钱是怎么摆布，从历史上看，平均讲，会将20多块钱存到银行，存到银行是一个概略的说法，包括买理财产品等，也就是说这20多块钱是投入到金融体系，中间剩余的这十块钱到了哪里？就是住户部门自己买了房子，或是做了小本生意，做了经营性投资，这是中国一个典型的居民户消费和投资的结构。 但我们来看2017年和2018年，实际上在2016年这种情况就表现出来，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在住户部门的收入中，存在银行的部分相对于历史的水平突然有一个大幅的下沉，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大概就掉到15元左右的水平，这种下降在历史上来看是相当大的，连续三年居民户提供给银行的储蓄资金是异常低的，另外一个更形象的数据，是2018年是历史上第一年居民户存到银行的钱比居民户从银行拿走的钱更少，居民户一方面有理财等需求把钱给了银行，另外一方面他要买房子要炒股要做经营要取走一笔钱，在历史上，居民户存银行的钱都要大于居民户从银行拿走的钱。所以这一变化，曾引起很多人密切的关系，但我仔细看了数据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居民户存银行的钱少了。也就是连续几年居民户存银行的钱显著小余历史上的水平。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居民户存银行的钱少了，不外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居民户不愿意存银行了，另一种可能性是银行相对而言不愿意接纳这些钱。可以看到，2016年以来居民户存银行的钱有大幅的下降，但将有关数据逐一分析后发现，包括贷款数据分析，发现虽然和住户部门拿钱去买房子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化的大部分。那么形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在经济学上我们一般把居民户存在银行的存款叫货币，货币的变化，或者就是货币供应的变化，或是货币需求的变化，如果居民户因为要买房子，要炒股票，要去国外投资等等不愿意持有这么多存款，我们就把他叫做货币需求在变化，如果银行不愿意供应这么多货币，整个货币供应在收缩，我们就叫着货币供应的变化。 如果2016年之后这些事情变化的原因是货币需求在下降，那么在理论上我们知道，在货币需求下降背景下，货币市场的利率、利率市场的利率也应该在下降，但现实看到的证据，是17、18、19年相对16年当时的水平，整个理财市场的利率是上升的，至少17年到18年年中某个时点，这个市场的利率是在明显的上升的，我们认为这就推翻了住户部门货币市场的需求在下降的解释。而只剩下一个解释，就是银行的货币供应在下降。 因为银行整个在存款市场上货币供应出现了下降，所以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出现了上升，但是在同期，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的收紧，那么为什么货币供应会下降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管新规和去杠杆。 资管新规对理财市场的清理和整顿及与之相联系的去杠杆跟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得银行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被迫去缩减在负债方、在理财市场上资金的供应，因为为了满足资管新规的要求也包括去杠杆等对资产负债表的挤压，而形成了货币供应的收缩。货币供应被动的收缩，带来了利率水平的上升。 一方面带来利率水平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带来住户部门可以从银行获得这些金融产品的下降，住户部门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他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储蓄、去调整自己的收入行为，来重建这一平衡，住户部门调整自己收入行为的变现，就是去减少消费，缩减出的钱，可以用来重建自身货币余额的平衡。而住户部门缩减消费的行为，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社会消费品在零售上的减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全球经济活动的减速。 分析了很多金融数据，我们认为存在比较流畅的逻辑数据证据显示，这一轮经济活动的减速主要发生在消费领域，而消费领域的减速可能与金融政策的调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它迫使住户部门重建现金余额，或者从宏观上讲，就是货币增速太低，主要是居民户存款增速异常的低，反过来迫使住户部门去紧缩消费。 而这一解释重要的含义在于，既然经济活动的异常减速与政策的一些副作用或者说是没有预估到的效果有关系，伴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已经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政策也在意识到，也在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那么这个抑制作用在未来可以逐步消除。 这些抑制作用在未来逐步的消除所推动的内需活动的加速，不仅有助于全球经济活动的稳定，也有助于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贸易战政策的影响，而在这个方面去调整政策，比去扩大基建活动，或去刺激房地产，产生的副作用都会小得多。消费活动的话，经过这几年的抑制，一旦现金余额和货币政策恢复到相对正常的水平，很可能会有一个爆发式的重建和修复。这种前景能否发生，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接下来很可能发审的政策的调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总结这一部分内容，我们想说的是，在过去两年消费的异常减速是中国内需减速的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全球经济活动减速的原因之一。消费活动的减速并不是来自于更系统的结构性的原因，比如说老龄化，比如说房地产价格上升，而主要的是与金融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副作用有关系。 随着这一问题充分的暴露，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以去杠杆等等相关的金融政策的逐步调整到相对更稳健的水平，随着这一政策的调整逐步发生着效力，也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使得这一政策的调整变得更为重要和急迫，接下来，我们可以期待或者希望观察到的事实是，随着这些政策的调整和逐步的落地，整个的货币供应相对居民户的需求，相对经济的增长，可以回到一个更正常或者是比正常还略微宽松的水平。随着货币供应重建正常和合理的水平，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理财端市场利率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在一些合适的催化剂的作用下，消费活动会重新恢复加速，会把这两年不正常的抑制部分释放出来，这种结果一旦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将是一个多赢的结果，对加速经济活动的企稳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昨天我们在和几个投资者交流的时候，他们还在问我，说在未来的发展里，除了这些经济的起起落落，最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在今天的讨论中没有重点覆盖，但是在未来的确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问题，在2000多年以前，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孟子说过一句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外来的压力面对外来的忧患，很多时候可以使得内部的人民变得更加团结，使得内部的政治家保持高度的警惕，可以使上下一心，采取措施，去正视自己的问题，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变得兴旺发达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长期的非常安逸、非常富足的生活，会使得大家普遍丧失斗志，对风险和问题丧失警惕，最终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当然孟子这句话不是针对我们现在来说的，这是当时和此前历史经验普遍的总结，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总结和智慧用于今天的现状，也是非常切题的。 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已经为贸易战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在这个意义上讲，贸易战对我们不见得是一个坏事，贸易战及贸易战所揭露出来的很多的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中国经济自身在运行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等等层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问题因中美贸易战都得到充分暴露，并且都经过一年多反复的摩擦，使大家对这些问题越来越形成共识，如果因这一外部的压力，不管中美贸易战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合作，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抓住这一机会真正的扎扎实实做好自己事情，真正扎扎实实回应各方面的诉求，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大魄力去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去推动进一步的改革的深化，那这即使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参与者需要密切关注的焦点，很可能也将成为中国政府在较长时期内应对贸易战最基本的策略和最基本的立足点。（来源：叩叩财讯（ID：koukounews) 作者：高善文）
人物广角
一只轻轻煽动的蝴蝶翅膀牵动一位正部级高官的命运
【研究员】：wh
在过去几年中，在对国内经济监管越发凸显其举足轻重地位的证监会，内部反腐工作亦不断加码。从早前的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落马到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的无期徒刑；从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的突然被查到主席助理张育军的“双开”，无不成为加码金融领域反腐的实证，而此次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主动投案”，则是证监会自1992年底成立以来，共计9位证监会主席中，目前唯一一位最终未能平安着陆的正部级高官。
【博览财经特稿】在继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主动投案的十天后，又一位正部级高官宣布主动投案。
5月19日晚11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这一消息，对于国内资本市场而言无疑如一巨石投潭引发涟漪阵阵。而此时，距离刘士余卸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一职履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还仅仅不到4个月时间。 2016年2月19日临危受命出掌证监会后，来自农业银行的刘士余一反此前从业生涯中给人稳重、缄默的印象，以“妖精论”、“野蛮人”等一系列金句成为历届最受争议的证监会主席。 在过去几年中，在对国内经济监管越发凸显其举足轻重地位的证监会，内部反腐工作亦不断加码。从早前的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落马到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的无期徒刑；从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的突然被查到主席助理张育军的“双开”，无不成为加码金融领域反腐的实证，而此次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主动投案”，则是证监会自1992年底成立以来，共计9位证监会主席中，目前唯一一位最终未能平安着陆的正部级高官。 沉寂四个月，证监会前主席刘士余的命运发生三次翻转。2019年1月26日，中国供销集团大楼举行总社干部大会，媒体记录下刘士余平安卸任证监会主席后，神态自然、轻松微笑的画面。碰巧的是，就在刘士余卸任20多天后，戴娟等三人案发，紧接着刘士余被调查的传言四起，四个月后，刘士余主动投案。 早在今年劳动节假期期间，有关刘士余被调查的消息就已经在证监会系统内部流传。5月13日，是刘士余在此次投案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方网站显示，当天，刘士余在中国供销集团会见了越南合作社联盟主席阮玉堡一行。
那么到底是因何案件牵扯到这位原证监会主席，使得其最终选择在5月19日主动投案？ 一位接近于刘士余的知情人士坦言，刘士余投案的一个重要缘由，是其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其家乡江苏多家地方城商行、农商行实现IPO，引发市场质疑及复杂利益牵扯。更高一级监管层早在4月末就已经开始将线索转向调查刘士余。早前被称为“债市一姐”的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失联一案或为刘士余被调查的导火线。 南京银行债市老将戴娟谜案
对于戴娟本人，其在债市可谓声名赫赫的元老级人物，近年来更被称为“债市一姐”。 1997年，刚毕业的戴娟梳着马尾前往南京银行应聘，彼时，南京银行刚成立一年有余。即便当时没有职业规划，不知债市为何物，选择南京银行也可能只是巧合，但初入职场的戴娟，踏上这艘快速航行的“金融大船”，迅速成长。 22年后，戴娟从一个银行新人历任资金运营中心总经理、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成为了南京银行不折不扣的“债市一姐”。作为首批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者，她的资历与知名度，均居市场前列，南京银行的债券资产也从1998年的不足亿元，增加到百亿、万亿规模。 有人叫戴总，有人叫娟姐。这是丰厚个人回报之外，江湖给予的认可。依照江苏一位固收业内人士的说法，戴娟一直是现任南京银行行长束行农爱将，两人上下级关系长达十几年之久。束行农是债券行业的第一批交易员，更是市场公认的老大，当年，束行农带领一批女交易员打拼天下的壮举，至今仍是中国债市的佳话。 因此，南京银行这座“债市黄埔军校”，输送大批拔尖的债市专业人才，往往司空见惯，打造将才的能力也可见一斑。《财经》报道称，戴娟2009年就任南京银行资金运营中心(彼时还隶属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董文昭与李雁都曾是其下属。 戴娟在过去数次接受公开采访中，给媒体留下的印象都是：冷静、不爱笑、只谈事。2012年，在南京银行干了15年的戴娟在专业期刊上发了一篇文章《博观而约取后积而薄发——南京银行债市15周年感悟》，文中对南京银行表示了感谢。戴娟字里行间的情感显露无遗，她写道：从1997年最早的资金科到2001年的资金交易部，再到2002年南京银行债券现货买卖交易量拿下市场第一，再到后来，成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业务经营部门改革的先行者。 彼时，写下这段骄傲文字的戴娟见证了南京银行的巅峰时刻，而如今，身陷囹圄的她也赔上了自己全部的职业蓝图。
南京银行是首批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者，素有“债券特色银行”之称，作为业内公认的“债券之王”，债券业务曾为该行贡献了不菲收入。 数据显示，2007年底，南京银行债券资产还只有29.58亿元，至2009年达到43.09亿元，包括同业票据等，其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合计达到188.63亿元，较2007年的61.55亿元则增长了2倍多。此后更是一路高速增长，2010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393.76亿元、408.36亿元、538.46亿元、603.89亿元。 2013年也是南京银行的债券投资巅峰，当年底，债券圈开始反腐。以“丙类户”为核心而存在的复杂利益链，成为重灾区；2016年，市场骤变之下，债市反腐大火烧到银行间债市的中票、短融一级半市场的利益输送，工行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王华、恒丰银行资管部总经理李晓强、国信证券孙明霞等多位大佬级人物先后入狱。从2014年开始，南京银行的债券投资在缩水，至2016年仅为21.90亿元。 而债市也恰恰是南京银行资产配置的重要方向，自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成立以来，南京银行金融市场团队始终活跃在市场第一梯队。2002年，南京银行债券现货买卖交易量位居市场首位，成交量超过四家大型银行的总和，戴娟作为债市运筹帷幄的操盘手，显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9年2月19日，一则有关南京银行多人因债市案件被查的消息在市场中流传。2月20日午间，南京银行方面发布公告称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董文昭及南京银行投资机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雁三人，因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从而侧面应证了上述市场传言。 据财新报道称，上述三人是于2月15日被南京市纪委带走协助调查，此后便一直处于失联中。 巧合的是，在“戴娟案”案发不到一个月前，在多次辟谣之后，刘士余于2019年1月26日下午3点正式宣布卸任证监会主席，调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 虽然“债市一姐”戴娟案在当时曾一度引发市场多方关注，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只轻轻煽动的蝴蝶翅膀竟会牵动着与南京远隔千里之地一位正部级高官的命运。 接近刘士余的知情人士透露，戴娟等人与刘士余过从甚密，在戴娟等人被南京市纪委调查后，供出多条违法违规信息，其中部分重要线索指向刘士余。其后有关部门根据戴娟等人提供的相关线索顺藤摸瓜，开始对刚刚履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一职的刘士余进行调查。 在随着“戴娟案”一案进展深入，深知难逃其咎的刘士余最终决定选择“主动投案”。 “南京市纪委给我们的答复是，（戴娟）三人配合协助调查，是个人行为，涉及的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与南京银行本行业务并无瓜葛，对银行的业务、事务、人也不会造成影响。”早在戴娟等三人被带走调查后，南京银行的内部人士曾对媒体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带走戴娟三人进行调查的并非公案机关，而是南京市纪委。早前有传言称，戴娟三人的涉案或与债市丙内户有关。但据悉，“戴娟案”的涉事原由实则是涉及到结构化产品的利益输送。既相关人士把结构化产品的次级卖给官员或相关利益人士，造成了利益输送，从而形成贪腐。 江苏人刘士余 此番被南京银行的资本事件牵连，在上述接近刘士余的知情人士看来并不意外。 出生于江苏灌云的刘士余一直以来与来自自己家乡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自2016年刘士余出任证监会主席以来几年内，江苏区域资本市场活跃景气度更是不断刷新历史新高。 仅从资本市场中最敏感的IPO数量一项看，江苏省在2016年至2018年三年中，便可谓战绩辉煌。 据统计，2016年，江苏省企业IPO上市数量约41家，占全国IPO融资总量的17%；2017年，江苏省IPO企业数则以65家名列广东与浙江之后，位列第三；而到公认为IPO最难上市的2018年，江苏省更以22家IPO上市企业一举超过资本大省广东与浙江，成为当年IPO上市数量排名第一的省份。 在2016年至2019年初的刘士余任期内，江苏省金融机构更掀起集体上市的热潮。江苏银行、江阴银行、张家港行、苏州银行、紫金农商行、国联证券、大丰农商行、弘业期货等十余家江苏省内金融机构纷纷在此期间成功上市或正向IPO发起冲击。 虽然具体有关刘士余涉案的详细细节，还需等监管层的进一步调查，但作为目前唯一一位落马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从三年前上任证监会主席一职后不久，便被市场一直争议不断，除不断被人热议的“金句”外，强监管贯穿在他的整个证监会任期中。 2016年刘士余上任第一年，证监会对183起案件做出行政处罚，罚没款42.83亿元，较前一年增长288%。2017年罚没款金额74.79亿元，翻了近一倍。2018年，行政处罚的数字进一步增加，全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10件，罚没款金额106.41亿元。 虽然在2019年初，刘士余突然解职证监会主席调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曾让市场颇感惊诧，但相比较起其前任证监会主席肖钢解职后的相关安排，市场也一度解读称刘士余的履新或另有深意——未来农村的市场活力将会极大激发，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资本的介入，是不可能完成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循环的，具有资本监管经验的刘士余，将为供销社在金融领域的拓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外界预期，因为年龄关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正书记王侠到今年5月份即将退休，届时，刘士余或将全面接管有关工作，然而，这一切却在5月中旬的最后一天，戛然而止。来源：叩叩财经（ID：koukounews) 新民晚报 作者：纪沐阳）
形势分析
租房市场发生微妙变化 市场情绪里透漏真相
【研究员】：wh
房租市场不同，房租是另一种边际，也就是收入低的那头来决定的。而这一头，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画像，他们年轻、努力、朝九晚五，但是收入却微不足道。所以房租的波动，对他们是相当敏感的。经过去年的一波上涨，房租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尤其交房租，更是需要一次性缴纳数月、半年，这其实是一种透支。如果还是以8%的速度上涨的话，受影响的可能是全方位的。
【博览财经特稿】老张的房子终于租出去了，一套小三室，去年嗷嗷着低于3300不租，今年看着干着急，咬咬牙，2900，跟租户签了合同。 4月份本该是租房市场的旺季，为了一探究竟，我把自己的房子也在网上挂了出去，结果问的人挺多，但是想租到去年的价格，确实有难度。经常出去探盘的朋友说，这已经算好的了，今年租房市场非常冷清，降价成了大趋势，位置不好的，可能挂出去很长时间都没人租。 看了新闻，这不是特例。全国租房市场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二线城市都有不同程度反应。中国房价行情网数据显示，4月份住宅租金平均单价排在全国前40位的城市中，租金平均单价同比负增长的城市有13个，环比负增长的城市达到32个。 好城市好地段不愁租，但是绝大多数，已经开始走冷。 2019年第19周(5月6日-12日)全国大中城市租金均价
数据来源：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 时间是多么的奇妙，去年因长租公寓集体涨价，大家还在担心房租的问题，房东们一个个野心勃勃，今年绝大多数的人都调整姿态。
一面是人人担忧再次上涨的高房价，一面是当下冷却的租房市场。市场的情绪里，透漏着真相。 真相 租房市场是有周期的，往往有着季节性或者年度性的高低波动。可能去年还在高呼上涨，今年就又冷却下来了。 和房租不同的是，房价是由边际价格决定的。一个小区的价格，不是由价格的平均来定的，而是由人群塔尖，能交易得起的人来决定的。所以，房价跟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无关，跟少数人的购买力有关。所以我们常常会感觉，买房就是跟一群有钱人上牌桌，玩的都比较大。 而房租市场不同，房租是另一种边际，也就是收入低的那头来决定的。而这一头，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画像，他们年轻、努力、朝九晚五，但是收入却微不足道。所以房租的波动，对他们是相当敏感的。经过去年的一波上涨，房租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尤其交房租，更是需要一次性缴纳数月、半年，这其实是一种透支。如果还是以8%的速度上涨的话，受影响的可能是全方位的。 不要看这8%，他们的收入有增长8%么？在租房面前，买房可不是刚需，租房才是。去年涨的太猛，已经透支了今年的涨幅。现在缓一缓，是正常的。 其次，今年的高校毕业季还没到来。今年的毕业生又是不少，市场还没进入毕业工作租房潮。像流动人口大的城市，租赁市场的周期性更加明显。这个月租房市场的冷淡，不代表永远冷淡。后续部队，已经在到来的路上。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认清的，是这两年大开大合的长租公寓。去年由于资本的介入，自如等疯狂拿房，各路资本疯狂杀入长短租市场。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代表着高度可复制，紧接着就是产能过剩。 是的，长租公寓，也正面临着过剩的问题。在疯狂时期，动用高杠杆、高价格疯狂拿房，但是底层的租房需求没有起来，那么本来雄心勃勃的一片热土，就将成为反噬资本的黑洞。 今年起，多家长租公寓爆出跑路、倒闭，都是基于这种情况。透支、供需反转、价格得不到边际支撑，这就是当前的租房市场真相。市场的情绪，是敏锐的，隐藏在房租里，述说着真实的经济情况。 内涵 这背后，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影响的收入问题，还有人口结构的问题。 经济好不好？好了收入当然会提高，边际的价格会水涨船高。但是，经济并未触底，还在摸索。就在几天前，公开讲话都是这样子的：
总理原话：要认真做好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劳务输入省份要尽可能把失业人员留在当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劳务输出省份要多渠道帮助返乡农民工在县城和乡村创业，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不仅稳就业被重新提了出来，防止大规模返乡潮又再次被提起。你可以理解为“织毛衣”做最坏的动员。这种大环境下，人还在想尽一切办法留住，租房市场的冷却，只是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人口结构问题，重视度还不够。80后有2.28亿人，90后有1.74亿，00后有1.47亿。整整减少近一半。 现在各大城市都在想尽办法吸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非常抢手的资源，是不需要主动招揽客户的。如果有那么一天，一定是客源不行出问题了。 吸，是没办法了，吸，说明靠市场自身已经难以维持。吸来的人，又想支撑当地房价，又想支撑租房市场，这是不可能的。家里就这一桶水，又想做饭，又想洗衣，只能顾一头。 以上两种因素，都是看的见的。看不见的，还有中国的金融流动性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杠杆率，经过一季度的轰轰烈烈，使得前两年的成果付之东流。杠杆率重新站上了高点。 整个社会的金融流动性又崩的很紧。这就造成了，社会里的各市场价格，就会出现存量争夺现象。一个市场疯狂了，另一个市场很容易遭到挤兑。也就是各市场价格，不允许齐涨齐跌，相反，很容易出现你涨它跌。社会的跷跷板效应。 今年，已经有其它的地方涨了，如股市、蔬菜水果，在这个基础上，挤压了房租的空间。 一季度房租市场冷淡，这就是市场的内涵，它是多个因素的合力共振，是整个社会的因果展现。目前为止，房租涨不动了，才是市场真正的情绪。（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三万）
10城市被重点警告 新一轮楼市调控比想象还严厉
【研究员】：wh
与住建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出发点不同，银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部门，更在意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在4月17日，银保监会就发文强调，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这话说得再直白不过。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50%，虽然相比发达国家并不高，但在2018年，这一数字还只有18%。
【博览财经特稿】5月18日，住建部再发房价预警，佛山、苏州、大连、南宁4个城市被公开点名。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近3个月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大”。 在刚发布的4月70城房价中，有67个城市新房价格上涨、55个城市二手房价格上涨，部分城市在统计上的房价已经连续3个月持续上涨。 早在4月19日，住建部已对6个城市发布预警提示。不过，第一批被预警的6大城市并未被具体点名，这次则不再留情。 不过，从统计数据看，在3月，新房价格同比涨幅最大的6个城市分别是西安（+24.4%）、呼和浩特（+22.8%）、大理（+21.9%）、贵阳（+20.6%）、丹东（20.2%）、秦皇岛（+18.8%），这些城市极有可能已被重点预警。 一个例证是，就在房价预警发布不久，辽宁丹东率先加码楼市调控，随后楼市妖股苏州升级限售政策，同时还将学位政策从“5年一学位”升级到“9年一学位”，新一轮楼市调控正式落地，力度更胜于以往。这与“大热必有调控，遇冷则有松绑”的楼市规律如出一辙。 对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监管再次升级 据银保监会公开信息梳理统计，4月来（4月1日-5月20日），仅50天，各地银保监局开出的223张罚单中，涉及违规“输血”房地产的罚单有32张，罚没金额合计1068.7968万元。 其中，上海、天津、青岛、河北、重庆、大连、黑龙江等地15家金融机构在罚单之列，除一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六大国有银行中的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三大行的地方分支行也被罚了。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案由）包括某些银行向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违规发放贷款被用作拍地保证金和土地出让金，违反规定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违规发放“假按揭”贷款，未严格执行商业用房购房贷款首付比例规定，信用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支付购房款等，以及某些信托公司违规发放房地产自营贷款，信托资金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等。 在32张罚单中，最大金额的罚单是上海农商行宝山支行因2017年违规发放某贷款被用作拍地保证金、土地出让金，被责令改正并罚没合计228.7968万元； 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因内控管理不严导致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企业；以贷转存；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对贸易背景审核不尽职，共计被罚款90万元； 平安银行青岛分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信贷资金被挪用、贷前调查不尽职，被罚款90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大东支行因个人住房贷款存在虚假银行流水及未按照施工进度发放固定资产贷款，被罚款8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罚单中的案由都在银保监会近期拟整治的房地产融资乱象之列。 在住建部发布预警同时，银保监会重拳出击，剑指房地产融资乱象。5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剑指违规资金变相用于拿地和购房。 其中，对银行机构的整治包括：表内外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土地出让金融资；未严格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违规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融资；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支等资金挪用于购房；资金通过影子银行渠道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并购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等贷款管理不审慎，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开发。 对非银行领域的整治包括：信托公司向“四证”不全、开发商或其控股股东资质不达标、资本金未足额到位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直接提供融资，或通过股权投资+股东借款、股权投资+债权认购劣后、应收账款、特定资产收益权等方式变相提供融资；直接或变相为房地产企业缴交土地出让价款提供融资，直接或变相为房地产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执行关于房地产业务的各项政策和监管要求。金融租赁公司违规开展房地产业务。 而在今年3月房企融资规模大幅反弹的数据中，其他债权融资、信托贷款融资和境内银行贷款融资环比分别大涨464.84%、382.04%和67.21%。 与住建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出发点不同，银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部门，更在意的是防范金融风险。 在4月17日，银保监会就发文强调，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 这话说得再直白不过。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50%，虽然相比发达国家并不高，但在2018年，这一数字还只有18%。
十年时间，居民杠杆率从18%飙升到50%，翻了两倍左右。加杠杆速度过快，不仅会透支居民购买力，直接影响到消费，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 数据显示，4月消费增速7.2%，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8.6%，这一消费增速也创下近16年以来单月的新低。 房企资金面再次收紧 今年3月来的楼市“小阳春”被业内人士认为信贷宽松是原因之一，而二线城市土地市场近期的成交火爆也与房企资金面宽松有关。 这在房企资金来源数据中也有体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4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52466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比1-3月份提高3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8955亿元，同比增长3.7%；利用外资34亿元，同比增长1.0倍；自筹资金15687亿元，同比增长5.3%；定金及预收款17249亿元，同比增长15.1%；个人按揭贷款8031亿元，同比增长12.4%。 从4月房企融资规模看，虽然环比有所回落，但相比去年仍处高位。据同策研究院统计，4月40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量中，债权融资额占比超9成，其中，发行公司债融资占比超6成。 不过，4月除公司债融资总额环比增长2成外，其他债权融资（占比14.25%）、信托贷款（占比10.00%）、境内银行贷款（4.27%）等融资总额环比均大幅下降超五成。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1-4月房企到位资金中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倍，还是4月房企发行的17笔公司债中有15笔是美元优先票据或债券看，在境外融资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境外融资仍较快增长，从侧面反映出境内融资形势仍不明朗。 同策研究院数据显示，4月，中国恒大发行6笔公司债，发行总融资规模30亿美元，票面利率为9.5%-10.5%。当代置业发行的于2021年到期的3亿美元优先票据，票面利率为12.85%，融资成本最高。 在这样背景下，银保监会对房企融资乱象进行整治，是否意味着房企资金面进一步收紧？ 同策研究院张宏伟表示，预计一些非正常合理的融资渠道，如过度加杠杆或一些通道类的业务有可能要多一些整治，短期内可能对一些杠杆率比较高的企业有影响，再加上现在资本市场上市房企股价又下跌了，有一些企业之前的股权质押问题又显露出来，这两种情况下，有些企业可能遇到一些资金面的压力。不过，现在的市场周期运行特征和经济环境来讲，决定整个楼市调控政策层面及企业融资环境来讲还是平稳。 一位房企人士表示，违规融资的情况有，但不是太多，整治乱象对房企影响不是太大。监管部门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务，防范金融风险。融资环境最紧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房企该融的还能融到，融不到的还是融不到。从监管角度讲，能流出来的还会流出来，流不出来的房企也拿不到。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大河有水难免会通过各种途径冒出来，因为金融机构离开房地产，营收也会受影响。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就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信托的属性是要有高收益的产品，而房地产利润相对较高，能承受高成本的资金，跟信托匹配度高。通常信托业务收入中，房地产占比超过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近期对房企的资金状况关注度颇高，光明地产、泰禾集团、金科股份等多家上市房企接到交易所的问询函，其中很多问题涉及到资金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另外，有媒体报道称，近期，南京等部分二三线城市房贷利率有所上调，深圳、合肥等地一些银行也收紧了房贷额度，某大行深圳分行甚至暂停了房贷业务。 央行报重提“货币总闸门”，再提“去杠杆” 同样在5与17日，央行发布《2019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这其中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重提“货币供给总闸门”。众所周知，货币政策是否有“总闸门”，政策取向就会出现明显不同。今年2月发布的货币政策报告，并未提及“总闸门”，这一次“总闸门”再次现身，可以视作政策调整的信号。 二是重提“结构性去杠杆”。所谓杠杆，指的是债务与GDP之比，主要有居民债务杠杆率、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率和政府债务杠杆率之分。而结构性去杠杆，指的是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降低其中不合理的杠杆部分。 三是物价预警。央行表示，物价形势虽然总体较为稳定，但是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国际原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未来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 总之，今年与往年不同。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经济的内生动力也在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传统的刺激工具难以适用，不到关键时刻，房地产这样的重型武器不会轻易启用。 一、大热必有调控，遇冷则有松绑。2019年楼市的基本基调是“稳”，凡是房价持续上行的城市，势必都要加码楼市调控。相反，那些仍在高位盘整的城市，则可享受“一城一策”的照顾，不会一刀切加码楼市调控。 二、地方政府没了游移空间。要知道，“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已被写入楼市调控长效机制，地方政府有了明确的责任考核目标，稳楼市的政策目标不是说着玩的。 三、重点关注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是决定房地产是否复苏乃至走阳的根本所在，没有货币的支撑，就不必担心新一轮的大幅上涨。（来源：国民经略（guominjinglve）、 券商中国 作者：凯风君）
新闻视点
巨头的危机并非突然出现 甲骨文败走中国具划时代意义
【研究员】：wh
回顾Oracle在中国30年的发展史则不难发现，它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美国公司，本土化乏善足陈。在Oracle的中国区，绝少有高管是来自大陆本土，即使有华人，也是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居多。据李林回忆，深圳研发中心刚设立时的负责人是一位法国人。她自己所在的团队则直接向美国的上司汇报。这些职业经理人对于大陆的市场、客户情况均十分陌生，他们在中国几乎全盘照搬美国、新加坡等地的管理模式。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Oracle（甲骨文）中国区裁员成为讨论的焦点。据报道，此次被裁的是甲骨文中国区研发中心，1600人中有900多人将会作为首批裁员执行，其中有500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裁员的补偿方案是“N+6”。 这次裁员并没有完全得到员工的认同，有些员工在公司楼下拉起横幅表达了不满。不过此举也引起不少争议，有的人称甲骨文公司是“养老院”，工作过于轻松，这样拉横幅抗议并不合适。
钛媒体影像栏目第一时间探访裁员后首场专场招聘会，采访甲骨文被裁员工。一些员工表示，这次裁员太过意外，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此外针对网络舆论质疑“被裁员工值得同情吗”，部分员工做出回应。 甲骨文这次裁员也被解读为断臂求生、刮骨疗毒。那么曾经的辉煌的甲骨文，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败退中国的呢？以下是钛媒体作者MissXY的分析：上次这么激烈的裁员，还是诺基亚。这次轮到Oracle的员工在楼下拉起横幅。 Oracle败走中国，多少有些划时代的意义。肇始于10年前，浩浩荡荡的去IOE浪潮，终于有了一个分明的结果。 这次的大裁员，也被解读为Oracle的断臂求生、刮骨疗毒。在错失云计算发展窗口期之后，它喊出云转型的口号。然而，在瞬息万变的中国市场，这家路径依赖严重的硅谷巨头显得动作迟缓，甚至步履蹒跚。属于它的时代，已经过去。老兵不死，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老兵只有凋零。 早已发生的“人才空心化” 5月6日晚，一张邮件截图被人扔到Oracle的员工群里，邮件来自执行副总裁Don Johnson，告知所有人7日早晨要召开一个全员会议。曾经供职于Oracle的李林在这个群里，心里一惊，类似情况此前从未有过，大裁员的疑云笼罩在她心头。 会议开得简短而沉重，亚太区人力资源负责人公布了裁员计划，没有提问环节。Oracle中国区研发中心（CDC）首当其冲，首批确认裁员900 余人，超500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没有一丝防备，那些曾以为自己拥有IT界殿堂级职位和薪水的工程师们，跑到北京总部楼下，拉出中英文夹杂的横幅，不无悲情地呼吁“我们要工作，孩子要吃饭。” 这还不是终点，“现在（赔偿）谈到了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深圳。”李林说。在Oracle员工群里，悲观的情绪持续发酵，整个中国研发中心或面临“一锅端”，包括核心的数据库团队。进入中国市场三十年，数据库一直是Oracle的现金奶牛。2002年起，Oracle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相继设立研发中心，员工人数达到1600。
Oracle创始人Larry Ellison个性张扬，是乔布斯的好友。这家充满传奇色彩的公司，总部位于加州，拥有众多的光环：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仅次于微软；数据库市场里的绝对寡头……2019年的春夏之交，它在中国市场踩下了急刹车。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李林看来，巨头的危机并不是今天突然出现的，在过去三四年，甚至十年前都能找到伏笔。 2008年夏天，李林硕士毕业，那是外企巨头的黄金时代，也是Oracle的黄金时代。 “Oracle的offer是一个毕业生能拿到的最好的offer。”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BAT仍然面目模糊。李林用薪资对比来说明问题，“跟Oracle比，腾讯、阿里根本排不上号。” 两年后，Oracle数据库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超越50%，一时风头无俩。而也是差不多同一时间，中国市场已经显露出衰败的痕迹。在李林的记忆里，2009年开始，奖金越来越少，涨薪越来越难，一些早期的创始团队开始离职。 那年的9月10日，在阿里著名的“博士”王坚的“忽悠”之下，阿里云宣布成立。2009年春节过后，在北京一间没有暖气的办公室里，阿里云的工程师写下飞天的第一行代码，举起去IOE的大旗。 鲜为人知的是，阿里当时是Oracle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客户，拥有全球最大的Oracle集群。当时阿里的Oracle集群达到20个节点，对比亚马逊美国还只是17个节点。 2013年的5月，支付宝最后一台IBM的小型机下线了，同年7月，Oracle的数据库被“赶出”淘宝核心的广告系统。 “去IOE”让中国企业看到了样本，一时间阿里的工程师团队变成接待部门，各类政企来考察参观，取经“去IOE”。股市上更是出现了“去IOE”概念股，随着EMC被收购和IBM中国的衰败，这个概念股更是一路上涨。 而后，Oracle零星的裁员开始了，一些不重要的销售部门被砍掉。在内部，Oracle开始急速“空心化”。时势变化时，员工用脚投票。大量的骨干离职，很多人去了阿里。留下来的人一部分是养老的，一部分是新招的。李林也是在2013年离开的Oracle，2008年同她一起入职的人已经尽数离开。 今年5月初的大裁员，只不过是十年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爆发。有意思的是，正因为Oracle的“空心化”，裁员公布后，年轻人对 N+6的补偿大呼“良心”，而一些老员工则充满苦闷和无奈。 夹生饭 在美国，Oracle被称为“红色巨头”，它的logo是中国人所熟悉的鲜红。为什么它会在前景广阔的中国市场遭遇滑铁卢呢？ 回顾Oracle在中国30年的发展史则不难发现，它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美国公司，本土化乏善足陈。 在Oracle的中国区，绝少有高管是来自大陆本土，即使有华人，也是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居多。据李林回忆，深圳研发中心刚设立时的负责人是一位法国人。她自己所在的团队则直接向美国的上司汇报。这些职业经理人对于大陆的市场、客户情况均十分陌生，他们在中国几乎全盘照搬美国、新加坡等地的管理模式。 早在2004年前后，Oracle（中国）就曾爆出接二连三的“内乱”，中国区总经理陆纯初与副总经理张书桓相继离职。如果算上之前的，那两年内至少有20位中层带着失望和不满，“抛弃了”甲骨文。张书桓甚至和Oracle闹僵，公开指责其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存在问题，“他们离客户和市场都太远，甚至脱节了。” 这些矛盾和冲突看似因为分歧、强硬、不信任和个人利益，但其背后，则反映了一家进入中国10年以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战略和中国市场之间存在的无法调和与龃龉。 人事与管理的问题，落到业务层面，则是僵化的、不符合市场实际情况的策略。如服务费政策。ORACLE在全球市场的销售惯例是，客户购买产品后，每年还要交22%的服务费，以提供软件系统维护和升级。但是，中国市场并不成熟，客户对缴纳服务费表示非常不解。Oracle态度强硬，如果出现问题，会立即“拉闸限电”。 后来，虽然服务费率有所调整，但是直到2008年，Oracle还在和联通进行拉锯谈判，试图惩罚联通，让其一次性缴纳6000万的服务费。套用一句话说，“中国企业苦Oracle久矣”，新的替代品出来时，抛弃“O”几乎是一种必然。 除人事制度外，更令Oracle前高管们感到头疼的是权限的问题。李林举例说，中国的工程师看不到Oracle数据库的核心代码。那么意味着，中国的程序员只能做一些边缘的优化，根本谈不上迭代。 僵化、守旧、脱离了具体的商业场景，使得Oracle很难跟上千变万化的中国市场，而慢一步，意味着步步慢。 2016年前后，错失了云计算发展机遇的Oracle为了收复失地，放下身段，高调宣布和腾讯联姻。“这或许是Oracle能做的最‘中国化’的事吧，毕竟在美国，每天怼亚马逊的Larry，是绝不可能和任何一家云计算公司合作的。”李林说。而这件事除存在于公关稿中的声量之外，三年过去了，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追不上的云计算 Oracle裁撤中国研发中心可能还传递着新的信号——中国的企业IT系统走出O时代。 在一些Oracle的老人那里，这次裁撤信息中时代终结的意味特别浓厚，“数据库业务还是盈利部门，但总部已经做出了要裁撤掉中国区核心研发岗的决定，这说明他们对业务的前景不乐观。”这与数据库行业自身面临的深刻变革有关。 自1968年IBM推出第一代数据库DB1以来，数据库一直是企业IT系统的核心。几十年里由于技术门槛高，这个领域长期处于被少数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状态，包括Oracle、微软、IBM和SAP等。 但2000年以后，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变革，开源、分布式和云计算为主导的新数据库时代逐步来临。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海量数据喷发，对数据库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需求。在这一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商业数据库因其昂贵、高运维难度、以及低扩展性和可用性受到挑战。 阿里巴巴自身的经历就能代表Oracle作为商用数据库在互联网时代的上限。据财新报道，从2006年和2007年开始，业务快速增长的阿里开始面临世界级难题——数据库太大。2008年，阿里已经成为全亚洲最大的数据库用户。以当时的技术能力，如此大的数据库已经几乎不具备扩展可能。“把全中国最知名的顶尖的DBA（数据库管理员）请到公司，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包括IBM、微软，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整套的技术服务。”当时的参与者回忆。 当时的服务商如Oracle无力响应互联网时代的并发式数据需求。2009年底，阿里内部提出了一条去IOE的技术路线：“低成本、线性可控、去中心化（分布式）：去IBM，PC Sever替代小型机；去Oracle，用MySQL替代；去EMC，用中低端存储”。第二年，进一步提出用MySQL+自研数据库替代Oracle，并不再使用高端存储。 去IOE，本质上是用户对此前的企业IT解决方案的反抗，新的数据时代，需要新的解决方案。阿里喊出去IOE的时候，所有人将信将疑。一个普遍的观点是，IBM的小型机和EMC的存储设备并不难解决，难的是数据库，在推进过程中事实也的确如此。 “我相信I跟E已经差不多了，O为什么还继续存在?因为应用的切换和搬迁不是一天两天的，门槛是很高的。” 甲骨文高级副总裁及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翰璋曾经对媒体表示。 Oracle的自信在中国市场特殊性上碰钉子。过去十年，中国企业上云的意愿从3%上升到84%，中国政企市场的互联网化进程也非常高，超过了其他区域。仅以蚂蚁金服为例，此前有超过442个城市将政务服务搬上了支付宝平台。这个涵盖了金融、医疗等传统行业的市场曾是Oracle的自留地，现在这里是BAT和华为等国内云计算厂商们的混战之所。 另外，行业里有一种观点认为，IOE代表的是软件时代企业IT解决方案的一套组合生态，它们之间互为支撑。一位数据行业的资深从业者表示，“I和E去掉之后，O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根基。”近几年来IBM所代表的大型机让位于x86基本退出了企业IT领域，企业操作系统从Unix转向Linux，软件时代正在让位于云计算时代。 “中国区的关闭有非常强的节点意义”，Oracle这位前员工评价，这可能是阿里提出去IOE之后时隔五年的一个遥远回响。巨头的衰朽总需要时间，一只鞋子在五年前落地，现在等到了另一只。 创新者的窘境 传统软件时代的巨头Oracle在中国市场的变局可能是技术和时代变革里所有巨头终将遭遇的共同宿命，“让你强大的，终将埋葬你。” IOE是软件时代或是”买物理机”时代的产物，到云计算时代，则变成了买“计算服务”的时代。云计算不单单是降低成本，提高计算性能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剧变。云计算的本质是用互联网。 有人打过一个比喻，Oracle今天面临的困境，和当年柯达在数码相机时代遇到的困境一样——现有的数据库业务是现金奶牛，但发展前景逐渐暗淡；但投身云计算，约等于革自己的命。 在互联网的浪潮下，曾经的创新引领者Oracle甚至占到新技术的对立面。Ellison始终扮演了一个狂怼云计算的角色。科技圈里流行的梗是，今天开会，Ellison又怼了贝佐斯。“xxx是假云计算。”“亚马逊数据库就像半自动汽车，坐进去必死无疑。” 但现实并不如他所料。Gartner的分析指出，2014年商业数据库市场容量大约300亿美元，到2021年将会衰减到220亿美元左右，它正逐渐被开源数据库和云原生数据库追平。在商业数据库中市场占有率超五成的Oracle自然也很难独善其身。
面对云计算的攻城略地，Larry Ellison终于还是急了。错失了窗口期之后，Oracle显得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在美国，AWS的高管在公开场合，也能理直气壮地diss了Oracle——毕竟相较于AWS，Oracle基本可以算是二流玩家。 “现在他看到了，也来不及了。云不是一个数据库就能解决的。”一位老员工并不看好它的结果，但她并不感到感伤，“Oracle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以后它也会有自己的自留地，只是从前的王者地位将来不再有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林想到的是从前Oracle DBA的往事，那时候社区文化发达， Oracle DBA的身份就让人引以为豪，“老兵不死，老兵只是老去。” 在Oracle身后，是中国浩浩荡荡的互联网浪潮。如此不难理解，IOE在中国的衰落，不过是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颠覆传统IT厂商的一种体现。那么，下一个倒下的巨头将会是谁？（文中李林系化名。）（来源：Miss XY（Miss-XY007）作者：Miss XY）
历史镜鉴
回顾30年前日美芯片战 日本人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研究员】：wh
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半导体芯片）”计划，确立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技术为目标。随后日本通产省组织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产学研半导体人才资源，打破企业壁垒，使企业协作攻关，提升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水平。日本的计划也差一点儿夭折，各企业之间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诺投入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关键时刻，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将各怀心思的参与方们捏合到一起。
【博览财经特稿】如今的局势套用一个媒体前辈的说法，“二十年来的大温和年代结束了”，全球化的进程在2016年之后迅速放缓甚至倒退。而当下最让人关注的，绝对是中美正在进行的贸易战，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结果令人心忧。科技进步和核心技术的发展悠关国运。 现在让我们拉回30年前，同样是当时的经济老大和老二的科技和贸易的较量。仅仅30余年，已经少有人记得那场在日美之间爆发的芯片战争。 这一战，日本人输得干干净净，从高峰时占据全球近80%的DRAM（俗称电脑内存）份额，跌到现在的零。这场芯片战争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国际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在大国产业PK中，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 美国的科技公司败在模式上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导体芯片企业的高光时刻。硅谷的英特尔、AMD等科技创业公司在半导体存储领域，被日本人追着打，然后被反超，被驱离王座，半导体芯片领域（当时主要是半导体存储占据主流）成为日本企业后花园。 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风险投资为创业公司注入资金，创业公司获得资金支持后，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获得市场，提升公司估值，然后上市，风险资本卖出股票获利退出。这种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效率高，但体量小，公司之间整合资源难，毕竟大家都是一口锅里抢饭吃的竞争对手。
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办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半导体芯片）”计划，确立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技术为目标。随后日本通产省组织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产学研半导体人才资源，打破企业壁垒，使企业协作攻关，提升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水平。 日本的计划也差一点儿夭折，各企业之间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诺投入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关键时刻，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将各怀心思的参与方们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说辞简单明了：大家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日本芯片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来，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研发，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孤军奋战的困局。 美国人被吓坏了 计划实施4年，日本取得上千件专利，一下子缩小了和美国的技术差距。然后，日本政府推出贷款和税费优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业一时间兵强马壮，弹药充足。 一座座现代化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制造工厂在日本拔地而起。随着生产线日夜运转，日本人发起了饱和攻击。 美国人的噩梦开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5年后，日本的份额超过50%，美国被甩在后面。 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受不市场份额直线下跌，不断派人飞越太平洋到日本侦察，结果让人感到绝望。时任英特尔生产主管的安迪.格鲁夫沮丧地说：“从日本参观回来的人把形势描绘得非常严峻。”如果格鲁夫去日本参观，他也会被吓坏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楼用于存储芯片研发，第一层楼的人员研发16KB容量，第二层楼的人员研发64KB的，第三层人员研发256KB的。日本人这种研发节奏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三箭齐发，让习惯了单手耍刀的硅谷企业毫无招架之力。 让美国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储芯片不仅量大，质量还很好。1980年代，美国半导体协会曾对美国和日本的存储芯片进行质量测试，期望能找到对手的弱点，结果发现美国最高质量的存储芯片比日本最差质量的还要差。而且，日本人还拍着胸脯对客户保证：日本的存储芯片保证质量25年！ 英特尔差点翘辫子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美国的芯片公司兵败如山倒，财务数据就像融化的冰淇淋，一塌糊涂。 1981年，AMD净利润下降2/3，国家半导体亏损1100万美元，上一年还赚了5200万美元呢。第二年，英特尔被逼裁掉2000名员工。日本人继续扩大战果，美国人这边继续哀鸿遍野，1985年英特尔缴械投降，宣布退出DRAM存储业务，这场战争让它亏掉了1.73亿美元，是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在英特尔最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购买了它12%的债券保证现金流，这家芯片巨头很可能会倒闭或者被收购，美国信息产业史可能因此改写。
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左）联合其它硅谷企业成立了SIA，目标是应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竞争。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哀叹美国进入了“帝国衰落”的进程。他断言，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硅谷将成为废墟。 更让美国人难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80%的股份。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活化石，因为硅谷绝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包括英特尔和AMD）都曾经是仙童半导体的员工。在硅谷人心中，仙童半导体神一般的存在，现在日本人却要买走他们的“神”，这不是耻辱么？有一家美国报纸在报道中写道：“这笔交易通过一条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很落后了，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对此做出应对。”
几年前，硅谷的科技公司成立了半导体行业协会（简称SIA）来应对日本人的进攻，经过几年游说，成果如下：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49%降低至28%，推动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但政府就是不愿出面施以援手。苦捱到1985年6月，SIA终于炮制出一个让华盛顿不淡定的观点，一举扭转局面。 神奇逻辑扭转局面 SIA的观点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弱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日本不是美国的盟友么，日本半导体崛起，美国半导体衰落，看着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的游戏，怎么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SIA的逻辑链是这样的：因为超级武器技术离不开超级电子技术，超级电子技术又离不开最新半导体技术（这话没毛病）； 如果美国的半导体技术落后，美国军方将被迫在关键电子部件上使用外国产品包括日本货（有点意思）； 外国货源不可靠，战争时期会对美国断货，非战争时期还会向美国的对手苏联供货（日本人看到这里，估计要哭了）； 所以，美国放任日本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称霸，就等于牺牲国家安全……（日本人的心此刻在滴血）。 此前，SIA游说7年，得到政府的回应总是：美国是自由市场，政府权力不应染指企业经营活动。
这次，SIA的“国家安全说”一出，美国政府醍醐灌顶，从原来的磨磨唧唧变成快马加鞭，效率高的惊人：1986年春，日本被认定只读存储器倾销；9月，《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获得20%市场份额；不久，对日本出口的3亿美元芯片征收100%惩罚性关税；否决富士通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 美国人这一波操作至少开创了两个记录：第一次对盟友的经济利益进行全球打击；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争端从经济学变成政治经济学问题。 负责和日本交涉的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首席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一面指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对它赞叹不已，“所以我对美国政府说我们也要采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对这种双重标准，曾在日立制作所和尔必达做过多年研发的汤之上隆在自己的书中气愤地说：“这人实在是欺人太甚！” 三星补刀 随着《美日半导体协议》的签署，处于浪潮之巅的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掉头滑向深渊。 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从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其中的DRAM受打击最大，从最高点近80%的全球市场份额，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说，和美国人这一战，日本人此前积累的本钱基本赔光，举国辛苦奋斗十一年（从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并没有落到美国人嘴里，因为硅谷超过7成的科技公司砍掉了DRAM业务（包括英特尔和AMD），1986年之后，美国人的市场份额曲线就是一条横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那么，这70%的巨量市场进了谁的肚子？ 答案是韩国。 在日本被美国胖揍的1986年前后，韩国DRAM趁机起步，但体量犹如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业毫无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半导体芯片企业完全是360度无死角的菜鸡：根本打不进日本人主导的高端市场，只能在低端市场靠低价混饭吃；市场体量上，两者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 但三星深谙所有的贸易摩擦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借机干翻了日本大象。
1990年代，三星面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但其掌门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国人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机会，派出强大的公关团队游说克林顿政府：“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 于是，美国人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倾销税，日本最高则被收取100%反倾销税，这种操作手法简直是连样子都懒得装。三星抱上美国的大腿，等于从背后给了日本一刀，让日本彻底出局。 决胜关键 如果没有三星补刀，日本半导体芯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国人用《美日半导体协议》束缚日本人，并挥动反倾销大棒对其胖揍，但日本半导体存储芯片产业受的只是皮肉伤，因为硅谷的企业超过七成退出了半导体存储芯片行业，市场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过去后，又是一群东洋好汉，毕竟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上，日本还是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 三星加入战团并主动站队美国后，难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变的可有可无，韩国人由此成为新宠。随后，三星的DRAM“双向型数据通选方案”获得美国半导体标准化委员会认可，成为与微处理器匹配的内存，日本则被排除在外。这样，三星顺利搭上微处理器推动的个人电脑时代快车，领先日本企业。
从上面的DRAM份额图中可以发现，日本的份额呈断崖式下跌，韩国的则是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一上一下两条线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未来。 此后，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台半导体产业扶持政策，并投入大量资金，但也无力回天，日本半导体芯片出局的命运已定。
直到今天，仍有观点认为，韩国半导体芯片的崛起，日本半导体芯片的衰落，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产业转移是生产线/工厂从高劳动力成本地区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迁移，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企业并没有向韩国迁移生产线，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国人实际上联手韩国，重组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将日本人从供应链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来不可或缺的产业力量消失得干干净净。 纵观日美芯片战，是否掌握重组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才是贸易战中决胜的关键，市场份额的多寡不构成主要实力因素，这也是日本输掉芯片战争的关键原因之一。（来源：魔铁的世界 作者：蒋培宇）
香港虽谈不上香港已沦落 但让人无法再生希翼
【研究员】：wh
在香港的城运之下，人们内心发财的野心和欲望被激发出来，这种欲望被刻在每一个香港人的脸庞上。70年代前后，华资企业在香港各交易所密集上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李兆基的恒基兆业地产、郑裕彤的香港新世界不久之后都成为了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四大地产集团取代老四大家族成为香港的新四大家族企业。但同时，香港的房地产命运也被绑架到四大家族的滚滚洪流中来。
【博览财经特稿】要讲香港，则无法略过香港的历史。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和英国又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清政府又被迫和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 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 英国商人把股票这个金融的种子带到香港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之后，遍布全球的英国商人和各种资本不断涌入到这个人口只有三千多人的贫瘠渔村。 1891年，英国商人把股票这个金融的种子带到了香港，这一年，香港股票经济协会成立，1914年更名为香港经济商会，1947年又和香港股份商会合并，成为香港证券交易所。 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的纪录片《华尔街》，在17世纪中叶，一群顶着黑色礼帽，穿着灰色燕尾服的股票经纪们在华尔街梧桐树下的泥泞马路边上撮合交易、讨价还价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而这一幕，被原封不动的搬到了200年后的香港。 但是，香港的股票市场很长一段时候都是英国人的牌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解放战争和上海交易所关门歇业，大量的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佬把资金和资源搬到了香港。 由于当时香港的股票市场都由英国人把控，所以华人对股票的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 1969年12月17日，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李佩材家族子弟李福兆带着一帮人成立了远东证券交易所，专门为华人提供股票交易报价等服务。 随后的三年内，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九龙证券交易（1972年）也都陆续成立，和英国人主导的香港证券交易所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态势。 一个城市拥有4家交易所，这在世界上都极为罕见，但这也给香港的监管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每家交易所为了让企业在自己的交易所上市，把一些只拥有劣质资产的公司都给予了放行通过。那个年代，经常看见只有几艘破船、两栋老旧建筑的公司把资产打个包就IPO了。 市场乱象之下，香港政府不堪其烦。1980年，在香港政府的高压之下，四家交易开始筹备合并，1986年4月2日，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成为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也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香港联合交易所。 20世纪60年代香港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唯一通道 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西方的封锁，香港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唯一通道。而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在60年代发生巨大变化。 60年代开始，全球制造中心日本和德国的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开始了产业大转移，香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良好的港口位置，以及强大的资本基础，承接了来自日本等国大量的产业转移。 1967年，由于港人对英政府的不满，爆发了67反英风波。直到1969年，人心才稳定下来。 而与此同时，不仅仅是香港，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共同推行了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让香港迎来了黄金二十年，放眼望去，整个城市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在香港的城运之下，人们内心发财的野心和欲望被激发出来，这种欲望被刻在每一个香港人的脸庞上。70年代前后，华资企业在香港各交易所密集上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李兆基的恒基兆业地产、郑裕彤的香港新世界不久之后都成为了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四大地产集团取代老四大家族成为香港的新四大家族企业。但同时，香港的房地产命运也被绑架到四大家族的滚滚洪流中来。 短短二十年，香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而强大的经济和资本的不断注入也奠定香港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和世界级贸易港口的地位。 同时，香港的文化也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在7、80年代里，全球华人圈流行美国电影和台湾流行乐，在这种大文化盛行的背景下，粤语本土电影和流行乐不仅没有一丝颓势，反而大行其道，拉开一个全新的辉煌时代。香港TVB、香港乐坛不断的涌现出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龙等一大批影视乐坛上的明星。 其实也不难解释，香港经济的繁荣是娱乐业的发展的根基。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会使人们对精神产生强大的需求，同时，资本也有足够的能量去搞娱乐行业。巨星云集，这就是当年香港偶像带领新潮流的时代烙印。 同时，经济与精神的大爆炸，也催生各类充满赌性和欺诈的各种传奇故事。 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光环黯然失色 1992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后,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里面提到要鼓励中资企业向外拓展。 当时大陆开放改革后，很多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了天花板，想要进一步打破天花板突破资本上的瓶颈，到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是很好的企业战略。 于是，香港股市迎来红筹股和H股热潮，股市也迎来牛市。同时，香港的房地产也迎来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从1985年到1997年，香港的房价涨了快十倍。很多香港人耗尽半生积蓄，也买不起李嘉诚盖的一套普通住宅。 很快，香港人明白，房子虽然住不起，但我们大伙可以集资炒房啊。于是，很多人纷纷合伙筹资买房，刷爆信用卡，借钱去投资房市。 而好景不长，击鼓传花总有音乐停止的一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切戛然而止。香港房价大跌30%以上，恒生股票指数从16800点暴跌到6500点。一时间，资本市场哀鸿遍野。 一些借钱炒股的投资者亏得惨不忍睹。而资不抵债的房奴由于无法偿还月供被银行赶出家门。那一年香港200多万家庭中，负资产的家庭数量就高达10多万户，很多人纷纷走向天台。 香港的光环，也就在这一年，在高光之后开始黯淡，后面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元气。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对香港的感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加隐藏在人的心中。 2001年，中国加入WTO，依靠人口红利和环境资源红利，大陆经济迅速攀升，也催生出大量的富豪。2003年，香港自由行开通后，很多内地富人去香港横扫LV、爱马仕等奢侈品，让香港人惊得目瞪口呆。 伴随越来越多的内陆游客涌入香港，内陆群众对香港不断深入了解，过去人们对香港的崇拜感也越来越低。 2017年，深圳的经济超过香港，这让很多人对香港的态度，也从过去的仰视变成现在俯视。香港，不过如此，很多人嗤笑道。 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金融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变得让人一眼望穿。 香港的两大核心资产：股市和房市。大家发现，只要有资金流入香港，港币就会升值，股市和房市就会上涨；资金如果流出香港，港币就会贬值，香港的股市和房市就会下跌，直到港币贬值触及到弱保，香港金管局通过外汇去稳定港币汇率。 换句话说，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通道，成为了某些资本的后花园。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光环黯然失色。 2014年底，港股通获批，2015年中，A股爆发股灾，年末美联储开始加息。由于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发钞银行增发港币，必须一律以1美元兑换7.8港元的比价，才能增发，兑回同理），香港面临巨大的压力。 由于港币与人民币之间有巨大的息差，导致北上资金南下，配上杠杆后再北上去炒作。而港币与美元的息差，导致港币严重过剩，资本抛售港币兑入美元，使得香港的外汇储备增速达到15年来最低，金管局通过消耗外汇储备来维稳港币，而这种行为又导致港股出现非企业利润上涨式的上涨。 几十年的全球金融中心，如今却陷入一个看似进入到一个无法破局的境地，而它的身边，还有一个冉冉升起的深圳。 回过头，虽然谈不上香港已沦落，但却让人无法再生希翼。一代辉煌，终将，还是徐徐走向了落幕的道路。（大智慧破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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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7 09: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