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WH
《两个6.4%只是减速大周期一次短休 有什么值得喊经济拐点到来？》：短期看，经济的确出现了企稳的迹象，核心动力是社融的企稳，这意味着实体信用的扩张，PMI只是一个结果而已。但如果从长期来看短期，就能清楚的看清近半年两个6.4%的意义，这只是减速大周期中的一次短暂的休息而已。在大周期中依靠政策去推动经济的短期上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结果：经济企稳的速度、持续时间和力度都会偏弱，而且越往后期越难。
热点聚焦
两个6.4%只是减速大周期一次短休 有什么值得喊经济拐点到来？
【研究员】：wh
纵观全球180多个经济体，二战之后，经济增速能够连续25年保持在7%以上的只有13个经济体，剔除掉阿曼、香港、新加坡等微型经济体，实际上只有中国、巴西、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泰国8个经济体创造了三十年的高增长奇迹。而从第四个十年看，除中国，其他7大经济体在无一例外的结束高增长，甚至跌入超低速增长或者衰退的结局，区别只在于减速的幅度。
【博览财经特稿】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2019一开年，不仅市场底比预期来的更早，经济底看上去也迫不及待的提前出场了。但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看，这个经济复苏的成色都有些不足。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四十岁之后的换挡期远没有结束。纵观全球180多个经济体，二战之后，经济增速能够连续25年保持在7%以上的只有13个经济体，剔除掉阿曼、香港、新加坡等微型经济体，实际上只有中国、巴西、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泰国8个经济体创造了三十年的高增长奇迹。而从第四个十年看，除中国，其他7大经济体在无一例外的结束高增长，甚至跌入超低速增长或者衰退的结局，区别只在于减速的幅度。 剧烈减速的典型是转型失败的日本。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出口优势凸显，对外贸易顺差急剧扩大，1961-1973年，大部分年份GDP增速均超过8%，1968年最高达到12.88%，高速增长势头强劲；1974-1991年，GDP增速均超过3%，广场协议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一度回升至7.15%，增速虽然较上一阶段明显放缓，仍保持中速增长；1991年之后，日本股市、楼市泡沫相继崩盘，经济增长乏力，GDP增速很难回到3%的水平，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2018年GDP增速不到1%，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图表1日本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一度出现负增长
平稳减速的典型是转型成功的韩国。1968-1991年，除1980年发生民主化运动外， GDP增速均超过7%，1973年最高达到14.80%，持续高速增长；1992-2002年，除1998年金融危机外，GDP增速均超过4.5%，一度回升至11.3%，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03年之后，GDP增速全面下台阶，大多在5%以下，近7年均保持3%左右的增速。 图表2韩国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
中国也不可能例外。2015年GDP破7%后，即便是大规模的刺激也仅仅让经济反弹到6.9%，没有回到7%，未来也几乎不可能再回去。一个核心的变量是人口红利一去不复返。2012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连续七年以每年三四百万的速度逐年递减，共计减少了2600多万。2018年就业人数也出现首次下降，预计未来还会继续下降。而老年人口却在上升，60岁以上人口约为2.5亿，每年新增8000多万，预计2050年将达到4.8亿，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是不可逆转，老龄化速度是人口出生增速的7倍。人口老龄化会使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系统性下降，两个最直接的影响： 第一，人口老龄化推高劳动力成本，导致制造业向外转移。德勤报告显示，自2005-2015年十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比1995年涨了15倍，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目前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资，还不到中国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使很多过去的世界工厂出现产业外流和转移，中国近几年对这点感触很深，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中国制造正悄悄地变为缅甸制造、越南制造。如瑞典时装巨头H&M已将成衣生产厂从中国搬到了缅甸、微软将诺基亚的手机制造工厂从中国迁往了越南、三星撤离中国在越南北部设厂。 第二，人口老龄化减少房地产刚性需求，导致房地产红利消退。除劳动人人口下降外，高中毕业生数量2013年开始减少，年均减少超过50万，婚姻登记人数2013年后也开始下降，年均减少70万对，首套房刚需出现趋势性下降。参考国际经验，人口拐点往往伴随着房价拐点，美国劳动力人口2007年见顶，房价2006年见顶，日本劳动力人口1992年见顶，房价1990年见顶，房地产市场难言乐观。人口红利消退，刚需后劲不足，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变化，总量扩张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结构优化的白银时代，去地产化已是大势所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短期看，经济的确出现了企稳的迹象，核心动力是社融的企稳，这意味着实体信用的扩张，PMI只是一个结果而已。但如果从长期来看短期，就能清楚的看清近半年两个6.4%的意义，这只是减速大周期中的一次短暂的休息而已。在大周期中依靠政策去推动经济的短期上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结果：经济企稳的速度、持续时间和力度都会偏弱，而且越往后期越难。 回想一下历史，2015的复苏已经较2012微弱、迟缓的多。2011年经济增速接近8%，12月央行开始降准降息，3个季度见效，PMI从2012年8月开始反弹，GDP从3季度的7.5%反弹到4季度的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1个季度。2014年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宽松只带来了缓慢的微弱复苏。2014年开始的上一轮宽松，2次降准6次降息，7-8个季度才见效，PMI从2016年3月开始反弹，GDP只从3季度的6.7%反弹到4季度的6.8%，反弹0.1个百分点，持续1个季度。不是货币放水没有效果，而是效果都体现到了价格上，同期名义GDP从6.9%大幅反弹到11.7%。 图表3宽松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渐减弱
而和2015的上一轮周期相比，这次的企稳会更反复、反弹幅度会更弱、持续时间会更短。从长期的因素看，人口大周期比之前更加拖累，比如制造业的成本问题肯定比四年前严重，而房地产的扩张空间显然也比四年前悲观许多。从短期的因素看，目前和上一轮周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2015年处在金融扩张周期，现在处在金融紧缩周期。2014-2015年，金融周期处在加速扩张阶段，监管放松，金融创新活动活跃。企业部门的融资、并购重组门槛低，金融领域产品丰富，还有一系列的政策允许居民部门杠杆率抬升，导致股市、债市、房地产、商品轮番上涨。而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截然不同，去年我们刚刚经历了资本寒冬，现在最多算是稍微回暖。这轮金融收缩周期始于2016年，2017年金融去杠杆政策开始取得成效，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企业融资难度增大，并购重组逐步收紧，资本市场“炒壳”降温，一大批违规和不合理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会被清理，个人的加杠杆行为也被严格控制。 图表4 中国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第二，2015处在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周期，现在处在债务紧缩周期。基建投资触底回升主要是因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生效，受地方债提前下发、中央提前下发转移支付及发改委加速项目审批等因素的影响。今年1季度地方政府专项债超预期增加，财政前倾趋势明显，基建投资大概率会出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但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仍然处在紧缩周期，与上一轮相比缺少政府投资基金、PPP等项目，政府表外融资监管加强，基建投资依旧承压。 图表5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低位徘徊
第三，2015年处在史上政策最宽松的房地产上升周期，现在政策还有不确定性，地产的复苏弹性比2015差的多。2014-2015年的房地产政策可以说是达到史上最宽松，14年“930”新政放松二套房认定标准，下调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贷款利率下限下调为基准利率 0.7 倍，15年“330”新政、“930”新政又连续降低房贷首付比例。在政策的强刺激下，一线城市的商品房销售和价格在2015年率先反弹，给实体经济的复苏提供了支撑。目前的房地产政策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松动，部分城市放松了限购条件，3月以来房地产销售出现了“小阳春”，但我们预期本轮的政策力度会远不如从前，市场是否会全面回暖还有待观察。 图表6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与房价增速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最近国新办公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数据后，各大财经媒体、各路经济学家开始集体高潮：什么《经济全面复苏》、《经济触底反弹》、《经济拐点提前到来》、《中国经济终于探底回升》等等各种口号雄文粉墨登场…… 今年开年来，很多人其实都能明显感觉到，不管是外部的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的宏观政策，都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中美经贸磋商已进行到第九轮，目前所释放的信息还是比较积极的，没有再出现像中兴华为那样针尖对麦芒的事件。国内推进的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也让市场信心得到巨大的提振和修复。 所以，开年后，不管股市还是楼市，都迎来一波回暖。这是投资者信心的提升所带来的市场实打实真金白银的投票。 但也要冷静的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博弈目前只是缓和，而绝不是彻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依旧无法解除。而在国内大规模进行减税降费的时候，慢慢的各地都会发现实际推行中会面临各种阻碍和困难。 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没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度盲目透支乐观情绪，失去危机意识是极其幼稚的。 很多人的记忆真是像金鱼一样，只有三秒钟。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在2019年经济目标增速的设定上，是下调至6%～6.5%，目的是为逆周期调控留出空间。 换句话说，当局已经为今年经济整体下行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及预期管控。这才一个月，很多人一看三月数据稍有回暖，就嚷嚷着经济拐点到来，各个行业全面复苏，不觉得幼稚可笑么。 一个庞大经济体经济惯性很大，绝不是像猴子般上蹿下跳，这样容易闪着腰。所以大家看到那些喊口号式的热血文，一定要冷静，仔细想想背后的逻辑是否值得推敲。 更何况，今年来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都表现的不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增速一季度已经出现明显下滑，非农就业数据也是大幅不及预期；而前几天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后进行的国际募捐也从侧面能看出整个以法国为代表欧盟内部的一些裂缝。 所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时说我们经济一枝独秀全面扭转颓势，有点太假太跃进。但没准这些经济学家就是想喊喊口号，刷刷存在感？！ 有什么值得喊经济拐点到来？ 一季度GDP与之前持平，这个数据没什么说的，谈不上所谓大幅回暖。说说几个分项宏观指标，先主要说下3月制造业PMI。这个数据很多人盯着，因为制造业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中流砥柱。 三月PMI的数据有所反弹，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春节效应”的扰动。 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就开始不再发布1、2月经济活动数据的单月值，而仅在3月中旬公布1-2月合并的工业生产、零售、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所以形成每年年初的宏观数据“真空期”。 当春节特别早如1月底或2月初时，头一年的12月和当年3月的同比数据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而今年2月5日春节，并且由于2018年经济不是特别好，导致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提前停工，所以，造成一、二月的数据对三月的数据扰动性特别强。
即便如此，把今年1-3月指标跟历史均值和去年同期水平相对比，今年是50.5，而2018年是51.5，2017年是51.8，看上图，整体水平也处于近年来偏低位置，这有什么值得喊经济拐点到来的？ 还有一个让砖家们兴奋的数据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里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长11.8%。配合上一些城市的房价有上扬，于是砖家讲房地产周期又要全面启动。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3月以来地产市场的回暖是极其结构分化，就是一线城市和极小部分的热点二线城市回暖。这种分化在一季度演绎的淋漓尽致。如下图：
上涨的城市都是以厦门、福州、南宁、成都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宁波、南京等上海大都市圈内经济强二线城市为主。 所以，这种非全局极致结构性的回暖，没什么可值得说拐点到来的。毕竟全国有六百多个城市，二千多个城镇。别忘了鹤岗今年一套房子三四万？ 如果再仔细观察，这些上涨的一线与热点二线城市，都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当地地产调控开启的很早，所以前期刚需受抑制程度较深，这次释放了出来。所以，如果根据这个逻辑去推导地产周期到来，经济触底反弹也不靠谱。 数据稍有回暖，也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财政。换句话说，这波数据之所以好看，是自于“财政支出前移”所带来的资金支持。 去年下半年经济不太好，在去年4季度时，中央就提前下拨2019年的转移支付和地方债新增限额，用于支持地方投资尽快落地。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讲太重要！因为这对上面的很多数据影响巨大！看下图：
从1-2月财政部的财政支出节奏看，支出均明显比过去几年要快的多。所以，不能说因财政提前给你钱了，刺激经济了，就说经济触底反弹全面复苏。 从财政前移、基建投资配套资金的角度考虑，砖家们讨论的1季度社融超预期大增也就有了很合理的解释，就是配套资金快速跟上了。因财政可以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基建投资，如财政拿一万亿，就能撬动吸引社会资金1.5万亿跟进来，这也是基建投资拉动带动企业信贷回升的根本主要原因。 但上半年“财政支持前移”必定会对下半年财政支出发力空间产生不小的影响。所以，看到这儿肯定会更加理性的看待分析这几组国统局公布的经济数据，因经济不是拿几组数据就能下结论的，要深刻理解背后的运行逻辑。（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RuShiYanJiu）、米筐投资 作者：朱振鑫、杨芹芹、宋赟、拾叶）
政经观察
比以往来的更早些 政治局会议传递八个重要信号
【研究员】：wh
从经济上看，一季度略超预期的6.4%，让原本对经济高度一致的下行预期出现了分歧。从市场上看，春季躁动之后虽然没有出现预期的调整，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牛市提前结束。从政策上看，本来确定的宽松周期在超预期的数据之后似乎也开始出现犹豫。
【博览财经特稿】每逢周期的拐点，中央关于经济的安排总是格外重要。一季度的政治局会议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但重要性丝毫未减。从经济上看，一季度略超预期的6.4%，让原本对经济高度一致的下行预期出现了分歧。从市场上看，春季躁动之后虽然没有出现预期的调整，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牛市提前结束。从政策上看，本来确定的宽松周期在超预期的数据之后似乎也开始出现犹豫。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听取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情况汇报，对打好脱贫攻坚战提出要求；审议《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党中央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实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改革开放继续有力推进，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 会议强调，做好全年经济工作，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中求进、突出主线、守住底线、把握好度，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要通过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进展巩固经济社会稳定大局。要细化“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落实举措，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宏观政策要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质的提升，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会议要求，要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新兴产业。要有效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优势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要以关键制度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科创板要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落实国民待遇。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近期安全生产问题突出，要举一反三，有效防范，精准治理。 会议认为，2018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第一年和作风建设年。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开局良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今后两年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硬仗中的硬仗。要继续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用好考核结果。对考核发现的责任落实不到位、扶贫标准把握不精准、“三保障”工作不够扎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较为突出、脱贫摘帽后松劲懈怠等问题，要高度重视并坚决整改，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会议强调，脱贫攻坚期内已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相关政策要保持一段时间，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贫困县脱贫摘帽后，要一手抓剩余贫困人口的减贫，一手抓已脱贫人口的巩固提升，有效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人口。 会议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需要通过法治方式提升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制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设计制度规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工作中心环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党委宣传部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切实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实落地。 在目前分歧的十字路口，更有必要逐字逐句的读一下419政治局会议的政策信号： 一、两个6.4%并没有改变中央对经济下行的判断。继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隔4年重提“下行压力”后，“经济下行压力”的判断再度出现，虽然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主要是得益于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不断发力，两个6.4%只是数字上的短期企稳，在经济减速的大周期下，依靠政策支撑的短期复苏可能只是中国经济换挡的中继站，而不是终点站。经济下行压力暂时趋缓，并未解除，国内经济底还未到来。 二、最大的亮点在于首次提出经济下行有“体制性”因素。会议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这句话：“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2015年之前，我们只说经济下行来自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比如房地产涨多了开始降温，这种下行靠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对冲。2015年开始强调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产能过剩、外部环境变化、人口老龄化等等，这些大多是结构调整政策，比如去产能、去杠杆等等。这次破天荒的提“体制性”因素，这里面内涵就很丰富了，总的来说就是很多制度过时了，必须靠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彻头彻尾的体制性改革。 三、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没有变化，还是稳稳的宽松。财政政策还是要“加力提效”，和去年明显偏宽松，力度明显加大，这个表述有点像2015年的“加大力度”和2016年的“更加积极有效”的结合体，也就是说，既要像2015年那样加大力度(当时扩大赤字、鼓励PPP和政府产业基金)，但也不能再走当时伪PPP违规债务扩张的老路。所以我们看到地方债提前下发、中央提前下发转移支付及发改委加速项目审批，地方政府专项债超预期增加，财政前倾趋势明显。货币政策还是要松紧适度，后续的宽松力度应该和前期差不多，资金面持续稳稳地宽松，考虑到前面的总体定调和上一轮宽松的教训，应该不会像2015年那么宽松，更多的采用降准+定向降息的方式。 四、重提“房住不炒”，房地产不会出现2015式的宽松，房价也很难重复2016-2017的故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再提“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少城市的调控政策出现局部性宽松，如菏泽取消限售、阜阳取消限价、多城调降人才落户门槛、沪深税费优惠力度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有所放松。所以我们看到楼市迎来小阳春，尤其是核心一二线城市成交回暖。这次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房住不炒”，并强调“城市政府主体责任”， 要求每个城市因地制宜，切实管好自己的房价和市场，不能炒。未来的房地产政策各地政策明显分化，不会像2014年力度那么大，应该和2011年更为类似，以货币宽松和局部宽松为主，不会出现类似调整首付、放开限购这样的大招。 五、单独提了科创板要真正践行注册制，注册制意味着减少一切审批，让券商和市场机构承担主体责任，预计科创板上市节奏会加快。科创板是2019年资本市场最大的看点，承担了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大使命。从进度来看，已有81家的上市申请被受理，科创板进程加速。要真正落实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这就意味着证监会不再进行实质性审核，不再对企业盈利能力把关，而且上市条件放松，未盈利的企业也可以上市，必然会导致上市企业质量参差不齐，充满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而言，科创板确实存在着不少结构性机会，但其中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六、强调了外资国民待遇问题，后续应该会有更多实质性突破。《外商投资法》加速出台，核心就是给予外商企业国民待遇，允许外商企业发行股票、债券融资。之后陆续批准了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野村东方三家外资控股券商。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另外还重点关注了外资企业技术转让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针对性的照顾到了美欧等国政府和企业的需求，是在之前贸易战压力之下的开放。预计中国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会明显增强，但具体的情况还需要看后续的细则和执行。对中国经济不会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外资的快速增长期已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增速从2010年的17.44%一路下滑到2018年的0.9%，这一系列开放的政策更多的是放开更多的管制，引入新的竞争主体，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力量。 七、首次在政治局会议层面提职业教育，主要就是解决大学生校园教育和就业市场不匹配的结构性就业问题。中央比过去更重视就业问题。当前我国的就业问题除了由于经济下行带来的总量承压之外，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错位，一是普通教育中很多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与社会的需求错位，这个问题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解决的办法要么改变传统的学校教育内容，要么通过如我们投资的金融小伙伴这样的社会培训机构完成大学生的职前教育。二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错位，主流观念过于看重普通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大部分优质生源涌入到了学历教育中，从而使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先天不足。今年初关于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文件都将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同等地位，建立新的人才培训体系。政府报告中着重提出高职院校要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足见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八、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强调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今年出了不少安全事故，影响最大的当属江苏响水特大爆炸事故，这次事故造成78人遇难，直接的结果就是响水化工园彻底关闭，整顿力度远超预期。这次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问题，预计未来几年内关于安全生产的政策会越来越多，监管也会越来越严。这个对整个供给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化工行业为例，目前国内有危化品企业25万余家，安全生产水平参差不齐，当初的风险排查中江苏有5个重点县，响水都不在这其中，我国目前化工行业的安全状况可想而之。一旦安全生产要求变高，会导致供给的短缺，然后通过涨价向下游传递，会明显改善化工行业的盈利情况。但是就像前几年严厉的环保政策催生的环保行业大繁荣一样，这种严厉的政策只是给行业提供了一个好的发展时机，鸡犬升天的日子持续不了多久，落脚到最后，还是要看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如此，安全生产不只是一句话，更代表着企业成本的提高，长期来看，维持安全生产的成本也注定了小企业会逐步被市场所淘汰，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会进一步提高。（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RuShiYanJiu） 作者：朱振鑫、杨芹芹 张明照）
中产在塌陷 补贴企业不如补贴消费者
【研究员】：wh
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统计公报是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抽样调查可能存在一定偏差。这也是唯一的官方发布数据。可以看到，两头增长还可以：一个是高收入组，另一个是低收入组，增长都在8%以上。只有中间三个组：中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他们收入增速偏低。而这三组加起来占到全国人口的60%，这种增速还是令人担忧的。
【博览财经特稿】本篇为李迅雷在3月28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接受腾讯财经记者采访的主要内容。从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看，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三个组的人口之和占总人口60%，但其可支配人均收入增速只有4.4%，不足2018年9.7%的名义GDP增速的一半。对这一现象，该如何应对？毕竟这60%的群体是拉动我国消费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社保很需要关爱的阶层。 2018中国经济出现显著的消费放缓现象。在主要指标的汽车消费上，甚至出现大幅下滑。作为拉动经济“三架马车”的消费，是否就此步入疲软状态。 以下是李迅雷观点的摘要：1、中国高端消费强劲有力，低端扶贫力度较大，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间阶层如何提高收入水平。这部分人群占到中国人口60%以上。 2、成熟经济体都靠消费拉动增长。要提高消费，首先要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或福利水平，可以针对这类阶层给予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3、投资一定要考虑到投资效率，而不是追求地区之间的平衡。把大量财政投入到高铁上当然有好处，但也要考虑民生方面的投入。 以下是对话李迅雷的正文： 60%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长原因 原子智库：您最近写文章提到，全国60%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4%多一点，远低于GDP增长，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 李迅雷：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统计公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抽样调查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应该来说，这也是唯一的官方发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两头增长还可以：一个是高收入组，另外一个是低收入组，增长都在8%以上。只有中间三个组：中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他们收入增速偏低。而这三组加起来占到全国人口的60%，这种增速还是令人担忧的。 去年中国名义GDP增速是9.7%，这个群体收入增速比名义GDP低一半。这反映出我们将来可能会面临消费乏力的问题。中国的高端消费没问题，去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到全球的1/3。低端扶贫力度比较大，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所以低收入阶层也没问题，主要是中间阶层怎么提高收入水平。 原子智库：不同群体收入增速差距体现在哪儿？财产性收入差距在扩大吗？ 李迅雷：大致体现在财产性收入上，但财产性收入占比不算大。我觉得更多地跟经济转型有关。传统产业毛利率在下降，很多民营企业日子不好过，总体来讲产能过剩。新动能这一块，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等等，增长非常快，但这部分从业人员数量有限。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新动能比重过低，旧动能比重较大，这样会产生社会收入的分化现象。 原子智库：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这几年努力的方向。目前这势头好像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您觉得未来可以有哪些措施扭转态势？ 李迅雷：税收是比较好的措施。比如对高收入组提高个税征收，比如对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方面征利得税，这些征税会引起很大反响。还有是房产税。房产税对缩小贫富差距肯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又会引发大家对房地产的担忧。中国经济周期很大程度是跟房地产周期相关，能不能牺牲稳增长实现贫富差距缩小？所以这又是两难选择。最后还有是遗产税，可能更加遥远。税收是第一个举措。 第二个举措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福利，在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给予中低收入阶层更多倾斜。它的负面效应是政策杠杆水平会迅速提高，对未来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也需要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两难问题，需要慎重处理，稳妥解决，否则稍有偏差，可能会对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房价上涨刺激消费增长？ 原子智库：您之前撰文称，房价上涨和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相关性。但主流观点显然是：过高的房价造成居民负债上升，降低了消费支出。您怎么看这种分歧？ 李迅雷：首先我要讲，市场往往会放大或过度解读我讲的某句话。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目前居民收入增长，增速较低，整个社会缺乏消费亮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三四线城市过去两年房价涨幅较大，它们的消费占比也开始提高。我仅仅讲了这么一个例子，不是说应该要炒高房价。炒高房价对整个社会肯定不利，会带来负面影响。对消费来讲，长期也会带来抑制的作用。所以，我不是说认可高房价，恰恰相反，我是认为应该能够让房价有所回落，这样的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是有利的，对未来社会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 原子智库：现在市场上有观点认为，过高的房价导致汽车销量在去年有很大的滑落，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李迅雷：我觉得不能把两个事情简单关联起来。居民把大量钱都用来投资房地产，肯定会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但汽车的负增长更多的是由于前几年高增长，使汽车普及率大幅上升，是这个原因导致汽车销量负增长，而不是归结于住房消费。我觉得不能看到两条曲线趋势相同，就认为它是相关，两条曲线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还是比较重要的。 原子智库：从数据看，一二线城市新增消费其实不及三四线城市，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下沉市场可能是消费增量主要的来源呢？ 李迅雷：我对这样的相关性研究花了比较长时间。过去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大时，一二线消费占比也相应提高，三四线房地产不涨甚至下跌，三四线的消费也下降，彼此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我觉得今后几年，三四线城市消费下沉就不容乐观了，因为今后可能一二线的房价存在一定补涨的动力，三四线由于房改货币化政策的逐步退出，所以说三四线的房价可能会有回落压力，这样对三四线的消费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两年我们看到消费下沉，将来未必还会出现这样持续的趋势。人口流向总体还是流向一二线城市，未来一二线城市发展的机会，无论投资也好，消费也好，会更加乐观一点。 原子智库：在您看来，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和一二线城市相比，他们在消费需求及消费行为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李迅雷：我觉得，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网购数量明显上升。一二线城市网购数量从去年8月份之后，出现了一定幅度回落，可能跟收入结构变化相关。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消费升级。他们消费的东西不太追求品牌，不太追求质量，现在随着收入的增长，使得他们对品牌、质量方面的追求有所提高。而一二线城市本身，他们已经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费升级之后，现在来讲消费升级的趋势是有所放缓。当然一二线城市里面的高收入阶层，因为他们本身由于收入的增长较快，所以他们的消费边际倾向是递减的，也就是他们钱增加之后，不会把相应的钱按照一定比例来用于消费，他们会把更多的钱用于投资，少量的钱用于消费，所以对他们来讲，消费的拉动并不太明显。 补贴企业不如补贴消费者 原子智库：很多观点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更多的来源于内需。现在我们看到消费增速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您觉得政策层面有哪些可以增加居民消费？ 李迅雷：我觉得还是要增加消费。很多人看数据时，往往会被统计数据误导，说消费已经占到50%以上或更多，就以为消费增加导致占比在提高。事实上消费占比提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快，而是因为投资下降快。投资占比下降，消费占比自然就上升。或者出口占比下降，所以消费占比相对也上升。 在经济减速过程中，消费在增量当中占比肯定是会提高的，但在存量当中的占比提高速度就会大大地放缓。所有的成熟经济体都是靠消费来拉动的，消费占比也比较高。我们要提高消费，首先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或福利水平。 增加收入水平有一定难度。中国经济在转型，传统产业毛利率越来越低，而中低收入阶层所处的行业往往在传统产业。更现实的办法是要增加社会福利，给予一些消费退税，家电下乡，新能源车的补贴等等，就是要增加这方面的政府的投入。另一方面，在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领域，国家要给更大投入。针对这类阶层给予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我觉得可以考虑。只有这样消费才能够带动起来。否则的话，仅仅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消费，这个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原子智库：现在有观点认为，政府出台家电下乡或汽车下乡补贴，对企业层面来说，短时间里面刺激企业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说，对企业可能不见得是一件特别利好的事情。您怎么看？ 李迅雷：对，这涉及到一个两难的问题。企业如果在补贴中成长起来，一旦补贴取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国际惯例来，我们这个补贴是应该补贴给老百姓呢，还是应该补贴给企业？我想更多的应该是直接补贴给老百姓，这样的话让企业根据他产品的竞争力来获得市场应有的地位、应有的份额，这样会更加合理。 原子智库：您刚才提到刺激居民消费，政府可能要进行进一步投入。这种投入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负债可能上升。很多讨论认为，中央财政赤字应该突破3%。今年已经达到2.8%，您认为什么样的水平比较合理？ 李迅雷：我觉得突破3%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所谓安全线，也是当年世界银行定出来的，这个标准我觉得应该要突破。欧洲、美国和日本早就突破，也没有引发什么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突破的。 另外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看，我觉得中国更具有能力来突破。财政赤字率的分母是GDP，但实际上政府负债要对应政府资产。中国的政府资产应该是全世界国家最多的。我们除了有国有企业，还有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这两块是其他发达国家不具备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央政府的举债能力可以更强。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单纯考虑狭义的财政赤字率，其实还有广义财政，我们有一定空间可以来做。 原子智库：您认为空间大概是多大？ 李迅雷：我觉得，目前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率还非常低。美国政府接近100%，中国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最多就50%到60%，我算的是包含所有。跟美国比的话，还是低很多。更何况我们有很多资产。美国土地私有，国有企业数量很少，规模很小，自然资源、矿产、森林、水也都是私有的。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具备更强的举债能力。 存量时代此消彼涨，要做好资源分配 原子智库：您之前撰文提到说中国经济现在可能在进入存量经济时代，这种存量经济时代跟过往相比有什么样不同的点？ 李迅雷：存量经济时代，理论说就是GDP是零增长，就像日本。中国的GDP有6%以上的增长，现在还不是存量经济。但是存量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毕竟我们GDP增长从百分之十几往下掉。增量经济阶段，鸡犬升天，存量经济阶段，此消彼涨，这个企业做强做大，那个企业就做小做弱。存量特征明显之后，会产生此消彼涨的效应。 原子智库：分层分化也是比较大的趋势，比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利润向龙头企业集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带来的影响？ 李迅雷：这个趋势确实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的分化远不如美国明显，也不如日本、欧洲明显，这说明我们正处于分化加速的阶段。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和增量在减少，大部分省中小城市人口都出现净流出，这些现象还会持续。政策层面，资源配置要更加精准化，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哪个地方落后了，我到哪个地方去增加投资，你的资金投下去了，他的人口是在往外走，所以资源配置是不匹配的。 我们要在人口集聚的地方投入更多教育、医疗资源，更多的社会福利，在人口流出的地方，你要减少它的投资，这样能够使得投资回报率进一步的提升，整个社会效率能够得到提高。否则的话，资源的错配会导致更大的浪费，顺势而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讲很多企业是“头部企业”。头部企业肯定有更高效率，能集中更多资源，非头部企业面临转型的风险和机遇，我觉得更多应该转到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降低制造业的比重。通过市场机制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原子智库：日本乡村目前出现了明显的无人化。您怎么预判中国农村的趋势，未来会不会也像日本一样？ 李迅雷：中国农村跟日本农村的趋势会很像，只是远远还没达日本的阶段。现在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为什么还是流到城市？农村它没有相应的文化娱乐设施，没有人口集聚，享受不到现代城市的福利。日本农村以老人为主，是典型的老人社会。 中国也面临这样的现实问题。农民一定会老龄化，年轻人一定向往城市，这个规律是不可逆转的。人离开农村之后，农村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更少的人拥有更多资源，用更多现代化设备打造现代化农业，其实对农村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说是农村凋敝，而是要说农村新格局会逐步形成。这也符合全球大的趋势。 原子智库：政府在基建方面加大投资，一直是托底经济的方式。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可能用来解决城市分层现象？ 李迅雷：中国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量越来越大。未来三四线城市怎么定位，都市圈怎么定位，大家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了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大湾区这些议题。这些都是要发挥核心城市集聚和辐射的功能。 投资方面，一定要考虑到投资效率，而不是为了追求地区平衡。比如高速公路现在已经明显过剩，尤其是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要不要再修这么多的高速公路？这是值得考虑的。高铁一定要修在人口集聚的地区，修在那些偏远地区的话，它是没效率的。高铁的投资回报率有多少，或投资带来的社会福利有多少，这是必须优先考虑的。 原子智库：中国的高铁线路除了京沪线，其他线路盈利情况都不容乐观，您担心未来高铁会成为中国政府财政的最大的负担吗？ 李迅雷：所有投入都有挤出效应。我们把大量财政投到高铁上当然有好处，老百姓也称赞。其他支出会不会变？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需要建设和投入，我们一定要找到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最可以给人民大众带来福利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可以修很多路，造很多桥。造桥修高铁以后，可能就没其他方面投入的钱。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最优选择。（来源：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 作者：李迅雷）
人物广角
不满足昔日身份 郭台铭70岁再讲新故事
【研究员】：wh
苹果是富士康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客户之一，它成就了郭台铭在大陆的地位，后者也确实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但随着合作推进，郭台铭与这家美国公司的关系愈发复杂，他们互相需要，又时刻提防，并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努力把自己对对方的依赖降到最低。郭台铭需要苹果，业内公认的看法是，富士康无法承受丢掉苹果订单的局面——后者常年贡献着富士康收入来源的一半。
【博览财经特稿】他曾经一手缔造全球最有名的制造业帝国，是其中当仁不让的王。当他的事业与年龄同时抵达新高度，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在生意场上，郭台铭一直是幸运儿，也是宠儿，这样的身份伴随他度过了中国制造业的黄金二十年。直到最近几年，转型成为他与富士康的新关键词，但这条路并不顺利：他至今未能给富士康摘下代工厂身份。 不过，他显然为自己找到了新使命。日前，他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内初选。 我们刊发旧文一篇。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历经风雨后，郭台铭的新征途或许也会成就新故事。资本市场今天已经给出反馈，股价大涨背后，显然是人们对新故事的渴望。 郭台铭大陆事业帝国的起点 1988年，郭台铭第一次跨过台湾海峡站在深圳的土地上时，距离他父亲当年匆匆赴台整整过去40年。 这位出生在眷村的警察儿子，新身份是台商。在当时的深圳，这是带着光环的身份。1988年在后来被称为“台商元年”，台商在大陆投资建厂的大幕由此拉开。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地往来已经暗流涌动——从1985年开始，不乏有散兵游勇的台商偷偷摸摸跑回大陆，探亲或者做生意。政府层面也逐渐松动，1987年，蒋经国同意有条件放开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国务院出台了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遥相呼应。 1988年的深圳和郭台铭是互相需要的。“时间就是金钱”成为深圳精神。这一年，深圳敲响了内地土地拍卖第一槌，挂牌了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尚未成气候的华强北商业街上，赛格电子市场迎来了第一批淘金客。 这是一座对资本和工业无比饥渴的城市，而深圳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也成为郭台铭们的新机遇——同一工种，台湾工人的薪资当时是内地5倍左右，于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涌向了深圳，以生产塑胶制品、电子元件、运动鞋、服装等为主。 郭台铭看上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建起富士康精密组件厂，招了几十号人，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这成为郭台铭在大陆事业帝国的起点，4年后，富士康在深圳黄田的工厂揭幕。 到龙华选址时，郭台铭拿出偶像成吉思汉当年开疆扩土的气魄。他站在荒地的高处，对着比人还高的野草丛拍板“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 等到1996年6月6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正式投入使用。这座只花了4个月建起来的园区成为“深圳速度”象征之一。郭台铭后来回忆其中过程：“我们龙华园区的每一颗砂石、除杂草，每一块砖、每一根钢筋、每一个地下沟管线，甚至于排水沟的沟盖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当时正好碰上知识青年返乡就业，很多知青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这座巨型园区后来建起了100多栋厂房，拥有30万员工，成为郭台铭商业帝国在内地的根基。在这个封闭王国里，消防队、医院、游泳池、餐馆、银行、网吧……现代城市应有的设备一应俱全。每天，大巴和高尔夫球车穿梭不歇，把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们运往一个个目的地。 入夜后，园区马路上经常会跑着一辆特别的高尔夫球车，驾驶员是郭台铭。这位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超级劳模喜欢随时停车，去抽查生产线，甚至动手帮工人维修设备。 毫无疑问，他是帝国里最有话语权的“王”。在龙华园区里，郭台铭与政府官员的合影被放大挂在显眼处。而经理级别的管理层需要背诵《郭台铭语录》，其中一条是：对任何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层，而非管理层。 郭台铭和富士康的意义：政绩 在富士康帝国之外，郭台铭的话语权也不可小觑。“富士康科技园北面的朝阳门，大型集装箱货车络绎不绝。据了解，在富士康城的高峰时期，一天经过朝阳门的货车超过2000车次。为了方便富士康逐年膨胀的出口通关需求，深圳市政府早年干脆把保税区建到富士康，朝阳门是政府为富士康专设的海关，经过朝阳门的货车，就等于是已经‘通关出口的外贸产品’。” 富士康在深圳享受的优待，从网易科技2009年的这篇报道里可见一斑。 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曾经帮助郭台铭在1995年搞定戴尔这个大客户。那年戴尔刚进入中国市场，迈克尔·戴尔到访深圳，考虑在这里和马来西亚槟城之中选择一处作为戴尔亚太营运中心。 郭台铭看中了这条“鱼”。他提出可以安排迈克尔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由此换来开车送迈克尔去机场的机会。路上，他又成功说服迈克尔，绕道去了趟富士康的龙华园区。 后来，戴尔就成了郭台铭的大客户。 郭台铭的帝国逐渐从广东扩张到全国各地，百万员工分布在江苏、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这些工厂对于富士康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江苏昆山偏重显示器制造，靠近武汉光谷的富士康偏重光通信产品代工，廊坊富士康以手机零部件加工为主。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郭台铭和富士康的意义很明了：政绩。自然，这位祖籍山西的台商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家》曾经在《郭台铭的政商经》一文中援引一位鸿海高管的表述：富士康到其他省份设厂，会受到官员热情接待，甚至郭台铭一下飞机就有红地毯相迎。 根据上述文章的报道，前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河北任上时，曾经多次与郭台铭洽谈，最终把富士康工厂引到廊坊。他转任河南后，富士康又在郑州设厂，并在2010年后把苹果生产线搬迁至此。 郑州政府给出的条件包括：为富士康提供了15亿美元资助，用于建设工厂、宿舍、发电厂等，免去富士康郑州工厂投产前五年的企业税和增值税，此后五年也减半。 郭台铭的“iPhone 城”也确实为郑州带来了新活力。高峰时期，几个厂区的员工人数多达30万，近百条生产线每天能生产50万台 iPhone手机，富士康成为河南进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当然，郭台铭也深谙与官员打交道的套路。曾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调任山西省长后，履职第一天，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郭台铭的电话；2006年，那位重庆落马官员时任商务部部长，参观太原富士康期间，郭台铭向他汇报并确认了工厂定位：以镁合金业务为中心——这一度成为郭乐于向媒体展示的细节。 郭台铭跟特朗普的关系似乎也不错。他响应了后者在美国建厂创造工作岗位的呼应——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厂，由此带来的岗位多达130000个，工厂将主要生产LCD显示屏。 提到特朗普时，郭台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他是非常直接的人，他正在为美国人找工作，每次见到我都问我两个问题：你要提供多少工作给美国？薪水是多少？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也很直接。” 如今两人显然有了更多共同点。当郭台铭参加选举的消息传出，很多人想到了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后者也是商而优则仕途，70岁是他在政坛的开端之年——郭台铭若成功当选，也将在70岁出任。 郭台铭需要苹果但不能只有苹果 郭台铭的魅力不仅仅存在于地方官员的眼里。对于苹果公司来说，这位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特别的存在。 据郭台铭回忆，他在1995年结识乔布斯。两人相遇在会场，在郭的坚持之下，乔布斯破例给了他一张签名名片。郭台铭如获至宝，后来把它锁进了保险柜，打算当传家宝送给儿子。 2011年乔布斯去世后，郭台铭受邀去美国参加了葬礼，成为现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这场友谊的基础还是生意——富士康从90年代成为苹果供应商，早期为Mac 电脑生产框架，2007年开始接下iPhone订单。郭台铭为此很得意，“乔布斯为什么要把iPod、iPhone全部交给我？因为只有我能做。” 毫无疑问，苹果是富士康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客户之一，它成就了郭台铭在大陆的地位，后者也确实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但随着合作推进，郭台铭与这家美国公司的关系愈发复杂，他们互相需要，又时刻提防，并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努力把自己对对方的依赖降到最低。 郭台铭需要苹果，业内公认的看法是，富士康无法承受丢掉苹果订单的局面——后者常年贡献着富士康收入来源的一半。 但他不能只有苹果。一方面，代工模式利润低，当苹果公司的营业利润在2012年高峰期超过35%时，富士康的利润还在1.5%徘徊。而富士康的收入浮动受苹果销量影响也很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iPhone 出现销量下滑时，富士康收入也会随之下降。 于是，郭台铭一直想摘掉“苹果代工厂”标签，给富士康注入更多故事元素。去年登陆A股上市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简称工业富联）就是其中的一步棋。 工业富联是鸿海集团旗下的第二大业务，2015年重组成立。在郭台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搭建的这座商业帝国里，工业富联扮演的角色是拥抱最时兴的技术——通信设备高精密件、云服务器设备、工业机器人等等。 《好奇心日报》统计过一组数据：工业富联在2017年的营收为3545亿元，净利润162亿元；27万员工每天要吃掉270头猪；20万人在从事制造岗位，同样的，20万人学历为大专以下。 从这些数字看，工业富联做的似乎还是制造生意，只是技术门槛听起来更高了。 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A股“新贵”。从递交IPO材料到获批，它只花了36天闪电过会——一般公司的等待时间是1年半。绿色通道的VIP待遇之外，工业富联272亿的融资规模，也创造了A股2015年以来的新纪录。 正如1988年郭台铭与深圳的互相需要，30年后历史重演，只是其中一位主角换成了疲软的A股。 工业富联与A股有过短暂的甜蜜期。2018年6月8日首日形势大好：当天收盘时上涨44%，市值超过3905亿元，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但三个涨停板后，工业富联股价一路下滑，4个月后终于跌破发行价，最低达到11.11元/股，市值相比最高点蒸发超过2500亿。 根据工业富联今年3月发布的2018年年报，营业收入为4153.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为169.02亿元，同比增长6.52%，但净利润率只有4.07%——显然，这依然是代工厂的数据特点。 摇摇晃晃间，郭台铭距离台湾首富的位置越来越远。 郭台铭是一位站在风口的生意人 郭台铭第一次成为台湾首富是在2005年3月11日。他位列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83名，从而成为台湾首富。但那并非一段美好的回忆——首富光环没能阻止死亡的脚步，第二天，妻子林淑如乳癌扩散去世，年仅55岁。 郭台铭的婚姻曾经是一段典型的台湾爱情偶像剧：林淑如曾经是台北医学院的系花，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专科学历的穷小子，继而陪他创业，亲自下厨为员工做饭，工厂资金短缺时还多次从娘家借钱。 当然，穷小子郭台铭后来自证实力，从1974年的那家塑料加工厂开始，他一步步建起了鸿海帝国。如今，这个庞大体系中已经产生了至少10家上市公司，财富也让郭台铭成为了能够掌控甚至改变游戏规则的人物。 不过，回看他经商的44年，你不得不感慨，这位精明的台商曾经无数次抓住历史机遇，把自己变成命运的宠儿——他在60年代报考中国海事专科学校，背景是台湾当时外贸发达海事繁忙；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台湾兴起，他就开始制作电视机选台旋钮；80年代，当同行还在享受家电行业红利时，他看好计算机前景，拿下IBM 订单；…… 套用如今的话术来说，郭台铭是一位站在风口的生意人。他最近几年的投资和布局，似乎也是一部科技热词进化史，比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AI、5G、电动汽车等等。 一些时髦布局如今还是喜忧参半的局面——郭台铭花大力气收购的夏普在2017财年才终结亏损；蓝图中的大规模工业机器人尚未实现，富士康的用人成本还在继续攀升。 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太影响外界对这位69岁商人的信心。 郭台铭声誉最差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当“十四连跳”迅速塑造起富士康血汗工厂的形象后，他一度被台湾学者批为“台湾之耻”。残酷的军事化管理、超长工作时间，都成为被外界诟病之处。 “我非常伤心，一个月没睡过一个好觉”，郭台铭公开现身时略显憔悴。后来，富士康上调基本工资、开通服务热线、限制加班时间，以平息众怒。期间，乔布斯还把美国防治自杀的医生请到富士康工作了6周。 但风波平息后人们发现，富士康在各地的工厂招工处，依然挤满了排队的年轻人——它是流水线工人们的向往之所，这个事实并没有因为“跳楼事件”而改变。 这是郭台铭的成功和幸运之处。 曾担任郭台铭顾问的特里•陈将前者的成功归结于勤奋：“他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7天。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富士康的技术，正因如此，他的判断比高管们都要准确。” 但世间勤奋者万万千，作为时代“宠儿”的郭台铭，成功当然不是如此简单。这位成吉思汗的崇拜者曾经专门跑到内蒙古，找到成吉思汗后人，想了解家族内部流传的战斗奥妙。对方的答案是：“太阳往哪里下山，就往哪里打。”这句话后来演变成郭台铭管理富士康的原则：方向、时机和程度，都要靠速度完成。 而在内心的更深处，这位警察眷村出身的台湾人似乎始终保持着危机感。这或许是由父辈漂泊的命运、眷村不安稳的生活、父亲的军事化严苛管理交织而成，后来就演变成郭台铭治下的鸿海集团一次次转型进化，也演变成了他最喜欢给孩子讲的那个故事—— 他曾经每年夏天带着全家去黄石公园玩，女儿最爱喂鸽子。有一年，公园里突然立起了禁止喂食的告示牌，郭台铭不解，找到管理员问原因。对方告诉他：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后，鸽子全死了。它们平时习惯人类喂食，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显然，没有人愿意成为那群活活饿死的鸽子。（来源：首席人物观 作者：江岳）
新闻视点
过去40年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得以崛起？
【研究员】：wh
前几天政府发布的户籍松绑政策，让各路媒体兴奋了好一阵子，标题一个比一个取得耸人听闻，300万以下人口城市轻松落户，300万以上人口放宽落户，看起来是巨大的进步，各个城市不仅在抢人才，根本是人就抢，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把国家成长线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博览财经特稿】十年前的东莞风流倜傥，据说当年长安佳丽最多的场子，一天的流水能到500万，厚街的五星级酒店，全球最密集。 但其实东莞本质上是一座扎扎实实的工业城市，那些年，只要深莞公路堵车，全球主板硬盘类产品就要涨价。当我们在一片片整齐划一的电子厂、模具厂、塑胶厂、纸箱厂来往穿梭时，有小伙伴问我：“你说这些工厂，工资每一年都要涨，成本越来越高，将来会怎么发展？” 我们站在满是灰色工服的下班工人的路边，也只花了一点点时间推理，就一致认为：这些工厂迟早会迁到越南、柬埔寨等地方去。 理论很简单：低端制造业从欧美流向日本，从日本流向四小龙，再从四小龙流向中国大陆，在每个地方最多逗留二十多年，就该往更廉价人工的东南亚散去。事到如今，越南的工厂确实在一点一点发展起来。 其实我们推理的这条理论，是一个大国发展起来的必经线路，叫“工业强国的崛起之路”。这也是中国这四十年来，国家大步向前的核心发展线。 前几天政府发布的户籍松绑政策，让各路媒体兴奋了好一阵子，标题一个比一个取得耸人听闻，300万以下人口城市轻松落户，300万以上人口放宽落户，看起来是巨大的进步，各个城市不仅在抢人才，根本是人就抢，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把国家成长线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简单点说，就是国家的工业实力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必须把农村人往城里赶了。 我时常想起小时候，湖南乡下的农民们每到收回粮食，要每家每户拖着板车去交“公家粮”，粮站离我家不远，一脸愁苦的乡亲们坐在板车上谈论琐事时，连咳嗽声都透露着痛苦。 户籍制度将农民们锁死在土地上，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城里根本养活不了太多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要靠初级农产品维生，如果大量农民进城又没有生存空间，会造成流民问题。 户籍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钉死社会岗位。 现在想想，当初也不是想要制定户籍来压迫人，而是经济虚弱，城市实在养不起这么多人。 而当时中国农村的生活又是那么痛苦，挑水、拾柴、放牛、割猪草、煮猪食、耕种、施肥、除草等等，繁重而贫穷的农村生活让人人都想逃离农村。人仿佛像牲口一样活着。 每当我去研究别的国家经济发展史时，特别是一穷二白的国家进入工业强国的历史时，我总是对朴正熙这样的人物最为感慨，他残暴、冰冷、无情，牺牲了整整一代人的正常生活去完成国家工业的奠基，但也用最有效的方法，使国家在恶性循环的农业社会里得以解脱。 中国过去40年到底做对了什么才得以崛起？就是完成了工业化。是工业化使城市有了大量的工作，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顺带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不用再被钉死在土地上，他们进到城里时，有一份能谋生的空间。那时拖着板车交公粮的心酸农民，现在终于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每一个贫穷的国家走向工业化时，是必须要牺牲掉一辈人的，否则无法改变农业社会的恶性循环，而我们父母那一代（1950-197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被牺牲掉的一辈。 他们没什么机会接受良好教育，在流水线做着最繁忙僵硬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角色，只知道在为养活自己的家人而努力。 经过这一代人的牺牲后，到我们这一代人，才避免了繁重的生活陷阱，生活质量也开始稳步上升。 50-70年代农民的后代现在都不是农民了，他们都不会种地，有其它的讨生活的途径，农村的田地随着老人的离逝开始荒芜，就是农业人口逐渐转成工业人口，农业也要开始机械化，要出现大农场主，国家的转型完成了，工业人口自然都要往城里走。 在国家统计局的图表里，1980年中国农村人口是7.9亿，2018年中国农村人口现在只有5.7亿，而且现在这5.7亿跟过去的7.9亿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以前是真的只靠种地为生，现在这5.7亿人口里实际上有3亿早就转型成产业工人。 时机已经成熟，要把这些事实上的工业人口往城里迁，不需要钉死农民岗位，户籍制度自然就要快到了废除的边缘，各个城市就必须放宽落户政策。 对工业化人口管理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城市群，让每个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只有人群聚集了，基建和行政管理的成本才会降低，日本、韩国的主要人口都在城市群，光首尔就住着全韩国20%的人口。 所以核心问题就是工业化，是工业化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慢慢变好。 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一个很不错的高度，是唯一把联合国所有工业分类全部吃下的国家，我们吞下了世界所有工业类目里的低端和中端，每年还有几百万工科大学生毕业，人力资源充足，准备全面向高端挺进。 现在全世界能完全独立建造航母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少？因为建一艘现代航母至少需要这个国家有1000万产业工人做底子，曾经的海上霸王大英帝国全国才6600万人，还搞什么皇家海军？专注成为欧洲金融中心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2008年时，美国总统访华，曾经提出中美G2构想，就是美国站在工业化的顶尖位置，吃利润大头，中国在中低层为美国保障生活品质，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惜中国这些年不听话，非要努力奋斗，往世界产业链的高端爬，爬到现在，终于逼得美国出手，又是打毛衣战，又是想办法压制华为。 日本和韩国身为发达国家，为什么日韩的企业员工看着比欧洲国家的人辛苦多了，除欧洲本身存量大，一是欧洲国家像英法有传统殖民地在，可以从那些表面已经独立的殖民地吸血，二是欧洲国家通常吃最顶尖的工业端果实，都是利润最高的行业，如法国的大飞机，瑞典的军工，这些行业是对日韩锁死的，如果放开让日本人搞军工，瑞典真不一定是日本人的对手。 欧洲和日本这些年因为错过了互联网浪潮，经济停滞不前已经很久，吃下互联网产业的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则跑得飞快，两国为了在第五次科技革命获得领先，都是倾尽国力在竞争（第一次是金属制造，第二次是蒸汽机，第三次是电气化，第四次是信息化），但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着打着气氛越来越古怪，两国好像有从对手变成盟友的迹象（外交真的好牛逼），两只猛兽的和解是因为有了新的猎物，欧洲和日本默默地捏了把汗。 也是因为两国经济交锋了这么长时间，为了回避政府补贴高科技企业问题（中国制造2025），还打出了中国的科创板。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要中国不犯错，在科创板的输血下，20年内肯定能吃下大量高端产业的（这些产业中，有很多日本韩国的优势项目），而到那时，中国必定将实际牢牢控制东南亚各国，如果俄罗斯没有靠着北极航道完成经济逆袭，这个被慢慢放血的国家就废了，大片西伯利亚领地也可以想一想了。 日本必定在中国的阴影下让出部分产业（如汽车产业会吐出很大分额），韩国可能是半导体，失去部分支柱产业，日本会从世界顶级发达国家下坠到中上发达国家，人均GDP可能会降到2万多美元每人（现在是3.8万美元）。 而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将会惠及到每一位中国人。到那时，中国大量二线城市能达到国际水平，东部地区全面发达国家化，城市群越来越成熟，从香港到惠州都有大量直达的公共交通，将整个珠三角密密麻麻串在一起。 而农村地区，将会越来越像美国，用极少的农村人口管理农业，实现规模化，机械化，保证全国自供自足。 迟钝的欧洲和日本，必定会成为中美竞争的最大受害人。因为世界可能是大家的，但归根结底，世界一定是中美的。（来源：卢克文工作室（lukewen1982） 作者：卢克文）
形势分析
明斯基压制下 未来房产将严重分化
【研究员】：wh
中国的经济周期就这样和房地产周期拟合了。经济要向上，需要信贷，需要家庭加杠杆买房子。而全国有能力加杠杆的家庭数也就在1.3亿户，就是号称所谓的1.3亿中产阶级。但在去年12月，已经加了杠杆的家庭达到1.04亿户。而经济稳定增长需要一个极高流动性的市场，市场现在流动性转弱，那么负反馈就开始启动。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看了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在一场年会中的演讲稿，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假如中国在改变劳动出产率旧模式下运行的轨迹，想要在更短时间、更高的平衡位置找到中国经济L型那一“横”，只有缔造出更多全要素。六个单元的信用（暗指：樊纲的六个钱包理论）未必有一个单元的GDP新增出来，功耗极大，继承干下去早晚“明斯基”。因此将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缔造更多的全要素，需要缔造出更多的技能成本、人力成本、智力成本、信息成本、常识成本去填充中国将来的经济增长。 刘博说的这一咕噜话其实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过去经济靠房地产、低端人力制造业等旧的模式已经不行了，特别是房地产，已经是落日余晖了，经济如果想突破那一横，必须要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出来，比如新技术、新人力智力等等。 刘博为何怒怼樊纲的“六个钱包”？ 六个钱包，指买房子首付用男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加上女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六个钱包的钱。 给各位算一个总账。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周期几乎和信贷周期是同步的，而信贷周期又和房地产周期是同步的。 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周期就这样和房地产周期拟合了。经济要向上，需要信贷，需要家庭加杠杆买房子。而全国有能力加杠杆的家庭数也就在1.3亿户，就是号称所谓的1.3亿中产阶级。但在去年12月，已经加了杠杆的家庭达到1.04亿户。而经济稳定增长需要一个极高流动性的市场，市场现在流动性转弱，那么负反馈就开始启动。 现在有能力加杠杆的，我们把未来收入持续增长能进入到中产阶级的这部分家庭也算上，也就三千到四千万户家庭，所以，要是把经济的增长的希望放在这四千万户家庭的加杠杆买房上，是比较危险的。 分化！仅一二线回暖！ 但是，2019年一季度，一二线房地产是回暖的。来看看三月31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
这里面有21个城市是上涨的，其中，贵阳以2.19%领涨，注意：这可是单月涨幅！另有9个城市下跌，其中南宁持续两个月跌幅较高，为2.13%。 整个一季度，很多城市住房和土地市场出现双双回暖。特别是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厦门等几个城市，二手房和新房成交持续回升。不仅房价涨，地价也在涨。
当然，如果认真仔细看了上面两个图标，今年一季度这种房价和地价的双双上涨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一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三四五六线整体没多大的动静。 因为回暖的这些城市有一些共同特征，就是房地产调控开启的比较早，所以当地购房者受抑制的程度是很深的。 去年底起政策微调下，刚需加速释放。而三四五六线这一波没起来就一个原因：人家二线城市都在疯狂抢人，搞得下面三四五六线没钱没人，怎么涨？ 中长期看，三线及以下城市压力依然存在！所以除一线城市溢出的、也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圈周边的强三线城市还有希望，非都市圈的低线城市压力仍然存在，未来的演变我们要慢慢观察。 货币、债务与房价的逻辑性错误 4月12日人民银行公布的3月社融、信贷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引发市场极大的争议。很多人都认为大水漫灌又开始了，房价股市又要暴涨了。 但是，很多人对货币超发、债务杠杆、房价泡沫等等问题的看法上、理解认知都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和数据虽然准确但都是滞后的，自从1月降准以后，央行的货币政策放松节奏就逐渐在减弱，整个2-3月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回笼了资金-6815亿元。并且央行还出面否定了“4月降准”的消息，也就是说二季度开始，货币政策会从一季度的较宽松到逐渐适度收紧。 货币政策，我们要往后看，不要往前看。所以，你看很多流行的观点逻辑链条非常简单，因为符合人们的常识，并因此易于流行，但如果你仔细好好想想，要么有时滞错误，要么有逻辑错误。 我们就拿超发货币这个问题来讲，许多人觉得中国超发货币了，而且央行印钱太容易，所以导致了房价过高。 但实际上，印钱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中国的信贷大部分由房地产融资推动，而在中国经济中，和房地产一样能够撬动货币进行信用扩张的，就是过去高度依赖影子银行融资的土地财政。 换句话说，必须由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自身周期共同共振，才能撬动银行进行货币派生的功能。 一、二线城市房价高及这次房价的回暖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制度造成一二线城市供给严重不能满足需求，地方政府不断的推高地价所导致的，这个是核心。 而购房者要用六个钱包去买房又落入到一个“囚徒困境”的循环里。“因为我不这样干，别人就会这样干，与其别人这样干，不如我先这样干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控制房地产要通过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来压抑需求，但是这种压抑是有期限的，每过几年，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再叠加上需要松绑楼市的土地财政又会再一次来启动信用周期造成高房价。 如果这样下去，那么这种自我反馈的正循环就无从破解了，房价只会一二线永远涨。这种反馈下，债务会越来越高，杠杆会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债务危机。 这也就是开头刘博讲的，如果这样搞下去，早晚“明斯基”。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不就是“明斯基时刻”么？！那时美国资产价格下跌，不断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抛售资产，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的下跌，出现负反馈循环，最终导致市场的流动性枯竭演变为金融体系的崩溃。这过去十年了，就又都忘了？ 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像刘博所讲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缔造更多的全要素，需要缔造出更多的技能成本、人力成本、智力成本、信息成本、常识成本去填充中国将来的经济增长。 如果房价继续暴涨，人们继续疯狂加杠杆，那么早晚明斯基。 所以，市场上每天都会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猛一看似乎符合常识，也有逻辑，但是好好想一想，总会发现有问题的致命破绽。所谓微观上的准确不代表宏观上的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综述：在明斯基压制下，房价不会全面暴涨！未来房产会严重分化！机会，仅仅在一二线和一线城市溢出的、也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圈周边的强三线城市！（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拾叶）
撤县设市不只是一字之变 “特大镇改市”开闸在即
【研究员】：wh
20多年前，“县改市”曾经风行一时，不过随后就被暂停。直到2017年，在新型城镇化的指导之下， “县改市”重启上阵。不到两年时间，全国已有18个县获批为县级市，包括浙江省玉环、陕西省神木、湖南宁乡、江苏省海安、贵州兴仁等等。而正在排队申请的县城，更是超过一百个。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除舆论最关注的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之外，还有一则消息将会显著影响到城市格局。 发改委文件指出，稳步增设一批中小城市，落实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 这意味着，继2017年“撤县设市”重启之后，“特大镇改市”开闸在即。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乃至河北的一些强镇，有望升级为“城市”，这将带来多大影响？ 撤县设市VS特大镇改市 我国究竟有多少个市县和城镇？ 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334个地市，2851个县区，以及39888个乡镇与街道。
所谓城市，自然是人口聚居且工商业发达的区域。按照官方定义，指的是经国务院批准设市建制的城市市区。 在目前的行政区划中，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四重架构。至于普通县城，只有城关镇属于城市区域。 城市有级别，而乡镇无论多么发达，都属于基层行政单位。 有的乡镇只管理一两万人口、经济总量相当小，有的乡镇则富可敌城。无论是GDP、工业生产总值还是人口规模，都超过了普通地级市，但在行政层级以及管理权限上并无太大差异。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广东佛山东莞中山、江苏昆山张家港、浙江温州、河北保定、福建晋江等地区。 所以，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提出了“新设立一批中小城市”的推进方案。而新设中小城市的途径，一是撤县设市，二是特大镇改市。 撤县设市，已经开闸将近两年。20多年前，“县改市”曾经风行一时，不过随后就被暂停。直到2017年，在新型城镇化的指导之下， “县改市”重启上阵。 不到两年时间，全国已有18个县获批为县级市，包括浙江省玉环、陕西省神木、湖南宁乡、江苏省海安、贵州兴仁等等。而正在排队申请的县城，更是超过一百个。 如今，“特大镇改市”再次被提上日程，说明“镇级市”已经不远了。 近年来，虽然各地都有强镇扩权之举，赋予强镇以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但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强镇都受到诸多限制。 所以，无论是从推进城镇化的大局出发，还是从强镇经济发展的现实看，推进“镇改市”都有其必要性。 百强镇排行：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四省霸榜 不久前，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发布，经济位居全国之首的广东只有两城入围，一石引发发千层浪。 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广东“撤县设区”推进较快，如佛山南海顺德早在2002年就“撤县设区”，而广深等地早已不存在县或县级市，自然不会有百强县之说。 另一方面，珠三角镇域经济相当发达。在东莞、佛山、中山的一些镇，GDP和人口规模，都可与内地的地级市相提并论。 以东莞虎门镇为例，2018年虎门镇GDP高达635.8亿元、常住人口超过65万人。单看GDP，虎门镇已超过海南三亚、广西贺州、湖南张家界、湖北天门等众多地级市。 与虎门镇处于同一层级的镇还有河北廊坊燕郊镇、苏州昆山玉山镇、佛山南海狮山镇、佛山顺德北滘镇、东莞长安镇塘厦镇常平镇、温州苍南龙港镇、青岛李哥庄镇，等等。 这是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的2018年全国百强镇排行：
可以看出，百强镇由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四地霸榜。其中，广东占据31席，主要分布于东莞、佛山和中山；江苏占据30席，主要分布于苏州、无锡；浙江占据17席，福建占据10席。
这些地区经济总量都堪与地级市相匹比，城区人口规模更是超出一般的地级市。显然，这些镇虽然保留着乡镇之名，但实际上已无城市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不是处于发达地区，以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来看，这些乡镇，基本上都可以升级为县或县级市。 如果镇改市推进顺利，在不远的将来，镇级市将会成为发达地区的常态。 镇改市：利好有多大？ 撤县设市，不只是一字之变；镇改市，所带来的同样不只是名称上的变化。 从镇到镇级市，最直接的利好则是区域从乡镇升级为城市，城市层级得到显著提升。举个例子，东莞虎门镇如果升级为镇级市，未来的称呼将变成“东莞虎门市”，无论是给人的直观印象，还是实际城市层级，都将不同于以往。 相比于名称上的利好，实际利好更多。从镇到镇级市，城镇将享受到更大的管理权限。以往乡镇往往没有独立规划权及房产等事务的管理权，土地供应受到限制，财政分配也受到县级政府的约束。一旦镇级市变成现实，那么这些区域在行政权限上，将有望与县同等对待。 让镇级市承担起城市的功能，这意味着无论在行政审批还是公共服务方面，乡镇都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既然有了中小城市的体量，又有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那么相关的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都要与时俱进，这无疑将提升区域竞争力。 不过，值得担心的问题是，目前已经是“中央-省-市-县-乡镇”的五级管理模式，如果中间再加入“镇级市”，行政层级势必更加繁复。 同时，强镇一般都是经济中心，强镇扩权后，与县城所在城区必然加剧竞争关系。更关键的是，当乡镇升级为镇级市之后，无论是规划还是财政，都不必再受制于原有的县级单位，这其中存在的利益纠纷，也将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问题，需要未雨绸缪。 到大城市去，到发达地区去 我国城镇化的方向越来越明确。城镇化正在进入下半场。如果说上半场主要是农民工进城，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雨露均沾，那么下半场就是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时代。 一、一二线大城市优势会更加明显。未来，人口和产业都将向强省会、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大城市群转移，拥有的概念越多，未来所能享受到的利好就越多。 二、收缩型中心城市，将受到诸多限制。人口流失，土地指标和财政补贴必然要随之减少，收缩城市想要再玩大建新区和土地财政的游戏，恐怕行不通了。 三、大城市群的“镇级市”，有望成为新的黑马。镇改市，为强镇提供更大发展助力。如果强镇位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区域，竞争优势将会更加突出。 所以，还是那句话，到大城市去，到发达地区去。（来源：国民经略（guominjinglve）作者：凯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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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权威预测一错再错 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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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博览财经特稿】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他自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18年连任该职，并被国家监察委员会聘为特约监察员，聘期至2023年3月。鉴于翟振武在人口学界的地位，有必要详细分析其言论及其影响。 翟振武过去的推算和预测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学术行为的，是他在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该文称：“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 从二孩政策效果看，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他预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即4995-1600）。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对2015年的1655万，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即1786万-1655万），不到他预测的1/20。 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如他在2008年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这里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约1600万，2012年仅1635万，远低于他预测的1900万。 又如，在单独二孩实施后的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微降1.72至115.8，而出生人口则微升47万至1687万。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却夸大其词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他还预测：“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1655万，不但没大幅度跳跃，反而比上年减少32万。 再如，在全面二孩实施一年后的2017年2月，翟振武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加900多万人，最后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们能达到14.2亿左右。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五”头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别为809万、737万、530万。而且，未来两年的新增人口会远少于530万。即使维持在530万的水平，“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也仅627万，比他预测的900多万要少30%多，总人口最多仅14.06亿，远不到14.2亿。 翟振武不仅严重误判人口趋势，还缺乏基本常识，甚至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开河。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超过8亿。 对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 预测出现偏差，或偶尔口误都情有可原。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欠缺。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方向上错得如此离谱，令人怀疑这是在故意扭曲。翟振武近日言论似乎在继续这种行为。 翟振武称，以公安户籍登记数推算，2006-2014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1。公安数据并不公开，不知道他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更无法验证他的计算。由于户籍政策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户。笔者今年曾协助起草一份全国人大建议，解决一人多户乃至学籍与户籍错配的问题；很多人当年让孩子在外地上户以规避计划生育处罚，等户籍脱钩计划生育后又在本地上户，导致一人多户。 翟振武称，他根据2017年小学在校人数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为1.69。但自1997年中央分担部分教育经费后，在校学生数长期有虚报倾向。在2013年采纳电子学籍后，各年级在校学生数就普遍缩水10%以上。虽然学籍管理日趋严格，但因为在校学生数涉及教育经费，虚报现象难以杜绝，而在电子学籍采纳之前的虚报更难清理。教育部门删除重复学籍非常谨慎，甚至还需家长申请。 针对人口和生育，国家统计局每年按惯例会公布1‰的抽样调查生育率，以统计公报公布出生人口数，尾数逢0年份会进行人口普查，尾数逢5年份会进行1%抽样“人口小普查”。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其必要性正是因为其他数据源难以准确反映人口状态。此外，卫生机构每年还会公布分娩数据。 表1显示了不同来源报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其中，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对应岁数的人口，后者按全国总人口成比例调整；由分娩数推算的是当年卫生机构活产数/住院分娩率；2017年在校生分别是各年级学生数，假设所有孩子6岁上学，且没有变更年级。据生命表推算，2006年以来，0至12岁的累计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对分析影响有限。
根据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要远高于其他数据。针对2007-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计算为1.56、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测为1.51、每年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为1.37、由分娩数推算为1.37。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数据，结果则分别为1.57、1.54、1.53、1.42、1.37，全部显著低于翟振武由公安数据估算的1.71和由教育数据估算的1.69。 在各种方法中，根据每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最直接，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虽然使用的抽样仅1‰，但不受汇总数据利益的影响。人口普查数据是系统性采集，较好地保持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理应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人口数据，其准确性也为“人口小普查“所佐证。 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数据不仅有虚报倾向，而且由于采集时间不同和方法差异，存在内部不一致性。在估算总和生育率时，教育数据只能提供在校学生数，而母辈数据必须来自其他数据源。这些因素给偏差性使用数据留下空间。 特别是，总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龄别妇女数量、生育年龄分布和出生人口的选取等环节。如果在每个环节刻意选择有利数据，导致5%的偏差，那三个环节就能带来15.8%的偏差。如果实际生育率是1.45，这种选择性使用数据甚至可以算出1.68。鉴于翟振武过去预测的一贯表现，和他解读数据的扭曲和夸张，无法排除他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过程中，选择性使用数据以得出严重误导的结论。 翟振武还提到，“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45岁妇女在结束生育期时，平均生育了1.68个孩子。这就与教育部、公安部获取的数据计算结果基本一致。”但在2017年45岁的妇女，是生于1972年的70后，在他计算生育率的2007-2010年区间里，已是35-38岁，早过了生育高峰；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妇女，在2017年应是34岁左右，即出生于1983年的80后。我们根据每年抽样调查生育率重构的数据，计算她们在2017年的累计生育率只有1.25，终生孩子数难以超过1.4，根本不能佐证翟振武根据教育和公安数据计算的结论。 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调47.5%到1.8。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比可能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无法体现生育意愿的快速变化。 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2010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平均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1.25、1.22、1.26、1.05，平均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2009年间的最低值。 不过，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其实，统计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在2001-2009年，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平均每年多180万。但在2011-2015年，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平均每年要多387万。如此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率，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在2001-2009年，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年均少71万；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要多23万到230万，年均多107万。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核实，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更能如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 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基于相同的样本，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抽样调查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按该报告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公报出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25万还少202万。 坦率地说，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但对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现实比预料的还严峻，只是更强烈地印证我们的忧虑。此后，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从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一文中则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测下限（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 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1.58。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66、1.63。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 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因而会很快消失。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该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但由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数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两个倍数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也即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堆积。去掉该因素，自然生育率仅1.1。 因此，随着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从2001到2007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67、0.80、0.78、0.72、0.56、0.69、0.67。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来看，未来生育率回升有限。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8，那也意味着20%的妇女将终生无孩。 翟振武在专访中提到，“50岁以上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零的不超过3%，也就是中国有97%的妇女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后半句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中国妇女的一孩生育率高达0.97。而过去7年的数据显示，一孩生育率介于0.56-0.80。翟振武弃用最近几年直接反映育龄妇女一孩生育的数据，却从50岁以上妇女的终生生育状态，来间接推算目前妇女的一孩生育率，不知道他意欲何为？ 近年持续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说明，中国目前生育主力90后的生育意愿已大大低于之前代际的妇女。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中国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91，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46。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意愿都高达2，虽然它们的实际生育率分别仅1.46和1.22；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低于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和韩国。 而且，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养老体系完善、养育竞争白热化等都会继续挤压生育意愿。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潜移默化，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一孩生育率与东亚其他地方看齐的情况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只会更低。 此外，导致未来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除了堆积消失及生育意愿弱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之外，是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从2018到2028的10年间，22-30岁的育龄高峰期妇女将萎缩37%。再考虑到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在10年内有望降到1000万以下。图1是我们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近年公布出生人口数及各年抽样调查年龄别生育率的相对比例，对过去和未来出生人口的推算和预测，假设未来总和生育率在堆积反弹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到自然水平。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预测（百万）
翟振武他在专访中提到，“今年（即2019年）出生人口可能会在1500万上下。”但根据我们上述预测，2019年的出生人口会继续锐减，减幅会小于2018年的200万，但依然可能超过100万。而这只是未来出生人口雪崩的开始。 翟振武进一步声称，“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将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量接近10亿。”严格来说，这并非人口预测，而是基于一个目前看来高不可及的假设，绘制完全虚幻的远景。如果生育率5年内逐步跌至1.2，那中国人口将早至2021年达到高峰，到本世纪末总人口将跌至6.5亿，到2150年将跌到3.3亿。 如前所述，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58，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为1.63；201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未公布，但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1.46。而去掉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中国自然总和生育率不到1.2，远远低于翟振武声称的长期高于1.6的水平。 在我们看来，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来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从其一贯言论看，翟振武不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也违背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在超低生育率危机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背景下，相信历史会记住哪些人说过哪些话。（来源：人文学会（HES1929）作者：梁建章、黄文政）
招惹众怒 视觉中国难用“避风港规则”逃责
【研究员】：wh
据视觉中国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视觉中国“视觉内容与服务”板块收入占上市公司总收入81.81%，实现营业收入5.7亿元，同比增长34.48%，该业务实现净利润2.3亿元，同比增长43.74%。随着利润和营收增长的还有视觉中国的诉讼案件数量。通过查询发现，视觉中国旗下的汉华易美和华盖创意涉及的裁判文书数量均超4000件。其中，仅2018年，上述两家企业裁判文书总量就达3348件，比2017年的1831件，增长45.31%。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视觉中国陷入舆论漩涡。起因是4月10日晚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发布。4月11日中午，有网友发现黑洞照片被列入视觉中国“编辑图片”，视觉中国声明如果用于商业使用应联系其客户代表，标注“版权所有：1995-2019©视觉中国”。
“视觉中国”因黑洞照片版权问题引发公众质疑，一个号称以版权保护见长的公司，却被发现连国旗、国徽都明码标价，这场“视觉中国版权风波”立刻引发巨大争议。 针对视觉中国网站发布违法违规图片信息的情况，4月11日夜，天津市网信办依法约谈网站负责人，要求网站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清查历史存量信息，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依法办网、依法经营，切实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视觉中国网站负责人表示作为平台方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将全面彻底整改，在此期间暂时关闭网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接受社会及网民监督。视觉中国官方微博@视觉中国影像 4月12日也发布致歉信指出，自愿接受天津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依规对其的处理。 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晚间新闻》节目中评论指出，一个宇宙黑洞引出一个行业黑洞。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我国也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和监管体系建设。视觉中国以“能奈我何”的嘴脸，把法务做成销售，一头侵犯原创者的合法权益，一头又对使用者进行“维权敲诈”, 既苦了原创者也苦了使用者。 所以才有了网上那句“苦视觉中国久已”。这种恶劣的勾当屡屡得逞，严重破坏市场秩序，更向公众展示了版权交易中一颗吸血的毒瘤。严惩“视觉中国”很有必要，严防“下一个视觉中国”更有必要。健康良性的版权市场必然是激励原创者创作热情的市场；必然是不给“视觉中国们”任何生存机会的市场。
视觉中国被广为诟病的“维权套路”什么样？事件对版权经营有何影响？法律专家对此又是如何评价？ 调查：视觉中国平均每天15.6起官司 视觉中国号称是以“视觉内容”生产、传播和版权交易为核心的互联网科技文创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过去5年中，其官司近万件。这些数据也揭开了视觉中国真正的盈利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视觉中国盈利模式中有一项为“为内容生态中的生产者与使用者提供全方位的版权交易和增值服务”。另据视觉中国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视觉中国“视觉内容与服务”板块收入占上市公司总收入81.81%，实现营业收入5.7亿元，同比增长34.48%，该业务实现净利润2.3亿元，同比增长43.74%。随着利润和营收增长的还有视觉中国的诉讼案件数量。 通过查询发现，视觉中国旗下的汉华易美和华盖创意涉及的裁判文书数量均超4000件。其中，仅2018年，上述两家企业裁判文书总量就达3348件，比2017年的1831件，增长45.31%。 此外，在超过八成的案件中，两家公司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案由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为主，占比超过八成。 另据裁判文书收录网站Openlaw数据显示，与“视觉中国”关键词有关的法律诉讼，2018年全年共有2968起，2017年更是达到5676起，也就是说，这两年平均每天视觉中国就有15.6起官司要打。 图片交易难查记录 摄影师：不知道卖了多少钱 据某摄影师透露，像视觉中国、东方IC这种图片网站，一般都有自己的签约摄影师或者机构，他们会上传一部分照片，但大部分照片是注册用户上传的，注册用户中除个人还有一些机构。视觉中国这种图片网站并不是生产照片的公司，他们只是版权代理机构，网站上的照片署的版权拥有人往往也不是视觉中国。 对上传照片的人来说，照片销售出去以后上传者才可以拿到分成。据介绍，视觉中国刚创立时，分成比例是五五分账，视觉中国和版权人平分，后来变成七三分、八二分，“视觉中国拿收入的大头，摄影师拿小头”。 那么照片上传者如何知道自己的照片是否销售出去、卖了多少钱呢？据介绍，上传者名下有一个账号，可以通过这个账号去看销售记录，但该数据上传者自己无法核实，因此一些摄影师会怀疑自己的照片被卖了却没拿到钱，“这是常有的事情，其实不止视觉中国、东方IC等网站，只要销售图片的公司都会产生这种纠纷。” 在照片的价格上，定价权是协商的，定价权可以在上传者自己手里，如签约的时候自己说照片卖多少钱一张，然后根据销售量分成。但是绝大部分定价权在视觉中国，所以有时候照片具体卖多少钱，上传者并不知晓。 另一位摄影师也表示，他也在视觉中国上传过照片，当时的分成机制是五五分，通过系统可以看见哪张照片被下载了多少次，但看不到详细交易记录，他收到的报酬是按月计算的，并不清楚每一张照片卖了多少钱。 9张图片索赔18万元 医疗机构房地产商中招 某媒体编辑就曾先后遭遇视觉中国和全景网络的“维权信”。据介绍，“我们在一篇文章中用了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是被采访对象提供的。但是大约过了半年，就接到了视觉中国发来的律师函，称我们的图片侵权，要求赔偿。”在与视觉中国代表的沟通中，对方一直建议其购买图片合作套餐，并表示如果购买上述服务，侵权图片可以算作服务部分，不用额外支付赔偿。 2017年4月，视觉中国曾将腾讯告上法庭，称其在微信企业账户及新浪官方微博中，未经许可使用了9张视觉中国拥有版权的图片，要求腾讯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18万元。 对此，腾讯辩称，在其他网站上也有不同水印的涉案图片，不能证明视觉中国享有图片的著作权。但最终，法院判决腾讯赔偿视觉中国4万元。 上述两家公司的诉讼对象中，医院和房地产商是“重点对象”。仅2019年4月，即将或已开庭的诉讼中，就包含乐清市人民医院、嘉兴市第二医院、湖北省中医院、余姚市人民医院、上海集益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瑞安市人民医院（瑞安市人民医院医疗服务集团瑞安市妇幼保健院瑞安市红十字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 2019年4月3日，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汉华易美的被告，开庭案件号多达19条。2019年3月27日，对金香港珠宝(深圳)有限公司的诉讼，案件号也多达10条。 高达4000多条的开庭信息，仅仅只是“视觉中国”维权的冰山一角。除开庭信息外，在已立案但未开庭的信息中，仍有多达3184条信息赫然在列。一家名为深圳市粤豪珠宝有限公司的企业，将在2019年5月22日迎来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多达31条同案由诉讼。 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厚省教授表示，类似这样的集中诉讼行为，可能存在“滥用诉权、提起骚扰型诉讼的嫌疑”。 揭秘：创业从6000卷胶卷开始 汉华易美和华盖创意两家公司的法人是柴继军，其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视觉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其也是视觉中国的第四大股东，目前持有视觉中国7.1%的股份。这位45岁的前摄影记者，如今身价超10亿元，是25家公司的法人。 早在2000年，柴继军还是某媒体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他与当时同报的文字记者李学凌开始联合创业。当时柴继军家中还囤积着6000卷胶卷，一直琢磨着怎么最大限度地开发闲置照片的价值。最终他们决定做一个连接用图单位和摄影师的数据库。 柴继军和李学凌一拍即合，两周内将网站搭建完成，摄影师可以随时随地将图片通过网络上传，客户付费后获得授权下载，摄影师可通过后台看到下载记录，然后与网站分成。 2000年5月1日，网站正式运营，取名“Photocome”。后来因新浪上市后业务扩展，需要大量图片，于是就跟“Photocome”合作，当时开价是每张图片50元，每月费用达几十万元。2005年，柴继军离职，并与国际知名数字影像公司Getty Images成立华盖创意，图片生意发展迅速。2014年该公司借壳上市，原股票远东股份正式更名为视觉中国。 对于外界诟病其维权式营销，柴继军表示，事实上视觉中国的图片版权并不是特别贵。对于图片版权生意，他表示，图片内容产业距离成熟还相差太远。“实际上，要去网上找一张好的图片是比较困难的，而我们这里有大量优质高质量的图片，为你降低制作成本、解决版权问题。从长远看，我们不可能去‘敲诈勒索’，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你跟我签合同，我给你提供优质服务，仅此而已。” 有评论认为，尊重著作权，不意味着要“尊重”视觉中国的经营方式；吐槽视觉中国，也不能损害来之不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共识。 视觉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一、以保护之名实施著作权侵权，掠他人之美，冒充著作权人实施欺骗、讹诈，如黑洞照片的著作权人已经开放版权，视觉中国却假模假式对外收费，事实上视觉中国将大量海外开放版权的照片“占为己有”；二、视觉中国搞碰瓷式的维权，动辄进行高价索赔，动辄要求签订包年合同。 这一事件说明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只是还得探索出著作权保护和传播的权利平衡点。 声音：自媒体应付出运营成本 针对视觉中国用无版权照片牟利这一行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表示，若视觉中国通过图片搜索技术将网上的图片盗用至其网站上，再声称具有相应版权予以售卖或“维权”的行为经有关部门调查属实，则依据《著作权法》及《民法总则》的规定，视觉中国已经构成对相关图片权利人著作权的侵犯且涉嫌不当得利，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若视觉中国以自己根本不具有版权的图片作为事实基础进行所谓“维权”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 北京博审律师事务所刘博今律师也表示，视觉中国若以虚构的版权，要求公司付款，可能涉嫌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但他强调，涉罪的前提是需造成对方损害并达到严重程度。 此外，上海律师丁金坤还表示，如果视觉中国以虚构的版权，捏造虚假的被侵权事实，起诉对方索赔，还可能涉嫌严重扰乱司法秩序，将会涉及虚假诉讼罪。维权诉讼是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是正当行为，但如果走向极端，以不正当方式牟利，则该行为本身也会被法律制裁。此外， 针对在本次事件中，图库方的不当行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谴责，使得网站关闭、整改，不属于免责事由。如关停网站的行为给客户造成了损失，律师表示，相关客户可以依据《合同法》及双方的合同约定主张权利。 随着公众号、微博等各类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此产生的图片、文章、视频著作权侵权纠纷数量较往年有大幅增长。法院法官提醒网络公司及个人，厘清法律所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对于非合理使用的情形应当取得他人授权并支付报酬。对于宣传内容所使用到的图片、文章，要加大作品创作的投入，要舍得投入成本，形成的著作权也要注重版权登记。购买他人作品时要注意合法来源的审查。究竟什么样的图片算侵权？ 一、《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创新、创造性的劳动。视觉中国直接将他人的logo图案做了矢量图、打上水印，其中没有“创造性劳动”，当然不能享有著作权，视觉中国拿这个“盖戳卖钱”本身就是对著作权的侵权。 二、广义上的“二次拍摄”， 一些官微编辑不理解：自己家的楼、自己家的产品被拍摄做成图片之后，怎么成了人家的知识产权？其实，商品、大楼本身并不产生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相反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是付出创新性劳动的，包括光线调整、明暗对比等，所以“二次拍摄”会产生著作权。 三、肖像权和摄影作品著作权之间的冲突。这次很多公众人物、明星站出来吐槽：自己在一些公开场合的照片被摄影师拍了之后，卖给了视觉中国，自己一分钱都拿不到。肖像权和著作权属竞合关系，搞活动让摄影师来拍照，如果不是事先厘清著作权归属的话，那么照片著作权就是摄影师的。 亲历者角度陈述过程中的事实 我之所以关心这个事件，是因为我曾经代表客户与视觉中国谈判和诉讼，站在视觉中国的对立面了解到一些信息，可能可以帮助读者更多的了解视觉中国。我无意于作出道德判断，仅以亲历者的角度陈述过程中的事实。 本案中，我的客户是中国知名的电商平台，事发时客户App下载量处于中国区免费榜前列。 2016年7月12日，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以视觉中国的名义发邮件给我的客户，称其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20多张图片，要求赔偿。我代表客户回函，要求其罗列具体的图片及相关链接，以便我方核实。但其并未回复。事后推测，该员工应该不久就离职了。 2016年7月24日，视觉中国看我方没有主动与其和解，其员工徐XX向苹果公司的App Store投诉客户的App，称客户App侵犯视觉中国的知识产权。客户向苹果公司电邮申辩。但是2016年8月17日，客户的App仍遭苹果公司突然下架，在App Store中无法搜索到客户的App。客户焦急万分，我致电汉华易美公司要求撤销投诉，我们不回避任何侵权的问题，但是App本身确实不存在侵权内容。汉华易美拒绝核查和处理，只是强调被投诉一定是客户App侵权了，其投诉至苹果App Store一定是有证据的。 2016年8月17日傍晚，视觉中国北京员工打电话给我，电话中该员工承认客户App中没有任何侵犯视觉中国著作权的内容。像客户App这样重量级的App之所以被下架，是由于视觉中国与苹果公司有特殊的协议，无需举证就可以直接要求下架任何App。虽然对此说法，我无从查证，但是从我处理苹果App Store投诉的经验看，苹果公司对视觉中国的响应确实远超普通的投诉人。 2016年8月19日上午，客户App恢复上线，App Store可以正常搜索和下载。之后，视觉中国多次联系客户，要求客户购买视觉中国图片。对于错误投诉导致客户的损失却只字不提。 2016年8月23日，客户发函给视觉中国认为其错误投诉导致了经济损失，损害了公司的声誉。事后，视觉中国回函客户，否认其存在的过错，并且坚持认为客户自身存在过错。同时，视觉中国依然坚持不懈地要求与客户开展合作，购买其图片的授权。给出每张单价100元，每年采购量1000张的方案。但是对于错误下架客户App的问题依然避而不谈。客户整个管理层都无法接受在这样的胁迫下谈合作。 2017年4月，汉华易美的王X发函给客户，认为客户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图片263张。在我提出核实要求后，视觉中国将263余张图片的链接发送给我，但图片分辨率极低，核实过程非常艰难。虽然要求视觉中国提供更为清晰的涉事图片，但是遭到拒绝。客户对能够辨认的图片做了核实，确实部分图片在官方微博和微信上使用。 2017年4月21日，经过多轮协商，客户与视觉中国就和解的价格达成一致。为了防止我方反悔，王X特意要求由其发出短信作为要约，我需要回复短信作为承诺。在合同法上看，这样就构成了意思表示一致，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短信中的和解，是指对涉嫌侵权的图片按照一定的价格赔偿，263张图片以378元/张的价格赔偿。短信中的合作，是指客户后续需要每年购买视觉中国不少于300张图片，每张价格100元。 短信方式确认后，我代表客户与视觉中国就和解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协商。
本来以为，这个事件已经到此为止。双方都是知名的商业机构，按照商业逻辑办事，在具体协议上不会产生太多的争议。而从这里开始我才真正见识到视觉中国的企业文化和行动逻辑。 在和解协议的修改过程中，客户和视觉中国就三方面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A、我方认为，既然和解就应当全面的和解，对签署协议前存在的侵权争议既往不咎。这是同行的做法，因为说到底对于这些知识产权巨头而言，侵权诉讼不是目的，巩固和扩大市场才是根本。我过去代表客户与微软（Microsoft）、欧特克（Autodesk）和解都会获得这样的承诺。但是，视觉中国拒绝在协议中约定对过去争议的全面豁免，甚至连口头的承诺都不愿意给出。考虑到视觉中国在业内的评价，我和客户都非常担忧视觉中国在获得和解赔偿后，会再次索要赔偿。 B、我提出在后续合作的图片使用中，如果是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比如用户在用户社区内上传的图片，客户应当受到“避风港规则”的保护。如果视觉中国认为构成使用，可以向客户提出，客户拒绝删除那么视为客户购买的图片。关于“避风港规则”我下文还会详谈，因为柴继军在此次事件中，也变相引用了“避风港规则”。但是，视觉中国拒绝承认“避风港规则”，只要客户有使用视觉中国图片，无论是否属于用户生成内容，都要计算入购买的数量。 C、我方提出，对于后续合作的图片，如果同一张图片在苹果App上呈现又在安卓App上呈现，应当视为是一次使用。道理很简单，对于手机App而言图片都通过客户端从客户服务上下载，客户事实上只使用了一次，不应当重复计算。但是，视觉中国认为，同一张图片在苹果和安卓客户端上使用，要按照购买两张图片计费，如果还有其他平台的客户端，也应当再次计费。 我作为客户的律师，可能难以取信读者说本方提出的三个要求是合理的或者公平的，但是，作为未来的合作伙伴，给予适当的理解和宽容却是为商之道。从与汉华易美王X及其法务主管刘XX沟通来看，即便将来合作，汉华易美也从未将客户作为商业上的伙伴看待。尤其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汉华易美在沟通中反复强调客户就是小偷，侵权使用图片就是盗窃，时时处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2017年5月5日，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争议，客户和汉华易美最终没有签署和解协议，客户等来的是汉华易美扬言法庭上见的最后通牒。 用今天的眼光回看客户和我彼时的决策，我们可能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微软和欧特克可以看作真正致力于与客户共赢的公司，那么视觉中国恐怕与它们走的路并不一样，其诉讼赔偿可能是其主要利润来源之一，因此其公司文化时时处处是将客户视为对手，公司价值观就是让客服屈服和付费，而非为客户创造价值。 作为诉讼对手的视觉中国 其实，在客户App被下架后拒绝购买视觉中国图片时，视觉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起诉客户。2016年9月，汉华易美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申请公证。 2017年6月15日，由柴继军亲笔签字的起诉状提交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汉华易美挑选了三张图片起诉客户。要求赔偿的金额合计为3万元，即相当于每张图片要求赔偿1万元，这是谈判时价格的26倍。汉华易美要求按照人民币1万元/张计价的依据是其将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的图片授权给《环球人物》杂志社，用于期刊的发行。 我作为客户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我提出四点抗辩意见： a)汉华易美主张著作权的来源缺乏证据证明。 起诉时，汉华易美提供了Getty公司的授权书，授权其在中国大陆从事著作权侵权的诉讼。但是没有提供Getty公司已经获得相关图片著作权人授权的证据。对此，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认为，对著作权权属的审查，一般以作品上的署名为初步证据，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由于涉案图片均在Getty公司网站上展示，并附有“gettyimages”水印，视觉中国在网站上登载图片均声明其享有著作权，因此法院认定视觉中国可以对客户主张权利。 从今天的眼光看，正是由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确认著作权权属上的逻辑，激励着视觉中国不加审查地将本来不享有著作权的照片纳入自己的图片库，并标记上版权声明。视觉中国在此次事件中的自我辩解，认为五星红旗图片并未主张版权，但是其在五星红旗图片上附加版权“视觉中国”水印，并作出版权声明就是依据著作权法和司法实践的逻辑，主张自身享有这些图片的著作权。 b)我和王X以短信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这本身就是书面合同，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现在汉华易美拒绝承认这个合同，起诉客户就是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未对此作出回应。 c)汉华易美忽视一般的商业规则，为签署和解协议设置障碍，恶意促成协议无法签署是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未对此作出回应。庭审后，与汉华易美代理人沟通中，对方也坦然承认，之所以汉华易美最终在协议条款上毫不让步，就是因为王X谈判达成交易利润太低了。该代理人也表示，我对和解协议提出的三点要求并不过分。 d)我认为，从双方和解的价格看，汉华易美的商业利益损失应当为378元/张，涉案图片的和解是用于微博、微信等编辑类图片的授权，与授权给杂志社等媒体的授权完全是两种方式，其价格差异巨大，这一点王X在沟通和解协议中向我做了解释，我将该解释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和解金额与赔偿金额没有关联。 最终，在汉华易美没有提供任何损失证据的情况下，连一张公证费发票都没有提供，判决客户赔偿汉华易美商业损失和合理费用1.2万元，即每张图片赔偿3000元。 对著作权法司法实践的粗浅思考 虽然与视觉中国交过手，有直接的感受，但随着爆料的增加，确实刷新了我对于视觉中国的认知。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说我对此次事件中相关人或事的看法。 问1：此次事件中，视觉中国的行为侵犯了ESO的权利吗？ 答：视觉中国将ESO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声明为自己的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并且没有在图片上标注出处，这违反了“署名 4.0”许可协议，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侵犯了ESO对作品的署名权，构成侵权。 “共青团中央”质问视觉中国的微博下各个官方微博发布的评论，见：https://www.weibo.com/3937348351/Hp8sp9JzQ，并不说明视觉中国在这些图片上都没有著作权，也不能说明这必然侵犯了这些公司的权利。 企业Logo或商标是商业标识的一种，权利人应当是享有该Logo或商标的企业。对于一个原创的摄影作品而言，摄影师对照片享有著作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律也规定摄影师在行使自己著作权的时候不得侵犯在先权利人的权利。 具体到微博评论区那些找出自己公司Logo或商标的图片或照片，首先创作这些图片和照片的摄影师是著作权人，在先权利就是那些商业公司对自己商业标识的权利。原创摄影师及其授权的主体，比如视觉中国，有权宣布对这些照片享有著作权，但是其不一定有权利使用或商业化利用这些照片。具体是否构成侵权需要结合具体的使用方式才能做出判断。 微博评论区出现的视觉中国图库里的照片还有一些企业家的照片，由于企业家对自己的肖像享有肖像权，与商业标识类似，创作照片的摄影师享有著作权，但是行使著作权不能侵犯肖像权，如果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应当获得肖像权人的许可，否则就会构成侵权。 问2：视觉中国可以用“避风港规则”免责吗？ 答：我先简单介绍下什么是“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是国际通行的互联网内容免责的规则，最初由美国在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即：DCMA法案）中确立。2006年7月1日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第14、15、16、17条和22条第一次确立了中国法下的“避风港规则”。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以人大立法的方式确认了“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简单说，就是普通用户把侵权的内容放到了互联网上，被侵权人可以通知存放侵权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删除侵权内容。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删除侵权内容，那么不必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拒绝删除，而事后证明确实构成侵权的，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上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都要承担侵权责任。 2019年4月11日的《致歉信》中，视觉中国承认，对签约供稿人提供的图片，“没有尽到严格审核的职责”。“出了问题和瑕疵，说明工作还不足，对我们来说，因为是平台，还是得尽责。”柴继军说。 视觉中国和柴继军是说，这个事情责任在于摄影师，视觉中国是审核者，只承担审核不严的责任，主要责任不在于视觉中国。但一篇《单纯的摄影师朋友们：视觉中国不是你们想的那么无辜》展示了视觉中国在处理自己侵权和别人侵权上的双重标准。 我认为，视觉中国不可以用“避风港规则”免责。理由如下： a)向视觉中国提供图片的用户不是普通用户，而是视觉中国签约的专业摄影师。专业摄影师，本身对于图片的版权就有着更为敏感和深刻的认识，他们自己就是以出售自己作品为生的人。对于照片是否是自己创作是明知的。 b)视觉中国有强大的图片智能识别系统，完全有条件筛选出图片是否侵权。在与汉华易美沟通过程中，王X说视觉中国使用爬虫技术抓取图片，使用自己开发的系统对图片进行比较，智能识别出侵权图片，并且记录相应的网址。无论人工审核，还是机器识别，视觉中国完全有条件在摄影师上传照片时识别出图片是否原创。从我有限的摄影知识看，一般专业摄影师都会将照片存储为Raw格式，这种格式的照片普通的看图软件无法识别，放在网络上浏览器也无法将其作为图片渲染。视觉中国要求摄影师上传时提供Raw格式的照片就能避免侵权人作为著作权人上传照片的情况发生。 c)此次事件中，视觉中国不是黑洞图片的权利人，却以权利人自居向图片使用人主张赔偿。“避风港规则”只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被权利人主张侵权时免责，如果打比方的话法律给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一面盾。但视觉中国是典型的“贼喊捉贼”，是在挥舞一把利剑。二者区别在于，对于“避风港规则”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存储和展示是被动的。但视觉中国以摄影师上传图片向其他人主张赔偿，这是主动使用侵权作品的行为，不应免责。 问3：视觉中国事件是否说明中国著作权法有缺陷？ 答：此次事件进入大众视野的主要是黑洞图片和共青团中央微博质问和评论区的欢乐跟帖。提问认为中国著作权法有缺陷，其实是在质疑：a）视觉中国利用维权诉讼大量获利，和b）视觉中国将不享有版权的图片谎称享有版权，还要求使用人付费却没有任何处罚。 我不认为视觉中国存在上述两种行为就能够说明中国著作权法有缺陷。客观地说，中国的著作权法是中国诸多法律中比较现代化和比较接轨国际的法律，法律体系本身并无多大缺陷。但从我代理与汉华易美案件的体会看，中国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太快，司法实践的积累和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这就造成了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相脱离的窘境。 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汉华易美自证其享有著作权的认定标准看，充分说明司法实践对于著作权权属确认的规则过于简单，流于形式。这在客观上激励着视觉中国利用司法实践的认定规则，扩大自己图片库的图片。 如果视觉中国提出维权的图片确实享有著作权，那么通过诉讼获得赔偿或补偿正是法律应有之义。这种行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美法德都会得到法院支持。此次事件，公众不能容忍是视觉中国公器私用，将ESO的图片、国旗国徽图片据为己有，还要贼喊捉贼地向使用人主张权利。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事件本质上就是视觉中国无视法律一再违法，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不能说明中国的著作权法有缺陷。 问4：反对视觉中国的霸权我们能做什么？ 答：反对霸权的第一步就是避免侵权，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避免侵权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到著作权权属清晰的图片。通过著作权人获取图片不等于就是要付费的图片。如黑洞图片就是按照“署名 4.0”许可的图片，商业使用免费，只要注明出处。 国外还有人建立了专门提供免费许可的公益性质的图片库，使用这个图库中的图片就是合法的和免费的。中国同样可以建立类似的公益性免费许可的图片库，这个图片库可以通过赞助和广告解决自身的费用。大智慧破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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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2 09:0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