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改企业，真正的难点是改国家所有制
【研究员】：
编者按：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改了40年了，今后往下走怎么走？我觉得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要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革国家所有制。把这个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是改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真正的难点是改国家所有制。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根据世界银行集团金融、竞争力和创新全球业务部的首席民营经济发展专家张春霖老师在参加财新传媒的年会期间的专题演讲编辑整理。
我想今天就讲一个观点，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改了40年了，今后往下走怎么走？我觉得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要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革国家所有制。把这个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是改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真正的难点是改国家所有制，所以我想就聚焦到这个地方来。我争取五十分钟或者一小时把我的观点讲完。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确立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具体怎么改？关于具体怎么改呢？我前不久在《比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里面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政策建议，一会儿我会过一遍，把我那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怎么想的。但是我想首先回顾一下我们40年改革的历程，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今后的改革要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去改。
那个时候的国家所有制或者国有企业的基本特征，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政企一体化或者说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是融为一体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附属的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所有的功能都是融合在一起的。第二，国有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听命于政府。虽然叫作企业，但实际上是一个工厂，现在的概念是一个工厂，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大概80年代吧，我的导师吴敬琏老师请来了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小宫隆太郎来到中国以后说：“你们中国没有企业。”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没有企业呢？我们工矿企业那么多啊！怎么就没有企业呢？”琢磨了好长的时间才搞明白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对于现在尤其是在企业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说已经是很简单的了。那个年代只有工厂，没有企业。或者你可以说全中国是一个企业，然后有若干个工厂。第三，国有企业财务上也是不独立的。所有的国有企业相当于一个超级公司，财政、银行就是筹集资金、分配资金的部门，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融资部。那个时候银行也很简单，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我们中国80年代在苏联教科书画的那个框框当中作了很多很多的探索。或者更准确地说，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就在苏联教科书和苏联体制的框架之内在不断的想办法完善，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探索之后，终于90年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下了这个决心，确定了一条自己的改革道路。这条道路的要害是三个：第一个，整个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应该说是邓小平给我们确定下来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第二个，不是放弃国家所有制，而是想办法改革国家所有制，让它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就是拒绝“华盛顿共识”，但同时又要搞制度创新，不是修修补补，要制度创新。那么具体怎么创新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国有企业改成公司，把国家改成股东，然后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变成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这条道路的第三个要害就是，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发展私营企业。当然发展私营企业这个最后的政治决定是1997年“十五大”才作出来，但是应该说也是在南巡讲话之后就逐步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所以说三管齐下，大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把它改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的企业，同时发展非国有企业。你既然要发展非国有企业嘛，当然就要“为各种所有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话是当时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原话，所以说我们“竞争中性”原则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已经在1993年就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了，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今天我们讲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实就是由几方面的改革最后促成的：农村的改革形成了私人农户、乡镇企业；对外开放形成了外资企业；然后民营企业80年代开始出现，90年代后半期大规模的发展内资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然后是改革以后的国有企业。这样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叫作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这样一种体制。
大概从1998年开始同时都在大幅度改善，从1998年到2007年，是稳步的逐年的改善。然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回报率的差距在2006年降到了最低，几乎都接近了。当然国有企业从来都没有赶上过非国有企业。这没关系，这个差距已经非常接近了，假如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许这个差距最后就变得可以忽略了。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打断了这个进程，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但是终究有10年的改善。当时朱镕基总理说3年脱困，实际上所实现的不仅仅是脱困，而是10年的国有企业绩效的持续改善。对此也有比较严谨的数据研究，是一位经济学家叫谢长泰和他的合作者做的。他们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看全要素生产率，那么这个图大概的意思就是说，1998年的时候大多数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这个点上（0.5左右），到2007年的时候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到这个点上了（2左右），也就是是从0.5到了2，大概是这样一个距离。就是说不仅股权回报率改善，而且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大幅度改善。跟民营企业的差距也是在缩小的，大概是从相当于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50%，上升到了相当于民营企业的75%。所以，我们90年代选择的这条道路应该说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西方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是同样的观点。昨天或者是前天的《纽约时报》有一篇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关于讲中国改革的文章，英语标题叫作“China：theland that failed to fail”,《纽约时报》自己翻译成“中国：拒绝衰败的土地”。我看到微信上有个朋友建议说，最好的翻译是“‘中国崩溃论︐崩溃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当年在西方的经济学界和西方的上流社会存在着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中国经济是一定要崩溃的，最著名的是纽约的一位律师叫Gordon Chang ，中文名字叫章家敦，从1996年开始就等着中国崩溃，一直等了20年，现在还在等，过两年又预测一下。这个人好像跟Peter Navaro差不多。当然这是比较极端。但是，有很多人是相信中国经济是不行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搞了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模式。“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全靠银行给它注贷款，保证它不破产，最后银行是要垮的，银行一垮整个金融危机、整个经济就垮了。”所以一直在等着。“崩溃论”的后边的理论基础是一样的，就是中国改革所采用的模式不是西方的模式。你要是采用的西方模式，那肯定是要成功的。所以你一定是要垮台的。
那么40年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搞清楚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把自己搞迷糊了。我觉得40年当中发生的是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我们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所推荐的全面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肯定是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很不喜欢我们。在国内，一些左翼人士一再说“你们这个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其实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不喜欢中国，觉得中国没按他们的路子来。这点没问题。第二个基本的事实，经过40年的改革，私人产权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从零上升到了大概70%，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前两天领导们刚刚讲”五六七八九”， 六就是说民营企业在GDP当中占的比例在60%以上。如果再加上农户、加上外资企业，我觉得应该是在70%左右（我们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2017年是8%，再加上外资企业）。刚才说过，40年前的那个经济是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私营经济的比重等于零，现在到了70%，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第三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叫呢？国有企业没有大规模私有化这是对的，但是国有企业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改革。“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改革”是什么意思呢？斯蒂格利茨（Stiglitz）当年有个词叫mimic（模仿），“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国有企业”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让国有企业模仿私有企业，让国家股东模仿企业私人股东。国有企业模仿私营企业是什么意思呢？追求利润最大化，商业考虑，像民营企业一样运作。国家股东模仿私人股东是什么意思呢？追求资本回报率，别的事你不要管。这三个基本事实我觉得是没有争议的。
我刚才说改革搞了一半我们就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我们的改革仍然处在半途之中，只搞了一半，仍然面临着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概括起来就是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够兼融？这是80年代开始就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知道，80年代学习政治经济学，那个年代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融合是改革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要不是邓小平拍板，估计谁都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今天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两种体制天生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二个，国家在行使它的所有者职能的时候要遵循商业原则。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模仿私人资本、私人股东，追求市场的回报率。行使股东权利的时候也像私人股东一样按照公司法行使股东权利，让董事会来管理企业，不要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做到这一步才算是和市场经济没有矛盾了。
前不久大家看到媒体上有一个报道说，中国有一家国有的汽车公司在政府的协调下得到银行的授信额度1万亿。当然，后来解释了，说授信额度不等于说是贷给你钱。是这样的，但是授信额度毕竟是个授权额度啊，授信额度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愿意的话，银行有可能真的要贷给你这么多的钱。1万亿是什么概念呢？按照7：1的汇率来算的话，1万亿相当于1420亿美元，1420亿美元相当于福特、通用、宝马三家公司的市值加在一起。所以，假如中国的银行和中国的企业都是一个大财团下面的分支机构，多可怕！世界上谁敢跟你竞争？谁能竞争得过？90年代的时候我们搞改革，说要搞企业集团、要建航空母舰。如果现在的国有经济变成了一个超级公司，相当于多少航空母舰加在一起？所以，市场经济和国家所有制要相融，企业之间必须是相互独立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是相互竞争的，不能搞成说一家公司下面的三个分部。必须做到这一步。
没有时间讲得更多，但是大家可以去百度上或者到哪儿去找，如果你政治经济学当年学得没有都记住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拉萨尔的一个理论，叫“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我们当年学政治经济学，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学过这个。当年德国有一个工人运动领袖叫拉萨尔，他提出来一个理论，说：将来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面的每个劳动者要得到他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他们的劳动创造出来多少价值要全部给工人。马克思说：不行，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是错误的，要进行“合理的扣除”。扣除到哪儿去呢？扣除到国家手里去。如果工人创造的价值不折不扣地都到了工人手里，那就不可能有国家所有制。所以国家所有制从经济性质来说，它就是一种筹集和分配国民储蓄的制度。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筹集国民储蓄的主要手段在农村是“剪刀差”，在城市是低工资，把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当中的一部分给扣除出来，到了国家手里，这样才有国家所有制。现在是税收，是国有企业的利润留存等等手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的矛盾。
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我在国外看微信、看国内的消息，感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主张走的一条道路，就是坚持和强化没改的那一部分。这是我的概括，我也不知道概括得是不是准确。我刚才说了，改了一半，有些改了，有些没改，我们今后不是继续往前改了，而是坚持和强化没改的那个部分。不是改革国家所有制去适应市场机制，而是扭曲市场机制来适应国家所有制的那些固有的特征，然后把这个叫作改革，说：“我这也是改革，我的改革不必非得跟你们一样啊，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跟你们不一样，我的市场经济就这样。”这条道路我认为是走不通的或者说是一条通向孤立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走这条道路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国有经济变成一个超级公司，西方人已经有这个词儿了，叫做China INC 、 China incorporated（中国有限公司）。这是西方认为我们跟WTO的规则有冲突的一个主要的节点。当然西方说的很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有很多是说得过分的、夸大的，但是呢你如果走这条路，往下走的话，那就真变成这样子了，党、政府、金融、企业一体化，变成一个超级公司。我们有很多人主张走这条道路，是觉得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害怕跨国公司了，我们就是航空母舰了。我们实际上不仅不怕跨国公司，所有的跨国公司都会被你踩在脚下，你会天下无敌。但是有一个问题，“博弈论”里面有一个词儿叫做“参与约束”（participate constraint），就是你这个模式要想得到你所期望的好处，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别人一定是要跟你玩这个游戏的，然后你才能赢人家。但问题是搞到一定程度别人就不跟你玩了，看明白了：你搞了半天就是这个嘛，你就是政府下场去跟我们企业竞争嘛。人家再是跨国公司，那也是民营企业呀，怎么竞争得过你这么大的政府呀！最后他不跟你参与了，不跟你玩了，要跟你脱钩，那你就拿它没办法呀，你不能强迫它跟你玩呀！不仅是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也一样，国内市场民营企业的信心为什么总是在那儿摇摇晃晃的？民营企业家也都是跟我们一样的，都是40年走过来的，大家也都明白这个游戏呀，他也知道，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我怎么也干不过你呀，我怎么竞争也竞争不过你呀！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只不过不说就是了。所以，“参与约束”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束，而且现在已经看出这个苗头了，所以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走下去最后在国内市场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会萎缩，在国际市场会被人家“脱钩”。有人说“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美国害怕我们崛起。”不是的！不仅美国怕，发展中国家更怕我们，只不过我们听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我们老觉得是美国想遏制我们，其实你要走这条路首先受不了的是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建筑公司出去承包工程，经常是无往而不胜。一投标我们的报价低得让本地公司根本无法竞争。然后抱怨在最前面的就是本地公司。你为什么投标那么便宜？人家不是说我们建筑公司效率高、我们的原材料成本低，而是说我们建筑公司的背后有国家银行的支持、有政府的支持。所以，这条路走下去不仅仅是跨国公司没法跟我们竞争，发达国家的企业没法跟我们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没法跟我们竞争，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改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沿着我们90年代确定的这条道路，继续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去改革国家所有制，而不是反过来扭曲市场机制来适应国家所有制的要求，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所谓的“中国模式”。
第一个，就是说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这样一个体制当中，对国有经济应该有个合理的定位。这个大原则没问题了，大家都同意，实际上讲了20年了，只不过没有落实。现在要落实，我觉得呢具体的政策措施是两个。其一是要调控国家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的总量。现在是66.5万亿，那么今后5年它的增长率是多少？要调控。现在是无人驾驶状态，走到哪儿算哪儿，有多少算多少，没有人管这个事情的，也没有政策目标，甚至于讨论都没有。联系到所谓“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讨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经济当中的相对份额分配的一个总开关，就是国家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额。怎么调控呢？两个手段：一个是国有企业给国家分红比例，增量上调控。第二个是存量上调控，就是增加投资或者撤出投资。比如说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当中撤一部分资本出来，然后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中变成参股股东，抽出的一部分国有资本用来干别的事情，比如说减轻企业的税负，这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这方面改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进展的，最近刘鹤副总理作了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后出了一个文件，是关于成立所谓“两类公司”的文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我前两天得到了我的老领导陈清泰主任的启发，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首先要把国有资本分成两类，有一部分国有资本是政策性的、战略性的，有一部分国有资本就是为了追求财务回报的。这两部分国有资本由两类公司来管理，政策性的资本由投资公司来管理，按照文件，投资公司服务于国家战略，对战略性的核心业务进行控股。哪些是战略性的核心的业务，必须由国家控股的？你搞一个目录，在这个目录之外的就不算了。然后在这个目录之外的，那就是国有资本要投入，那就跟普通的商业性的投资一样，只追求回报，这一部分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去管理，主要以财务性投资为主，不要到企业去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就是投资你拿分红就完了。然后在企业层面上取消所有制的分类，取消所有制的类别。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的来源是有所有制划分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取消的，但是不要再给企业挂上什么所有制的标签，说你是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什么什么企业。为什么？我觉得陈主任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不断在变化，它今天国有股份51%，明天就变成49%了，那你不能够整天的跟着去给它换标签，而且也没必要。再有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最近几年出现很多的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第一笔钱投下去是政府的资本，然后吸收社会资本，先搞一个母基金，然后再搞子基金，子基金再吸收社会资本，然后子资金再投入到企业去，跟别的投资者一起投入到企业去，所以等到进了那个企业以后，你根本分不清楚了，在子基金层次上可能就分不清楚所有制了，所以以后就不要再给企业挂上所有制的标签了。资本不仅要挂所有制的标签，而且有不同的功能，然后负责管理资本的界面公司有区别，然后到企业这个层次完全按市场化的规则运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可以改革的。
我想特别提一下，我看到国内有讨论，提到了另外一个词，叫“所有制中性原则”，而且在很多讨论中好像把这两者混淆起来，有很多人大概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回事，认为“竞争中性原则”和“所有制中性原则”好像是一回事。其实不是一回事。“所有制中性原则”是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用的一个词，它的基本的含义是说，WTO（实际上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全球的贸易体系，对贸易的参与者不作所有制的区分，大家都可以参与。不管你是什么所有制，全球贸易规则没有所有制的歧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家都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只要你遵循国际贸易的那些规则。所以，这个不歧视是有条件的，你接受那套规则的基础上，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来参与。包括TPP，美国人主导的，说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这样一个贸易规则，现在被认为是全球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的规则 ----即使是TPP也没有要求成员国一定要私有化。越南有那么多国有化企业，它也没说越南必须得私有化。所以，国际贸易的规则当中确实有这个概念，叫“所有制中性”，但是它是有条件的，不是说你怎么补贴你的国有企业它都不管你，你都可以去参与国际贸易，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发现我们国内很多朋友讲到这个事的时候说：“你们讲什么竞争中性原则，那还是要所有制中性呀。”其实国际贸易规则是不歧视国有企业，但是它要求国有企业遵循国际贸易当中遵循的一般的规则，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不要把它搞混淆了。
再一方面就是各种补贴。竞争中性当然要求政府不能够给企业提供各种补贴。刚才说到给企业注资不要求回报率本身也是一种补贴。但是补贴这个事很复杂，我想稍微多讲一点儿。什么叫作补贴？我们中国的企业的年报、财报里面都有一个科目叫作“补贴收入”，我后来发现这个词是很有问题的，我不知道徐林过去你们参与很多跟美国人的谈判、争议补贴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看。在国际贸易当中西方国家说到我们国有企业首先就讲到补贴，而我们国内企业的财报当中老有那么大一个补贴收入。实际上补贴本身是有很清楚的界定的，WTO有很清楚的界定，基本上是三个或者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补贴一定是一个financialcontribution，我们中国人翻译成“财政资助”，实际上我觉得准确地应该翻译成“财务资助”，一定是有资金转移的。第二个要素，一定是来自于政府或者是一个“公共机构”。如果我掏腰包给了国企一万块钱，那不算补贴的，一定是从政府的或者公共机构的腰包里面掏出来的钱才叫补贴。这是我们在WTO规则之下，美国人攻击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工商银行算不算一个公共机构（public body）？如果工商银行给某一家企业提供了很低息的贷款，是不是WTO界定的补贴？美国或者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中国的商业银行都是中国的公共机构，为什么呢？说《商业银行法》里面有一条——“商业银行必须忠实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包括产业政策。”那你不是公共机构是什么呀？你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法律规定你必须得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政府的政策，那你就是属于公共机构，所以你给了企业便宜的贷款，你就是补贴。这是第二个要素，就是这个钱来自于政府。第三个，一定是有利益转移的，一定是confers a benefit，中文大家翻译成什么？我觉得要害就是有一个benefit（利益），而现在我们国内企业补贴收入这个栏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的补贴收入并没有什么benefit，为什么呢？企业给政府干了活儿，政府给了一个补偿，然后说是一个补贴。有很多的补贴不仅没有benefit，而且企业是赔钱的，但也叫作补贴收入，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但是，比如说政府给国有企业注资，然后不要求市场回报率，或者市场回报率10%，你只要求5%，那么剩下的5%就是一个benefit，就是一个利益转移。第四条，WTO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说，影响竞争的补贴它一定是仅仅给了个别企业或者一部分企业，其他的没有得到，这种补贴叫作所谓的“specofic”(专项)，然后叫 “actionable”，中文翻译是叫可诉补贴。
为什么需要制定中国自己的行为规范？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注意。首先，“竞争中性”原则是在OECD国家发展起来的，最近易纲讲了那个话以后，我看到西方的一些专家们已经开始说了，我翻译成白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中国不要想这么就糊弄我们，你不要以为是采纳了竞争中性原则就可以糊弄我们，这个竞争中性原则是在OECD国家范围内通行的，OECD国家没有几个国有企业，你们中国那么大，那么多的国有企业，不能够这么简单就完事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的情况确实跟OECD国家有很大的区别，OECD国家总共没多少国有企业，30多个国家算起来才2000多家国有企业。再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深度广度是不一样的。然后，竞争中性原则现在只是OECD推广的一般的原则，没有见哪个国家把它变成可操作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想把它落实的话，需要制定具体的行为规范。再有一个，就是说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体，需要别的国家认可，我们需要别的国家认可我们的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确实实是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设计很详细的规则，然后让人家一看你是当真的，是认真的。这个事情恐怕不是谁求谁的问题，你想赚他的钱的话，你想跟他做生意的话，你就得让他认可你。不然的话，他不跟你做生意，你想赚钱赚不到，是这样一个道理。
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讲最后的一个方面，我觉得这是过去讲的不是很多的一个方面，也是我自己感觉拿的不是很准的方面。我觉得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过去讨论的不多的、没有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长期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没有认真去琢磨怎么能让国有资本、国有资产的经营惠及到所有的老百姓，让每个人都有获得感。这几年我们的这个词儿我很喜欢——“让每个人都有获得感”。你说，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当中的国有资本总规模1998年是5万亿，2017年50万亿，20年当中从5万亿上升到50万亿，我们普通老百姓哪个觉得自己富裕了那么多呢？没有什么获得感，跟自己没关系，那是财政部的表上的。
所以，要考虑新的措施，怎么能够让国有资本收益真正惠及全民？我琢磨出来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把国有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搞一个“直通车”式的制度结构，让它直接能到老百姓个人手里去。现在技术上有这个条件。那么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是要有一批投资基金性质的机构投资者，怎么能有我也不知道，这是个概念。然后，每一个这样的机构投资者为一部分老百姓开设个人账户，那些老百姓作为受益人，给他们开设账户。然后国家委托每个机构投资者管理一部分国家在国有企业当中的股权，然后这些机构投资者运作这一部分国有股权，从企业获得收益，获得收益以后呢再分配给在自己那个地方开户的老百姓。这样就可以把国有资本的收入通过这些机构投资者，直接的分配到老百姓个人手里。没有什么国际经验，我受到的启发是马来西亚的做法。当然，马来西亚的做法跟我们中国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是最接近的国际经验吧。
但这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新主意，不是一个什么新的Idea,这个主意最早至少是在1964年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叫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就提出来了，也许在他之前还有人。但是米德的这个理论的要害是说“价格具有双重功能”：价格既分配资源，也调节收入分配。你把你的劳动力卖出去的时候，这个工资就是你的价格，这个价格一方面分配劳动力资源，一方面是你的收入。而技术进步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对资源分配最有效率的价格体系它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实际工资变得非常低，最后贫富差距拉大，以至于经济产出当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最后落到了财产所有者手里去了，因为实际工资被压低了。
米德考虑了四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工会，制定最低工资；第二种是福利国家，北欧的这种做法——征税，征完税以后再分配；第四种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中间的第三种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它叫作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拥有财产的民主），就是财产的所有权不是在国家的手里，而是在老百姓手里，所以是民主式、社会化的一种财产所有的制度。因为老百姓不仅是劳动者，而且也有一定的财产，通过这样一种制度，他就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财产收入。这个时候如果技术进步、全球化给财产收入带来了更大的推动力，那老百姓也可以沾光，他是劳动者也是财产所有者，他可以享受到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控收入差距。这就是这个概念的要害。
当前的经济形势
我讲一个过程，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两会，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一直是不错的。我们的战略很清楚，就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这么一个战略，我们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基于这个战略，大的背景是：（1）2016年开始，中国搞供给侧结构改革，很重要的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把钢铁、煤炭等一些产能去掉，去掉以后，行业的利润上升了。这时，下游的利润还没有完全传导过来，影响还没那么大，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2）把房地产的库存去掉，在三线城市通过增加居民的信贷，通过棚户区改造货币化，我把钱给你，你来买房子，把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维持了房地产投资增长。房地产只要不出太大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就稳住了。（3）从2016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且这一轮复苏的势头并不弱。从1980年到2017年这近40年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5%，实际上是不高的，但是从2016年开始，全球GDP已经超过3.5%，2017年是3.7%，今年估计3.9%，可见世界经济已经恢复了。
这个战略是非常清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今年3月，这个政策是不错的，国内市场反应很好，股票市场也没问题（我们的股票市场从2017年到2018年3月是涨的）。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的政策是三大攻坚战，去产能，防风险，因为融资平台要去杠杆，财政政策紧了，货币政策紧了，监管政策也紧了，环境污染的政策也紧了，再加上外贸，这些政策加在一块，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第三，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上出现了否定民营经济、否定外资企业的作用的一些言论，企业家心里不踏实。
首先，资本市场上的一部分人觉得悲观，你怎么说我都不相信。其次，部分经济学家非常悲观。因为资本市场和经济学家，非常关注经济预期，他们觉得预期不好。
3月以前，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最近这一段时间外部到中国来看得多了，中美贸易战又迟迟没有解决，好像外资也观望停滞了。
目前中国经济好的地方，我就不展开讲了。大家看刚出来的三季度统计数据，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
（2）结构有待调整。数字化、信息化、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比较快，产业结构里面，高端装备、制造、机器人等还不错，服务业也还不错。另外，我们的杠杆率现在是稳在那，没再往上升。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今年还是不错的。
9月，我们看到有几个大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比如巴斯夫、美孚，一下子在惠州投了100亿美元建化工厂，电动汽车特斯拉也来到上海。可见，尽管有观望，但是利用外资这一块没有停止下来。
从2018年4月3日开始打贸易战，第一波发生在6月份，美国对500亿中国产品开始征关税，9月份美国对2000亿中国产品加10%关税，我们的应对措施是对500亿美国产品加25%关税，对600亿美国产品加10%关税。到目前为止，是这么应对的。
（1）短期解决贸易顺差问题。这是个本质问题，大家都很清楚，目前为止中国的贸易基本平衡。
（3）美国人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市场准入问题，最近中国在不断地开放，从一般的制造业扩大到金融行业，还有一些领域还会继续再扩大开放和市场准入。当然市场不能准入的这些领域，实际上国内民营企业家也有意见。
对我们来说，在市场准入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上，最近提出来要搞竞争中性原则，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大家一起竞争。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短期是贸易问题，中长期可能就是由于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些问题导致中国能不能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继续融入到国际市场体系中去。
贸易的影响是能算出来的。按照现在这个打法，美国2000亿加10%关税，500亿加25%关税，现在算下来，对美国的出口大概降7～8%，对中国GDP的影响大概是0.5～0.6%。那么，这个影响大概多长时间能把它消化掉？我们估计是两年到两年半。
美国要找到替代中国的出口产品，还需要时间，一般两年时间就能替代。所以，我跟很多人讲，从贸易的角度，明年和后年，我们是要过苦日子的。
如果后面的问题继续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链、价值链，最后影响到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个影响有多大？我们也能大概估算出来，每年将近0.8%。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有些尖端的设备和人才的交流将有一定的中断，可能影响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我们的长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问题在企业的预期到底怎样？企业在出口领域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转移到海外去，还是继续生产？这是企业家预期不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于外贸这件事，我们还是希望双边能进行更好的谈判。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加大
（1）去杠杆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受到一定影响。这个事情早晚要处理，这几年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还能稳住，是因为除了房地产以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长速度比较快，我们估计下来，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在最近三年时间，每年大概有7万亿。现在要处置的话，到底怎么办？如果借不到钱，基建投资就下来了。所以，今年稍微处置一下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我们的基建投资就下降得非常快。7月、8月、9月，当月的基建投资都是负增长。基建在我们国内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有20%多的投资规模。但中国大部分的基建基本结束了，未来的基建投资增长速度肯定要放缓。接下来的基建方向，除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以外，剩下的主要是城市和农村的环境保护。像铁路、高速公路等大规模的建设增长很难，维持现有的水平都不容易，电力投资、水利设施投资基本上也完成了。所以，基建投资要下降，但是我们希望不要下降得过快，让它稳定在3～5%这么一个水平。目前，下降得是比较快的，未来的基建投资还得往下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需要我们进行财政改革，加大地方政府发债的力度。但是，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估计增长速度会稳在3～5%的水平，我们现在的平均水平达到5%。
为什么这么判断？
后来，我们不断研究这个问题，认为有四个原因：第一，P2P爆仓了，去杠杆过程中大概有1万亿损失；第二，股票市场开始暴跌了；第三，开始去杠杆，银行开始限制对消费的贷款；第四，房价上涨过高，负面冲击。
（3）制造业的投资。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一直不错，但还有没有继续往下投的动力，制造业投资投到哪儿去了，有没有可持续性？我觉得在可持续性上有点担心。
建材：一说建材，大家都觉得奇怪，我们现在产能过剩，都在限产，为什么搞投资呢？跟环境保护有关系，比如很多企业实际上没有增产能，增投资，搬走了。
电器产品。
新的医药行业。
从制造业投资领域来看，前面的一些传统产业继续往下投，是因为环保的问题，后面这几个产业可能未来有潜力，但是又跟出口有关系。我们看到，消费需求在往下走，制造业投资在往下走，房地产我们希望稳住（但是现在看起来三线城市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在下降），外贸出口在下降，可见，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加大。
为什么预期不稳？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预期有两个：
（2）政策。我们的政策很明确，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三大攻坚战。政策的大方向是对的，政策趋向我觉得不会变。但是在4月到7月的政策执行过程当中有点乱。乱在哪儿？
到7月31日，预期在扭转，但是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就开始主张政策的协调性。现在看来，政策的协调性有所增长，市场预期稍微好一点，但是目前看还有不确定性。
经济下行的压力超过多少就受不了，我们得有一个目标。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把GDP稳定在6～6.5%之间还是有必要的。那么，要稳定在6～6.5%，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在政策上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7月31日已经开始了，稳基建的核心就是财政政策要放，货币政策要宽松一点，监管政策要稍微松一点，包括一些环保的政策，都要做出调整。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这个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二是宏观的调控政策，给大家吃定心丸。
我认为，下一步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这么搞，严格征收、合法纳税都没有问题，但是把税率降下来，比如增值税率降多少点，持续多少年，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几年不用纳税，把这个预期弄出来，企业的预期就稳了。同时，如果认为今年、明年困难，就给你三年时间；如果还感到困难，就给你五年时间，这样就稳住了。
中美贸易要尽早出台一些政策：一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到底怎么做，二是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到底怎么做。我们要对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做出调整，现在大家普遍的想法是开放倒逼改革，虽然我们有文化优势，但是很多东西还要融于西方体系。
在政策上，我的总结是五条：
第二，企业融资这么困难，货币政策上要稍微放一放；
第四，科技政策、改革政策要做出调整；
总的来说，我的看法是：未来两年，日子比较难过一点，如果贸易战不再打下去，明年GDP估计6.3%，如果继续打，估计在6～6.3%。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后面还有一年，2019、2020这两年大家多关注一下。中美贸易战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的，基建投资也不是说拉就能拉起来的，拉起来以后还要考虑后遗症。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没有问题，一片光明。科技界有一个说法：过去，西方很多工业技术发明的目的是怎么用好自然资源；现在，科技进步主要靠人才，互联网技术发明的目的是怎么用好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人才优势无可比拟，能够用好人、用好数据、用好知识。所以，我们对未来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一两年企业家要稍微小心一点。（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发表于 2018-12-17 05:5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