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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对此缺乏清醒认识，改革之路有半途而废的风险》：“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不久前的一场论坛上，吴敬琏饱含期待地说道，“新体制‘四梁八柱’的设计已经基本齐备，中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使它们都落实到位。能不能够有效地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各项决定，切实推进改革，是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 《特朗普让鹰派鸽派同时出席晚宴，体现对华和解姿态》：特朗普让所有对华鹰派和鸽派出席此次中美领导人晚宴，也体现了他同中国的和解姿态。在双方出席人员名单公布后，舆论就普遍认为，这次习特会晚宴的成果将比较积极。这更能凸显特朗普的团队管理策略。80多岁的商务部长罗斯此前对中国一直不够强硬而逐渐被特朗普“弃用”，这一次留在国内。特朗普允许纳瓦罗随同出席阿根廷二十国集团（G20）集团峰会及习特会，主要是为了向中方释放强硬的信号。这样也可以制衡一直主张和中国对话的财长努钦，避免主张对话的声音过大，给外界留下美国即将妥协或让步的姿态。
热点聚焦
吴敬琏：对此缺乏清醒认识，改革之路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研究员】：
编者按：吴敬琏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不久前的一场论坛上，吴敬琏饱含期待地说道，“新体制‘四梁八柱’的设计已经基本齐备，中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使它们都落实到位。能不能够有效地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各项决定，切实推进改革，是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
【博览财经特稿】从“吴市场”到“吴法治”，吴敬琏就像领航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孜孜不倦地导航。 今年11月初，吴敬琏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这本书记录了中国自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改革的前因后果、演化路径，以及他对此的观察与思考，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以完成。 在书中吴敬琏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作为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吴敬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亲历者、研究者以及参与者，他将自己的一生紧紧地与中国的改革相连。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评价，“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长女吴晓莲曾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了与父亲吴敬琏的一场对话。“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女儿问。“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吴敬琏说。 吴晓莲追问，“您不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吴敬琏的回答自信而谦卑，“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真正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这场对话中，吴敬琏评价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吴市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吴市场”源自于1978年至1994年增量改革时期，吴敬琏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的决定。在这个别称之外，吴敬琏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吴法治”，体现的是他对于建立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的追求。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吴敬琏就像领航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孜孜不倦地导航。 吴市场 1990年之前两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连续遭遇挫折，改革陷入低潮。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再度泛起，一些人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甚至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宣传改革目标从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 《吴敬琏传》记载，1990年7月5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经济问题座谈会，第二个发言的吴敬琏与“计划派”正面交锋，他直言，“你说的那些现象（通货膨胀等）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吴敬琏表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口号不妥当，他甚至更进一步提出，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之下，吴敬琏显示出他的勇气与执着。年底友人打来电话告诉吴敬琏，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吴市场”。吴敬琏马上意识到在当时这其中暗含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1991年至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吴敬琏接办《改革》双月刊，刊发了不少经济改革的文章；撰述《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长论文，又与他的学生刘吉瑞一同撰写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引发极大关注；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他组织起座谈会，提出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之后两次向江泽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交建言书，建议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计划与市场之争。“吴市场”也变成吴敬琏的荣誉称号。 在这一理论突破之前，吴敬琏也参与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定。据《吴敬琏传》描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争议非常激烈。这一年，吴敬琏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撰写，不仅为曾被批判的商品经济“翻案”，也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自1985年起，吴敬琏就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三个基本环节的改革要同步推进，这成为“整体改革理论”形成初期的重要理论贡献。1986年初，这套整体协调改革思路曾被最高领导层吸纳，影响了“七五”计划的形成，但不久却遭遇“流产”。 1990年改革低潮时，吴敬琏组织起课题组再对这一理论进行打磨，经过他与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周小川、李剑阁等人的推动和完善，1993年这一理论再度被中央采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这一理论和其参与者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2010年被评为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吴法治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吴敬琏将他的主要精力聚焦于两个命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这开始让他有了“吴法治”的称呼。 改革后不久，吴敬琏就开始关注这一过程中可能滋生的腐败现象，他解释传播了“寻租”理论，并在1998年第一次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有多远”的问题，表达出他深刻的担忧。 2000年，吴敬琏开始对股市炒作“互联网概念股”发难，几个月后网络泡沫破裂，他成为公众人物。这年10月底，基金黑幕被揭发，在众多专家回避不谈时，吴敬琏站了出来，与基金公司等正面对垒。 2001年，他发表了“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的言论，直指股市种种制度缺陷，引发轩然大波，也招致一批学者的批驳。 声名鹊起的吴敬琏连续获得2000年~2001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其中一篇颁奖词称赞他，“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 一位曾采访他的记者评价，“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百姓的中间。”在民间，他也获得了“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称号。 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吴晓莲语）”，因自己的直言、敢言备受赞扬。同时，作为一个时时保持着清醒姿态的发言者，他常常在汹涌的、非理性的潮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因此遭受各种各样的不解与攻击。吴晓波形容2004-2010年的吴敬琏是一个“孤独战士”。 他常就热门事件表态，比如针对2018年因中兴事件而兴起的“芯片热”，吴敬琏发出警告，“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很危险。” 近两年吴敬琏也将思考对准产业政策，“政府经济政策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这种产业政策是从日本学来的，所谓差异性的，或者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其无效性已经非常明显。”因此，他建议必须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 2000年后，吴敬琏不止一次提出政府体制改革，不停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鼓与呼。 吴晓莲评价父亲吴敬琏“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中国的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 这也注定了他不能停歇的生活，88岁的吴敬琏依然不断对改革发声。不久前的一场论坛上，吴敬琏饱含期待地说道，“新体制‘四梁八柱’的设计已经基本齐备，中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使它们都落实到位。能不能够有效地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各项决定，切实推进改革，是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中国企业家》 王雷生）
深层参考
魏杰：最近免了几个县委书记，就是因为负债率超过了标准
【研究员】：
编者按：针对中国社会生活出现的六个严重现象，魏杰教授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此前中组部下了一个文件，任何干部提升或调动增加的考核指标——负债率是多少，不是看你把GDP搞了多少，修了多少路，要查一下负债率是多少。超过负债率就地免职，永不再用，很严厉。最近免了几个县委书记，就是因为负债率超过了标准。尤其是贫困县，大家注意到最近免了好几个县委书记。这个指标就把乌纱帽连在一起了，导致不好再增加负债率了。
【博览财经特稿】针对中国社会生活出现的六个严重现象，魏杰教授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走势进行了推测，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企业来说，都是一篇极为难得的好文。文章稍长，有删减和修改，以下为正文： 1、现状与现象 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六个很严重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大量的中小企业反映企业非常难做，压力很大。既有成本压力，也有资金压力。到了6、7月份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倒闭和关门，所以首先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大部分企业都在呼吁非常难做，6、7月份就开始出现倒闭关门现象。 第二个现象，企业违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期没法还债了，违约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开始是国有企业，后来到民营企业，最后到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违约都非常多，这样一来似乎债务链条的断裂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第三个现象，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这些年所谓新的经营业态陆续出现了爆雷，这几年所产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出问题。7月份时非常严重，这是所谓第三个现象。 第四个现象，股市出现非理性下滑。原来我们心想国民经济可能影响到股市下跌是300个点到2800，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股市大跌又产生了300个点，到了2500左右，股市出现非理性下跌。 第五个现象，投资人比较恐慌。因为找不到什么安全性资产，大家不知道什么资产最安全，找不到安全性资产。投资人非常的恐慌，原因就是找不到什么资产最安全。因为安全性资产像一个社会动机秤砣一样，一旦没有它的话整个失调了，压力非常大。 第六个现象，人们都感到很迷茫，预期都不看好。不知道中国向哪儿走，非常迷茫，迷茫的现象到了10月份之后更加严重了。 这样一来，从3月份开始出现了这6种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来讲对未来不是太看好。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现在出现这六种现象，为什么人们感觉到未来预期不太好，那就要分析一下才行。分析结果发现： 一是基本面没问题。中国基本面没有出问题，整个社会经济基本面没有出什么问题。 中国人致富欲望仍然很强烈，动力还在，冲动仍然很强烈。尤其越到基层，这种动力越强烈。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存在，人们对利益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动力仍然很强大。 二是市场没有出什么问题，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市场之一，人口接近14亿，中产阶级比重还在提高，没有出现消费降级的情况。 消费降级这个观点没有证据，仅仅是因为卖榨菜卖多了，方便面卖多了才消费降级，没有证据支持，中国仍然是市场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三是中国仍然是联合国所公布的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按照联合国所公布的工业门类，中国是最齐全的国家。没有出现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制造业离开中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最典型的东莞，是中国家具重要制造商之一，我们发现仍然存在，没有走，他们通过自我调整而吸纳了劳动力上升所带来的压力，所以工业门类仍然很齐全，这个没有发生变化。 四是中国交通设施仍然是世界最方便便利的国家之一，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样对产品突破运输压力有很大的好处，交通设施仍然是最方便、最便利的国家。 五是最高决策层没有改变改革和发展趋向的意图，虽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说法，什么民营经济离场热等等，但最高决策层没有任何一个意图要改变中国改革开放趋势，没有这个意图。 这样分析下来的话，最基本面没有出什么问题。既然基本面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出现前面说的六个现象呢。后来结果分析发现，主要是五件事撞在了一起。 这五件事，每一件事都有负面的东西，单个出现的话不会影响太大，但五件事撞在一起之后出现的效果，负面效应叠加。这五件事每个所带来的负面东西叠加在一起，这个就麻烦大一点，所以出现了负面效应叠加的现象，导致这六种现象的产生。 哪五件事呢? 第一件事，所谓我们正在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去杠杆，比如说控制房地产，比如说治理金融乱象等等。 这些做法都有双刃剑的作用，在实现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都带来了负面的东西，导致企业资金链压力比较大，甚至断裂。尤其是过去高负债、高增长的企业基本没法生存了。而他们和正常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导致正常负债的企业也没法运转。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企业利润都比较低，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做大规模，薄利多销而生存，所以很多企业都是长期靠高负债运转的，几十年都这么走过来。猛然一下要去杠杆，要收缩债务，企业一下受不了，导致一些负债高的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他们和别的正常负债企业有各种联系，导致正常企业也出现问题。 所谓防范金融风险这件事是对的，没什么错。问题是它带来的负面东西同时也显现出来了，从经济学来讲任何对策都是双刃剑，所以防范金融风险导致一个重要压力就是企业资金紧张情况比较严重。 债务违约、资金链断裂，再加上操作中有的人粗暴的做法，盲目惜贷，使得情况更加严重。第一件事，防范金融风险导致一些负面东西，企业压力非常大。 第二件事，我们正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结构调整，经济学界把人们生活分为需求侧、供给侧。 需求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等等，这是需求侧。 供给侧就是指生产侧，供给侧结构就是指产业结构，所以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原因是原来支持我们的一些产业不可能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像传统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产业，很难持续增长，因为它们陆续都出了问题。 所谓传统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我们提出去产能化。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我们得抑制资产泡沫，标志着这些产业很难继续支持中国发展，中国需要新的支持增长的产业。 这些产业经过分析已经判断出来，知道哪些产业会支持我们，提出来三大产业未来会支持中国：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像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等，我们同称战略新兴产业，它会支持我们增长。 二是服务业，服务业将会成为重要的支持中国发展的产业。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等等，都会支持中国增长。 三是现代制造业，像航天制造、高铁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的装备制造、现代传统制造等等，都会支持中国增长。 认识到这三大产业会支持中国增长，所以正在推动结构调整。但调整需要过程，目前处于调整一个空档期，原有传统产业贡献急速下降，而新产业没有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出现结构调整的空档期。 这种空档期带来的负面东西就是增长回落的压力很大，增长稳不住，收入一直往下走。所以，调整结构这种空档期带来很大的压力，就是增长的回落压力很大，导致对未来判断出现预期不太明确。 这是第二件事所带来的负面东西，结构调整空档期导致增长速度回落压力比较大。 第三件事，中国正在新旧动能转换。 原来支持中国增长主要是成本优势，成本优势已经急剧的消失了。 按道理来讲，成本优势消失应该是技术优势递补上来，成本优势消失之后应该是技术优势很快成长起来，保证中国的增长。但现在问题是技术优势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就出现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空档期。 原有的优势在丧失，新的技术优势还没有出来，导致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也出现了空档期，它的负面东西就是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人们的预期似乎不是太好。 第四件事，中国正在搞生态文明改革。 你们知道十九大和过去相比最大不同点，提“五大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生态文明改革成了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我们正在推动生态文明的改革。 生态文明无非两件事： 一是要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的处理。这就要求提高企业排放标准，因为只要搞这个必然要求企业提高排放标准，废水、废气、垃圾的标准都要提高。 二是生态环境的修复，因为这是所谓生态文明重要一条，生态环境修复。生态混淆修复对企业也提了很高的要求，比如长江经济带，3公里之内一律不准建工厂类企业，过去建了怎么办，我们在大江大湖、大山大水旁边建了好多工厂，现在必须搬掉。 企业因为生态问题压力很大，再加上我们执法过程中比较粗暴，导致许多企业关门停产，必然增长速度回落，压力非常大。 过去我们叫生态和环境为发展让路，只要发展别的都好办，现在倒过来了，现在是发展为生态环境让路。 原来一提长江经济带，大家以为要大发展，结果最后提出主要是保护，3公里之内一律不准建工厂企业，建了都要搬，都要迁，导致的结果是影响经济增长回落，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 过去我们要发展，现在要生态环境，当然发展增长会受到影响。 上次我们一个制药企业在银川，因为它是好多制药企业原料生产力，结果因为生态被关掉了，我专门去看。我一看就明白了，你到底要什么，要发展继续生产，要环境就得关。 我们国家山的走势都是东西走向，只有一个南北走向是贺兰山，产生了银川平原，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个平原不要20年就消失了，要什么得搞清楚。现在很明显要环境要生态，结果导致增长速度回落压力比较大。 第五件事，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我们没想回击，最起码我没想过，因为美国经济处上升期，从经济学判断，它下行期可以和中国出现贸易摩擦，它上行期挑起贸易争端，这是没有想到的。 原来我们判断贸易摩擦对我们影响不是太大，结果没有想到对人们心理影响非常大。按道理来讲，我们计算过，美国和我们的贸易摩擦，能消化得了。但十年前打，我们肯定完蛋，就地趴下。 你们可以查一下资料，2007年，我们当时增长方式是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07年GDP总量是27万亿人民币，出口是9万亿人民币，进口是5万亿人民币。出口在GDP占的比例是之差不多30%以上，顺差占GDP11.3%，这两个数据表明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 要是那个时候美国要挑起贸易争端，我们就地投降，因为受不了。后来2008年产生了一场世界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国清醒的认识问题：像中国这么大经济体量的国家，不能把出口作为导向来发展经济。中国必须要调整战略，走向内需拉动型。 我们2008年开始转型，转了十年，去年实际转过来。去年GDP总量82万亿，出口15万亿，进口13万亿，出口占GDP总量的比例下降15%左右，从30%下到15%，下了一半。顺差在出口占的比重从11.3%下到1.3%，这个数据表明中国调整过来了。 我们算了一下，美国挑起贸易争端进行到底，一分钱不让中国对美国出口了，对我们影响是0.2-0.5的增长，这个我们能消化得了，没什么问题。但没想到对我们心理影响这么大，只要美国宣布加税，第二天中国股市一定大跌，股民老问我们，我们又没有出口，受伤的总是我们。 上市公司出口量也不大，怎么老是影响股市？ 因为心理问题，股市是受心理影响最大的市场，没想到心理影响这么大。这种心理影响几乎导致对我们整个影响都很大。因为中美经济关系40年来一直总体比较平稳，一下出现这个问题，人们有一点没法判断，很担心会不会走向冷战。要真走向冷战的话，中国经济就很麻烦了，所以对这种心理影响非常大，导致人们很迷茫，预期比较差。 这五件事，每件事都有负面东西在，单个出来的话好办，结果五件事撞在一起，负面东西也撞在了一起，就出现了经济学的概念，负面效应叠加。负面东西撞在一起，负面效应叠加，最后导致中国经济从3月份到现在出现了负面效应叠加现象。 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经济发展运到了难题，但是我们没有进入衰退期，原因是五件东西撞在一起出现负面效应叠加，标志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 我们估计调整期最少需要三年时间，2018、2019、2020年，需要三年调整才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口号，要真正转向标准化，三年将是调整期。调整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逐一加以解决之后，中国经济才能进入到所谓高质量增长期。 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怎么调整，逐渐形成共识，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稳金融、稳增长、稳开放，这三件事都做好的话，中国会度过这三年调整期，走向我们所希望的高质量增长阶段。 2、如果货币政策再次宽松，金融风险一定会爆发 第一件事，必须稳住金融。 金融必须稳定，金融不能出现大起大落，所以第一件事是稳金融。因为一旦金融稳不住的话，调整期很难渡过。总体实体经济发展是要靠金融支持，金融一旦出现大起大落的话，可能这个调整期就会出现混乱，所以做的第1件事就是稳金融，金融必须稳住。 怎么样稳金融呢，估计要做五件事： 第一，控制好货币政策 金融的核心是货币政策，一定要控制好货币政策。 控制好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一方面要防范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要保持增长的需要，这两个必须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控制好货币政策有三个要点很关键，一定要掌控好三个要点： 1、保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不能变 如果货币政策再次走向宽松的话，那么金融风险一定会爆发的，不用考虑，一定会再次爆发金融风险的压力，所以还得要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稳健。保持中性稳健一个重要的指标，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要控制好。 在座的知道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可以简单理解为生产货币的速度，货币发行的速度，可以这么简单理解。这个数据必须控制好，因为这个数据标志着货币发行的情况。 中性稳健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必须处于低速运转才行，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讲，GDP增长速度加上通胀率，再加一个参数就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 这一条来看我们基本上控制好，9月份货币增长速度8.3%，你们知道过去都是在两位数以下，年平均17%，现在已经控制到一位数，8.3%，那就是GDP6.5%再加上通胀率2%，再一个调整参数，就是它应该有的数据。 这一条现在做得还不错，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一位数，9月份只有8.3%，10月份数据还没有出来。 一定要保证这个数据处于中性稳健，这个数据控制不好的话会发生很重要的经营风险压力，控制好货币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 2、流动性充足，保证流动性充足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流动性必须能满足，叫流动性充足。这一条看来最近在调整，要保证充足。怎么办呢？ 要动用好多货币工具，比如说降准。今年已经降准了4次了，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企业对资金的正常需求，保证流动性，这一条看来能够保持住。 3、货币政策必须顺畅的实现目标 传导机制必须顺畅。 比如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这是定向的目标。 怎么能够传导出去？ 那就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必须顺畅才行。 比如最近为了支持民营经济对银行的考核指标增加一个新指标，就是比例控制。 假定今年放贷100亿，必须保证40%贷向民营经济，有严格的考核指标。过去是口号，现在是指标了，能够保证顺畅的流向民营经济。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顺畅要做一些机制调整，目前调整最大的就是对银行贷款结构性控制，今年贷去多少，多少流向民营经济，有质量要求。 郭树清同志最近讲了，大银行最起码1/3贷款要流向民营经济，中小银行2/3贷款必须流向民营经济，五年后达到50%流向民营经济，这是搞结构控制。 这一控制，就保证了货币政策能够传导机制顺畅。 过去老讲支持民营经济，支持不了原因就是因为传导机制有问题，传导不下去，现在必须顺畅传导。 再是支持实体经济要规定一下今年贷款，比如100亿，90亿必须流向实体经济，非实体经济是10%，这才能叫支持实体经济。 对所有银行用新的考核指标，新考核指标达到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传导机制顺畅。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传导机制上必须顺畅。最近正在做调整，我估计一个月以后大家会普遍感觉到确实支持实体经济了，支持民营经济了，因为传导机制做了调整，要顺畅的传导下去。 简单的说：我们做的稳金融第一件事，控制好货币政策，主要是这三个点：一个是坚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二是保证流动性充足，能够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三是传导机制顺畅，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第二件事是去杠杆政策 去杠杆政策现在要加以调整。去杠杆没错，因为杠杆确实很高。 按照今年第一季度公布数据： 政府负债占GDP总量的35.2%，这个数据偏低。偏低的原因不是弄虚作假，是因为把政府负债没有统计进来，划到企业负债里了。 企业负债是GDP增长的159%，这个数字偏高，企业负债没有这么多。高的原因是把两级政府划到企业负债里了，一个是开发区负债，一个是地方融资负债，把这两个去掉的话其实企业负债只是占GDP总量130%，没有这么高。借债主体性质确实是企业，如果去掉的话企业真正负债是GDP总量130%。 个人负债占GDP总量55.8%，2015年年底个人负债占总量30%，2016年、2017年这两年急速上涨，现在到了55.8%。个人负债里主要是房贷和车贷，虽然没有到达红色警戒线，但是上升太快。 这三种债务加起来，整个社会负债占GDP总量的250%，确实太高。按照有的学者计算，社会负债上升到GDP总量270%时，就会引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险，今年年初我们开始去杠杆，就是降负债率。 从上半年经验和教训来看，似乎有点太猛了，而且有点一刀切。7月31号那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调整一下去杠杆政策，两个调整。一个是控制好去杠杆的力度，力度必须控制好，不能太猛，太猛的话企业受不了，要控制好力度。 多大叫力度？什么意思？ 谁也没有估过，到底具体多少，谁也不清楚。 我是查了一下相关决策部门的信息，体会到所谓力度就是指：不是今年把杠杆去降到正常水平，是用三年时间。 先把杠杆率从250%降到200%，200%还高，不着急，三年之后再继续降，再用两年时间降到正常水平，五年时间才把负债降到正常水平。 如果前三年从250%降到200%的话，去杠杆40万亿，一年13万亿左右。13万亿左右，企业承受得起，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样一来，力度上调整之后，大致就会保证既能防范金融风险，又能保证企业资金链不会断裂，保证企业资金需求。 一个调整是所谓控制好力度； 第二个调整就是要结构性去杠杆，那就是不再搞一刀切了，民营经济杠杆率就不高，对他们就不要再讲所谓去杠杆。 结构性去杠杆，谁的杠杆高就去谁的。 我定了两个重点，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地方政府债，这两个确实有点高：国有企业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成了结构性杠杆的重点。 国有企业去杠杆，我看了一下，上半年大致上通过两条办法把国有企业新增杠杆已经控制住了，就是新一轮负债已经被控制住了。国务院发了一个严格的文件，所有国有企业负债必须要达到应有标准才行，从央企开始。文件很严格，组织了负债继续上升。 另外一条提出来，我们不再搞刚性兑付了，国有企业债务，国家不再多给。过去国家是都给的，叫刚性兑付，国有企业借钱没有问题，最后能还出来，因为国家兜底。上半年正式提出国家不兜底了，都是有限责任，所以对国有企业借钱，买国有企业债券要悠着点，有可能钱回不来。 好多国有企业最后处理都是破产重组，好多钱等于打水漂，回不来，国家不再搞刚性兑付。 严格上讲，现在没有所谓保本理财项目，因为都是有限责任。 这种调整就导致国有企业新增负债速度已经被控制住了，现在是存量怎么办的问题，过去借的怎么办？ 后来定一个思路，就是国有企业存量解决，负债的解决要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 怎么结合呢？ 国有企业改革今年是两个重点： 一是确定主业，主业必须确定。主业确定之后，非主业资产必须卖掉，必须变现。变现的钱不能用新增投资，必须还债，通过非主业变现来还债。 二是要大规模推动混合经济。要大量吸纳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等于增加了国有资本的资本金比例。份额做大了，份值做下来。最成功的就是联通改革，联通混改一个重要结果，把联通负债降下来了。 怎么降下来的呢？ 是以国家上升为绝对控制权降下来，国家对联通没有控股权了，通过混改把负债降下来。 大家看看中国联通的十大股东，中国联通的控股权由以前的62.7%降低至现在的36.7%，减少的股份分给了阿里、苏宁等，大家留意第三大股东是中国国有企业结构性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另外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现在把新增债务已经控制住了，上半年“三条办法”很严厉。 一条办法，把开发区负债全部掐断了，一律不准开发区贷款。开发区是地方政府负债重要的通道，今年上半年彻底掐断了，一律不准贷。我估计明年开发区基本熄火了，就靠贷款运作，一下掐断了。 二是清理了PPP项目，3P项目做了清理。地方政府现在负债重要通道是3P项目，中央财政已经全面做了重新清理，3P项目清理之后等于把地方政府新增负债控制住了。 三是中组部下了一个文件，任何干部提升或调动增加的考核指标——负债率是多少，不是看你把GDP搞了多少，修了多少路，要查一下负债率是多少。超过负债率就地免职，永不再用，很严厉。最近免了几个县委书记，就是因为负债率超过了标准。尤其是贫困县，大家注意到最近免了好几个县委书记。这个指标就把乌纱帽连在一起了，导致不好再增加负债率了。 这三条办法实际把地方新增负债已经控制住了，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存量怎么办，过去建的怎么办？ 我去一个地方，每年GDP总量只有10万亿，负债200万亿。 全国31个省市，只有6个省市向中央交钱，别的都是靠中央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 你想想这一来，它怎么还债，还债无非两条办法：一个税收，一个卖地。 税收基本上好多没法还，因为靠中央转移支付了。另外一个卖地，现在不断的流拍，我估计未来存量债务最麻烦的是地方债务这部分怎么办，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老问我，为什么偏爱央企，央企都处于产业的上游，中央平衡各地财政就靠它的税收利润，一年超过3万亿。虽然效率很低，但钱是给国家了。民企效率是高了，但钱不是给国家了。 有人不理解，所以你要理解，靠它平衡全国各地财政。 央企都处于产业上游，下游很厉害，都在赚钱。虽然央企效率并不高，但它给国家交钱了，这个可以平衡。这是一个很大问题的存在，地方负债是一个大问题，结构性去杠杆，我估计所谓国企这部分还有点失落。 地方政府基本上现在没有失落，杭州没有问题，浙江没有问题，但好多地方是有问题的，有问题比没有问题的多，所以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但是慢慢解决它。 把去杠杆转向稳杠杆，原因是什么呢？ 今年差不多目的达到了，今年去杠杆力度很大，差不多已经完成指标了，估计将逐渐转向稳杠杆。先稳住，别着急，先稳一段时间，让增长有所恢复再说。去杠杆政策将转向稳杠杆，可能是下一步的调整。 要控制好去杠杆政策，大家看到今年以来已经调整第二次了，7月31号是第一次，提出控制好去杠杆力度，结构性去杠杆，不搞一刀切。这次会议没有提去杠杆问题，可能我估计将走向稳杠杆，先稳一段时间再说。 去杠杆任务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是一个过程，可能逐渐走向稳杠杆。未来几个月，去杠杆要走向稳杠杆，这是对的，因为你要保证金融稳定，金融不能出现大起大落，所以要走向稳杠杆，适当把杠杆稳定在目前状态下。 我看了一下数据，到8月底时，杠杆率已经从250%降到242%，这是8月底的数据。说明差不多今年实现了把杠杆上升势头控制住了，这个条件下应该逐渐稳一段时间才行，不宜过猛过快，将转向稳杠杆。 12月份以后，人们会感到资金紧张情况逐渐得以缓解，整个社会资金需求会得以缓解，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这就是稳金融要做的第二件事，随时调整和控制去杠杆的政策，既保证防范金融风险，也要保证经济增长需求，这是稳金融要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稳外汇 外汇必须稳住，外汇不能出事。 怎么稳呢，两个提法—— 一是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 有人曾经问我这句话具体指标是什么，多少叫持续贬值，多少叫不持续贬值？ 从现在来看就是不能破7，可能是一个指标。 你们注意，有两次即将破7，8月21号，前几天即将破7，但两小时之后立刻反弹回来，一定是“央妈”动手了。最近央行副行长再次向世界宣布，你们想做空人民币的人悠着点，咱们交过手，警告你别做空人民币。不能破7，可能就叫不能持续贬值。 从目前状况来看，不能持续贬值的意思就是指不能过期。因为连续两次即将破7，最后反弹回来，说明决策者意识就是不能持续贬值就是不能破7，这是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就是外汇储备量不能持续减少。 多少叫不能持续减少，多少叫减少？ 看来这个数字很明确，就3万亿，3万亿是底线。 10月底已经到了30500多亿，9月份下得很厉害，一下掉了200多亿，有人担心3万亿能守住吗。我估计3万亿是一个标底，不能低于3万亿。 也就是说，稳外汇有两个目标—— 一是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 二是外汇量不能持续减少。 怎么实现呢？ 我估计会做四件事—— 一是外汇改革中已经放开的项目会继续坚持。 比如一张身份证一年可以买5万美金，出口求学这些都会放，不会改了。没有改的暂时停止，对个人来讲，三项海外投资基本全面叫停了，海外不动产投资，要是没有放开，要么走地下钱庄，要么搞虚假贸易账户，要么是人带出去。现在对不起，要买千万别张扬，要查出来都是问题。 大家注意，这方面可能会严厉起来了，过去灰色地带现在不行了，个人海外不动产投资基本要全面收紧。海外证券投资，美国市场买美国股票，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放，现在告诉大家，不放，停止了。 海外投资类保险投资也全面叫停了，我们放的是消费类保险。过去灰色地带在香港刷银行卡，现在只能刷消费类，投资类刷不了了，因为全面叫停了。个人三项海外投资基本不讨论放开问题了，不动产投资、证券投资、投资类保险投资，因为它要稳外汇。 过去海外用银行卡提现没有限制，现在一个人一年就是10万人民币，有限制了。而且最近还推出了很绝的一招，远期外汇交易风险准备金率从0提高到20%，银行要卖100美金的话，要向央行交20块钱风险准备金。 最近我调研，现在放开的也不好办了，买外汇老找各种托辞，不给你卖。一个人5万美金，各种托辞，实际都标志一个信号，外汇收紧，因为要稳住外汇，这是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海外并购，技术类并购继续支持，没有问题，要多少外汇给多少外汇。但非技术类全面叫停了，去年政策还是严格审查，今年全面要叫停了。 发改委正式发文6大类海外金融投资一律不准干了海外买影院、酒庄、俱乐部全面叫停，去年是严格审查，今年是全面叫停。 还放出风来，过去在海外买了这些东西的企业和个人，把外汇怎么出去，现在再怎么倒腾回来。要不倒腾回来，咱们走着瞧，有威胁的意思。 现在好多人都在海外卖这些东西，把外汇倒腾回来。 最近公布了民营企业40年来100位民营企业家，前几年在海外买买买的企业都没了。 为什么呢？ 先把外汇倒腾出来再说。要不倒腾回来，咱们走着瞧。实际就是告诉大家，外汇全面收紧了。海外并购，技术并购继续支持，非技术类全面叫停。 第三条办法，“一带一路”投资，将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了。“一带一路”投资未来将全面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了，因为要稳住外汇。 实际用人民币投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一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这样一来对稳外汇有意义，“一带一路”我们是投资主导方，有权力权利什么样的投资，没有问题。估计“一带一路”投资未来将更多用人民币投资，减少外汇储备，稳住外汇。 第四个办法，在资本项目中做更多运作，外汇进入中国有两个通道：一个是贸易项目，一个是资本项目。 现在贸易项目顺差收窄，外汇进来速度在放慢。那么要保持稳定的话，得要在资本项目下运作才行，估计下一步会在资本项目下加大运作的力度。 比如最近在香港发了50亿人民币国债，调节了香港美元和人民币的共处关系，对稳定外汇有意义。如果再发50亿美金国债，等于外汇储备增加50亿。 现在国际上好多对中国长久是看好的，有的国家，我个人愿意来买外汇所谓国债，我们要发50亿美金外汇国债，等于外汇储备增加50亿。发人民币国债，稳定汇率，发50亿美金的话等于外汇储备增加。 下一步国家会在资本项目上频繁运作，一定会调整，因为要稳住外汇。贸易项目下，因为所谓美国和中国贸易摩擦影响了中国的出口，所以顺差在收窄，但资本项目还可以合作。 尤其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有一些大的动作，今年三月份，我们在上海成立石油期货交易所，明确宣布上海石油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长期和石油挂钩了。 过去长期是美元和石油挂钩，你们知道美国和我们的贸易摩擦是必然的，我们等于捅了它一刀。现在世界三大石油交易所，伦敦、纽约、上海，交易不用美金了，正式宣布产油国在我们这里卖了石油之后拿了人民币，随便可以在中国上海黄金所买黄金。 世界发现中国这么多黄金储备，我们是黄金储备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样一来可以支持外汇的稳定。实际上很多对上海石油交易所认识不足，不知道什么意思，实际这是一个重大的中国决策。这条决策推出来之后，应该讲外汇基本上能控制住，大家不用太担心。 总体来讲，稳外汇就是这四条办法，外汇应该能稳住。外汇只要能稳住，只要这个“秤砣”不会出事，秤砣只要在，转型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金融波动。 稳金融的第三条，稳外汇，大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这是稳金融要做的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稳股市 股市必须稳住，过去对这个事情认识还不是太足，现在意识到资本市场必须要稳住，想办法稳住资本市场。 怎么稳资本市场呢？ 现在看来有三条办法： 第一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必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话，谁敢买你的股票，可能人家不会买你的股票，所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凡是与提高质量有关的重组并购都可以放开，只要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话，可以推动重组并购，都可以。 第二条，减少行政对股市的干预。监管部门不要干预股市交易，只要做一件事，保证公开透明。公布信息公开透明，信息的公开。 第三条，需要长期资金支持。中国股市不稳定没有长期资金支持，所以像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可以入市，下一步推动这种中长期资金进入股市来解决问题。这三条如果能做到的话，应该能稳住资本市场。 最近好像一直在跌，最近又跌到2600以下。我估计与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在上海宣布上交所改一个新的板块，科创版，而且要搞注册制。这是好事，既是改革，又是推动技术创新，科创版对中国技术创新募集资金有好处，而注册制等于股市改革手段，本来是好事，但对股民的印象是要扩容了，所以股市往下跌。 这样一来，大家注意股市的问题很复杂，这三条基本对策应该没有问题，这是对的。但因为人们对股市的判断在现有股民所谓心里还有一些问题产生作用，本来是好事，没有想到一公布股市就跌了。原因是人们觉得要扩容，一旦扩容会不会股价上不来。 本来是两项改革都在这里，一个推动科技版正常融资，一个把审核制变为注册制。既是科学创新改革，也是所谓的体系改革。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好消息变成负面东西，导致跌了，我估计人们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个做法是对的，没有错。实际都在保证一个所谓上市公司质量问题，我们放开科创版和注册制就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好企业容易上市，但短期给人的印象是扩容，所以导致股市跌，这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条可以看出来，决策层对股市稳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次讲得很清楚，股市必须稳定。股市不稳定，金融就稳定不了，所以下一步稳金融重要内容就是要稳股市。这次上海政策宣布，我觉得应该是利好消息，结果变成利空了，总体来讲是要稳股市，这是稳金融要做的第四件事。 第五件事，防止资产泡沫破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房地产是个大问题了，明年考验我们能不能稳定金融的关键是房地产。 过去房价上升很快我们有办法，中长期对策，中短期都已经有对策。但万一大跌怎么办，房地产既不能涨得太快，也不能跌得太快。房价跌得太快，等于泡沫就破了，破了也不行。 今年有两类金融机构应该是基本出清了，一个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该报的都报完了。第二个是股市已经跌到最低点，实际上分散性金融风险已经爆发了，不是系统性而已。系统性还有一个银行金融机构，银行现在没什么事，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市已经出清了。但是银行不能出事，它要出事就是整个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了。银行不能出事的前提是房地产不能出事，这是重大问题。 明年我们遇到稳金融最主要问题可能是房地产问题，最近房价开始回落了，北京二手房回到2016年的水平。如果再往回落的话，落到什么程度能够稳住金融，值得我们研究。 明年稳金融主要问题，主要是房价大跌怎么办？ 房价如果大跌，你们知道中国人财富65%是房产，等于所有人财富要缩水。一旦大跌会不会导致整个信用贷断裂，而且现在好多财产和房产，像上市公司，他们控制房产在1万亿左右，那样暴跌的话是什么结局？ 明年对我们来讲一个重大的压力，可能稳金融核心是房地产问题。这条如果能稳住，渡过这个难关的话，2020年稳金融问题就比较轻松一点。 现在看来，下一步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房地产问题。我们能不能稳住，房价上升太快不行，但下跌太快也不行。应该在什么状态下能够稳住，值得中国研究。 从国际经验来看，像美国、日本，你们注意研究它，每次金融风险引爆的都是房地产。美国上次引爆08年金融风险背后是什么，就是次贷危机，是房地产引爆了整个金融危机。 对中国来讲下一步一个重要问题，是房地产能不能稳住。稳不住的话，可能麻烦就大一点。 明年稳金融核心问题是房地产问题，房价能不能下行在我们需要的范围内。而且现在看来有些市场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标准，一旦出现连锁反应的时候就非常麻烦了。 北京现在就很头疼，基本有价无市。挂牌价格在那里，最后交易时都必须降价。今年3月份以后，我在北京中介机构上了十天班，因为你不能光看统计资料，得体验一下，要观察一下买卖者心态怎么回事。我就发现一套房子总价格在500万，还有流动性，而且绝大部分是刚需。一上千万，流动性就很差了，一上三四千万基本没流动性。 有一天一位先生要卖奥运村边上一套房子，面积比较大，挂牌价格3500万，挂了半年没有人问，很着急。那天专门自己来到中介机构，刚好碰到我跟他聊，他告诉我一直没有人问，很着急。结果来了两位看房者，他特意热情告诉人家说，这是精装修，而且没有住过，可以拎包入住。如果一次性付款的话可以打折，3000万怎么样。那两位老兄听完之后来一句，老兄，我们不是缺那500，缺那3千万！ 这就让我注意到一个问题，房地产谁接盘，你思考一下，是个大问题。 明年如果出现房价回落太快的话，一些房地产政策就要缓步出来，比如房地产税，不能那么着急了。太着急会加速下跌，加速下跌结果并不利于稳定。 明年和今年一样，有些政策，像去杠杆政策，今年我们发现问题赶快调整。房地产政策一样，一旦发现不对称马上调整。调整期、调整期，都得调整的意思。没有一个一直坚持的，一旦发现不对就得调整。 明年的关键可能是稳住，房地产是个大事。房地产稳住，才能稳金融。稳不住的话，金融就稳不住。 在座诸位房子太多的人要注意一下，建议大家要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有事市场力量是控制不住的。明年关键问题，稳金融核心是房地产能不能稳住，是个大问题。如果能稳住的话，应该说金融就能稳住。 今年考验我们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引爆，所谓股市非理性下跌，我们感悟到明年关键，稳金融核心是房地产问题。总体来讲，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稳金融，大致就是这5件事。这5件事做好了，金融才能稳住，调整期才能渡过。金融稳不住，调整期走不过来，没法走向高质量增长阶段。 第一件事，稳金融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3、纪念的意思是结束了，庆祝是还要继续 第二件事，稳增长。 刚才讲到中国进入调整期，调整期要做三件事：一是稳金融；二是稳增长；三是稳开放。 增长不能出现太多下滑，一旦出现太多的下滑，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情绪。 怎么稳增长呢？ 大致上要做这么几件事： 一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因为货币政策刚才讲到既要防范风险，它的运作空间是有限的，不能改变货币政策的走势，就是稳健中性，不能走向宽松。 这样一来稳增长重要政策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无非两条办法： 1、减税费，税费必须减。 上次我们减税，减就减了，但上次减税有一个问题，所有房地产企业减了1/4税，制造企业没有减。 大家非常有意见，一方面减那么多税，结果没有感觉，因为操作上有问题，导致房地产企业基本都减了1/4税，你问他们，他们都很高兴。但是制造业基本没有减，这就要吸取一个教训。 你们知道最近一个文件正在会签，增值税现在三个档次准备合为两个档次，群体性下降1个点。一个点，两税合了之后在一个点应该挺大的，这个文件出台的话影响太大。 昨天税务局长已经开会讨论了，正在讨论更大规模减税，增值税要做大调整。这样一来，可能对企业减税应该说有好处的，我估计这次可能比较大，所有企业都会感觉到真减税了。不像过去只有国务院感觉减税了，大家都没有感觉。 财政政策一个积极的办法是减税费，而且这次力度要大，让所有人感觉真减税费了。 2、就是加大财政投资，财政投资不能搞经营性投资，只能搞基础设施和民生的投资。 基础设施和民生的投资今年要进一步加大，明年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民生投资在明年国家预算里面力度会比较大，这样一来可增加整个社会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明年上半年一个是减税，一个是增加财政投资，这两项动作出来的话对稳增长将有很强的意义。因为不做已经不行了，必须这样做了。这是稳增长的一条，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 最近决策层不断调研，不断讨论，而且涉及各个层面的问题都在讨论，金融会议应该会宣布这些重大的决定。明年稳增长作用上，财政政策会有很大的作用。 二是加快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必须加速，原来我们预见的三个产业要加速推进。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八个要点：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这八个要点必须加速推进。 推进过程中一方面释放市场力量，另一方面还要加速国家对这些产业的扶持和推动。像人工智能，中国未来要站在世界第一团队里。凡是市场上这些企业做得好的，国家可以拿钱进行投资，投到一定程度完成这个阶段撤出来。 像腾讯做医疗影像不错，确实不错，怎么办，国家加大投资。现在腾讯的技术把人五脏六腑都拍得清清楚楚，以后看病都不一定见医生了。 原来我们估计科大讯飞会在语音人工智能上有突破，结果最近负面东西太多。实际上它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想办法尽快推动。 凡是在这些方面已经看到有技术突破的，国家应该再推一把，让它尽量能够完成这些方向，实现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最近我看了一下，这些方面确实进步蛮大的。这几个要点上，我分别跑了一家企业，一共跑了8个企业。我发现这一方面，这几年确实进步很大。我估计也就三年左右时间，这八个要点上经常会冒出来一些企业，可能会释放很强的增长力，要加快战略新兴产业的推动，不能再等了。要尽量缩短这个调整期，让他们尽量释放很强的作用。 服务业，要尽快加速推进。 前几个月我就看一个老师，91岁了，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大弟子，不认识我了。一见面问我是谁，刚讲完过了两分钟，又问你是谁啊。他儿子告诉我，老先生得了老年失忆症患者，没法家庭养老，不认识亲人了。告诉我雇了三个保姆，最后发现三个保姆把老先生捆在椅子上自己玩去了，我就想到机构养老是很重要的。 这些产业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回报一定很高。美国一就业就开始交养老基金，一辈子为这个事奋斗的，就为了未来。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刘鹤副总理讲得很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带来一个很重要需求，养老需求，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讨论市场保证制度是政府要做的事，而养老是个产业，不是养老保障，是产业的问题。 这些服务都有巨大需求，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些服务业。 我估计像服务业，无论哪种服务业未来在中国都有很大的前途，因为它以人口为基数。中国接近14亿人，所以服务业市场在中国未来对于增长贡献奖是巨大的。 现代制造业，制造业分两种，一个叫传统制造业，怎么划分，不是谁现代，谁不现代。是按照生产产品社会性质划分的，凡是生产私人产品的都叫传统制造业。 汽车为什么划为传统制造业，因为它生产私人产品。凡是生产公共产品都是叫现代制造业，不是谁现代谁不现代，是按照社会性质划分的。 我们国家私人产品严重过剩，吃穿用住严重过剩，传统产品严重过剩。公共产品生产严重短缺，所以生产公共产品是一个大力发展的方向，发展现代制造业。 怎么发展呢，定了五个重点—— 一是航天制造和航空制造，航天计是卫星，航空机就是大飞机。 二是高铁装备制造，这是一个重点，中国市场巨大，而且完成所有技术创新。 三是核电装备制造，中国新能源厂未来发展重点是核电，2030年发电总量33%来自于核电，核电装备是重要的内容。 四是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中国现在在准备改造中国电网，利用特高压技术。所谓特高压技术把电能传到5千公里之外，电力传输高速路，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就列为重点。 五是现代船舶制造和海洋装备制造，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远洋海军，支持远洋海军重要工业部门就是现代船舶制造。 总体来讲，现在定了这样五个重点，要加速推动。一旦启动起来，对我们增长贡献是巨大的。 现在可以看到加快结构调整主要是这三个产业： 一个是战略新兴产业； 一个是服务业； 一个是现代制造业。 结果上次讨论中有些民营企业问，除了服务业好像都干不上。 错了，实际上最近讨论的国有和民营，产业结构上发现有两个特征未来很明显： 一个是基础性产业，应该由国有企业完成。 比如非竞争性的，投资量很长，时间很长，比如大飞机发动机，个人投不成的，回报率回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基础性产业，重型机械，投资期较长，应该由国有企业来做。 二是实现民营和国有所谓分工协作，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制造业未来方向是分工协作。 一架飞机零部件600多万以上，你不能搞一个零部件生产吗？ 未来一定走向分工协作。 像上海三工集团就干一件事，设计和组装，所有零部件都是招标采购。高铁那么多零部件，除了底盘是中车控制之外，别的都是招标的，你还不能搞一个过来？ 未来民营和国有重要分工就是，国家可能第一方面主要做基础性产业或投资量很重的产业，而民营经济做所谓消费产品。分工协作，零部件配套完成推动。这样一来对民营和国有产业布局将越来越清晰了，大家都有事干了。 不是没有事干，好多都有事干。 你想想船舶制造涉及到那么多产业，你还不能做一个零部件？ 我一个学生，她给现代船舶搞零部件配套。一个女学生办这么重的企业，就是零部件配套，分工协作。 未来民营、国有在产业上分工，在一个产业内部也实现分工，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来推动发展。 下一步这三个产业上，我们应该加速推动，将有巨大意义。 我估计中国会缩短结构调整期，可能下一步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上会进一步缩短这个过程，尽量推动结构调整能够尽快让通过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上市。国务院这次开了好几次座谈会，实际就是想加速调整期缩短。 只有调整期缩短对稳增长才有意义，而且中国已经明白现在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非常优势的地位上。现在这种发达国家都在搞创意经济，搞了半天发现创意只能在中国才能落地。像美国在苹果怎么都干不了，在中国就火起来了，因为所有配套部门都有。我们比发展中国家又高一个层次，让整个产业链处于优势地位上，所以必须加速推动结构调整，这是稳增长的第二件事。 三是技术创新。短板一个重要约束条件是技术，一个芯片折腾我们没有办法。 大家知道我们每年进口芯片的钱是4000亿美金，和进口石油的钱是一样。我们最大短板是技术，技术创新必须加速。而且不能再喊口号了，要踏实的干。应该明白企业要做什么，国家要做什么，得搞清楚。 技术创新一个重要平台是有现代化的实验室，没有现代化实验室，谁也不可能搞金融创新，那不是喊口号。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是现代化的实验室，没有这个现代化实验室，谁都做不成。这个靠企业不行，国家必须出手，要建立现代化实验室体系为企业服务。 最近这个动作已经开始了，北京要建立三大科学城，环球科学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建成后向所有民营企业开放，有的是免费，有的是收费，都对企业开放，因为企业离开这个平台没法搞技术创新，没地方做实验，这个地方国家提供，有构建所谓实验室经济了。 杭州也成立了西湖大学，西湖大学只搞三个专业，生物生命工程、人工智能、互联网，不搞别的专业，从博士开始。博士重要的是实验室，没有实验室怎么干博士。博士就是整天在实验室干活的，你的工作就是养细菌，不然怎么搞生命工程。再加上浙大，阿里巴巴也在搞实验室。没有一个平台，任何民营企业没法搞技术创新。 搞药的企业，国家得提供大量实验室，为国家服务。企业在这儿做实验有的就是免费，最终是主要提供服务，这种技术创新必须加速。美国技术创新厉害的原因就是有庞大的实验室经济，为整个社会提供平台。这种实验经济供你所用，才能获得各种诺贝尔奖。我们没有这种平台，国家必须组建。现在思路基本清晰了，差不多三五年时间就显现出这方面努力了，所以要加大技术创新的推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四是必须深化改革。 现在的改革已经搞了40年了，不能像过去那样了，要在40年改革基础上改革。民营经济问题必须加快改革，如果不保障民营经济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那怎么行。 过去大家都是无产者，啥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人成为有产者，有产了当然担心自己至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问题，那你必须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这是重要的改革。如果不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移民了，怎么搞经济。 当然也别移民了，移民没啥意思，最后会发现还是中国能赚钱，必须保证安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保证私人产，保证人身安全。我估计下一步对民营经济人身安全和财富安全保证将更加具有意义，要做三件事—— 一是凡是不具有司法权的机构一律不能查封私人财产，要做严格鉴定。 二是即使司法机构也不能随便查封，要以立案为标准，限制了司法机构权力滥用。 三是司法和行政的分离，司法体系和行政必须分离，不分离就很难保证财产。 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应该做这些事，真正保证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怎么赚钱，他很清楚，你不要教他怎么赚钱，把这些事做了就行了，保证财产和人身安全是最关键的。 现在人们之所以老担心财产和人身安全，尤其有钱之后更加担心了，所以应该推动它。未来要保证企业阶层，而且要强调企业精神，这是关键。中国重要的政治改革应该形成真正的商业社会，所谓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精神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这个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我估计这个改革能做好的话，对下一步发展将是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叫改革开放再启航，意思就是不是过去的改革，是40年的技术，再启航。最近大家看我们过去叫纪念改革开放40年，现在叫庆祝。纪念的意思是结束了，庆祝是还要继续。 最近中央要开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改革开放再启航，就是要推出一些重大决策。一方面总结过去40年，另一方面要展望未来30年。纪念就是这个事过去了，庆祝的意思是还要进行，所以会进一步推动改革。 中国目前改革重点是关于民营经济问题，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民营经济核心问题不是怎么保证他们赚钱，而是人身和财产保护是重要的，他们知道怎么赚钱。这些如果逐渐变成制度和法律的话，对中国长久稳定将是有意义的。 所谓稳增长就这四件事，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逐渐认识到，这将是一个好的方向。 这是稳增长的四件事，保证增长速度以一个正常的增长速度，中国增长不可能再恢复到7%、8%，基础太大了。 20年前在7万亿，10年前在27万亿，那个增长才一点点，现在82万亿，增长1个点都很大一块。别想着百分之七八了，一个大致能符合的要求就不错了。再一个，中国增长能保持5%就不错了，也是高速增长的，也很大的。稳增长，这四件事我们逐渐要做，对保证未来的增长将是有利的。 这是我们调整期要做的第二件事，稳增长。 4、过去不是装孙子，就是孙子，现在装也装不成了 第三件事，稳开放。 开放必须继续进行，开放怎么做呢？ 1、正确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 中美贸易摩擦标志着中美关系重新调整，过去中美关系在未来不可能再维系了，我们心里要有底。有些是不是继续韬光养晦，韬光不了怎么办？过去就是装孙子，过去1米高，现在长到一米八了，怎么装？过去不是装孙子，就是孙子，现在装也装不成了，怎么办，到这个时代得应对。 知道中美关系必须调整了，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搭便车。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中美关系重新调整的一个历史性、标志性事件，它是一个事件，标志中美关系将重新调整。 中国必须要做好，千万不要出现战略失误，一定要搞清楚。美国在评价总统里，排名第三的好总统竟然是里根，我很吃惊。 里根成了最好的总统之一，他在位时把日本和前苏联干掉了。和苏联搞军备比赛，必然要发展重武力。搞重武力必须要养三种人，科学家、文学家、政治精英，搞了双轨制，特供制度。这三种人实行特供，时间都有，老百姓什么没有，结果演变成政治问题，一夜之间完蛋了。 俄罗斯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丧失了和美国竞争可能性，两个竞争对手都干掉了，都因为战略失误。当时“广场协议”签完之后，日本转向刺激内需，提供内需。德国是继续提高供给能力，技术创新，德国挺过去，日本完蛋了，战略失误。 中国在贸易摩擦面前必须保证一个非常清醒的定义，中国处理中美关系要坚持三条原则—— 一是保护中国的经济核心利益，核心利益不能放弃。我们不讲政治，讲南海、台湾，经济上核心利益必须保护，经济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目前处于整个世界产业链最优地位，这是核心地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可以做，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核心利益。中国必须保护世界产业链中最优地位，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二是美国在批评中国贸易政治的时候，有些提法是对的，我们要跟着提法改革自己。通过他们的批评来改革内部，刺激我们改革。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有些提法是对的，像我们搞各种出口补贴，国有经济补贴是对的，我们应该改革。通过他们跟我们的贸易摩擦推动中国内部改革，对的东西我们一定改革，所以应该通过外部贸易争端推动内部改革。 三是不能走向冷战，中国必须和美国要拉近关系。特朗普跟我们干，可以和美国企业界，美国地方政府拉近关系。不能走向中美对立，不能走向冷战，这是原则。中国一定主动的继续和美国抱在一起，你越打，我们越抱住你不放。 这次上海进博会来了180家美国企业，上次他们给中国加关税，2千亿要加25%的关税，就是企业反对才加了10%，他们是利益关系，不是别人。千万不要和美国进入冷战状态，一定要加大和美国企业、美国地方政府的沟通，不要走向冷战。 中国绝不能听一些极端人士的话，不要走向中美对立，这是运用。也不断加大各个城市的沟通，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三大原则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不要因为贸易摩擦改变中美关系，这三个原则必须坚持。 稳开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不要因为贸易摩擦问题导致我们和美国直接对立，不要走向对立。一定要走向各个层面进一步的融合，因为它是最发达国家之一，要想办法融合。这是所谓进一步稳开放重要问题，处理好中美关系。不要因为贸易摩擦而出现别的想法，而是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好中美关系。 美国现在很艰难，大家不要以为美国都很好，美国比我们还艰难。 你们到美国一看就清楚了，中产阶级在美国很难受，蓝领工人20年没有加一分钱。美国3亿多人口，只有1亿多有护照，好多人没有出过国，出去到加拿大、墨西哥转了一圈而已。 我上次和美国朋友说，别看中国北京、上海这样，你开车走一个小时看看，就不一样了。他说纽约、华盛顿开车走一个小时，也差不多。美国国债20万亿美金，和GDP相等的。美国上半年GDP总量是10万亿多一点，今年负债就是21万亿了。美国也需要帮助了，不要走向对立对中国有好事。 稳开放的一条，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进一步处理好中美关系，这是一条。 2、全方位开放市场 中国不能光讲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还要加一条，市场大国。只要市场在这里，你还能跑哪儿去？中国不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大国是出口的问题，利益问题。市场大国把所有人套住了，要彻底开放市场。 我们正面开放三大市场—— （1）全方位开放物质产品市场。 全方位开放，释放几个信号：一是在上海组建永久性进口博览会；二是降关税，海南岛整个成为自贸岛。 没有关税了，短期内刺激中国消费，我在进博会看了一下，那么多好产品都是我们想要的。过去价格太高，因为关税太高。关税一旦降下来了，马上便宜了，关税全部降完了，一下子刺激国内消费。 这么多好产品进来，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的，不要几年生产一样的产品出来了。中国是山寨大国，长久来讲提高中国供给能力。我最近在进博会转了一下发现，许多东西对中国有很好的作用。只要买进来，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很快会提高中国供给水平。 （2）全方位开放服务业市场。 金融、教育、医疗、保险，全方位开放。中国好像很缺乏优教老师，从你们新闻看，你们优教老师老是想扎针，我们菲律宾有10万幼教老师，英语水平极好，又不扎针，菲佣市场开放是很快的事。服务业开放，人要进来，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急着组建移民局，这些都是移民局的问题。产品是海关的问题，服务业是移民局的问题，成立新的移民局，我们全方位开放服务业市场。 （3）全方位开放投资市场。 最近国务院修改了外资进入中国的负面清单，原来负面清单是69项，现在降到42项。而且这次和中日关系做了调整，大家看到中日正式提出来从竞争关系要变成合作关系，双方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日本实际上生产能力很强的，一旦把东南亚市场拉通对中国有巨大的好处。 最近日本调整关系，拉着一起要搞第三方市场，重要的就是建立东南亚和南亚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在亚洲把日本拽住了，在西方把美国拽住了，在非洲把德国、法国拽住，就行了，一起干。只要一起干，最后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因为中国人很能吃苦。你那儿干四个小时就休息，我们不用，我们12个小时。 开放投资市场，这次和日本达成协议是很有意义的。我估计要不了几年时间，和日本联合把东南亚摆平，把南亚摆平，对中国有巨大意义。 我们全方位开放市场，三大市场一起开放，让中国成为市场大国，最后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我们有能力，14亿人口逐渐富裕起来，所以中国全方位开放市场是对的，这是稳开放要做的第二件事。 3、经营好“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到三大洲两大洋，亚洲、欧洲、非洲。两大洋，太平洋、印度洋。所以注意看，美国急了，封锁北美和大西洋，避免直接冲突。 五年前中国就想到这个问题，一旦美国不让中国产品过去怎么办呢，要找新的出口目的地，找新的投资地，所以起草“一带一路”战略。最近中国开了“一带一路”战略座谈会，把“一带一路”真正变成战略，不是口号。 从国家层面讲对“一带一路”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金融服务做好，所以我们成立亚投行。亚投行目的干什么呢，为“一带一路”做好金融服务。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把基础设施打通。不然产品怎么出去，企业怎么出去？再看欧亚高铁已经开通，现在我们吃的海鲜已经来自印度洋、太平洋了。印度洋和中国这么近了，中国“一带一路”得注意，“一路”既包括印度洋，也包括太平洋。太平洋有情可原，因为和中国接壤。太平洋，我们有局限性的。马六甲海峡就是一个麻烦的事，美国可以完全封锁，封锁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印度洋上。 三是法律服务。我们成立一个新的法院，“一带一路”法院。“一带一路”法院就是为中国出去的企业服务的，帮助你打国际官司，因为企业要出去。国家经营好“一带一路”，这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好：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法律服务。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走出去，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小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才有意义。 今年我到非洲考察，去了摩洛哥，摩洛哥没有任何产业，就是旅游业，没有任何工业。卖的产品就是中国生产的，所以去了以后一个朋友提醒我，千万别在这儿买东西，都是中国什么的。尤其别买文物，都是中国的。 一个明星非要去买，25万买个东西特高兴，挂在家里显摆，发到网上，结果一个广东企业打电话说那是他们生产的。把中国车床运过去，一开工就能赚钱，没有任何工艺，只要生产就能赚钱，摩洛哥是欧洲人到非洲的主要通道。 中国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企业过去了，摩洛哥的税很轻，就一种税，所得税13%，没有增值税。而且劳动力比较便宜，劳动力对你无限制忠诚，只要你给了就业机会，对你非常忠诚。 中国劳动力还琢磨老板钱从哪儿来的，他们从来不琢磨，只会干活。非洲人口爆炸，人很多，没有任何工业制造。实际上大家注意，千万不要提“去工业化”这个提法，非洲两个国家，一个埃及，一个南非，就是去工业化残了，不能随便提。中国之所以能过去的原因，中国工业部门非常齐全，随便都可以过去。 未来的非洲，2050年之后整个世界增长点就是非洲了，亚洲2050年就饱和了。2050年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了，中国一饱和整个亚洲就饱和了，未来增长点是非洲，所以我们提前布局是对的，希望中小企业过去，中小企业过去才有意义。 上次碰到一个74年生人提的，一个年轻企业在中国一直搞火力发电厂项目，现在都饱和了，他们没活干了。终于看到土耳其一个地方招标，要建火力发电厂，特别高兴。带两个副总直飞过去，下了飞机场出来要找小车过去，拿招标地方找出租车，出租车都摇头，为什么？这个地方离机场400多公里，没人愿意去。终于找到一辆车，三个人过去，刚下车就发现七八岁小孩抱着大包冲上来了，他们很紧张，是不是人体炸弹。 跑过来干吗？ 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小鼻子的人，第一次见，非要照相。 中标之后建得很好，现在那个地方物流、零配件配套全部拿下。中国国际化水平实际是很高的，“一带一路”战略对好多企业很有前途，尤其中小企业。 出去不是大企业，大量中小企业才有意义。中国一定要经营好“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许多过剩产能和中小企业“走出去”有巨大意义。我们现在逐渐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最近我看一个文章，证明中国古代没有丝绸之路。 谁都知道“一带一路”是要找个由头才行，没有由头不好说。因为我们古代有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搞新丝绸之路，叫“一带一路”，结果他非要论证没有丝绸之路！ 我们一定要经营好，这是中国下一步的重点。它的面积很大，三大洲、五大洋，亚洲、欧洲、非洲；印度洋、太平洋，多大的范围。 这次好多国家承认中国战略，日本第一次承认“一带一路”，和中国联合起来一起开发“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 俄罗斯也承认，和欧亚战略结合，逐渐形成共识，为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这是重要开放，所以是新的开放。我们不简单是已经走向新的开放阶段，所以经营好“一带一路”。 整体来讲，所谓稳开放这三件事必须做好—— 一是中美关系，贸易摩擦一定要处理好； 二是全方位开放市场，让中国人成为制造大国的同时，成为世界市场大国； 三是经营好“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做好服务，来完成我们进一步的开放。 这三件事做好的话，中国开放会进入新的阶段。开放反过来会推动国内增长，推动国力的变革，实际越开放，中国观念越变革，越容易推动国力增长，所以稳开放要做好这三件事。 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稳金融、稳增长、稳开放，这三件事都做好的话，中国会度过这三年调整期，走向我们所希望的高质量增长阶段。 现在还不是高质量增长阶段，是调整期，要从过去那个阶段调整到高质量增长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我总体还是审慎乐观，乐观基础是审慎，要做好事才乐观，不然就是瞎乐观。一定要做好这些事，才能走向乐观的目标。（来源：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 作者：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形势分析
特朗普让鹰派鸽派同时出席晚宴，体现对华和解姿态
【研究员】：
编者按：特朗普让所有对华鹰派和鸽派出席晚宴，也体现了他同中国的和解姿态。在双方出席人员名单公布后，舆论就普遍认为，这次习特会晚宴的成果将比较积极。这更能凸显特朗普的团队管理策略。80多岁的商务部长罗斯此前对中国一直不够强硬而逐渐被特朗普“弃用”，这一次留在国内。特朗普允许纳瓦罗随同出席阿根廷二十国集团（G20）集团峰会及习特会，主要是为了向中方释放强硬的信号。这样也可以制衡一直主张和中国对话的财长努钦，避免主张对话的声音过大，给外界留下美国即将妥协或让步的姿态。
【博览综合消息】阿根廷G20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删除了有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表述。 库德洛在推特上发文称，“进展顺利”。 当地时间12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工作晚宴持续了超过两小时之后结束。 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称，此次习特会比原计划超时半小时，显示两国都有意缓和中美紧张的局势。“习特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以积极的调子结束。” 据报道，会晤结束时，会议室传来掌声，双方看起来都很开心。 另外，报道称，在习近平和特朗普率团离场时，中美人员还拍摄了一张集体合影。这一举动并非原计划内容。 舆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习特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事后，参会的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推特上发文称，“进展顺利”。 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在海外社交媒体表示，习特会进展顺利。 中美峰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深入谈判达成重要共识，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使得中美贸易战显露曙光。也意味着，在G20峰会中“意外”现身的刘鹤或将访美，继续充当中方谈判人的重要角色。 从会晤结果来看，双方一致同意休战，开启谈判。美国取消将10%关税提高到25%的计划，承诺不再加征新关税。其实，双方此次暂时和解，从特朗普当天安排出席晚宴的幕僚就可以看出。 美方幕僚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部长努钦、幕僚长凯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高级顾问库什纳、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助理纳瓦罗和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其中，纳瓦罗和莱特希泽是最强硬的对华鹰派。尤其是纳瓦罗，一度主张反对谈判，之前曾传出不在晚餐列席名单。库德罗虽然姿态强硬，但立场更多与财长努钦相近，而且两人都和华尔街精英有一定的联系，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这也是纳瓦罗和库德罗两位强硬派的分歧所在。另外，曾在2017年初主导过对华关系的温和派顾问库什纳也出席了晚餐。 特朗普让所有对华鹰派和鸽派出席晚宴，也体现了他同中国的和解姿态。在双方出席人员名单公布后，舆论就普遍认为，这次习特会晚宴的成果将比较积极。 这更能凸显特朗普的团队管理策略。 80多岁的商务部长罗斯此前对中国一直不够强硬而逐渐被特朗普“弃用”，这一次留在国内。特朗普允许纳瓦罗随同出席阿根廷二十国集团（G20）集团峰会及习特会，主要是为了向中方释放强硬的信号。这样也可以制衡一直主张和中国对话的财长努钦，避免主张对话的声音过大，给外界留下美国即将妥协或让步的姿态。 纳瓦罗能够随行应该也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建议。接下来同中方的谈判，莱特希泽将是主要对话者。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中美贸易谈判，白宫鹰派和鸽派将都有发声的空间。尤其是库什纳和莱特希泽，两人在美墨加贸易谈判中立下汗马功劳，取得特朗普的信任，预计在今后也将通过各自的方式影响中美贸易谈判。 有些美国媒体及观察人士甚至抬高了这次会晤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认为它是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受关注的一次中美元首会晤。 但从结果来看，双方依然回到了“一边打一边谈”的模式，只不过，中国这次给予了美国更多承诺，其中就包括立即向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后急需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可见承诺。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次回国后至少可以向选民提到这一“政绩”。 双方和解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彼此只是重启贸易谈判、美方暂不取消已有关税，也不增加新关税。特朗普政府接下来依然会延续施压北京的策略，以谋求在谈判中占据上风。 在12月1日晚宴之前，特朗普政府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中方施压，比如要求加快改革世贸组织（WTO），以及G20峰会声明中删除有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这被认为是美国、欧盟与中国妥协的产物。 这种间接的施压或妥协不会被中美两国国内过度放大解读。毕竟这次习特会，中美双方最大的默契就是宣布休战，同时避免给国内留下任何一方率先让步的印象。 中美贸易新走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1日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后共进晚餐。 会后，白宫表示，中国同意购买“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及工业产品等，减少贸易不平等，中美双方会尝试在未来90日内就多项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意2,000亿美元的产品继续按照10%征收关税，而不会在1月1日把关税提高至25%。 白宫称习近平对同意高通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持开放态度，可以再向中方呈交收购协议。 中国官方媒体在会后亦公布消息，指中美双方同意明年不再额外加征关税，两国将继续展开贸易谈判。 报道称，双方都认为，这次会晤达成的原则共识意义重大，不仅有效阻止了经贸摩擦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为双方合作共赢开辟了新的前景。 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的定调，改变了原来谈判的模式，直接给出了谈判的整体框架，将更有利于下一轮中美双方的贸易谈判。 如此看来，中方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或如外界所言，将于本月中旬率领他的团队前往华盛顿继续执行谈判任务。 中方长期针对相对，令美国在贸易战中并未尝到甜头 北京时间12月2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社评《中美元首达成共识，值得两国社会欢迎》中写道，贸易协议只要最终达成，就是合理的，当中从来没有赢者，它的结束方式也不可能以输赢论。 文章强调，中国公众应当保持平常心，虽然贸易谈判波澜起伏，但公众心态无需一惊一乍。北京的改革开放大局已定，包容得下、驾驭得了各种变故和风雨。 而在北京观察人士看来，中美皆同意不再升级贸易战，不再加征新的关税，甚至是努力取消2018年以来加征的关税，已经是一个相当积极正面的重大进展，中美贸易战由此进入全新阶段。 名为“牛弹琴”的观察人士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释放三大清晰且重磅信号，一是，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立场“始终如一，坚如磐石”。 自贸易战发端以来，北京方面始终强调一点，只要侵犯底线，中国必然反击，且是强有力的反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宣称，贸易战很简单，美国肯定赢。 虽然特朗普连续抛出加征500亿美元，甚至是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威胁，但中国始终针锋相对。正如今年9月24日，中国发布贸易战白皮书所言，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中国明白，为了更长远的国家利益，以及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只能“奉陪到底”。不过，北京并未关上谈判大门，“谈，大门敞开”。 二是，此次习特会达成共识，让外界意识到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甚至可能是改写历史的决定性作用。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此次习特会，中美并未在阿根廷安排其他会晤，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个人情感和博弈，主导了两国关系。 自贸易战以来，习近平与特朗普共通过两次电话，加上此次习特会，两人都避免了中美经贸谈判完全脱轨，并为未来谈判指明方向。 不过，在具体事务上，习近平和特朗普还需要靠各自团队。据称，针对美国此前提出53项结构性问题，中国将其细分为142个小项，划分为可相向而行类、可协商类、不可接受三大类。另外，中国也向美国提出自己的关切，尤其是一些美国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是，如同《环球时报》所表达的一样，中国社会要以平常心看待新变化，并要办好自己的事。相比社会的疑虑，中国高层被认为没有因美国的霸凌冒犯而失去理智，也没有因贸易战而惊慌失措。 相反，中国不断推进自身的改革开放。而且中国也有应对贸易战最大的底气，即拥有任何国家都不想失去、也无可替代的庞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条、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不过，这位观察人士最后强调，事情正在起变化，合作是中美最好的选择，但中国，现在还千万大意不得。（来源：综合《环球时报》《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消息整理）
一个叫做美利坚的“渣男”许下诺言，只求春宵一刻
【研究员】：
编者按：G2的魂灵还在，那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没有因双方的认知或嬗变的话语而改变。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多边主义区域论坛APEC上，由于中美矛盾而使大会的联合宣言流产，这本身就是一个“两极化”世界（至少在亚太地区）已经降临的明证。其核心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一是中美“全面竞争”时代的提前到来，二是该两极结构下的第三方，即中等大国，将面临“选边”的两难。
【博览财经特稿】一个幽灵，一个“G2”（两国集团）的幽灵，在太平洋两岸游荡。 它的肉身，十年前就死了——死于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间的傲慢与偏见、贪婪与猜疑。而它不甘的魂灵则在上周巴布亚新几内亚APEC峰会上的大国拉锯战中意外“还魂”。 虽是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容易遭到国际体系的惩罚。无论是奥巴马前总统“美国还将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不动摇”的豪言壮语，还是中国人民有关“国际社会必将走向更加平等的多极时代”的良好愿景，都未能动摇过去十年来国际体系“两极化”的大趋势——中美物质实力的差距在持续缩小（尽管最近这一趋势似有逆转），同时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在持续拉大——即便他们头上仍顶着诸如“金砖”此类的种种桂冠。 这一结构性的质变直接导致的战略后果是：对美国而言，再也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对中国而言，再也无法继续做“躲在树丛后面的大象”（佐利克语），于是传统的“韬光养晦”被近年来的“奋发有为”所取代，并通过大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成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则他们将被迫做出艰难的“选边”抉择；对世界秩序以及包括G20、APEC在内的多边全球治理架构而言，中美关系的裂变本身就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为了适应新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十年来，中美双方相互进行了反复的战略试探和艰辛调适。十年前，正值美国深陷2008年金融危机漩涡中心之时，由美国智库学者牵头提出的“G2”（Group of Two，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破茧而出，并得到美国部分政界人士的一定背书。然而，无论他们主观动机究竟如何，至少G2的文本在大洋此岸被广泛解读为一种要求中国替美国“背锅”、还债，却不给任何回报、好处的缺乏诚意、自私自利的提案——如果不是某种蓄意的“阴谋”的话。那年尚负笈求学的笔者清楚记得，有中国知名学者用风趣的语言解读这份proposal（该词在英语中既有“提议”也有“求婚”的含义）：一个叫做美利坚的“渣男”给女孩子许下凭空的诺言，只求春宵一刻，却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责任。 平心而论，中方的这类理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在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等核心议题上，G2论者，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白无误且既让中方可以接受又让美方认定可行的方案；他们只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做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对美方而言可能过于慷慨大方，而对中国而言则较为小气。总之，在中方看来，这个充满“傲慢与贪婪”的提议并无甚实用价值，于是酝酿出中国版的G2——“新型大国关系”。该理念最初就是为中美双边关系量身定制的，旨在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并搭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互利共赢的新型中美关系。遗憾的是，或许是出于第一超级大国的傲慢“惯性”——话语与规则的制定权断不可假手他人，或许由于美国在诸如台海等中方“核心利益”上实在无法“尊重中国”，或许是中美此后彼此间的一系列误读误判，譬如美方将“相互尊重”理解为“平起平坐”（这在华盛顿眼里简直是“老二”向“老大”赤裸裸的“逼宫”、“夺权”），而中文语境下这不过是委婉要求美国注意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总而言之，作为G2的替代品，“新型大国关系”在经历了类似的反复斟酌与讨价还价后，也终究无可奈何花落去，随G2一同卷入历史的尘埃中。 就这样，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双方自身以及彼此互动层面的种种原因，十年前“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们”所期待的某种中美良性共存，甚或达成“全球共治”的愿景并未实现。弹指一挥间，十年后的今天，取而代之的已是眼下愈演愈烈的贸易战、科技战、孔子学院关停战，合作项目毁约战……太平洋两岸早已物是人非。过去双方的proposal，无论多么自利或傲慢，或者充满猜忌，但至少都还是朝着缓和冲突、消弭矛盾的正确方向去发展。然而今天，大洋两岸的人们谈论的更多的却是诸如“脱钩”、“新冷战”等概念。 Law is law。规律就是规律。十年一个轮回，一切仿佛重回原点。但此G2非彼G2。G2的魂灵还在，那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没有因双方的认知或嬗变的话语而改变。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多边主义区域论坛APEC上，由于中美矛盾而使大会的联合宣言流产，这本身就是一个“两极化”世界（至少在亚太地区）已经降临的明证。其核心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一是中美“全面竞争”时代的提前到来，二是该两极结构下的第三方，即中等大国，将面临“选边”的两难。 十年前，美国部分有识之士认识（know）到这一点，并给出各种应对方案，但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于是才有了被一些中国人视为“渣男条款”的“G2”论。而中国方面，可能部分由于“世界必将多极化”之外交传统话语的影响，也可能受外交政策思维定式和官僚体制惯性的制约，总之既没有“认识”到，也不会“承认”，自然更谈不上未雨绸缪，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两极化世界以及中美不断加剧的竞争提前做准备。 该来的总是要来。如果用仓央嘉措的诗歌把沃尔兹的洞见表述出来，那就是：你见或者不见，一个两极化的世界就在眼前，不悲不喜；你果断采取行动，或者把头埋进沙土，新两极结构的挑战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当然，“两极”结构是“冷战”的重要特征，但两者并不等同。过去期盼中美“两极”结构发展为“G2共治”的希冀虽已破产，但今天的人们至少还应该为管控两国矛盾与冲突，使之横盘在“全面竞争”的层面而不至于进一步恶化为全面斗争的（新）冷战。对当下的中国外交而言，最紧迫且现实的议题、任务恐怕是：首先抛去对美国种种不切实际的好感或憧憬，同时也避免滑向另一个极端，幻想在一场“史诗战争”中毕其功于一役；然后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审慎考量如何在一个“全面竞争”时代下管控两国分歧，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秩序，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中延续崛起/复兴的态势。 莎翁道：“世间为舞台，冠笄皆伶人”。此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台已搭好，幕已拉开，只待大国登场。（来源：FT中文网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鹏）
经济纵深
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就发挥不出来
【研究员】：
编者按：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出，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
【博览财经特稿】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出，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 下面，是张维迎教授我集中就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所做的分析—— 1、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一直是阻碍人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16000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这些行业、企业就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它们的私利，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邮电部明确禁止居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私自安装传真机，如果发现将被处以高额罚款，目的是保护电信部门传统通话业务的利益。广电部禁止居民个人安装和使用地面卫星接收设施和网络电视，为的是保护传统电视台的利益。2015年10月交通部曾推出一个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稿，尽管最后没有真正实施，但反映的问题非常严重，就是网络约租车遇到了既得利益者——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比如监管部门规定网约车司机要符合一系列的资质条件，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网约车平台公司不把好车辆和驾驶员资质这一关，坏了自己的名声，那这几十亿的投资全泡汤了。这些投资者当然不是傻瓜，他们很明白，只有让客户放心，保证客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自己才能赚到钱。事实上，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网约车平台公司都有一些严格的规定，这个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政府的很多监管完全是多余的，就是因为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强化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正是由于网约车的出现，才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减少了等待时间，提高了服务质量，我们坐车也更放心。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得网约车的安全比传统的出租车高出好几个量级，这已有统计证明。 2、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主流经济学家有责任！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和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了解美国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哪儿也别去，就到美国商务部查一下100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名单就可以了。从早期的标准石油、美国铝业公司，到IBM、微软等最优秀的高科技信息公司，都受到过反垄断起诉。《反垄断法》经常变成不创新企业去折磨创新企业的武器，竞争不过别人就起诉他，政府一调查拖他几年，反垄断变成了保护落后而不是支持创新的法律。 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行业的厂商数量或市场集中度判断垄断程度。但从历史上看，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市场上有多个企业关系不大。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没有哪个企业能垄断一个市场，除非政府强加保护措施。如果政府有保护措施，有多个企业也不是充分竞争。中国的出版业有600多家企业，能说是一个自由市场吗？ 滴滴打车和优步中国合并后，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要对此项合并进行反垄断调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优步中国倒闭，宣布破产关门，而不是卖给滴滴，商务部要不要调查？估计不会。但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它之所以卖给滴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过滴滴，认为继续经营不划算，要退出市场。 担心滴滴垄断是杞人忧天！公交车和传统出租车都是它的竞争者，何况还有其他的网约车公司，如神州专车、易道用车等，都在和它竞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竞争者，因为我们可以不坐它的车，自己开车。只要进入是自由的，哪怕有一家企业也不叫垄断。反之，如果进入不自由，比如政府规定以后不能再有新的网约车公司，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垄断。 垄断当然要反，但真正要反的是政府用法律和政策施加的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如果政府用强力为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保护市场，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就是法定垄断，这样的垄断影响创新，所以必须反。但我们现在恰恰相反，这样的垄断我们不去反，反倒要反真正的市场竞争行为。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我不由地想引用一下当年瓦特对垄断指控的回应。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公司是独此一家的生产者，占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瓦特和博尔顿对蒸汽机的收费并不高，只收成本价，再加上由于使用蒸汽机节约的燃料费的三分之一，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这也引起很多使用者的不满，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请求英国议会取消瓦特的蒸汽机专利。瓦特本人怎么回应这个事？他说：他们控诉我们设立了一种垄断，但是，即使是一个垄断，这毕竟使他们的矿山比原来生产出了更多的产量。他们说因使用机器必须支付使用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把我裤腰上的小钱袋纽扣扣好，对那些想偷我钱包的人来说也很不方便。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强迫别人使用我们的机器，如果这些家伙向议会控诉，他完全可以不使用。瓦特是个发明家，谈不上是一个企业家，但是他对这个所谓的垄断指控的回应，是很有说服力的。 3、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里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 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我曾经遇到一个教授在申请研究课题，我会问他，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吗？他说兴趣不是很大。我又问，你觉得这个课题的意义大吗？他说不大。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课题？他说因为这样的课题最容易申请到政府的钱。所以，大量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不是有价值的研究，而是诱惑大家申请经费。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任何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一定会阻碍创新。如果我们不废除产业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创新型国家。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4、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几乎不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十年树木一年种草，国有企业连栽树的积极性都没有，只有种草的积极性。 更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存在严重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比如说中国的页岩气出不来，因为石油天然气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美国的页岩气不是大企业做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做的。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很多，乡镇企业即使效率不是很高，总比国有企业高，仍然有竞争力。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尽管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但研究一下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最早的瀛海威为什么垮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电信资费太高，使得瀛海威没有办法活下去。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总之，国有企业不仅自己没有积极性创新，而且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 5、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信贷扩张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导致经济危机。低利率和信贷扩张会人为地夸大市场的不均衡程度，增加虚假的套利机会，使企业家过度投资于套利活动，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最后是投资资金无法收回，经济危机爆发。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机，又增加了新的套利机会，会弱化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比如说2009年宏观刺激政策鼓励“家电下乡”，政府花很多钱补贴销往农村的家电产品，让本来应该淘汰的产品又有了市场。现在产品很好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呢？ 以上这五个方面，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来演：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作者：张维迎）
特朗普瞅准了这一点：过度依赖技术转移制约中国增长
【研究员】：
编者按：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应该从贸易战中汲取什么教训？费尔普斯认为，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
【博览财经特稿】对技术转移过于依赖，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 “贸易”这个司空见惯的词，伴随着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而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词汇，“贸易赤字”、“经常项目账户”等专业名词更是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热点。“人人都在讨论贸易问题，每个人能讲出一堆道理，但是又有谁能把贸易这件事情追根溯源说清楚呢？”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一周前在接受FT中文网电话采访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费尔普斯看来，今天不仅主管国家经济、政治决策的精英阶层亟待补习经济学经典才能更专业地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也需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使得他们具备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企业的市场行为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这样才能为自己的选票和行为负责。 中国应该从贸易战中汲取什么教训？费尔普斯认为，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 中国对美欧先进技术转移过度依赖，本土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费尔普斯看来，特朗普引发的全球贸易摩擦给中国上了一课，那就是经济增长光靠出口商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关键，在于本土创新能力，这背后是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费尔普斯在他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重点探讨的观点。 在这本探讨自下而上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书中，费尔普斯这位惯常研究就业、通胀和增长的 经济学大师另辟蹊径，从经济增长的源头开始探讨。在他看来，任何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都不如鼓励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费尔普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欧洲等技术转移是密不可分的。后发者中国学习到先进的科技，提高劳动生产力、释放了劳动者的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了弯道超车。 “中国本土也有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甚至大于今天的美国，但是比起美国经济腾飞的60年代，今天中国的本土创新还远远不够，”费尔普斯表示。 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 在费尔普斯看来，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关键。当然，还需要营造更适合创新的大环境，“公共部门普遍缺乏商业眼光和经验，国有企业又不太愿意冒险，只有私营部门才具备创新的优势，应该给予它们更多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才能够孕育出多元的本土创新。” 同时，中国还有更加紧迫的现实问题，人口老龄化。随着劳动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甚至消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工资水平的提升，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到很严峻的挑战。 “我担心未来的中国，会重蹈今天欧洲的覆辙，创新能力下降遭遇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停滞会带来很多难以想象的问题，”费尔普斯担忧道。 重新理解“贸易”的本质 贸易的本质就是交易，这一点毋庸置疑。自从人类告别了物物交易、进入货币交易之后，任何一个交易都有贸易顺差方和贸易逆差方，如果简单认为收钱的贸易顺差方就是掠夺出钱的贸易逆差方的财富，这的确是说不过去。为了便于理解，费尔普斯还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你出钱买了一本我写的书，我收到钱，这笔交易过程中你是贸易逆差，因为出了钱收到了商品（书），我是贸易顺差，我卖出了商品（书），收到了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就占了你的便宜，你吃了亏就是失败者。 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贸易背后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不一样。比如，美国人力成本高，虽然制造型企业可以在美国生存，但是高企的劳动力成本会吞噬企业的利润。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手机如果今天都是在美国国内生产，要么只能抬高价格，才能保持现在的利润率，要么只能牺牲利润，支付更高成本。 而美国相对于中国，在技术上有领先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相对于美国，在劳动力成本上有更低的价格优势，聪明的美国企业当然会选择把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国去生产制造。 按照特朗普总体的逻辑，如果美国处处都要自己来做，拒绝全球化大分工，那么就要牺牲掉美国的比较优势，让更多的原本可以从事更高附加值事情的人去从事低附加值的制造工作，从而进一步降低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工资。 第三个需要重视的概念是双边贸易赤字和多边贸易赤字。之前已经提到，任何双边贸易都会存在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仅看双边贸易情况，不足以得出结论。真正的问题是多变贸易赤字。还用上面那个例子，你除了花钱买书，还花钱买了很多商品，全部的支出加一块超过了你全部的收入，而且还不可持续的时候，这就会出现问题。但是这时候你不能怪商品太诱人，让自己买了这么多，而是应该从内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砍掉不合理、不必要的支出；或者每项支出都很重要，那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提高收入，或者借助一些金融产品和工具，让自己的收支更加合理，更加可持续。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多边贸易赤字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中国贸易顺差而导致，当然后者会让赤字加大，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美国更需要的是内部进行经济调整和产业转型，让国民经济更加合理、可持续；同时不断加大自己的比较优势，低端、密集型制造业肯定不是美国的未来，美国的比较优势是服务型贸易，这才是未来的增长点。 在费尔普斯看来，特朗普的经济、贸易政策制定得非常糟糕，这会导致美国政府的支出大量增加、会导致企业的利润下滑、国民的收入也会下降。 “我想特朗普的继任者会比较麻烦，因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会给后来者留下很重的财政负担，”费尔普斯如此评论。 经济学的社会意义 费尔普斯特别强调了经济学在当下的社会意义。今天的很多争论、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对经济学有一个很基本的了解，对一些基本核心概念有共识，很多争论都不会存在”。 在费尔普斯看来，今天不仅主管国家经济、政治决策的精英阶层需要认真地学习经济学经典，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民众也需要掌握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使得他们具备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企业的市场行为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的选票和行为负责任”。 当然，费尔普斯还认为，经济和金融学知识应该作为每个公民的必修课，这样才能合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每一个阶段。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需要有长远的经济规划、多元的金融创新和健康的信贷市场支持，不断地鼓励民众参与创新、投资和消费，才能带来国家的大繁荣；那么人生的繁荣，除了要不断迎接挑战、自我价值实现之外，还需要有长远的经济规划能力，对金融投资机会的把握、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能够适度地借助金融杠杆来实现价值的增长，不断提升生活质量。 所以，从美国总统到普通人，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经济学常识，拥有金融理念和开放创新的思想，才能够帮助自己应对今天急速变化的社会，做出更加有价值的选择和决策。 最后，费尔普斯给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提了同一个建议：国民的幸福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工资增长这样的物质大繁荣，更在于生活质量提升的幸福感、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所带来的精神大繁荣，后者才是国家出台政策的真正出发点。（来演：FT中文网 作者：戈扬）
焦点专题
从这份名单身上，我们可以一窥“国家态度”
【研究员】：
编者按：为什么任正非不在名单中？为什么宗庆后、李宁、俞敏洪，在被推荐上去之后，又从名单中拿了下来？日前，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这份榜单含金量极高，超过以往的任何表彰名单。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部计划和市场的相互博弈史。计划经济在萎缩，商品经济在壮大。有形之手在后退，无形之手在前进。对于“转轨中国”来说，整个实验错综复杂，每一步都走的相当不容易。它需要平衡的东西都太多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俄罗斯、匈牙利、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前“红色国家”，都有着惨痛的教训。庆幸的是，中国还是一路过关闯将，安全踏过了多个雷区。榜单上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谁上，谁不上，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从这份名单身上，我们可以一窥“国家态度”。
【博览财经特稿】为什么任正非不在名单中？ 为什么宗庆后、李宁、俞敏洪，在被推荐上去之后，又从名单中拿了下来？ 日前，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这份榜单含金量极高，超过以往的任何表彰名单。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部计划和市场的相互博弈史。 计划经济在萎缩，商品经济在壮大。有形之手在后退，无形之手在前进。对于“转轨中国”来说，整个实验错综复杂，每一步都走的相当不容易。 它需要平衡的东西都太多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俄罗斯、匈牙利、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前“红色国家”，都有着惨痛的教训。庆幸的是，中国还是一路过关闯将，安全踏过了多个雷区。 榜单上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谁上，谁不上，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从这份名单身上，我们可以一窥“国家态度”。 01 这份名单中有霍英东、曾宪梓，没有李嘉诚 1978年的中国，一穷二白。 历经多年浩劫，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当时中国最高层想的第一招，是借助外力—— 用经济特区撕开闭关锁国的一道口子，引入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先把就业搞起来再说。 外商投资最大的来源地，就是中华文化圈内的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韩国。它们带来了技术、管理、设备，像手术刀一样改造着中国大陆的老旧制造业，让大陆得以融入全球产业链条，跃升为世界工厂。 这一次表彰，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没有台湾资本的代表，比如郭台铭。 1987年两岸刚刚打破30多年冰封期，绝大多数台商都在观望，他就大胆下注，跑到深圳开厂，最终成就代工之王富士康，每年贡献了大陆约4%出口额。 他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及时搭上中国的巨轮有多么重要。但即便如此，郭台铭也没有被推荐。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今天郭台铭已经成了岛内人的大海浮木。有民调显示，若他参选台湾领导人，逾6成民众愿意投票给这个“能救夏普、能见川普”的企业霸主。 选择已纳入“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澳门资本，或许才是最最保险的。这一次，香港的霍英东、王宽诚、曾宪梓以及澳门的马万祺，被推选了上来。其中，并没有华人首富李超人的身影。 纵观李超人一生，他做事太“精明”。虽然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北上与一干地产大亨合资建了中国大酒店。但谨慎的李嘉诚并没有顺势大步踏进，而是等到92年邓公南巡，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才持续加码内地。 多年来，他一直是闷声发大财，并不热衷于政治上的合纵连横，也不热衷于红顶商人的帽子。2013年起，李嘉诚开始持续抛售内地资产，赶在退休之前移师欧洲，重仓英国，引来一片惊呼。 霍英东很不一样。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国实施制裁, 封锁禁运。大陆在香港购买物资却无法运到内地，是霍英东揽起这单生意，冲破封锁走私到了广东。在大陆尚处孱弱期，霍英东就与大陆发生了关联。 后来，大陆决定打开国门，他积极联络一帮香港实业巨子，带着后者来到内地广结良缘，俨然有带头大哥的风范。 02 有两个行业受到了冷落，有两个人落选 地产和金融，无一个企业家入选。这个，丝毫不令人意外。 地产界别。97年房改之后，楼市进入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开发商与地方政府联袂出演这一场游戏，造就了泡沫重生的高房价。今天，高房价扼住了创新的喉咙，透支着城市的未来。而且房地产属于关系密集型产业，有时候与地方权力说不清道不明，清算原罪的达摩克斯之剑随时落下来。现在推上去，以后要是有个官员落马牵扯出什么地产大佬的幺蛾子，如何是好？ 金融界别。在过去四十年里，金融体系处于垄断/半垄断局面，享受了一切超人待遇，在国家力量的庇护下发展壮大。相比实业，缺乏那种闯禁区的劲头。示范性样本不太明显。 互联网和家电成为最大赢家，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百度李彦宏、美的何享健、联想柳传志、TCL李东生等入选。因为这两个领域比较集中展现了中国的创新精神。 而且，如果以“一带一路”为分界线的话，中国的经济关键词，已经从外资“引进来”变成了内资“走出去”，需要中国的企业家，输出中国制造、中国技术和中国样本。在这方面，互联网、制造业比起地产、金融，显然更有走出去的底气。 在这份榜单中，有两个人落了选。任正非和宗庆后。这个，着实令人意外。 任正非的呼声其实很高。之前，在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的“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中，他就被当做中国科技力量的代表人物。 联想起之前的中兴危机，以及最近美国公布了最严高科技管制清单，是不是有关部门在中美摩擦的大背景下，刻意为之的藏锋之作？毕竟华为在美国开疆拓土，还会不时地被看成“政府行为”，进而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刁难和否认。 宗庆后的落选也透露着一丝诡异。在老一辈企业家中，他名头一点也不亚于鲁冠球。而且在7日浙江省报送中央的名单中，其实就有这位中国饮料大王的名字，但偏偏中央公示的时候，就被拿了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浙江省的推荐语：他创立的杭州娃哈哈集团，现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全球饮料产量领先的饮料企业，“娃哈哈”品牌享誉国内外。作为改革开放后创业致富的第一代企业家，1991年，他带领娃哈哈以一个百人的小厂兼并了2000多人的国营杭州罐头食品厂，开创了“小鱼吃大鱼”的全国先例。 宗庆后的遭遇，值得细细品味。 另外，李宁、俞敏洪也被相关部门推荐上去，后来中央公示的时候，没有出现在最终名单里。 03 厉以宁、林毅夫入选，吴敬琏、张维迎落选 过去四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 发声的经济学家有很多，其主张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道的，也不乏其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入选。这背后，有着极为慎重的考量。 这一次，厉以宁入选了，吴敬琏落选了。林毅夫入选了，张维迎落选了。若细细分析起来，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吴敬琏与厉以宁，两人同龄，同乡、同学、同事。在国企改革中，前者推行市场化，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后者推行私有化，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所以一个叫“吴市场”，一个叫“厉股份”。 方向不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都是经济学界的泰斗，影响着中国理论界。 不过，纵观过去几十年，吴敬琏的观点有时候太过犀利。 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市场波动，经济过热过凉几乎都是市场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中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式的腐败，几乎全部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力寻租的结果。 …… 吴敬琏被誉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他让外界更注意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当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取得的巨大“成绩”。由此，可能也更容易刺激到一些人的神经。 无独有偶，林毅夫、张维迎在关键问题上的观点，也有水火不容之势，两人交锋了20年。 最典型的莫如产业政策，张反对，林肯定。 09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张反对，林支持。 林毅夫所推崇的思路，暗合权力主导经济的模式，也更暗合地方官员对于刺激GDP的需求。所以林毅夫的学术主张，在官场左右逢源。而“失落”的张维迎说，许多官员退休了才开始认同他的观点。 04 北京无人上榜 若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份名单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信号。
一百人当中，北京、黑龙江、甘肃这三个省市没有人上榜。黑龙江、甘肃不是改革开放最前沿、最中心的地带，尚有可理解的地方。北京站在中国城市鄙视链的顶端，却没有一个帝都人上榜。看来皇城根脚下长大的，也不一定都是上等人嘛。 一百人当中，37岁空军特级飞行员蒋佳冀和38岁的姚明最为年轻，这两人也是被表彰者当中，极为少有的80后。而年纪最老的，则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老先生于3年前去世，享年102岁。 一百人当中，除去香港实业家王宽诚和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不明确外，其余98人，中共党员80人，少数党、无党派人士18人。可见在决策层眼里中，党员是过去四十年来最为中坚的力量。 按照十年为一个单位，1978-1988年诞生/活跃着最多的人物，足足有52个人，占去了半壁江山。而最近十年，则是40年年来唯一个位数的阶段，只有9个人。 这个阶段，也恰好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阶段，容易改的问题都已经改了，留下来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彼此牵连，动一发则牵全身，难度极大，中国步履薄冰，谨小慎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坊间也出现了一些“改完了”、“改不动”的杂音。 过去四十年，中国因为壮士断腕，取得了巨大成绩。下一个四十年，中国仍应该保持过往的勇气，砥砺前行，栉风沐雨。 如此，今天的表彰，才不仅仅是总结中国的“过去”，还将开启中国的“未来”。（作者：智谷君，来源：智谷趋势）
未来一段时间或迎来一波民企大佬平反小高潮
【研究员】：
编者按：1月23号闭幕的政法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宣判，再审撤销了物美创始人张文中原审判决，改判无罪，之前已被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蒙冤12年后，这位商界的聂树斌得以昭雪。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审南德集团前董事长牟其中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甘肃民营企业家赵守帅被错关11年，最终获无罪判决之后，向法院递交了逾20亿元的国家赔偿申请。11月22日，河南省新乡中院正式下达立案受理通知书。这几天，“过气”的国美前老总黄光裕，其百度关注指数突然爬坡蹿升，飞到了159万、141万，出现了罕见的峰值。不单单是黄光裕，科龙电器原董事长顾雏军也有了“好消息”。11月7日，他向外界透露说，佛山市中院终于受理了自己的巨额索赔案件……
【博览财经特稿】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决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11月2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梳理一下这100人的公示名单，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IT和家电领域成为最大的赢家，共有9人入选。互联网领域有阿里马云、腾讯马化腾、百度李彦宏；传统IT领域有联想柳传志、方正王选；家电领域有海尔张瑞敏、美的何享健、TCL李东生、长虹倪润峰。 因为IT和家电领域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创新精神。 二、过去二十年一直在中国经济领域呼风唤雨的地产大佬如王健林、王石等无一人入选，这不算奇怪。因为尽管房地产领域为中国的GDP贡献最大，但也最有争议。很多老百姓一提起房子，就恨的直咬牙，所以这个领域无人入选也在情理之中。 有点令人费解的是，号称现代经济血脉的金融界也无人入选。中国前些年衍生出这么多的金融新方法、新手段，花样层出不穷，手法日新月异，但最终都是在空转，没有真正起到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这表明了国家抑制金融、地产野蛮生长，提升实业和科技创新的目标。 三、100人名单涵盖了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国防、教育、科技、医疗、文化、体育、网路等各领域各行业，其中企业家是主力群体之一，计有21位，占全部上榜人数的五分之一强。 如此多的企业家入选“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士”榜单，表明中枢已经充分认识到，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40年来中国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众所周知，企业家是一个国家最不可多得的财富。企业家的产生，有时候比政治家的成长更加艰难。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历经苦难创业终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尤其不易。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但要有超乎常人很多的坚强意志，敏锐的洞察力，不断学习的精神，还要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百科全书式背景的人才。而做企业的只要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万劫不复，传统行业尤其如此。所以，传统行业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国宝。 而在入选企业家群体中，民营企业家则是主力，共有14名，分别为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五笔输入法”发明人王永民、新希望刘永好、吉利李书福、TCL李东生、百度李彦宏、美的何享健、海尔张瑞敏、正泰南存辉、联想柳传志、万向鲁冠球、金利来曾宪梓、香港霍英东等。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间，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都囊括其中了。 如此多的民营企业家名列“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士”榜单，是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意义重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可否认，近几年，中国经济又一次出现了国有化步伐加快的趋势。与此同时，舆论界也是暗流涌动，极左风起，一时众说纷纭、人心惶惶。 这才有了本月初的一次最高规格的座谈会。 11月1日，中央请来一大帮民营企业家，像对待“自家人”一样，“掏着心窝”侃大山。高层在会上掷地有声： 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最高层表明了国家立场，底下的相关部门自然是纷纷出动，以提高政治站位—— 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表态，“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 隔天，最高检察院就很默契的迅速跟牌，强调要“集中办理、总结一批侵害民营经济发展的案件”。 17日，公安部也终于发声了。其一把手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其中有三句值得好好品味。 1、要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坚决防止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2、严格依法准确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发现错拘错捕等执法问题的，必须在第一时间依法纠错； 3、对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但仍在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依法慎重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众所周知，经济纠纷的犯罪化，很容易造成企业家被关在冰冷的铁栅栏之后，无法插手公司事务。可商业江湖不等人，时间一长就树倒猢狲散；过度使用查封、扣押和冻结，也容易造成公司资金链断裂，进而破产倒闭。这些粗暴的做法，是横亘在民营企业家心中多年的阴影。 保护企业家的核心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家的个人财产，保护产权。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1月23号闭幕的政法工作会议，有这样一段论述“更加注重完善产权保护机制，促进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会议指出，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坚定决心。 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宣判，再审撤销了物美创始人张文中原审判决，改判无罪，之前已被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蒙冤12年后，这位商界的聂树斌得以昭雪。 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审南德集团前董事长牟其中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这个节点，正是“民营经济离场论”热传的时候。 甘肃民营企业家赵守帅被错关11年，最终获无罪判决之后，向法院递交了逾20亿元的国家赔偿申请。11月22日，河南省新乡中院正式下达立案受理通知书。 这几天，“过气”的国美前老总黄光裕，其百度关注指数突然爬坡蹿升，飞到了159万、141万，出现了罕见的峰值。 不单单是黄光裕，科龙电器原董事长顾雏军也有了“好消息”。11月7日，他向外界透露说，佛山市中院终于受理了自己的巨额索赔案件。 时间点之微妙，实在是耐人寻味。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一波为民企大佬平反的小高潮。 过去四十年里，“转型中国”可谓混沌不清。后计划经济的烙印遍布社会的每一寸肌理。有些时候，权力肯让道，资本才能搭桥，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民营企业家赚的每一个铜板，身上都带有时代的特征。所以这个“原罪”问题，就犹如达克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会落下来。 而且你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了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之后，终成一方霸业，可能也会遭到更多觊觎的眼光。一旦处理不慎，就可能是一副手铐，一纸诉状，几十年的商业帝国崩塌离析。 这样的悲情故事，历史不是没有发生过。 今天，中国的经济逻辑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今天的中国都更需要市场化的力量，需要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来对抗国内外的剧烈变化。 于是，这才有了“自己人”的故事。（来源：逆行斋主人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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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 08:4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