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下午16时36分，李嘉诚发布公告称正式退休。老李一生打过许多硬仗，这个八旬老人，最后以一场外科手术般精准切割政商关系的战役实现了人生的完美收官，终于在90岁时光荣退休。老李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能够凭借政商关系富可敌国，最终却可全身而退之人，实乃百年难得之奇才。政商关系所需要的一切，老李都知道，正因为知道，才能比其他人更早看出，这个江湖早已不是那个江湖，现在的规矩也早已不是以前的规矩。别了，李嘉诚！一个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即将到来。 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王岐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实事证明：老王绝对是个“跨界王”，根红苗正，个性强势，学历史出身懂规律，准确切中经济腐败根源，开明的改革派。五年反腐，党内地位上升，人民坚决拥护。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不为党和人民继续所用，真是太可惜了！在真正强大起来前，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协助现任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再没有比老王更合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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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传得最多的“双峰监管”，最后为何成了简单直接的银保合并？
【研究员】：
之前传最多的方案是“双峰监管”，最后来的却是最简单直接的银保合并，为何不把19号也给合并了？就跟当年的“隔离墙”逻辑一样，需要在资本市场与国家核心金融资产监管之间，设立“隔离墙”，否则，真是把三会合并了，被割了韭菜的股民就得将怨气发泄到这个超级机构上了。如果如此，实在吃不消，风险也太大了点。
甲15号、15号合并了，之前传最多的方案是“双峰监管”，最后来的却是最简单直接的银保合并，意义如何如何，各方都有解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里就不赘述。 科比爸在微信号“翔哥有话要说”指出，说实话，本轮“机构改革”，更像是“机构调整”，其核心逻辑还是1998年朱相改革逻辑的延续：政企分离、政出一门，权责对应。现在的体制大厦是当年朱相重塑的，要分析今天机构改革的逻辑和意义，就得先搞懂朱相当年是怎么想的。 笔者最近闲时读朱相讲话实录，有些不成熟的个人看法，这里随便聊聊，只谈经济管理部门改革。 为何不把19号也给合并了？之前不是说19号也要交出部分职能吗？ 社保的楼理事长说得好：“在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以及自身风险匹配能力方面，保险和银行有类似性，两者都管理自身的资本收益匹配、风险收益匹配和久期匹配。而证监会是管信息披露真实性，特别是管欺诈，属于投资消费者保护范畴，它对证券公司没有资本金要求。银保合并有相近性，而证监会不一样。” 这话说得的确很中肯，甲15、15管的都是银行、保险“有多少钱只能干多少事”，跟19号管上市公司有没有造假、券商有没有违规、股市稳不稳不同。 但是，从业务逻辑层面是如此说，从权力逻辑，却另有可能。 首先，与从央妈系统、原金融工委脱胎的甲15号、1998年机构大改革设立的15号不同，19号的出身可谓有点“出身不正”。 银行、保险都是脱胎于央妈，在计划经济年代，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都是人行旗下的业务部门，当时没有监管、金融之说，都是财政的“钱袋子”，是服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上完美的计划经济，是连货币这一介质都不应该存在的。 后来改革开放了，逐渐剥离出商业银行，剥离政策金融设立政策银行，剥离出保险公司，银行又开办证券公司，才有今日银、保、证的格局，追溯起来，大家都是从大一统的央妈那出来的子孙。 亲疏有别的是：银行是长子，保险是二子，券商是孙子。国家信用值也是依次递，地位高低，到现在也是如此，银行的资产规模比保险+券商加起来都大。 银行保险尤其是银行，可谓我朝的金融核心资产，一开始就是全能的央妈管着，后是成立15号，再后来从央妈拆一部分与金融工委合并成立甲15号。 银、保从机构到监管都是有央妈这个亲妈，越重要的独立时间就越晚。甲15号成立的时候争议就很大，可谁叫当时银行系统大乱，在各级政府的指令贷款之下，坏账率高到惊人的地步，央行的货币政策与机构监管难以相融，不得不在诸多方案里，选择了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 而券商就不同了。证券长期以来都被官方看作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产物，当年陈老总一句话，荷枪实弹就把旧社会遗留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关了，后来的企业都是国企、集体企业，产权理论上都是国家的，哪有啥交易，划拨就是了。 证券业的复活，一来是学习美帝发国债，二来，也是要给一些国企解困了。可以说，证券市场的复活，先天就带着让韭菜接盘的目的。这点，朱相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老股民可能感受更深，当初上市的公司都是些什么货色的。 所以，不要抱怨今时今日韭菜的命，本来证券市场的初衷，就是承担着从民间吸引资金帮助搞活这种企业的。此后，各种特事特批可谓一脉相承的。 至于19号的来历，相信稍微了解我朝证券市场的号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群留洋回来的青年，在央妈、体改办少壮派的支持下，怀着在帝都搞交易所的宏图大志设计方案，最后交易所被魔都、深圳抢先，少壮派的不少人因为某年夏天的事情出局，最后几经辗转，前身“联办”，就成了证监会。 在三会里，反而是19号成立的最早，是专门为股市准备的与传统部委迥异的机构。 那是在见证了沪市的疯狂和深市新股认购的一地鸡毛后： 我朝清醒的认识到：股市的监管，跟国有体制出来的银行、保险不同，它是一个个具体的、“不听话”的老百姓组成的，老百姓不会那么“听话”，被财富效应撩拨起来，是六亲不认的。 所以，在证券市场的监管设计上，一开始设计的是个有“隔离墙”的方案，这点，朱相说的很明白： 朱相不愧是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深谙民情和国情，这个方案就将国家的监管权力与具体的监管执行做了隔离，活是“准官方或半官半民”的证监会去干，实际上是证券委拥有最高解释权，这样就不会把所有风险集中在自己身上，有了背锅的。 可为何，这个隔离墙最后还是被废了，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了，之后成为正儿八经正部级事业单位了呢？ 1997年11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个分水岭，那次会议上决定对全国证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证券监管体制，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将原央妈监管的证券经营机构划归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到了1998年机构大改革，本来一事一议、政出一门的原则，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组成北院直属事业单位。 原因也特别简单：我朝办事是看级别的，你个身份模糊的单位，说话算不算数，权力从哪来？执法权如何落实等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远不是学学香港证券监管系统就能做到的——人家香港的券商都是私有的，我朝的券商都是银行、地方政府、国企的儿子、孙子，上市公司很多是国姓爷。 何况，朱相自己都反对公司自由上市、扩大股票发行数量的“注册制”，坚持要经过审核的审核制，这就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世界不同了。所以，最后证券监管体制就成了今日的模样，那些市场派的青年也在人到中年后出局了，只得偶尔发发“19号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的牢骚。 说好的“过多的介入和直接干预，不利于保证公正、超脱的地位，也容易把所有风险都推到身上”，最后还是变成了大包大干，事无巨细。 因为不这么干，国企的溢价从哪来？还能不能愉快的收割韭菜帮助国企解困了？要捍卫我朝股市的这一核心职能，就需要把权力牢牢抓在手里，掌握上市节奏和批条。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风险成功到身上了，领导讲几句国家牛市，牛市就来了，崩盘之后，19号就成众矢之的。对各种突击、特批自说自话，成天说要尊重规则，结果自己是最先坏规矩。 这样的监管对象、模式、风格，跟甲15、15号真是大相径庭。况且，就跟当年的“隔离墙”逻辑一样，需要在资本市场与国家核心金融资产监管之间，设立“隔离墙”，否则，真是把三会合并了，被割了韭菜的股民就得将怨气发泄到这个超级机构上了。 如果如此，实在吃不消，风险也太大了点。 此外，眼下19号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未来大一统的银保会工作重点是：降杠杆、缩表、防风险等等；而19号的工作重点是：注册制、执法、发新经济CDR。 前者的大缩表、表外转表内，实际上极大的压缩了信贷总量，很多“传统”企业日子很难过，企业的朋友们深有感触吧。 但“冰火两重天”的是，“传统企业”被去产能、去杠杆蹂躏的时候，新经济却是备受上头青睐。我朝一直觉得在美帝、香港上市的那些上市公司，赚的是内地人的钱，肥的却是老外投资者。我朝空有世界第二大规模的新经济，我大A却颗粒无收，饥渴难耐的股民没有新筹码玩。 一个360回归就高兴得不得了。 恰逢其时的是，我朝现在很重视新经济，提出要支持新经济回我大A，心领神会的19号表态是不余遗力，尤其是在津门宅居多年的阎副表示CDR很快就要推出，19号是加班加点“扫清”法规和规则障碍，迎来新经济的新娘子们。 跟当年某实权部委一句话就废掉了上交所的“战兴板”也是不可同日而言。 这些年，国资基金对新经济也是提携有加，或者说新经济的独角兽们对国资基金也是投怀送抱、郎情妾意。前两年，我朝提出国有资本要支持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设立了七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及三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银行、保险也是积极响应。要么直接战略投资，要么当风投的母基金给钱，总之，两年下来，明星项目后期融资里，国资是越来越多，风投大佬的项目最后都卖给了国资，没点实力的只能往更早期的投。 现如今，那几家体量巨大的“独角兽”不都有银行、保险、国有投资公司的钱嘛。人家也要退出的，也要赚钱的，最重要的是：国有资产是不能流失的。 可从全世界来看，新经济的“独角兽”们上市后日子都不怎么好过，Lending Club 市值14.90亿美刀、Snap 市值206.57亿美刀，都较高点跌去不少，就连还没上市的Dropbox也只估值71亿美元，与最高估值缩水近三分之一。都曾是当红炸子鸡的“独角兽”，连续亏损，市值和估值连续缩水。 这点可让我大国资资本们看在眼里，是有点心方方的。 怎么办？ 有我大A 股啊，360在美帝市值不到600亿，回我大A 4000亿，360还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还这么值钱，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独角兽”们值多少钱？ 上头想看到新经济尽入我大A ，“独角兽”不流外人田；基金以及背后的钱，想找一条高估值的退出路；领导们想捞点政绩，这事，就这么定了。 从富士康起，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特批，至于证券法和上市规则？ 哎，你看看人家富士康的招股书是怎么写的： 只要有上级特批和豁免就行，规则不重要嘛。 这也不是第一次，去年联通混改闹剧就是： 2017年是国企混改元年，之前就定下任务，某位先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在三里河一号院上班，最后定下的方案，岂是你19号能否决的？ 说到底，我朝的资本市场是给国企们补充资本金的，现在是给国资基金们退出的。2019年1月1日，TLAC标准就要实施，监管部门不断放行用各种方式给银行们补充资金本的机会，国资基金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要精准扶贫、扶持新经济等等重任。 一缩一扩，19号实在真跟甲15号、15号没法凑到一块。 何况诸多大动作之后，大A怎么走，谁也拿捏不准操盘结果，到时候韭菜会怎样，也不好说，“受气包”就更是要留着。 至于，三里河一号院，交出了反垄断权、稽查权等数项权力，主官也大概率要高升，下一轮机构改革恐怕还要剥离更多权力，与时俱进。 国资委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署。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本脱胎于朱相设立的稽察特派员制度，是为了监督大型国有企业的，现在将审计权和监事职责划给审计署，也是强化了监管，过去数年对国企的反腐都是从外部审计突破，内审还是形同虚设的。 最后留个彩蛋： 本轮改革里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由北院管理调整为由三里河二号院管理，作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不再明确行政级别。 和很多人对社保是管理老百姓养老钱、保障钱的想法不同，当年在朱相眼里，社保基金其实是“财政储备”： 果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钱财都是国家的。 最后留个课堂作业：当年朱相想改掉的问题，现在一个都没变，朱相大骂的乱象，现在一个没少。这是为什么呢？
政经观察
谁是A股大哥？你可以不会看K线，但一定要懂政治！
【研究员】：
2018年3月8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发审委员全票通过。从2月1日富士康招股书上报起，到过会，仅仅用时36天，直接创了A股最快记录。一时间，科技股直接成了新宠。3月9日，创业板指数直接旱地拔葱，放量大涨3.53%，一举站上年线。领导说，“18+1”大以后，我国已经步入新时代，新时代肯定要有新气象。目前，监管层之所以力荐“科技股”，主要原因，还是过去的权重银行、煤炭、房地产等，俨然已不符合新时代的门面担当，都说政经不分家，炒股你可以不会看K线，但你一定要懂政治。如果说2017年是“价值投资年”，那2018年将是“科技腾飞年”，当然无论是什么年，最终赚钱的，永远都只是少数人。
近期A股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富士康IPO了。从2月1日招股书上报到过会，只用了36天。有说法称刷新了A股IPO最快速度纪录，也有说法称这意味着科技股或将成为A股新宠。本文正好借着这件事回溯一下A股的发展简史，以及上交所、深交所之间的竞争： 1995年，好莱坞影片《真实的谎言》在大陆上映，这是一部美国动作大片，投资金额高达1.2亿美元，该片最终大获成功，成为90年代动作片经典中的经典。也是这一年，在中国上海，同样上演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动作大片。 陆家嘴局座在同名微信号撰文指出，1995年2月，国债期货多空双方就“327”品种展开对决，其中，空方是万国证券的老总管金生，当时他所领导的万国证券，占到了全国一级承销业务总额的60%，在二级市场的经纪业务中，也占到了全国总额的40%。当时万国证券有一句响亮的广告词，说“万国证券，证券王国”。 而管金生的对手中国经济开发信托公司，简称中经开，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当时的财政部。而管金生与中经开对决的标的，是1992年发行，于1995年到期的三年期国库券，是国债期货的一种主力品种，证券代码327。 同年2月23日，财政部将提高327保值贴现率的消息，得到证实，多空双方的对决，也因此升温到了白热化状态。面值百元的327，上午一度被中经开拉到了150块钱，当时的管金生有点懵了，要知道，327国债每上涨一块钱，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去十几个亿。 中午12点多的时候，管金生找到了时任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提了三个请求：“能不能给我增加点持仓量？”“交易所能不能发个通知，说到现在为止，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能不能把国债期货交易停下来？” 很显然，尉文渊不可能答应管金生任何一个请求。 到了下午4时22分，空方突然发难。“327”国债期货大量抛单突然疯狂涌出，50万口！100万口！最后一张730万口的超级大单，直接把价位强行压至147.40元。全场目瞪口呆！ 收盘后，根据统计，这天交易的最后七八分钟，万国证券一共砸出了1056万口的卖单，面值高达2112元，而当时所有的327才值240亿。很快，交易所在闭市后发出通知：”经初步调查，发现“327”国债期货出现严重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作进一步调查了解，请各会员单位等待通知。” 晚上9点左右，上交所宣布： 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交易是异常的，经查是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成交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查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很多人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管金生的头脑发热，无视持仓规定，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对国债期货交易价涨跌的预测，主要依据是国家定期发布的储蓄保值贴补率，而国家对保值贴补率的计算公式却从来没有向外部公布过。于是，这个计算公式，成了国债期货市场的哥德巴赫猜想，无数人为之殚精竭虑。往往是今天出现一个据说最正确方法，明天又传出一个内部计算公式，这也是国债期货市场频繁波动的主要原因。 同年5月17日，时任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为维护改革开放形势，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期货交易试点。10月9日，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被依法逮捕，最终以受贿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万国证券也被迫与申银证券合并，形成了之后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 《阿Ｑ正传》是鲁迅先生代表作之一，阿Ｑ原本是个不被人瞧得起的混小子，姓赵，在《百家姓》里排第一，可赵太爷却“给了他一个嘴巴”，反问道“你怎么会姓赵？你也配姓赵！”管金生最终惨淡收场，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有高估自己的成分。 1 沿着上海的南京路，一直往西，有一个地方叫静安寺，这个静安寺可不得了，它比上海建成的时间还早，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 80年代，在静安寺附近的南京西路1806号，曾经有一家10平米左右的理发店。后来这家理发店换了主人，这个新主人来头可不小，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1986年9月26日，就在这个被改造过的理发店里，全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开业了，史称：静安营业部。 1989年，中央决定开发建设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4月18日，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成立，两个月后，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在海外访问的时候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 他这一宣布，不但令海外舆论界大感惊奇，同样也让国内筹办交易所的人感到措手不及，毕竟1990年并没有成立交易所的计划。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的尉文渊主动请缨，并向领导立下军令状——保证上交所年内开业。 当然，消息出来后，急眼的还有深圳领导，因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想营业的申请早就递了上去，连牌匾都做好了，但就是迟迟得不到批复，开不了业。深圳自然很着急，但怎么办？在左等右等还是得不到上级领导批复的情况下，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郑良玉果断拍板：先开始试营业，手续由市里申请补办。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开门营业的证券营业部。因为抢了上交所的“第一”，深交所与上交所之间，也就此结下了梁子。 八天后，12月19日，离年底只差十几天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在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二楼餐厅终于开业。由于时间仓促，上证所成立的时候自己的新大楼还没建好，只能临时租用了上海浦江饭店的孔雀厅来做交易大厅。 那一天，开始交易的只有8只股票，分别是：延中实业、真空电子、申华实业、爱使股份、小飞乐、大飞乐、豫园商城和浙江凤凰。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老八股”，而且当天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为99.98点，数字极为吉利。 1990年，是中国股市诞生的正日子。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上海股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当时新的股票一时推不出来，只能先通过对已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来增加股票的流动性。 1992年5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放开了涨停板制度以及“T+1”制度，随后的“股疯时刻”就此来临。究竟有多疯狂？放开涨停板当天，上证指数一小时就从842点，涨到了1365点。股票的涨势更是疯狂，以“电真空”为例，他的最高价是2644元，最低价为1942元，中间直接相差了700多块钱，要知道，那时候还是90年代初期。 巨大的赚钱效应，对于新股的发行，大家更是翘首以盼。为保证新股发行的公平、公开、公正，经人民银行决定，新发的股票采用抽签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这也是“打新股”最初的由来。 当年，计算机技术还未广泛应用，所有想认购股票的，必须要拿着身份证去营业部认购，当时的火爆情况，可想而知。据《深圳特区报》记者金涌回忆，当时深圳的常住人口60万，发新股时却涌进了100多万人。上海更是厉害，1991年12月，上海三家证券公司尝试联合租用上海20多个体育馆，那次动用的工作人员、物力之多，在上海股票发行史上是空前的。为了确保发行安全，几乎调动了上海所有警力，但还是出现江湾体育场和徐汇游泳池等场馆大门被疯狂人流冲破，造成多人被踩伤的混乱局面。 为此，多家证券都组织专人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在集中很多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1992年30元一本认购证的发行方式。认购证仅面向上海市民无限量发行，实行一次发行，全年有效，多次摇号中签，一本认购证可以反复中签。认购证所得收入，除成本外全部捐给上海社会儿童福利实业。 很多人都认为认购证一定会非常火爆，但事实并非如此。1992年，30元一张认购证并不便宜，要知道，工薪阶层一个月的工资才60块，买多了买不起，买少了，又怕不中签，还有不少人说认购证最后收入是捐给福利社的，认为这是券商想着法子骗钱的。 但事实上，大部分上海人都因为错失这次那么大的发财机会，而终生后悔。随着发行规模、发行数量不断加大，认购证的平均中签率直接最高达到了86.9%。而且，伴随着股市不断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直接炒上了天，当时一张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直接炒到了上万元，顶峰时，最高达到了3万元一张。当时不少精明的上海人，通过大量身份证不断倒卖认购证，都发了大财，而最出名的，就是用鸡缸杯喝茶的刘益谦。 上世纪，在经历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至少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 2 深圳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自1980年成立以来，经过十多年建设，已经从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现代化城市。与此同时，深圳金融业也得到了飞快发展，到了1996年，深圳市金融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5万人。而仅领先于上证所成立八天的深交所，无论在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交易量等多方面，都很快能与上证所平分秋色。 上海、深圳，谁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金融中心？这两座城市都卯足了劲暗中竞争，而这种竞争集中反映在证券市场上，对于交易所来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价总额。 到了1996年，上证所前9个月成交额是4893.6亿元，深交所则达到了5739.8亿元，深圳全年交易量首次超过上海。从股价指数看，进入1996年，深证指数从年初的1000点左右，到了9月份，已经突破3000点，全年涨幅为300%，而上证指数只是从550点升到了900点左右，涨幅约为163%，大大低于深圳。 1996年9月，在加拿大出差的申银万国证券总裁阚治东，接到公司业务副总裁电话，说上海市政府有关领导来公司现场办公，要求申银万国为推动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多做贡献，同时认为公司自营盘子太小，要求扩大规模。 回国后，阚治东同有关主要领导碰了面，领导主要谈了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竞争的问题，领导说：“我们不怕竞争，不是说竞争要不择手段，但是竞争一定要有手段。”而具体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上海几家主要券商，重点运作好一些对市场有引导作用的股票，把上海股市往前推进。领导引用了当时投资者极为时髦的说法，“高价股看长虹，中价股看陆家嘴，低价股看金山石化”，指出了长虹、陆家嘴、金山石化三家公司股价对上海市场的导向作用。 最后，在上海永嘉路上的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的圆桌会议上，领导对各证券经营机构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求方方面面不要松劲，把底部控制在894点至900点之间，然后实现上海证券市场稳步往上推进；二是要求指标股做到稳步上升，其中申银万国证券负责陆家嘴、海通证券负责金山石化、上海国投负责申能股份、君安证券负责四川长虹；三是要做活板块股，二线股也要逐步启动往上推。会议结束前，主管领导讲话打气：“气可鼓，不可泄，我们一定要做到深圳市场大下，上海市场不下，深圳市场小下，上海市场往上。” 通过上海市方方面面史无前例的联手努力，上海证券金融市场在深圳方面的挑战面前，逐渐占据上风，喧嚣一时的“深强沪弱”声音逐渐减弱，上海金融中心城市地位再次得到确认，上海金融、证券行业恢复了原先的那种自信和骄傲。 不过在1996年12月下旬，国务院联合调查小组突然到了上海，调查证券经营中的违法违规问题。人民日报也随之开炮，文章谈到：自4月以来，到12月9日，上证综指上涨了120%，深证成分指数涨幅达到了340%，这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文章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自行其是，干预股市，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质。 文章发出后，引起市场强烈震荡。第二天，上海、深圳股市几乎全面跌停，上证指数从前一个交易日的1110.03点下跌到当日的收盘指数1000.02点，下跌幅度达到了9.91%。至此，《人民日报》也从一家新闻媒体，转换成一种股市政策工具，充当着“窗口指导”和“道义规范”的作用。 后来，在北京的进一步调查取证下，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均以拆借证券公司资金罪名被撤职处分，另外被撤职处分还有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等人。但当时上海证券市场的主管领导，并没有受处分，而后步步高升，成为了之后上海的显赫人物。 有人把《西游记》里的妖怪分为两种，一种是没背景的，一种有背景的。往往，有背景的妖怪最后都被带走了，而没背景的妖怪，则都被孙悟空乱棒打死。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3 1992年10月，在第一届证监会职工大会上，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说到：“做我们这个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牢；股市上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不涨也不跌，上下都会有意见，人家会说你办的不像市场，因此永远是有意见的。” 2015年6月低，股灾刚发生的时候，王亚伟、但斌、江晖等十几个私募大佬开了个会，会后发了联合倡议书，大体的主旨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全面唱多市场行情，表示要积极参与救市。据说，当时的宁波基金业协会也邀请了游资一哥徐翔，但是被他拒绝了。他不光拒绝了，他旗下的泽熙一期，更在之后的断崖式下跌行情中，两个月内逆势大涨30%多。 逆市薅社会主义羊毛，显然是最要命的。几个月后，在杭州湾大桥上，穿着一身阿玛尼白大褂的徐翔，被依法逮捕。除此之外，监管部门也开始了内部大血洗，国信证券管理层被约谈，总裁陈鸿桥在家中自杀，然后救市总指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证券市场的老人姚刚也被带走。 到了2016年1月7日，在新开年之后的第四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连续熔断两次，于上午9:59分，两市暂停交易。当时有个段子比较搞笑，说交易员小明家隔壁老王礼拜一借酱油被撞见后，职业股民阿三隔壁家的老王也开始谨慎起来，周四上午10点就提前过来借酱油，结果裤子还没来得及脱掉，就被休市回家的阿三撞见。 显然，肖钢主席并没有领会到老领导的讲话精髓——股市风险都是涨出来的。一个月后，2月20日上午9时许，在北京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肖钢与即将履新的刘士余在证监会门前握手“交接”。 刘士余上任后，资本大鳄成了扰乱市场稳定的害人精，“价值投资”一跃成为A股投资的指路明灯，贵州茅台的最高价一度达到799.06元，市值近万亿。再其上任的两年期间，上证指数一直保持着稳步慢牛姿势，累积涨幅13%左右，都说刘士余以前是银行出身，连K线是啥都不懂，怎么能做好证监会主席，但事实却打脸告诉你，刘士余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把握，简直是炉火纯青。 2018年3月8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发审委员全票通过。从2月1日富士康招股书上报起，到过会，仅仅用时36天，直接创了A股最快记录。 一时间，科技股直接成了新宠。9日，创业板指数直接旱地拔葱，放量大涨3.53%，一举站上年线。领导说，“18+1”大以后，我国已经步入新时代，新时代肯定要有新气象。目前，监管层之所以力荐“科技股”，主要原因，还是过去的权重银行、煤炭、房地产等，俨然已不符合新时代的门面担当，都说政经不分家，炒股你可以不会看K线，但你一定要懂政治。如果说2017年是“价值投资年”，那2018年将是“科技腾飞年”，当然无论是什么年，最终赚钱的，永远都只是少数人。 两会期间，有一段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有记者询问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对于BAT以及360等回国上市有什么看法，刘士余主席反问道：你们觉得是好事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刘士余激动的说道：那好啊，咱们一起干啊！
经济纵深
资本市场将是房地产之后，中国资本和财富新的沸腾之地
【研究员】：
改革发行制度拥抱新经济，严格上市公司分红要求，严格退市制度的执行。如果这不会雷声大，雨点小，它将是中国经济，也是所有财富追逐者的最大利好。资本流向哪里，财富就在哪里生长。我们判定，资本市场将是房地产之后，中国资本和财富新的沸腾之地。多少年后回头看，能否很好地把握这个机遇，或许就像曾经的房地产那样，不知不觉中就影响了你的财富命运，甚至，其影响程度比你是否努力工作，是否足够聪明智慧还要重要。因为，个体再强，也强不过社会经济趋势，尤其是跨时代的大趋势。
2004年6月16日，腾讯在香港上市。以当时发行价计算，其市值约为62亿港元左右。至2018年3月9日，腾讯市值升至42329.22亿港元，不到14年，涨了超过680倍。换句话说，如果你在2004年6月16日以发行价购买了10万元的腾讯股票并持有到今天，它已变成6800多万。 毕亚军在微信号“华商韬略”指出，在房地产、制造业和消费爆发的黄金时代，A股也曾有这样的机会，比如万科、格力、茅台等等，但在新经济起飞的这些年，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 现在，机会又要回来了。房地产造富渐近尾声之后，新的财富盛宴将在这里沸腾。 1、东印度与汇丰 1602年，雄心勃勃的荷兰成立了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为了融资干大事情，他们通过发行股票的形式向全社会借钱，最终募集了相当于现在几十亿欧元的本钱。 通过此举，东印度公司将社会上分散的财富，包括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女仆的钱都变成了自己扩张的资本，也让女仆都变成了与自己有福同享，有难共担的股东。 强大资本的支撑下，在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国王——西班牙国王轻蔑中出航的东印度公司，短短5年便让自己的船队规模超过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数量的总和。 再过不到50年，东印度公司已在全世界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掌握全球贸易的半壁江山，相继建立并掌握了包括中国台湾、新西兰、印尼、纽约在内的国家与城池，阿姆斯特丹成了世界的中心，拥有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收获了丰厚回报。 向全荷兰人募集本钱，用自己的扩张替整个荷兰创造滚滚财富。此后，东印度公司的模式不断演进，英国人，美国人，相继用其股份制模式通过发行股票将分散的财富集中起来，也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商业与财富新时代。 汇丰银行则是另一个例子。 过去几十年，对香港和香港人命运影响深刻的不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而是另一家公司：汇丰，这不光因为汇丰长期是香港最大的公司，是港币的第一个且最主要的发行者，一直扮演着准中央银行的角色，大多数香港市民都是汇丰的客户，更因为汇丰赚他们的钱，也用他们的钱替他们赚更多的钱。 他们都是汇丰的股东。一项调查显示，在香港，有超过50%的香港市民曾经是汇丰的股东，而且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汇丰的长期股东。包括李嘉诚、李兆基等香港财团，也都持有大量汇丰银行的股票并因此受益。 如果你从1977年开始购买汇丰的股票，即使每年只买入1万元，到1987年时，你无需再投入，只需每年的股息就可继续购入1万元股票，如果你一直持有，到2007年时，汇丰的市值已增长80多倍，你每年的股息将达到50万港元。因此，有香港人称，要投资，只需要买入汇丰的股票并持有。 出于这一原因，当2009年汇丰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股价大跌时，一位著名股票人禁不住在直播中泪流满面：虽然他自己一股汇丰都没有，但却“替汇丰股民难过。”如今，汇丰的传奇已经过去，但财富故事依然在继续，而且回报更为惊人。替代汇丰的最大典型，便是10多年市值翻了680多倍的腾讯。 把钱交给更能创造财富的人，让这些人将这些钱拿去生产，拿去经营，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越多的钱聚集到越多更能创造的人手中，就会创造越多的财富，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也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受益…… 这大概就是资本市场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个核心曾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并发生，也曾渐渐走向偏离。 2、脱节的A股 最近几年，除了中国，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票市场几乎都在涨。 但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万亿人民币(约12.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差7万多亿美元，但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多了7万多亿美元。 而且，中国依然在高速向第一大经济体前进。去年，中国GDP增幅达6.9%，超过政府年初提出的6.5%，增量达8.35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增量也达到900美金左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奋斗目标是，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美元，当初几十年的奋斗目标，现在一年就超额完成了。 宏观之外的微观层面，所谓实体经济下行的另一面，中国经济也是日新月异，一批又一批新兴企业几年就把过去几十年的仗打完，动不动就估值百亿甚至千亿美金；在诸多财经自媒体的标题中，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企业不但让13亿国人今夜沸腾，集体无眠，而且动不动就放倒日韩，超越欧洲，还让美国哭晕在厕所…… 经济增长引领全球，为何股市熊成了这样子？ 答案有很多，最大的问题是三个：一是中国的股市与中国的产业经济脱节了；二是监管不力且上市公司耍流氓的多；三是退市制度几乎是空谈。 其中，最严重的是第一个问题，它的直接后果是让21世纪的中国股市装的还是20世纪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所以也就导致了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的严重悖离。 资本市场的健康持续成长来自于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今天，是科技创新引领经济成长的时代，但今天，中国最能成长的科技创新企业，要么不上市，如华为，要么就在中国盈利，到境外上市，跟A股无关！ 腾讯、阿里、百度、京东……这些公司的业务核心统统在中国，用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在中国市场，赚中国人的钱，但他们的经营成果统统被其他资本市场分享。 今天中国最大市值公司以及你追我赶的高成长公司，已经是腾讯、阿里以及一批新兴公司在白天黑夜的交替，但让他们交替的不是中国股市。中国股市交替的依然是两大行，以及一批批已经无甚生机与活力的传统老不死公司，后者讲着腾讯、阿里和独角兽身后残羹剩汤的伪新经济故事和重组的鬼话连篇。 到今天，打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股市行情，满屏满屏飘着的，还是老气横秋四个字，以及妖资妖股、烂人乱搞的歪风邪气。“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中国股市还不到30岁，但它真的很老了，而且还老不正经！ 好公司进不来，烂公司不退下，不好不烂的大多数都在瞎搞（我们正系统地摸排A股公司，几乎每5个公司或董事长名字丢进百度一搜，就会出来财务欺诈、违规操作等信息，这还只是被抓到的）。这三大问题，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顽疾，也是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悲哀。 这两年，监管层不断加强和改善监管，渐渐在后两个问题的解决上让人看到希望，但让好公司进来是一切的源头，这源头虽然一直在喊话，却如新华社所言：“拥抱创新型企业——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新世纪之初就拥有的梦想，波折不断。” 我们也曾多次发文，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老态龙钟，提出让市场与产业经济接轨，才是让市场重新回归活力的根本。 3、最大的利好 2月26日，新华社发文《中国资本市场的“BATJ梦”该圆了！》。 文中强调，“中国经济迈进新时代，国家创新战略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境外资本市场纷纷采取措施吸引我国优秀的创新企业，对我国资本市场而言，破除障碍吸纳更多优秀的创新企业，十分紧迫。”资本市场能否跟上创新经济发展的步伐，则被明确到“更关系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的高度。 再过不久，证监会就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公开征求意见。该意见进一步强化了沪深证券交易所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强制退市的决策主体责任，加大了对财务状况严重不良、长期亏损、“僵尸企业”等符合退市财务指标企业的退市执行力度，并对强制退市做出了更细致安排。 全国“两会”期间，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接受采访中再次肯定证监会将加快发行上市制度改革，在支持“四新”公司上市方面考虑一系列制度创新，“未来制度肯定要做出很多调整。”同时，他再次强调，将进一步完善有关上市公司分红的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只要达到分红条件，就要求必须分红。” 也是在此期间，富士康IPO得到监管层特事特办，创下A股市场IPO速度新纪录；一批互联网、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经济“独角兽”公司相继曝出希望回归或加快A股上市的重磅消息；国家或将通过发行CDR帮助境外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回归国内也被认为是已在进行的事…… 改革发行制度拥抱新经济，严格上市公司分红要求，严格退市制度的执行。如果这不会雷声大，雨点小，它将是中国经济，也是所有财富追逐者的最大利好。 其利好在于，对“好公司进不来，烂公司不退下，不好不烂的大多数都在瞎搞”的对症下药，更在于还停留在20世纪的中国股市终于开始21世纪的气象。 一个与产业经济与时并进的市场，正在跑步来到，这是最大利好的最大根基。而且，这不是一时的利好，是一个时代的利好。 4、再见了，房地产 过去10多年一个铁的事实是，是否更早的买了房是决定中国普通家庭财富高低的关键。 经济日报社编制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房产净值在全国家庭人均财富中占比高达65.99%，北京、上海等城市甚至高达80%。而在2016年，全国居民房产净值增长幅度达17.95%，增长净额占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68.24%，在城镇居民中，这一数字则高达75.62%。 房子让人们变得富有，但也让人们变得贫穷。富有的是算起来的财富总值，贫穷的是日子过起来的消费和生产资金。对社会来说，其更重要的影响是房产增值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一套房在那里，值100万，还是1000万，它就是一套房而已。而到了一定程度，它不但不具正面意义，相反还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当人们需要用1000万才买得起这套房时，社会也就少了900万去发展房地产之外的经济。 中国房价为何如何高企？同样与资本市场的落后有关。当大家找不到更多让财富增值的机会，房子却可以，于是便是资金蜂拥而入，便是房价一浪更比一浪高。 但到今天，这显然不能再持续了，这远远不只是民生问题，更是经济持续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继续将社会资金源源不断地引入房地产，并且凝固到房地产，何来资金创新科技，何来资金消费升级？如果不让流入房地产，资本要流到哪里去，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更好的创造财富与价值？ 经济的问题，终归还是要通过经济的手段破题。如何破题？解铃还需系铃“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改革发行制度拥抱新经济，严格上市公司分红要求，严格退市制度的执行……资本市场能否跟上创新经济发展的步伐，“更关系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如果把这些放到经济全局，放到解铃、系铃“人”的高度去看，你就能看出答案。 资本流向哪里，财富就在哪里生长。我们判定，资本市场将是房地产之后，中国资本和财富新的沸腾之地。多少年后回头看，能否很好地把握这个机遇，或许就像曾经的房地产那样，不知不觉中就影响了你的财富命运，甚至，其影响程度比你是否努力工作，是否足够聪明智慧还要重要。因为，个体再强，也强不过社会经济趋势，尤其是跨时代的大趋势。 如果它是大趋势，该如何去把握？趋势里，又会有哪些是风险，甚至是陷阱？ 牺牲200亿土地财政，南京赌的是什么？ 这几年来，中国大部分城市高速发展的最大功臣都应该归功于土地财政的盛行。 其完美的利用了市场机制，将土地转换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原始资本。尽管土地财政给城市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让大部分城市改头换面；无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掣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太过严重，甚至被其掐住了财政命脉，这也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舍不得放下这块财政“肥肉”。 前段时间，两会上最有价值的消息放出来了：南京愿意“牺牲”200多亿土地收益，来发展租赁房，这个表态来自于南京市长蓝绍敏。 这真的是破天荒，这可是地方政府罕见的愿意牺牲土地财政来稳定房价，不知道这一次南京如此“高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深意呢？ 马继鹏在微信号“真话财经”指出，房地产市场的风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深度调控一年有余，尽管很多热点城市房价开始下降，但很多人对调控的持续性半信半疑。 第一、如果从2009年11月通过提高首付比例调控房价算起，中国式房价调控已经走过9年。 过去9年时间里，房价一直呈阶梯形上涨，直到现在，部分热点三四线城市房价还在飙涨，很多人已经不相信政策能控制房价。 第二、中国地方财政一直不能摆脱土地财政的束缚，地方政府是过去几年最有动机推高房价者，这样可以大幅增加土地收入。 第三、纵观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货币放水，增加投资的方式拉动，这让老百姓相信，和人民币相比，房子更保值。 不过，近一两年，随着“房住不炒”的提出，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1、调控政策不会像以前那么“短命”，很多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冰封”一年多。 2、随着政策的持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房价不会像以前那样暴涨。 3、这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高于以往，所以不要怀疑政府控制房价的信心。 如果说以前房价上涨下跌可以听中介的，那么现在要时刻注意政策动向，未来决定房价的是政策。 南京市长蓝绍敏在江苏代表团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的分组讨论中称：“租赁房用地是经营性用地收益的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财政上要减少200多亿的土地收益，是严重‘亏本倒挂’的。” 他指出，现在各个城市普遍采用的房价调控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好处是抑制了房价过快增长，但同样存在难以长效发挥、市民获得感不强的缺点。 按照蓝绍敏的说法，和行政命令式的调控相比，“加大顶层设计”更有用，即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同时建立“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 很多时候，我们都倾向于政府官员只是说说而已，不一定说到做到，但笔者觉得这次南京是“认真”的。 第一、这个消息是《南京晨报》发出来的，该报纸隶属于新华报业集团，属于南京市政府管理，能发出这种消息，一定是高层授意的。 第二、之前没有那个地方政府爆出要牺牲土地财政稳定房价，南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个表态一定是慎之又慎讨论后的结果。 第三、放出这个消息的场合是全国两会，高层都在，全国人民也盯着，南京“夸海口”或着说谎的可能性很低。 之所以说这是今年两会上最有价值的消息，一方面是他给其他省市做了示范，也算给土地财政开了一个口子，言外之意是有地方政府愿意牺牲土地财政稳定房价。 另一方面，南京是2016年那波房价暴涨“四小龙”之一，这个消息显示出政府控制房价的决心。正如蓝绍敏所说，南京付出巨大代价这样做，就是下决心培育、规范房地产租赁市场。 南京为什么敢为天下先，在两会上宣布这个消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南京牺牲200亿土地财政的决定可能在两会之前就敲定了，但在两会上说出来，很容易成为“爆款”消息。 第二、全国两会上，不仅有江苏省的高层领导，更重要的是中央领导都去了，这是最好的“响应中央号召”的机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依然在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继续实行差别化调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报告对于“房住不炒”的再次强调，明确透露出“三不变”原则，即调控决心不变、调控目标不变、长效机制的方向不变，并为2018年楼市调控定下了基调。 所以，在差别化调控的大背景下，热点城市尤其是北上深的房地产市场仍将严格调控，以巩固调控成果和强化市场稳定预期，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政策仍将保持一定节奏，并将继续下沉到县城。 这几年，南京是二线城市房价暴涨的典型，政府控制房价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候不表决心，更待何时？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南京是有底气牺牲200亿白花花的银子发展租赁房市场的，从这两年南京市房地产相关收入中就可以看出。 南京市最近公布的《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71.9亿元，增长11.3%，完成预算的106%。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包括各种税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款、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土地收入是不计算在里边的。 包含土地收入的是政府性基金收入，2017年，南京市该收入是完成1706.4亿元，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高。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1547.98亿元，占政府性基金收入90.72%。 2016年也不低，南京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是1522.5亿元，而2015年只有892.8亿元，也就是说，2016年翻倍了，这说明政府是房价暴涨的最大受益者。 另外，2017年，南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和房地产交易相关性极强的契税收入为91.82亿，比2016年增长了156.3%。 所以，这两年，南京市政府已经从房价上涨中赚得盘满钵满，现在牺牲200亿来发展租赁房是理所应当的。 不管南京市政府是主动还是迫于上层压力割肉200亿，这都说明房地产市场的风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不要期望于房地产调控政策放开，以前政策最多能坚持一年多，现在真的会成为常态。一二线城市房价暴涨几无可能。 2、地方政府也在转变，以前靠土地收入，以后可能要靠房产税了。尽管房产税正式征收还需要3年多时间，但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补充一句，房产税的主要目的不是降房价，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让地方政府逐渐摆脱土地财政。 3、以后靠炒房致富的时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在租赁房时代，可以买房收房租。 4、现在要买房吗？建议是，如果要住，可以买，投资就算了。
思想评论
张文魁：中国要警惕红色财团，否则可能爆发危机
【研究员】：
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财团化的企业，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和投资链条也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都不清晰，透明度很差。现在的金融工具的种类和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财团的利益结构、业务体系和公司金融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譬如我们现在颇感头疼的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通道业务就有相当部分指向这些财团，如果发生问题，破坏性和传染性也会更大。因此，下一步应该对这些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强化披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2018年2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举行。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樊纲、李扬、楼继伟、钱颖一、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许善达、任志强等出席会议。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大咖们发言犀利有料。下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会上的发言全文，原文标题为“宏观病症的微观病灶：财团化与金融风险隐患”： 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走势，特别是宏观杠杆率较高、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较大等问题，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几个宏观病症，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都在把脉搏、开药方。的确，这几个病症合在一起，就增加了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赢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战，是很有针对性的。刚刚公布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并要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我认为，必须要看到宏观病症背后的微观病灶，这样才能使经济政策抓住要领、产生预期效果。 杠杆率快速上升这个最主要的宏观病症，是国家宏观政策失误造成的吗？其实在较大程度上并不是这样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大约40个百分点，那一波上升可以算是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那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而实行总量扩张政策的后遗症。但2012年之后呢？国家已经完全意识到不当宽松宏观政策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已经确定要控制宏观杠杆率，但2013-2017年杠杆率却上升了大约6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一波杠杆率上升带有被动的性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迫的，或者说是被微观病灶倒逼的。全要素生产率严重下滑的病症，是与杠杆率严重上升的病症同时冒出来的，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年平均增速基本上稳定在3%左右，2010年之前还可以维持在2%左右，而2012年之后急剧下滑到1%甚至更低。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要核算全要素生产率，但这更不易为宏观政策所可以解决。中央有关会议在几年前就一再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说中央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完全不亚于对控制杠杆率的重视，我还没有看到另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这个经济学概念和参数如此熟稔和在乎，但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要精准发现宏观病症下面的微观病灶，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整个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都不能离开这个逻辑。 微观病灶在哪里？实际上，中央多次重要会议都已经强调，要清理僵尸企业。大量的僵尸企业就是一个病灶。这个病灶不但已经被政府看到了，而且也有许多学者作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但是中国经济的微观病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第二个微观病灶就是财团企业，严重的问题是第二个病灶既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也没有得到学者的应有重视。 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那么快，但广大中小企业却得不到相应的信贷资源，这些信贷资源到哪里去了？一部分被僵尸企业消耗掉了，大部分信贷都被大企业集团拿走了。这些大集团许多是国有的，还有一些是民营的。现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就列入中国500大甚至世界500大，获得贷款和发行债券就容易了，然后就去搞金融、搞房地产、搞贸易，并热衷于资本运作，就成了大财团了，这些是红色财团。央企看起来只有90多户，但实际上每户央企下面平均有500多个法人企业，层层叠叠，一般都有五六层，多的有十一二层，结构复杂，业务庞杂，一般人搞不清楚，甚至连总部也不容易搞清楚。地方国企也有已经或者正在财团化，特别是那些平台化国企更是如此，把几个国企进行名义上的合并形成新平台或者将一些国有产权和国有资源注入到新设的平台，再进行大量融资和投资，开始时还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随后就不断进入金融、房地产以及各种时髦的所谓高科技领域，笔者几年前研究这些平台化企业时就指出其走向严重的政企边界不清和企企边界不清的趋势，现在实行财团化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以至于宏观杠杆率当中到底哪些归于政府杠杆率哪些归于企业杠杆率都不容易计算。 一些大民营企业集团也通过类似套路实现了财团化，如中国民营企业500大榜单中，许多都成为财团了，其中与政府或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可以算是浅红色财团。这些大财团动辄上千亿甚至几千亿的贷款，但是它们的偿债能力和透明度怎么样？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健康指标怎么样？大部分都很差。这类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了。 对这个微观病灶如何处理，事关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攻坚战这一重大任务。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曾经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家作一些分析，有助于看清中国的主要隐患到底是什么。 2018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十年前发生了美国和欧洲金融风暴，二十年前发生了东亚金融风暴。那几场金融风暴各有病因，我分别称之为北美病、南欧病、东亚病所导致。北美病主要是住户部门过度按揭贷款和储蓄率不足，南欧病主要是人们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东亚病就不一样了。二十多年前，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批财团崛起，这些财团不但汲取了大量金融资源以进行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而且政商联结也非常严重，这就是东亚病。东亚的那些大财团，许多直接进入了金融行业，此外还通过各种工具与金融机构结成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滋生利益转移和利益攫取等各种问题，一旦经营漏洞和经营损失不能被金融工具所覆盖和掩盖，就会发生债务问题，也会连累金融机构并迅速传染，酿成了金融风暴。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年，东亚病仍要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财团化的企业，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和投资链条也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都不清晰，透明度很差。现在的金融工具的种类和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财团的利益结构、业务体系和公司金融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譬如我们现在颇感头疼的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通道业务就有相当部分指向这些财团，如果发生问题，破坏性和传染性也会更大。 因此，下一步应该对这些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强化披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新闻视点
一个时代的落幕：别了，李嘉诚！
【研究员】：
李嘉诚一生打过许多硬仗，这个八旬老人，最后以一场外科手术般精准切割政商关系的战役实现了人生的完美收官，终于在90岁时光荣退休。老李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能够凭借政商关系富可敌国，最终却可全身而退之人，实乃百年难得之奇才。政商关系所需要的一切，老李都知道，正因为知道，才能比其他人更早看出，这个江湖早已不是那个江湖，现在的规矩也早已不是以前的规矩。一个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即将到来。
时代累了，一周谢幕三次，从纪梵希到霍金再到李嘉诚。 朋友圈是时光机，凭空扭曲物理距离，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出点事，感觉都跟祖坟开裂一般，必须掺合一下。只不过别人的时代是聚光灯下书写传奇，你的时代是看别人大幕揭起，落下，然后洗洗睡。 同样是角，有的人风光几年，有的人风光几十年；有的人刚吹的牛逼还是热的，已经开始忙着到处借钱；有的人不吭不响闷头倒腾，几千亿资产游走如过江鲫。 米糕在微信号“米糕新闻日记”指出，都说时代变了，吴小晖抓了，孙宏斌哭了，王健林愁了，为什么雄踞富豪榜三十年的李嘉诚却能笑口飒飒的金盆洗手？ 1 作为纵横政经圈半个世纪的顶尖高手，也曾是横跨中英政界的通杀玩家，老李也脱不开倚赖政商关系的发家之路。 八十年代常驻香港的英国记者乔·史塔威尔曾是李家多年座上宾，在史塔威尔笔下，老李表面与其他香港大亨没有不同，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但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理人际关系上。 当时的老李和现在爱抱大腿的土豪企业家也没有不同，会花大量时间确保自己与占支配地位的政客合影挂在办公室墙上，并及时把失势者的照片拿下来。 打高尔夫球，开酒会派对，私人游艇出海，浅水湾的豪宅、香港公海里的游艇、旗下的五星酒店，除了要供关系户们任意使用，也随时准备帮他们解决工作之外的需求。 沈弼1986年离开香港时，老李也曾打造一个1米高的纯金汇丰银行总部模型给老沈，如今富豪们看不上的公关手段，老李当年都用过。 总的来说，过去40年，老李在政商关系这盘棋上少有败笔。 港英时期，老李与汇丰银行关系密切，曾任汇丰控股董事会非执行副主席长达7年。1992年，香港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中，有6名是李嘉诚私人“幕僚”，且都聘为长实董事。回归过渡期，老李不但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86年，小平同志曾单独接见老李，表扬他捐建汕大，1990年，面对半年前在报纸上公开署名的老李，老邓不计前嫌，再次单独会见，语重心长：“（稳定香港的）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当时老李也跟老邓拍胸脯，自己的事业“正如一颗大树，根扎在香港。”回归后，老李作为爱国商人更是如鱼得水。 2 老李之所以敢跟老邓拍胸口，是因为不管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凭借老李在香港和内地的人脉，都可以呼风唤雨，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 1998年，回归第二年，李家二公子李泽楷就成功游说特首董建华和香港政府支持建立“数码港”，凭借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科技包装地产，免费获批一片64英亩的土地并获独家开发权。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一事件曾引起香港舆论、市场和其他八家房地产商猛烈抨击。这其中，老李透支了多少和董建华的私交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惜的是，首任特首董建华想的是借首富的影响力和资金将数码港变成香港经济转型的发动机，埋下科技创新的种子，而李家二公子却毫不犹豫地按套路把它搞成了地产项目。 2000年，为收购香港电讯，又是李家二公子，在短短一个星期内获得四家大银行支持，撬动1000亿港币，最终以2900亿港币价格完成收购。 六年后，电讯盈科市值蒸发90%，多少香港人家破人亡，李家二公子却能不顾第二大股东网通的强烈反对卖掉电讯盈科。又过三年后，电讯盈科私有化，多少普通人百万身家化作零头，再无翻身之日，而李家二公子却能毫发无损。熊孩子如此折腾能全身而退，左右不过是大家给老李面子。 2011年之前，香港人总说香港是李家的城。可惜，盛席华筵终散常。香港人想不到的是，数年之后，李家弃城而去不带一丝犹豫。 3 弃城还是不弃城？这是一个问题。而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时机。什么时机？政商关系何时亮红灯。 政商关系如网，身在其中，可保周全，可图通达，可是若你想挣脱这网，却也发现，成也是网，败也是网。 老李与政治圈最后的蜜运期随着2012年他公开支持的特首候选人唐英年参选败北后，就再也找不回当初心动的感觉。虽然撤资的动作2013年才浮出水面，但要与政商关系做个了断的执念大概在此时就已埋下。 平湖荡扁舟，不问江湖事。可能是所有江湖中人的理想退休生活，老李在华人世界做了15年首富，2015年，这顶首富的帽子送给了国民公公王健林。之后两年，帽子三易其主，从王健林到马云再到河南许家印。 从稳坐江山15年到两年内频频变换大王旗，老李可能比一般人更早感知春江水温。 是的，江湖里还有大鱼大虾，但是过去撒网就能大丰收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回头了。更重要的是，网似乎也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 在老王得意忘形地谈小目标时，老李想的却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王健林哭着找人借钱，满世界都是公号推文在替中国的政商关系把脉时，老李早已完成万亿资产的乾坤大挪移，华丽转身宣布退休。 政商关系所需要的一切，老李都知道，正因为知道，才能比其他人更早看出，这个江湖早已不是那个江湖，现在的规矩也早已不是以前的规矩。 2017年，在某纪律会议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在新的历史阶段下，新型政商关系从“鱼水媾和”向彼此都在“提防”的状态转变，“红线时代”早已悄然降临，却还有不知死活的企业家前仆后继，最后落得屁滚尿流。 而老李的过人之处就是在这红线悬而未决时，他早已下定决心。 4 做生意的谁不知道胡雪岩？搞政商关系又怎能不了解沈万三？但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能在政商关系之下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 中国人爱说“三思而后行”，《大明王朝1566》中，想在复杂朝局中全身而退的大太监吕芳也给徒弟杨金水开过一个“三思”的药方：所谓三思，就是要懂得“思危”、“思退”、“思变”。 今日回看，老李能够金盆洗手，全拜这“三思”所赐。 所谓思危，是立于政商关系的高墙之下，能享得了乘风破浪的爽快，也能扛得住逆风而行的压力。顺风时势如破竹，逆风时步步为营。 从嗅到空气开始变味，李家就一直秘而不宣地谋划如何安全切割政商关系。家大业大名气大，如何能不显山不露水安全出局，需要大智慧。 更重要的是，一旦决策，绝不拖泥带水，坚持按部就班。不管外界舆论如何穷追猛打，都坚定按计划执行。从开始零星售卖物业到2015年1月完成长和系重组，前后不过是一两年时间，步调一致，意志坚定，决策果决，行动力不亚于一支军队。 所谓思退，是不管赢面多大，局势多好，永远在想退路何在。一旦决策就绝不恋战，永远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2014年，老李大量抛出香港物业后，香港楼市再度疯狂暴涨，甚至翻倍。但对老李来说，相比大船调头这种战略级目标，绝不会因蝇头小利临阵换策。该退就退，哪怕巨利唾手可得，也绝不恋战。真正践行了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为求留给子孙一个洗尽政商关系底色的基业，费劲心思。 不危思危，当退则退。 所谓思变，是巨浪当头大船如何能够调头？ 人人皆想退，但并不是人人都能退。如何退从来不是易事。这一轮排兵布阵，明进实退，老李不但将所有物业卖到最高溢价，还实现了长实，和黄的完美重组，新成立的企业在开曼注册，在香港上市，布局上进可攻，退可守，两边下注。危局时有稳定的公共事务投资垫底，一旦真有国运滚滚来，至今仍公开坚称自己从未撤资的老李想卷土重来也毫不费力。 商人重利亲离别，资本轻义无祖国，玩得转政商关系，也懂得思危思退思变，老李不洗手，谁有资格洗手？ 5 命理师曾分析过老李的八字，说老李在1991年-2011年20年间行丙寅、丁卯大运，名成利就，大富大贵；但是从2011年-2021年，这十年风光不再，为老李大限，甚至有生死关口。 想来也是，老李90岁了，老友郑裕彤也只活到91岁，到2021年有生死关口也不足为奇。老李一生笃信佛学命理，估计早已戡破身前身后事。 从11岁躲避日军南下，到14岁丧父立户，68岁还遭遇长子被绑架，征战商海70年，老李今天终于可以笑呵呵说一句：我将退休。 老李这一辈子，担惊受怕、如履薄冰时多，安安稳稳、无风无浪时少。一生干过无数硬仗的老李，耄耋之年仍以超人的智慧，外科手术般的精准，为家族打下这最后一战，不但为子孙留下洗尽政商关系底色的基业，也确保了万亿资产在腾挪中顺利过渡。 重组后的长江和记实业，长江实业，长江基建以及电能实业在过去的2017年均实现利润增长，长江实业利润增幅更是达到14%，如此体量仍有两位数增长，也难怪老李终于可以放心交班。 2016年，在汕大毕业礼上，老李说：“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对故乡故国已尽仁义，才能“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今天，老李在退休公开信上用“天地之间，至诚无息”与诸位道别，虽然他总说“心安是归处”，但在人生最后一次公开告别的舞台上，他还是选了来自《中庸》的这四个字表明心迹。 从今以后，李家与这时代的恩怨皆随着老李退休划上句号， 如果这世间真有金盆洗手，老李的手算是彻底洗干净了； 如果真有退出江湖，老李终于可以笑傲江湖。 新君上位日，李朗隐退时。 李嘉诚退休，一个时代的落幕 16日下午16时36分，李嘉诚发布公告称正式退休。 顾子明在微信号“政事堂”指出，伴随着这位盘踞着华人首富之位多年的大佬退休，一个旧时代即将落幕。而17日，十三届人大在修宪后选举出新一任的共和国主席，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大时代开启....... 众所周知，“超人”李嘉诚是最早把握住大陆改革开放机遇的香港企业家，他一度将旗下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悉数移植到大陆，大陆也成为了李嘉诚除了中国香港之外投资比重最大的地区。 而这份对改革开放的“天使投资“，不仅也为李嘉诚带来巨大的财富，使得他多年盘踞亚洲首富和华人首富，更为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政治人脉网。 早在香港回归前，小平同志就与起草基本法和选举法的李嘉诚有过多次单独会面，盛赞其“为祖国作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对其“爱国精神表示了由衷的赞赏”。而长者在任时，访港必入住李嘉诚旗下酒店，并与李嘉诚父子共进早餐。甚至长者的继任者当年去广东考察时，更是叮嘱如今的四哥，“不管时间长短，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 当年的李先生，的确是香港的一杆旗帜。 遥想当年九七回归，老牌的英资怡和集团，就把它的注册地迁离香港，搞的人心惶惶，并遭到大陆官方的口诛笔伐。而以李嘉诚为代表的爱国港商，齐心力挺港岛经济，表态坚决不撤离香港，为当年香港的顺利平稳回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时过境迁，自2012年，梁正英当选第四任香港特首，李嘉诚在整个大中华区的大额投资就停止了。李嘉诚的资本就像獐子岛的扇贝一样，疯狂的逃离中国奔向欧洲，几年来已经撤走了超千亿。当年被口诛笔伐的怡和集团，如今换成了李嘉诚。 至2015年，“脱中入英”的李嘉诚，已控制英国天然气30%、电力25%和供水5%的市场，甚至被英国媒体评价为“买下了英国”。 不过，随着2016年中国政府的开闸大放水，房地产又以翻番式的增长，很多人都以为李嘉诚老了，没有赶上这一波的大红利。 但是，“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是李嘉诚他一生的原则。 在李嘉诚撤离后，跟着一起去海外买买买的WD、LS、FX、HH、AB、HX......其实，他们也就只比李嘉诚晚走了一两年而已，可如今，深陷窘境的他们，一个个都成为了自媒体们发家致富的素材。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三句话几乎成了2017年资本界的主旋律，胡雪岩的历史更是被无数人拎出来翻炒。 不过，这句话却并不适用于李嘉诚，因为他从来就不是手套。 李嘉诚早年从茶楼跑堂五金厂推销员开始，白手起家，通过几十年的奋斗，成为了香港的首富，因此一方面，作为顶级富豪，李嘉诚都被“港英政府”和中央政府均视为精英；另一方面，李嘉诚也被香港民众认为是“英雄”、“超人”，被视为普通人的“香港梦”代表。 由于回归谈判时，中英双方定下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大基调，因此中央政府便在香港尝试了乡贤治理的实验，通过李嘉诚等“乡贤”，作为中央与香港人民的纽带来治理香港，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引入了香港的土地财政理念。 因此，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和内地通吃的李嘉诚也迅速崛起，从香港首富变成了华人首富。 随后，就像李光耀家族世袭的新加坡被称为“李家坡”一样，李嘉诚一家独大的香港也一度被称为“李家城”，很多香港人说：“在香港就是为李嘉诚打工的，房子是他家的，电网是他家的，电讯是他家的，就连家门口的超市也大多是他家的。” 李嘉诚不过是香港“四大家族”的代表，在“乡贤”模式之下，原本香港就已经严重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资本与财富迅速集中于几个领域的巨头，再加上97年之后香港又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多年才勉强爬出低谷。伴随着大陆的飞速发展，香港人的自豪也在此过程中渐渐消磨。 因此，“香港梦”破碎了的香港人，便已不再把李嘉诚等距离他们越来越远的乡贤视为英雄和超人，而四大家族们也难以继续承担北京与香港之间“皇权不下县”后的纽带。 没有了利用价值，还会继续给你特殊待遇么？ 这也是李嘉诚要从大陆和香港“逃走”的原因，“乡贤治港”的时代，随着新一任港督的上台，已经烟消云散。 只不过，很多人依然看不明白，甚至有的意识形态负责人也不明白。 就在人民日报高呼《四千点只是A股牛市》的开端的那一年，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重视现代乡贤》和《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两篇重磅文章，谈论基层“乡贤治理”之作用。 不知道相关领导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不过，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相信再不明白的人也会明白，一个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而李嘉诚，早在五年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 一个旧时代过去了，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国情研究
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国参与世界金融战争的“首秀”
【研究员】：
1998年，在一波带走亚洲四小虎之后，实力空前强大的索罗斯将最后的目光，落在了亚洲金融中心，刚刚回归中国不久的香港，企图做空港币。随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集团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爆发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香港金融保卫战。这一经典战役，也成为现代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一页。对于这场金融战争，中央政府的表现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其角色定位之精准、出手之决心、策略之稳重让世界赞叹，这也成为中国政府参与世界金融战争的“首秀”。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朱镕基被国外杂志评为当年“世界金融三强人”之一。在十几年之后，有人评论道：“你一定没有想到，中国曾经那么伟大过——挡住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早就在1998年爆发了。”
1997年香港回归，国际看衰香港的声音络绎不绝，一颗浸润在西方社会百年之久的“东方明珠”如何与一个当时还相对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融合？看衰、质疑、嘲讽……各种声音接踵而来。翰林在微信号“微金诚”指出，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巨头们在接连打败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尼之后，开始将目光对准了正在风头浪尖的金融之城——香港，从而掀起了一场足以彪炳史册的金融战争。 1、20世纪90年代 索罗斯崛起 乔治·索罗斯的大名，读者应该是如雷贯耳。犹太人出身，货币投机家，资本大鳄，其身家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索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金融战争，狙击各国货币，所到国家对他都恨之入骨。说是在当时，如果一个外汇交易员听到消息说日本央行干预市场，大家会哈哈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一听说“Soros in!!"，所有交易员会立刻跳起来，可见当时索罗斯的威名和实力。 1992年，索罗斯首次出手狙击英镑，击垮英格兰银行，拿下第一滴血。旗下量子基金名声大振，索罗斯净赚10亿美元。 1994年，成功狙击墨西哥比索，使整个墨西哥金融体系倒退5年。 1997年，量子基金最风光的一年，在东南亚各国沉浸在资本盛宴中时，索罗斯在瞬息之间攻陷泰国，仅当天泰铢兑美元汇率就暴挫逾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也随之陷入混乱。随后索罗斯转头攻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与泰国经济连带较深的国家，同样屡战屡胜。外界推测这一战，索罗斯净赚一百多亿美元。 而到了1998年，在一波带走亚洲四小虎之后，实力空前强大的索罗斯将最后的目光，落在了亚洲金融中心，刚刚回归中国不久的香港，企图做空港币。随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集团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爆发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香港金融保卫战。这一经典战役，也成为现代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一页。 2、立体狙击理论 索罗斯的秘技 在描述这场大战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索罗斯的立体狙击理论。以泰国之战为例，因为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所以给索罗斯抓到了空子。 索罗斯的玩法就是，假设泰铢换美元是1：25，索罗斯首先就以抵押的方式向泰国银行借入泰铢250亿，然后索罗斯将这250亿换成10亿美元，拿在手上。 接下来，索罗斯要做的事就是让泰铢贬值。那怎么让固定汇率的泰铢贬值呢？就是不停的向泰国银行借泰铢，再抛泰铢，最后买美元。重复好几次之后，民众一下子就恐慌了，怎么各个银行和市场上都在抛售泰铢；而美元一下子大热，于是大家都一起去买美元。因为是固定汇率，不管泰铢怎么跌，始终能换这么多美元，这一下子不得了，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我们没有美元了。于是泰国管钱的哥们就出来说了，还是浮动汇率吧，让泰铢贬值好了，只有泰铢贬值了，美元才够卖。 然后泰铢大幅贬值，从1：25一下子贬值到1：50。这下子好了，索罗斯把手上5亿美金换成500亿泰铢，换掉欠着银行的250亿，净赚250亿泰铢，也就是5亿美元。 整个狙击泰铢过程中，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舆论渲染，精准的时间点进出，普通市民和泰国政府被玩弄于鼓掌之间，快速，凶残，无情。 3、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其实，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在索罗斯发动对东南亚的金融战争之后，就注定成为决战之地。打不下香港，索罗斯面子上都过不去。所以索罗斯一边在“料理”亚洲四小虎的同时，一边就曾多次试探过香港。 1997年7月中旬，1998年1月和5月，港币三次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4000多点，市场极度恐慌。西方舆论戏称，香港已经成为国际投机家的提款机。 当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被舆论界戏称“任一招”，意思是说，每每金融炒家杀将过来的时候，金管局唯一的一招就是提高利率，增加金融炒作的成本，维持联系汇率。但这种办法，本质上是饮鸩止渴，因为对于楼市的打击太大。可以说，每抵御一次投机进攻，港府就要吐一次血。 按照索罗斯等人的计划，先在汇市上抛空港元，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得不采用扯高利率的老套子，利率抬高，股市势必下跌，恒指期货也会同步下滑。然后炒家便可在期货市场以较低的价格沽空恒指期贷，汇市股市双双获利，醉翁之意尽在恒指期货。 1998年，8月，打着如意算盘的索罗斯，终于在几次试探之后，按捺不住躁动的心，带着最强的人马和火力，卷土重来。誓要一战终结香港。 4、董建华半小时拍板 港府背水一战 在索罗斯布局最终一战的同时，特区政府也在苦苦思索还击之道。 时任香港特区政府财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回忆到，据香港金融局官员分析，在连番攻击之下，香港已经“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将很快直线暴跌到4000点，银行贷款利息将居于历史最高位，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有一定经济学知识的朋友应该知道，香港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度，是以7.8：1的比率钉死美元的汇率制度。当时放在港府面前的选择不多，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脱钩。 你或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干脆宣布放弃联系汇率？曾荫权在很多年以后的一封书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脱钩只会令港人一夜之间对港元信心尽失。更会令股市楼市再度急泻，利率飙升，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使长远来说，也未必是港人之福。” 于是经过艰难的抉择，曾荫权做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决定：与其让香港人民的财富落入投机家手中，还不如政府入市，调用外汇储备，放手一搏。 随后曾荫权和任志刚将这一想法，汇报给了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踌躇的两人没想到，董建华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拍板放行。事已至此，曾荫权心里很清楚，拿香港人民的血汗钱来搏，赢了还好；万一输了，别说引咎辞职，他们几个就是以死谢罪都是轻的。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好走。那一晚，曾荫权哭了一整晚。 有些时候，历史，就是需要一些人，去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双方的最终对决，如期而来。 5、世纪豪赌拉开帷幕 早在97年索罗斯掀起第一轮狙击时，香港政府就十分清楚，以香港现有的外汇储备，根本无力单独应付可能的金融袭击。于是，香港财政高官秘密进京，得到了中央的将不遗余力地，倾中国外汇储备之全力支持的许诺。这也是在首轮港元狙击战中港府死守港元汇率的底气来源。之后不久，在世界银行年会，朱镕基、索罗斯同时受邀参会，朱镕基当场对索罗斯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 索罗斯当然清楚香港背后中央政府的实力，此时的朱镕基已经成功带领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中央政府的弹药库储备充足，足以应对这场世纪之战。然而，中央政府是会强势出手还是隐忍不发？索罗斯将宝押给了后者。原因很简单，香港素来有自由之港的美称，政府大规模干预资本市场尚无先例，况且还会严重影响香港自由市场的信誉。况且，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还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可以动用，这足以打垮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体。 时间进入到1998年的8月，在肆虐了半个世界之后，索罗斯带领着国际炒家们回到香港。此时，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朱镕基总理也说：“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 开弓没有回头箭，谁都知道双方都没有收手的余地，而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两位副行长此时已经带着600亿港币来到了香港，随时准备应战。决战的日子不远了…… 6、决战香江鹿死谁手 8月14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动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同时进入股票市场和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举吸纳，致使那一天的恒生指数反弹560多点，升幅达8%，以7224点收盘；索罗斯军团瞬间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的港府，竟然会真的入市搏杀。不过索罗斯毕竟是老江湖，开工没有回头箭，稳住阵脚。既然你港府已经下水，那只有小鱼大鱼一起带走了。 随后一直到24日，港府和索罗斯的炒家集团之间一直你来我往，短兵相接。但是恒生指数慢慢的抑制住了之前疯狂下滑的势头，开始处于一种震荡的状态。 8月26日，离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还有两天。 8月27日，结算日前一天。上午10时，香港股市开市。一开始，炒家的卖盘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扑来。在第一个15分钟内，成交额即达19亿港元；在第二个15分钟内，成交额为10亿港元。而在收市前的15分钟，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成交额高达82亿港元！状态之惨烈，令场上所有交易员都目瞪口呆。 这一天，香港政府动用了200亿港元，委托10家经纪行在33家恒指成分股上围追堵截。恒生指数报收7922点，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扬88点，这是自97年11月4日以来的最高点。 27日晚，最终的决战即将到来。那一晚，香港几乎无人入睡。 8月28日，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这是索罗斯做空恒生指数的最后机会，之前购买的大量看跌期货能不能赚，就看这一波了。 要注意的是，恒指期货的结算价格为这一天每五分钟恒生指数报价的平均值，因此，要抬高结算价，就必须保证恒生指数走势平稳。要达此目的，港府必须得竭尽全力，寸土必争。 这一天，百万香港人锁定频道，眼睛紧紧盯住飞快跳动的恒生指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这一刻，许多香港市民都不再关心自己的财产是否缩水，真正意义上的与香港这座城市同命运共荣辱。 上午10时，决战打响。港府与做空集团立刻在“汇丰控股”与“香港电讯”上展开激战。炒家的抛盘气势汹汹、排山倒海，政府军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不剩，全盘买入。开市仅5分钟，成交额即高达30亿港元！ 中午12时午市收市前，战斗又趋激烈，“长江实业”、“中国电讯”等多个蓝筹股被炒家疯狂抛售，滔滔股海，港府狂澜力挽。午市收市时成交额报409亿港元。下午开市，战况更趋严峻。炒家的抛盘滚滚而来，港府几乎是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全盘吃下，全线死守，平均每分钟就有价值3.5亿元的股票易手。 下午四时整，恒生指数终于在7829点定格！ 惊心动魄的四个小时之后，全天交易额达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90亿港元！恒指期货最终以7851点结算。在上溯总共10个交易日中，香港特区政府约动用相当于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上拉1169点。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索罗斯大势已去，败局收场。在这场保卫香港的“决战日”中，香港股市交易量达到了790亿港元，大约是平时交易量的10倍。 尽管国际炒家们困兽犹斗，妄图在9月搬回战局，但在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天，恒生指数飙升588点，站上8000点大关。国际炒家的亏损进一步加剧，最终不得不从香港败退而去。 再往后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香港市场逐渐恢复了元气，1999年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港府从股市中全部退出，赚了数十亿美元。 后记 可以说，在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撑下，香港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但也只能说收获了“惨胜”，而若没有这个强大的后盾，其后果就更加无法想象了。对于这场金融战争，中央政府的表现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其角色定位之精准、出手之决心、策略之稳重让世界赞叹，这也成为中国政府参与世界金融战争的“首秀”。 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朱镕基被国外杂志评为当年“世界金融三强人”之一。(另两位分别是：格林斯潘、索罗斯)，而在十几年之后，有人评论道：“你一定没有想到，中国曾经那么伟大过——挡住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早就在1998年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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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不仅情理之中，而且有迹可循
【研究员】：
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王岐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实事证明：老王绝对是个“跨界王”，根红苗正，个性强势，学历史出身懂规律，准确切中经济腐败根源，开明的改革派。五年反腐，党内地位上升，人民坚决拥护。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不为党和人民继续所用，真是太可惜了！在真正强大起来前，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协助现任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再没有比老王更合适的了。
17日上午，经十九届三中全会推荐，全国人大酝酿协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经过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终于尘埃落定。政坛传奇人物，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 言思在微信号“新时代言思学社”指出，去年十九大，像似裸退的老王，时隔4个月终于出山了。 许多人或许颇感意料之外，其实不然。 这位上一届政治局常委，本届非政治局委员，担任这个国家要职，已在情理之中，而且，有迹可循。 十九大前夜，敏感于政治的人只关注两件事：一是接班人，二就是打虎英雄老王何去何从。 未设接班人，其实也不意外。 十八大时，有人或许在猜测未来政坛某种搭配组合的可能性，随着一个人的严重违纪双开，而不复存在。 另外最重要的是，接班人制度本身有大弊端：让官僚体系内的注意力分散，在现任与下任之间投机，消耗着大量内部精力和资源。以至于，无法集中力量搞改革、干大事。 老王为什么值得关注？ 十八大时，熟悉经济工作的老王执掌中纪委，大部分人有疑惑并划问号。 实事证明：老王绝对是个“跨界王”，根红苗正，个性强势，学历史出身懂规律，准确切中经济腐败根源，开明的改革派。 五年反腐，党内地位上升，人民坚决拥护。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不为党和人民继续所用，真是太可惜了！ 然而，10月24日十九届中央委员名单公布：老王不在其列，“七上八下”惯例并未突破，随后，老王跟其他卸任老同志一样，11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文支持新一届领导集体，这一切似乎在正式宣布：老王，功成身退，告别中国政坛。 期待中的遗憾让民意略感，老王的全身而退，一定是个人愿望多些。 然而，11月16日人民日报社出刊的《环球人物》发表《致敬老王》的长文说：“他露最少的面、开最少的会、发最少的文，却管住了这么多年管不住的党风。” 对刚刚卸任领导赞誉，力度之大，实为罕见。 一方面是老王五年积累的威望太高，一方面增加媒体曝光率，给不一样的老王，增加了点悬念。 来到2018年，让悬念变成猜测的是，2个月前各地召开两会，并选举全国人大代表，随现任中央领导入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意。 1月29日湖南日报公布：湖南选举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按姓氏笔画，老王的名字位列118人中的第四位。 一般情况下，已卸任中央领导人几乎很少参选全国人大代表。 但是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按照宪法规定，出任国家机构领导人首先必须是全国人大代表，否则无法进行选举。 从这点来看，老王或许有重出江湖的可能性。 毕竟非政治局委员担任国家副领导人，也不是没有先例，王震和荣毅仁就是例子。 让猜测的可能性大增的是，在2月中旬，当全国上下欢度春节，或年后被十九届三中全会和修宪内容吸引时，其实大部分人忽略了一个常规性新闻。 2月13日，新华社当晚发布，中央领导春节前夕看望“老同志”的消息：并按惯例刊发了“老同志”名单。 按常理，上一届7名常委中，2人留任本届，其他5人中的3人党外有人大、政协、国务院职务，严格来讲得等到“两会”交接后才能称呼为“老同志”，没有党外职务的2人包括老王，卸任上一届自然就应该称呼为“老同志”了，可是，“老同志”名单中只有另外1名同志，老王并不在其列。 既然不是“老同志”，这背后传递的信息多多少少已经很明确了，说明老王并未退出江湖，复出担当大任的可能性极大。 直到3月4日这天猜测基本明朗，什么事呢？ 全国人大召开预备会议，选举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老王的名字清楚在列。 这天的重头戏是当晚7点钟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事的新闻报道，给了老王单独的特写镜头，出镜顺序位列本届6人常委（有1名常委在政协会场）之后，出现在政治类新闻中央领导出镜序列中，说明老王即将扮演的角色和政治排位已基本清晰。 3月11日中央电视台晚7点《新闻联播》播报修宪投票，镜头特写再次给了老王，位列常委之后。 所以，老王担此大任，继续协助领导核心治国理政，这并不在意料之外。 为何是情理之中？ 当今中国进入新时代，“强”起来是奋斗目标，中国崛起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除了对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外交也显得至关重要。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大。 在世界上，弱国无外交，强国不需要外交，军事国力才是外交。 就如同《大秦帝国之崛起》前，必须要《大秦帝国之纵横》一样，在真正强大起来前，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这时候，领导核心真的需要一个党内威信高、党外名望高的人，来辅佐自己。 这个人还要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外事及治党理政经验。 这个人，再没有比老王更合适的了。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会越来越大，走出去就要处理好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关系，美国现任领导人执政很有特点，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挑战和难题。 老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就主持中美年度经济对话，与美国政商两界打交道经验丰富。即使在上届执掌中纪委期间也时有接触美国政界人士，2015年5月会见过参加中美政党高层对话的美国两党代表团，2016年12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老王个人魅力和威望，深受美国政商界敬重。 协助现任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再没有比老王更合适的了。 五年前，擅长经管的老王执掌中纪委掀起反腐风暴，协助中央扭转党风政风，重塑形象，确实在意料之外。 五年后的今天，卸任后的老王拐了一个小弯儿重新担当大任，或许时间能证明他依然是个“跨界王”，继续在中国政坛发挥影响力，这也许就是情理之中。 过往，老王积累出巨大的政治资源，这个资源就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服从人民新的期待，这与领导核心委以重任的需要是一致的。 今时，老王已不再老，所以不再叫您“老王”，您，依然青春，而且非常帅。新时代中国政坛，等您续写个人传奇新篇章。 王岐山，永远在路上…… 王岐山和改革四君子的故事 即使隔了3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喻建欢在《当代社科视野》撰文指出，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现在成了“老黄”的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 1978年，笔试分并不高的他凭借几篇讨论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这个讨论会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起来了。 媒体人眼中的王岐山：个性分明，很像一个明星 2003年，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出了一本书《我已出发》，内中有篇文章，记载了她作为媒体人对王岐山的印象。建行行长、广东省副省长、海南省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闾丘露薇用几个画面，勾勒了一个直率幽默的王岐山形象。沧海桑田，悠忽十五载过去了，这篇文章读起来也越加有一种历史感在。在今天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小编特意翻出原文，以飨读者。 熟悉王岐山是在1997年。那个时候，他还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记得第一次采访他，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他出席完一个活动离开会场的时候，成为我们这些等候的传媒追逐的对象。我还记得，我跑得很快，等我把“凤凰”的话筒递到他的面前，我都忘了要问什么问题。只记得当时很紧张地问了几个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让我和我的同行们非常高兴。因为不但可以交差，还能够写出一个不错的故事。 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香港人对于内地的官员总是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官员特别严肃，尤其抗拒传媒。香港的传媒，面对它要采访的对象，不管是谁，统统都是拿着话筒蜂拥而上，劈头盖脸就开始问问题。当一个重要人物出现的时候，他会马上被摄影机和话筒团团围住，形成一个人球。很多时候，人球跟着被采访者移动。 自己在里面采访的时候没有感觉，偶尔站在外面看着这个场面，觉得我们这些记者真的有点像黄蜂，飞来飞去，看到目标就黏着不放。香港的传媒其实很好对付，被访者只要有问必答，不管你说的是什么，都会成为被传媒喜爱的人。王岐山没有回避传媒，他给香港传媒留下的第一印象就不错。 之后，王岐山成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因为要处理广信和粤海重组的事情，他经常要来香港。每次来香港，他都会成为我们追访的对象。当时，粤海重组在刚刚经历了金融风暴的香港，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事情，因此王岐山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传媒的报道热点。每次的记者会，王岐山对记者的提问有问必答，非常简洁，不兜圈子，也没有官腔。说到关键问题，比如同香港银行家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他强硬的态度，让不少香港的银行家到现在提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就在宣布王岐山出任代市长的时候，我正好看到香港一些报纸的评论，其中不少提到了当初他处理粤海问题的表现。 和王岐山正式面对面地聊天，还是在他担任国家体改办主任的时候。我跟随国家领导人外访，而他是代表团的成员。于是我们有机会聊了起来。他问我海若的情况怎样了（注：2002年5月，凤凰记者刘海若遭遇交通事故重伤）。听说情况越来越好，他毫不掩饰他那种将信将疑的神情。他让我感觉到，虽然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记者，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非常自由自在地聊天。 他讲话非常幽默，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有的时候他讲话也非常直接，甚至直接得出人意料。他似乎对于一些礼节性的活动很没有耐心，经常当酒会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会一个人跑出来，说是需要透透气。不过，那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他爱抽烟，还有就是他的打扮。因为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换上了便服，格子呢的西装，脚下却是一双黑色的布鞋，也就是香港人称为功夫鞋的那种。乍看上去，我觉得有点另类。不过，他看上去非常满意自己的装束，上街去了。 刚刚过去的两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挥手打过招呼。之后知道他被调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当时我的感觉是，以他的特点，今年海南的博鳌论坛一定会搞得有声有色。 再后来，我去了海湾。在伊拉克的时候，我知道他被任命为北京市代市长。就在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也就是准备飞到北京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的记者招待会。晚上到了北京，同事们谈论的都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这个时候我才有时间看他的记者招待会的重播。当时我的感觉是，外国记者应该感到满意了，因为他能够讲的已经都说了，不能够讲的，他也明确地表明了态度。 对于传媒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确实是传媒期待已久的。事实上，如果当SARS在北京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安排，对于北京的形象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当你越让传媒觉得难以获得资讯的时候，传媒就越会穷追猛打。 我到了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5月1日，也就是他的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就采访了他。这次采访非常辛苦，因为早上七点钟之前就要到北京市政府北楼。他工作和目前居住的地方。我有点好奇，因为过去他一直是从事经济领域的决策工作，但是现在，他担任了市长，而且是在非典横行的情况下。他要处理的事情要具体和琐碎得多，他会怎么做呢？ 八点二十分，他准时从办公大楼里面出来。他走得很快，没有留意到在他面前拍摄的我们，就匆匆上了他的大面包车。他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精神。我想，在金融界工作了那么久，西装对于他来说，应该曾经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天坛公园。 下了车，他看到了我，马上说，“我关注你在伊拉克的报道”，而我马上响应说，“我关注你的记者会”。他和晨练的市民聊天。几乎每个在场的市民都说：“我们认识你，看了你昨天的记者会。”而他也非常关心民众对于他的这场记者招待会的反响。听他和民众聊天，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言谈中常会冒出很多北京土话，有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我们抓紧时间采访他，他说自己刚刚来到北京，选择天坛，是希望看看北京的市民是不是真的因为非典而不敢出门了。 这个上午，王岐山的行程非常紧凑，从居民区到大学，两个小时走了五个地方。虽然有的市民投诉的问题当场获得了解决，或者是至少明确有人来负责，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难道所有的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由市长亲自来解决吗？ 对于我的疑问，他说，其实他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作为一个市长，应该负责处理更加大的事情，制订全盘的政策，但是如果制订的政策不能够在下面落实的话，再好的计划和方案都是没有用的。因此他要亲自到基层，到市民当中去，就是为了看看，上面制订的计划和方案下面有没有真正做到。 他说，他并不希望太多直接干预下面的工作，并不希实工作的话，市民要求市长处理的具体事情会越来越多，而这也就是他召集全北京城八区的区长来开会的原因。 可以看到，虽然他平时显得非常随便，但是在说到原则性问题的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甚至是严厉。他的会非常短，他说他不希望开太多的会，但是他也明白，不开会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把会开得越短越好。 和王岐山工作，一些工作人员表示，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经常会突然改变行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原本他的行程里面并没有清华大学，但是他在参观了大运村之后，突然决定马上到清华大学去。他说，因为在大运村看到的学生太少，觉得不过瘾，所以要到大学去看看。 其实选择清华大学，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心结，原来他的老父亲就是清华大学第五届的毕业生。虽然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同样进入清华大学，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的清华梦当时没有实现。不过事情总是会有转机，几年前，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说，当他告诉他的老父亲的时候，老人家高兴的程度比听到他当了什么官都要大多了。而前些天跟着王岐山到北京的发烧门诊走，他身边的人都非常紧张，虽然事先工作人员和他说好，不能到距隔离区比较近的地方去，但是等他到了医院，和医护人员握手之后，他径直就往隔离区门口走，因为在那里站了很多的医护工作人员，结果是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使劲地拽了回来。 王岐山是一个说话非常有鼓动性的人。 听他讲话的人常常会被他感染，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真实，他经常用直率的方式把一些事实讲出来。 比如他来到医院，马上就和那些在门口等候他的医护工作人员说，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矛盾——虽然他很想亲自来看看，但是又知道他的到来会让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门口站很久来欢迎他。而正因为他的直率，也容易和别人沟通。 那天他和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的代表会面，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让曾经对于北京挑剔的世卫人员，非常满意地离开了市政府大楼。事后我和一些西方的外交官聊。他们说，世卫的代表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一次坦诚的对话，王岐山知道目前面临的问题，也知道北京的公共卫生系统里面存在很多问题，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 王岐山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他没有因为眼前的一些进展而沾沾自喜，而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很多时候是坏的一面，有很强的危机感。正是因为这样，他总是在想，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比如他不断地说，虽然感染数字在下降。但是当民众的生活开始正常，大批民工开始返回北京的时候，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控制局面。 王岐山是一个很懂媒体的人。 他对于媒体的友善态度，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之前的工作经历让他和媒体，特别是香港的媒体有着频繁的接触。除了他自己主动配合媒体的采访，他也不停地向自己的同事和手下灌输这样的一个道理：传媒可以让大家知道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我想他深明如何利用媒体。其实这样的关系往往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对于媒体来说，可以更加全面和权威地报道政府的行踪，而对于领导人物来说，可以通过媒体创造出一个透明开放的形象，缩短和民众的距离。这样的道理，很多人没有想到，或者说并不相信。但是王岐山，他不单单是这样想，而且也这样做。 王岐山很像一个明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大家从电视上看到他的时候，一定会被他的讲话所吸引，这样的特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具备的，所以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受媒体欢迎。他所到之处，经常有人要求和他合影，而他总是来者不拒。有几次采访他，每次别人要求和他合影的时候，如果我在场，他总是要向别人推介我，让大家和我来个合影。然后当大家和我合影的时候，他就非常得意，因为他终于能够成功地把我从他身边支开。 我还记得那次在大运村，一群女大学生围住了他要求拍照，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不过站在那里准备拍照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人群里惟一的男士。看来我成了洪常青了。”拍完照，他马上指着我对那些大学生说：“你们应该找她拍照，她就是那个去伊拉克的女记者。”看到我被他搞得有点不知所措，他显得非常得意，哈哈笑着走开，把我撇给那些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女生们。 在市政府里面办公的王岐山和公开场合的他有点不同。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总是穿着西装，保持着那种在商业银行工作时留下的痕迹。不过，在办公室里面，他就会穿着他的夹克，端着他的保温杯去开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和市委书记刘淇一样，两个人都没有架子，所不同的是，刘淇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的人，而他，个性分明，有的时候让人觉得他有点意气风发，虽然这样的意气风发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 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属于北京市的文物古迹之一。我不知道，从王岐山住的地方，能不能够看到大楼门前那棵葱郁的大树，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留意它。对于他来说，市长这个职务和他以往的工作实在太不相同，因为这是一份需要真正走到老百姓当中去，去解决他们的需要、去感受他们的感受的工作。
国际战略
复旦教授：若朝美和解，台湾问题不容乐观
【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台湾旅行法》(HR535)上签字，这个法案已正式生效成为法律。此前，外界猜测特朗普会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即不签署也不驳回的方式）让《台湾旅行法》自动生效，不过他在16日下午还是选择以签署的方式使法案生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是继1979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最为严重的立法升级”。可以认为，这次事件是中美关于台湾问题最大的一次变动，对中美关系将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复旦大学地区安全与军备控制专家沈丁立此前就曾在采访中指出，假设朝美之间关系取得实质改善，那么美国有可能更多腾出手来，对付中国的资源就会增加，会联动影响台湾问题，果然如此！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台湾旅行法》(HR535)上签字，这个法案已正式生效成为法律。此前，外界猜测特朗普会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即不签署也不驳回的方式）让《台湾旅行法》自动生效，不过他在16日下午还是选择以签署的方式使法案生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是继1979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最为严重的立法升级”。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认为，在政治、军事、经济层面，中方要拿出各种反制措施来应对。 《台湾旅行法》中写了什么？ 范凌志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外事部门负责人、防务部门负责人至今都无法“访问”华盛顿，而美国派官员赴台，也会避开敏感的军事防务部门，多以商务、教育部门之间的交流为主。而这次签署的《台湾旅行法》就是企图对这种受限的高层级官员“互访”进行解禁。 《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国会官网看到，这则编号为“H.R.535”的法案中写着，美国国会认为： “1979年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已持续37年，成为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石，是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支柱。” “‘与台湾关系法’宣布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 “美国认为，任何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影响台湾前途的行为，包括抵制或禁运，美国都严重关切。” “台湾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已经成功地实现民主的重大转变，并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台湾的民主成就激励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人民。” “美国访问一个‘国家’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是美国和这个‘国家’之间联系广度和深度的一个指标。” “自‘与台湾关系法’颁布以来，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由于美国与台湾高层互访的自行限制而导致高层沟通不足。” 因此，美国国会要求： 在观念上，“美国政府应鼓励各级美国和台湾官员互访。” 在政策上，“1、允许美国政府各级官员，包括内阁级国家安全官员，一般军官和其他行政部门官员前往台湾与台湾同行会面；2、允许台湾高级官员在有尊严的条件下进入美国，并会见美国官员，包括国务院、国防和其他内阁机构官员；3、鼓励台北市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设立的其他机构在美国开展业务，包括涉及国会议员，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官员参与的活动，台湾的任何高级官员都可参加。” 为什么特朗普要拖到最后一刻才签署？ 2018年1月10日，《台湾旅行法》草案就已在美国众议院通过，2月7日，获参议院外委会通过，2月28日，该法案又在与其他提案共同包装下，在参议院无异议过关，并在3月5日由白宫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按照美国法律，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未签署也未否决由国会两院通过并提交的《台湾旅行法》（HR 535），该法案于10天后自动生效。此前，外界猜测特朗普会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即不签署也不驳回的方式）让“台湾旅行法”自动生效，不过他在16日下午还是选择以签署的方式使法案生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什么特朗普要拖到最后才签署？首先可能因为他本人最近很忙，美国发生的事情很多，比如换掉国务卿、发动中美贸易战等。还有一种原因是特朗普可能也在观望。但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愿跟国会作对，另外也表明，他是持赞同的立场。这个是很明确的。“原来很多人预测，觉得他应该是不会签署，然后甚至会发一个声明表示继续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台湾旅行法》有没有法律效力？ 会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当然有法律效力了！”在接受采访时，袁征斩钉截铁地说，有人说此法案“没有约束力”，可能是说美国行政部门在执行的时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办，有这样一个空间。但问题是，《台湾旅行法》毕竟是作为法律通过了，而且现在特朗普堂而皇之地签了，当然就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了。 袁征认为，首先，《台湾旅行法》的签署，是继1979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最为严重的立法升级”，它把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慢慢地掏空了。“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操作是不断升级的。在冷战结束之后，偷偷做了很多所谓低调的行为，甚至秘密进行美台军事关系整合互动，很多时候是只做不说，但过去是无法可依，现在变成了‘有法可依’！” 其次，《台湾旅行法》签署后，美国希望借此让中国的外交及各种资源不断围着它转，作为一张牌不断敲打中国。“将来如果一个机构、智库或高校邀请蔡英文访问美国，当有人阻拦她的时候，美国行政部门就会说‘问题很大’，因为阻拦可能引来法律官司。而且，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中国都要阻止，要去动员各种力量，美国可以让你的外交和其他各种资源围着它来转。” 此外，袁征指出，该法案通过后，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会很高兴，“台独”势力会气焰更盛，会使局势更加恶化。在国际上，会还形成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说你不做反应的话，其他国家会有可能效仿跟进。” 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袁征看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没有台湾问题严重，“贸易问题的话，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特朗普最终看重的是什么？他最看重从国内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他来讲，能够继续执政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经济。而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不仅仅会影响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受冲击，特朗普不可能不考虑到。”袁征告诉记者，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就没有任何余地，因为跟台湾问题相比，无论从政治影响还是其他方面来看，贸易战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刘国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必须要肯定，这件事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可以认为，这次事件是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之后，中美关于台湾问题最大的一次变动，对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但是，如果台湾方面以为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就意味着“台湾官员可以自由出入华府”，还是言之尚早，美国还是只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 刘国深说，中国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给美方强有力的回击。台湾一些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到美国或一些敏感地区去，会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石，对国际秩序带来新的挑战。如果美方不顾中国的利益，中国也没必要考虑太多美国的感受。“这个世界不是单极世界，中方要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要拿出各种反制措施。” 人民日报评美"与台湾交往法案"：一个中国原则无妥协余地 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国会此前审议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主张解除对美台高层交往的限制。美方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妄图通过打“台湾牌”渔利，只会适得其反，自食苦果。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中方多次敦促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与台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大局。美方一意孤行推出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挑战一个中国底线，是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的严重干扰，中国人民不会答应。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美国多次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其具有深厚持久利益，但一些做法却自相矛盾。2016年以来，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几十项涉台议案。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批准特朗普上任后首宗对台军售方案。去年12月，特朗普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提出“强化美台防务关系”。而今，“与台湾交往法案”又企图解禁美台高层级官员“互访”，对中国主权、国家统一及安全利益构成侵害，也是在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殊不知，美国采取任何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错误举动，都只能给自己带来同等甚至更为强烈的反作用力。 美国国内弥漫着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最近炒作“中国威胁”的言论甚嚣尘上。面对繁荣发展的中国，美国部分人心理扭曲，仍抱着霸权心态，企图“制衡”中国。这种冷战思维，在21世纪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奏效。对此，任何有政治智慧的美国人都看得明白。美国国安委亚洲事务部前主任麦艾文和国安委中国事务前主任何瑞恩此前就联名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把台湾当做施压中国的工具”。 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有坚守的底线，有无可撼动的定力。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决心坚定不移，日前公布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受到台资企业和台胞广泛好评。中国的统一是历史必然，任何企图干扰这个大趋势的举措都是愚蠢的、徒劳的。 中国重视同美国的友好合作，始终愿意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美方应该做的，是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不是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是循着双方既有共识往前走，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不识时务地开倒车。 中美关系的意义超越了双边范畴，一个良好、健康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利益。美方应认清形势，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切实履行大国责任。 沈丁立：若朝美和解，台湾问题不乐观 跟踪特朗普上台后的议题，会发现他最优先处理的就是朝鲜，这是其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如不出意外，朝美首脑5月会面，将是一次震撼全球的事件。那么在这次见面之前，中方战略学者如何前瞻对中国的影响？“接下来，如果朝鲜的压力小了，那么美国有可能更多腾出手来，对付中国的资源就会增加。”下文为凤凰网大参考专访复旦大学地区安全与军备控制专家沈丁立的访谈实录： 问：请您简单总结一下，哪些主要因素促成5月金特会谈？ 沈丁立：首先，朝鲜急于核导开发是缘由，没有核武器就没有这次见面。第二，开发核武走到极限地步，引起特朗普特别重视。第三，朝鲜做出口头妥协，做出“全面弃核”的超现实承诺。第四，特朗普因势利导，急于和朝鲜做交易。目前这个阶段，朝鲜既要了鱼，又拿到了熊掌：既有核武器，又能见特朗普。 问：您觉得朝美首脑的会面可能会达成什么协议？比如说在朝鲜半岛统一的方向上。 沈丁立：会谈达成统一协议是不可能的。会谈的目的是朝鲜弃核，可能的分歧是有限弃核，还是有条件全面弃核以及条件是什么。朝韩都不愿接受对方主导下的统一，美国同样不想；鉴于统一后美国在半岛的作用不明确，俄罗斯和中国也会谨慎。试问，统一是由谁主导？朝鲜怎么会让韩国去统一它？就比如，大陆可能同意台湾主导两岸统一，或目前的台湾接受大陆对它统一？都不会。所以金特不会谈统一，他们只谈降低彼此感受的威胁。 问：那您觉得这次可能达成什么协议？ 沈丁立：美朝双方共同努力，确保朝鲜不发展新的核武器，最好能削减一些朝鲜已经拥有的核武器、核武器材料以及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设施，以此来换取美国不讲狠话，并在行动下确保美国不以武力威胁将朝鲜打得“鼻子出血”。 问：您觉得这次会面，会不会联动引起台湾问题产生变化？ 沈丁立：也许会带来微妙变化。假设朝美之间关系取得实质改善，一方面在半岛方向减少了中国面临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驻韩美军有了更多在东北亚机动的现实可能，那么将来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就有更多可能将其驻韩部队调来应对，而韩国则可能在美国压力下无力或者不愿予以坚决阻止。想必中朝关系在经历严重恶化之后，朝鲜也不会主动积极采取行动牵制驻韩美军。 问：接下来美国对中国的压迫会越来越重吗？ 沈丁立：接下来，如果朝鲜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小了，甚至朝鲜为了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与美国或虚与委蛇或投怀送抱，确实有利于美国腾出更多资源来对付目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明确的首号对手。不过，虽然局势可能不利，但也没有很大压力，因为中国本身国力强大，况且是核武国家，同时中美关系除了竞争之外，还存在更多地合作领域以及增长空间。 问：那么对于朝美未来关系发展，您是否持乐观看法？ 沈丁立：我一贯乐观。世界上最怕死的是美国，最现实主义的也是美国。美国反对苏联、中国、以色列、印度以及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但先后都被迫在法理或者现实上接受了。对于朝鲜的核武器，如果朝鲜答应并落实以下几点，美国将会现实地与一个口头上弃核实质上低调有限拥核的朝鲜学会和平共处。这些条件是：朝鲜不进行新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不制造更多核武器材料，不再口头上威胁美国与朝鲜周边国家，不输出核武器，近期尽可能多地削减现有核武器，近期尽可能多地销毁已经制造出来的核武器材料，近期尽可能全面销毁核武器设施。 如果朝鲜能做到这些，美国很可能与朝鲜达成妥协，进入实质改善关系阶段。朝鲜愿意会谈的重要原因是它在制裁面前经济走衰，但朝鲜更知道若无核武器，就根本不存在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前提。一个理智的美国政府必须抓大放小，而不应因小失大。特朗普政府在干中学，学中干，必须逐步长智慧。特朗普是商人，他期待和平地做生意，但倾向于通过高压实现和平。他可以开高价，但在现实中打折扣，拿差价。他知道商场谈判不存在一方全赢、他方全输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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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9 08:4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