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透视
40岁是个中年失业的卡点 高资历人士也无法幸免
【博览财经特稿】“35岁就业门槛”是一个热门话题，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受到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加，难度还会增大。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正处于“代际挤压”的状态之中。他们既无法退休以完全脱离职场，又在面临年轻一代的颠覆性挑战，一旦失业，就可能面临彻底从职场消失的风险。从业18年的资深猎头安妮说：“40岁是一个中年失业的卡点，这是比较明显的现象，同时40岁也是我们做猎头的年龄红线。”
失业困境在高资历人群中更加显化。他们缺乏行之有效的支持系统。这样的人群，多见一人收入要供养整个家庭的单职工，或配偶低收入家庭。社会设法捞起弱势的底层人群，但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承接他们。和中年失业的现状一同挤压他们的是异常沉重的负担，高房贷、高教育支出、高赡养责任，和无法改变的自身老去。
时代的列车没有承诺给所有人座位，在这群曾经的“优胜者”的人生故事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样令人焦灼，甚至更加焦灼。
44岁的宋飞匿名卖了一块表。那是一块和劳力士同档位的万国牌男士腕表，葡萄牙经典系列，18K玫瑰金。他很早就看中了这块表，但直到2021年，他才用11万左右的价格购入。那一年，他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家装企业经销商公司里升职为副总，从哈尔滨空降宁波，帮助品牌在宁波的当年市场份额做到了一个多亿。完成了公司的目标，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奖励，添了一点钱送了自己那块表，纪念他职场的高光时刻。
2024年夏天，在北京房价最昂贵地段之一的三里屯附近，董岚昕和自己45岁的工程师丈夫已经在家里消沉了很久。2024年初，新工作只做满了一年半的丈夫再次失业，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因为育儿，董岚昕已经离开职场多年。
董岚昕只在傍晚菜市场要收摊儿的时候才去买菜，裂口的胡萝卜，削完以后也没剩什么，腌点咸菜能拌饭吃。“平常我俩白天就是往床上一躺，一躺一天，我说真的就跟《白鹿原》里面田小娥和白孝文似的，两个人特别饿了，没有吃的，就往那破窑洞一躺……谁有心思做饭？除非孩子回来，给孩子对付一个。”董岚昕说。
丈夫失业的11个半月里，董岚昕远在东北的发小很不放心。发小平时做财务工作很忙很累，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本来中午都要午睡的，可是都用来给董岚昕打电话。她知道董岚昕家真实的情况。“她怕我心窄，怕我扛不过去。”
厦门多台风，去年家里阳台的窗户有裂纹，被吹掉了一扇，一直拖着没换新的。这种氛围被孩子敏锐地捕捉，今年父亲节，儿子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礼物，画了一张100元的钱给他。失业后，儿子还给过他一次钱，真的是50元人民币。儿子成绩好，钱是写了作业给同学抄挣来的。
人在被动失业后，都会感到恐慌，节流是能够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这些家庭呈现出来的状态已经紧张到了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毕竟他们都人到中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资本积累，有一套或者多套房屋，有一辆或者多辆车辆，也有过高收入的进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
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处，上海东方明珠的对面，未来浦西第一楼盘的附近，今年41岁的路总，家就在这里。经过近20年的打拼，他终于从一线基层销售员拼到了世界500强企业的集团总经理位置，他的职业生涯也在40岁的卡点遇到了中断，今年是中断的第三年。意识到失业后，他尽力减少开支。妻子的包不买了，自己喜欢的金属制品不买了。“除了必要的吃，其他能不消费就不消费……以前就是穷苦过来的，没有什么控制不住的。”路总说。
在浙江宁波，46岁的磊哥也在“量入为出”。他减少了应酬，尽量避免家庭的外出就餐，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以前为了给孩子“见世面”，经常会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出国旅游，这两年几乎没有再出去过。孩子兴趣班的报班也更慎重，前段时间他儿子报名了打靶射击，要1000多元一次，因为儿子说不喜欢，上了5节课磊哥就停掉了。“原来是无所谓的，报名可能一次就报一年。如果他不想学了，我还会跟他讲，你得适应慢慢学。现在是不喜欢就不学了，而且我心里会想，钱花在这里干什么？”
机会
2022年，路总所在集团的母公司爆雷，他收到通知要解散所有的团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主动离开了岗位。当时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并不着急。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他的履历里最长的一次空窗期不过只是3到4个月。
他失业回到上海的时候，女儿小升初，他第一次有了时间陪她去升学报到。因为工作，以往女儿的幼儿园、小学升学，他都不在场。“我就把她抱着，她两只脚夹在我的腰上，我把她抱到初中的学校门口。然后我和老婆说，这个照片和视频给我留好，这是爸爸送她去初中的画面，等到她以后读大学的第一天，我也把她抱到大学校园门口。”这是那4个月里，他感觉最松弛的时刻。
他逐渐发现“向下走”是一条死胡同。一方面，他的年龄已经在40岁以上了，他需要谨慎选择，如果选错了企业，容易一年半载再失业，会让履历变得难看，错过了高管的黄金年龄窗口，注定被淘汰。
在不远的宁波，磊哥的经历几乎验证了路总的判断。在40岁出头的时候，磊哥还试过重新进入职场，当时他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兼总监的职位，但只做了两个多月。“我创过业，当过老板，管过的人很多，很多问题实际很好解决。我去那边也是想做事情，不是为了养老的。但是那家公司情况特别复杂，我想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要得罪一批利益团体。得罪之后我又没法混，可能会把我的口碑做坏了，不如我离开。”他说。
“我感觉到，我的年龄成为他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意识到这层之后，磊哥改变策略，他不再希望能得到一个被雇佣的职位，他愿意带资入职当合伙人，工资可以拿低一点，只要还在行业内。但是那年教育行业受“双减政策”影响，老板们都异常谨慎，磊哥一直都没有谈成。
机会持续萎缩。“45岁以上失业，基本没戏了，”磊哥说，“2022、2023年的时候猎头还找我，从2024年开始猎头都不找我了。”他曾经和一位熟悉的猎头开玩笑说他不理自己了。对方回答得很有水平，他说：“刘总，您只能去当老板。”
同样被卡在外面的，还有侯哥。平台上他自己觉得合适的岗位已经全都投过了简历，甚至厦门每天有哪些新岗位出来，他都一清二楚，有可能的就尽快联系。但半年过去了，他还是失业。
即使40岁出头的时候暂时找到去处，但无法久待，年龄越大越容易进入连续失业、持续失业的死循环。宋飞从副总职位离开之后，今年是他第二次经历失业。侯哥从设计总监职位离开后，已经经历了三次失业。董岚昕的丈夫被工作14年的汽车设计公司辞退之后，他也经历了两次失业。
南风窗采访了有18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猎头安妮。她表示，在自己的工作经验里，40岁的确是一个就业的卡点。在承接招聘需求的时候，有的企业会先给出官方招聘要求，但随后通过电话沟通其他的隐形要求，其中常见的就是年龄40岁以下。随着近年B端企业招聘业务下滑，她建立了新团队面向C端求职群体，提供陪跑咨询服务。
安妮能理解双方的难处。对应聘者来说，40岁以上是责任最沉重的年龄阶段。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它是逐利的。它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劳动力，比如年轻人。
理论上来说，这些人在失业后都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变现，他们可以活得相对轻松。但实际情况是，他们无法承受退出职场的后果。“我们家睁开眼睛，每个月（的开销）就是2.7万（元）。”董岚昕说。目前家里在北京有两套房，一套在中心城区三里屯，每个月要还房贷1.5万元；一套是别区的普通住宅，每个月要还房贷6000元；车也是贷款购买，每个月要还6000元。人有可能会失业，但银行账单不会消失。
2024年丈夫失业的时候，刚好赶上女儿“小升初”，除了平日的常规补课，为了能分好班级，女儿还要上入学考试的加强班。数学报了两项，一个线上的5000元，一个海淀线下的7000元。语文也报了名师班，那位老师在家长圈里以“他的老师曾经是高考作文满分”而出名，收费1.2万元……除此之外，还有白天一直在学的钢琴课，450元每周，2种舞蹈课，450和540元每周。
第一次选拔的时候，女儿没有选上，董岚昕一个人出去待了三天，她接受不了。女儿今年就要上初二了，董岚昕最担心孩子将来上“职高”。她和丈夫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他们亲身体会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把他们从东北和山西带到了北京。
丈夫失业了没有收入，家庭的运转全靠丈夫失业的赔偿款和她自己前些年倒腾房子剩下来的一笔钱维持。贷款和补课费是砍不了的支出，情况就变成了能省则省，不能省也想办法省。董岚昕想过卖房，但是房贷压力最重的房子，是为了女儿升学买的“老破小”学区房。
回家第二年，他就陷入了持续失业。前几个月还有一些存款，但中间他全款购买了一辆汽车，导致存款告急。有一家离家很远的企业联系他，他以为合作顺利，所以买车通勤，但事情结束在了谈薪资的环节。现在，他不得不开始变卖一些以前的收藏品补贴家用。
邓哥失业后，只给了自己两个月的找工作时间。他有房贷，孩子一个学期的补课费七八千，耗不起。那段时间，他失眠，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怕影响妻子，起床站到阳台上往外看一看。“任何人都不能指望那点存款过日子，普通人能有多少存款？几十万了不起了，几十万能花多长时间？很快的。万一再有个什么事情手上一毛钱没有，怎么弄？”邓哥说。
采访路总的那天是周末，他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放学后都能自由玩耍。不像现在，孩子每天做作业做到晚上12点，早上6点多起来又要到学校。周末还要补课，现在已经出去了，又在补课。没有童年的快乐，而且关键是，你不补别人补。”
他认为他所在的时代是自己和自己的竞争，但未来女儿的时代人才是饱和的，是和他人的竞争。“现在，我们能为下一代提供的赋能关系很多，因为即使孩子能力再强，没有这些关系的支持，也很难成功。”
比如终将到来的衰老。“45岁确实是往暮年走了，这是真话。原来我大概每天12点睡觉，大概每天早上5点起床出去跑步，今年这种节奏就受不了了。虽然也会醒，但是觉得很累，下午必须睡一觉，否则缓不过来，就这个巅峰已经过了。”磊哥说。
有没有别的机会？安妮在提到40岁以上人群失业难题的时候，指出了一个阻碍他们找到工作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尊严、面子问题——很多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愿意求助。
是会有顾虑的。刚失业的时候，邓哥没有告诉父母和朋友，只有妻子知道。侯哥在失业后有时在社交账号上发一些状态，但他仔仔细细地屏蔽了家人。宋飞在一些瞬间会产生负罪感、耻感，比如工作时间遇到邻居，对方问他一句“最近没上班啊？”又或者，平时接送孩子都是妈妈，别的家长发现最近怎么是爸爸。而且正常是四点半放学，“他怎么能有时间呢？就感觉大家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会存在，但什么都抵不过生存压力。
“高不成，低不就”，相比于他的家庭支出来说，这些机会带来的收入杯水车薪。有一天他跑了一个上午，去掉成本只挣了44块钱。单量上不去，“最久的时候我在路边等了半个小时，有200多个单，但就是接不到。”他跑了三四天的滴滴，只做了三四十单，他后来知道了自己是新手滴滴司机，不熟练而且口碑值太低，而别人都做了好久。最近有人问他做不做保洁，装不装柜子，他拎着包就去了，比跑滴滴的时薪高一些。
侯哥今年2月失业，在6月初又失业。5月份他被一家公司招进去了，只干了仅仅一个月，又很快让他离开。他回忆说：“公司开了一个会，讨论下来觉得自主研发成本太大了，需要招很多人，而且以后的工作量可能也不够饱和，最后决定把项目外包出去。这样一来，我的岗位就变得很尴尬，不需要我了。”
有多个受访者提到了没有时间和资本去重新学习的问题。人到中年，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淘汰品，有时候连他们以往倚靠的专业，也会成为时代的过期品。
中年人最害怕的事情是，失业，再遇到变故。2024年8月对董岚昕的家庭来说，异常艰难。丈夫失业已经半年，中间找熟悉的猎头介绍去了一家公司面试，offer都已经下了，8月15日她让丈夫拉着行李提前去当地等候入职。但后来猎头传递的消息就是，“老板在办理入职的时候没有签字，‘他是78年的不是98年的’”。同期，他还经历了前后4次面试讲PPT的“白嫖”。
失业一年多，最绝望的时候，董岚昕和发小说，自己想过分开。那时候两个人面对面已经是“一潭死水”，把房子卖掉，他们都各自去重新开始，也许未来还能再遇到，一切都好了。她想过去葡萄牙当服务员，去日本做保洁、照顾老人，去加拿大给人带孩子，只要有钱拉扯女儿。
但是，今年他母亲的身体出了问题，父亲早就在10年前去世，他是唯一的直系亲属，5月他要请一个长假去陪母亲手术。他在请假的时候，附带了希望能对工作量合理调整的协商请求，然后他6月就被裁员。他最近在争取2N的赔偿，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大单笔收入”。
丈夫一边做驾驶陪练一边找工作，董岚昕就在社交媒体上到处求助。有一次她看到一个清华毕业的学生去开出租的视频采访，她留言说：“我老公以前工程师现在还干驾驶陪练呢。”账号联系董岚昕，她带着老公去上了一期节目。在这之后就“火”了，丈夫以前大学的北京校友会看到之后，提出要帮忙联系找工作。女儿就读学校的家长看到了，也说要帮忙。
如果人到中年，自己的支持系统有限，可以选择扩大求助面，这是董岚昕采取的措施。同时，这也是有自己社交账号的宋飞、侯哥采取的措施，他们分别以“从头再来的飞哥”和“侯哥带你找工作”命名了各自的账号，但他们自己目前却还依然待业。
整合自己以往的能力，做自己感兴趣的、能坚持下来的事情，这是邓哥采取的方式。磊哥也是一样的逻辑，整合自己的资源，一边在账号“磊哥聊职场”上分享自己的经验，一边因为自己是评茶师的身份，成立了个人公司售卖茶叶。路总也整合了自己上下游的资源，创办了“路裕笙”米面粮油品牌，他选择了一条有风险的，但也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通往财务自由的路。
在时代的不确定性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幸免，再优秀也不行。2025年1月之前，47岁的Sally是一家百亿公司的中国区女总裁，往前再推一份工作，她也还是外企的女总裁。她已经做到了很多人都无法抵达的高度，在美国总部开会，200多人里只有她一张中国面孔。但在2025年1月底，她在确认公司撤出中国的消息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失业。
如果没有遇到这么多的变故，她会在提前获知消息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也许会带着自己的团队嫁接到另一个平台，她以前就这样做过。Sally从不踩空，但这一次她解散了团队，48岁，一个人独自回到了就业市场。
虽然有不菲的资产，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压力，两个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大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即将毕业，二女儿在英国刚刚读初中，学费高昂。
2月的时候，Sally接受过一些面试。她遇到的情况和大家的差不多，拿到了几个外企总裁的机会，“他们都是结果导向，你把业绩做出来，两年后他要把公司卖掉”。Sally拒绝了。本来美国公司在退出前向Sally承诺了一个调任的岗位，但流程复杂，也十分被动。她不想这样，开始问自己未来十年想做什么，她能做什么。她决定做中国活动品牌出海。想明白之后，她去北京找中国本土的Top品牌活动公司的负责人“抽了一根烟”，他们一拍即合，谈定了合伙人的身份，她要把办公室开到国外去。48岁，Sally又有了新工作。
邓哥这些年见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对于时代和个人的问题，他这样回答：“当时代红利多的时候，更多的人靠努力可以得到红利；当时代红利少的时候，更少的人，更努力、更优秀的那部分人能抓住这个时代红利。”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想成功，都很努力，但成功是个人选择和时代舞台的相遇。“八九十年代，有一波最大的红利就是出国打工，很多在日本打工回到上海买房子的人，现在资产都过亿了。不是每个人都去了，去了能挣大钱的人也没多少，大多数还是没有挣到钱的普通人……我所看到的真正挣到钱的人，不仅是他一个人，可能要靠几代人资源的叠加，又刚好做的行业遇到了风口，几种机会一起都叠加了才能真的很牛。”
时代会一直改变下去，但我们至少有一种选择，就是选择怎么面对它。在还完房贷的最后一年，夸夸爸爸被大厂裁员。那不是北京很贵的一套房子，300万。但他不准备给女儿买学区房了，他也不想女儿重复自己小时候的“家训”——没有拿双百，回家自己主动脱下裤子，等挨打。如果时代没有提供更多选择，那么他决定在自己的这一代，结束父母奋力托举下一代的“牺牲”模式，结束被房子、车子捆绑的功绩模式。虽然可能做起来更难，还是会在想到未来的社保时感到恐惧，但夸夸爸爸想试一试，他想给女儿当个“榜样”。（文中配图部分来源网络）（来源：南风窗 作者：马拉拉、钟诗艺 编辑：赵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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